梁晶做事，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否则，当年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这些人也不会为她所动，她也不会至今只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并自己出钱举办各种学术活动。梁晶的“真诚、认真和执着”最终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界记住了她的名字。多年来，“梁晶”这个名字总是安静地尾随在由她策划或引进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金融学译丛》等书系之后，而国内许多经济学人正是捧着她出版的书成长起来的。同样，在各种著名的中外经济学家论坛中也时时闪现着梁晶的身影，不过并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在舞台的幕后，为此，有媒体称她为“超级经济学派对的女主人”。
　　梁晶只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教授，但她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名教师所应该努力的范围。她告诉记者，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圆一个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梦想。
　　
　　人的一生总是有无数梦想。小时候曾经梦想这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管我。长大一点才知这个梦想没法实现，一个人若是离开和别人共同居住的环境就难以生存。曾经有过那么多不著边际的梦想，才逐渐使我真正的梦想成熟了起来。
　　1980 年代末，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处于突破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学改革不断遇到新的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来解决。当时一批像樊纲这样有理想的青年经济学家非常活跃，而我正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于是我就积极联络大家，大家立志要为中国经济学改革做点贡献。当时由我主编的《经济科学文库》就是在这种种背景下诞生的，它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对中国传统的经济学进行了改造，这套书出版后在国内影响很大。
　　到了1990 年代初，中国经济学教育走到了一个更大的十字路口，当时的经济学教育非常落后，大学的经济学教材跟不上，师资力量差，整个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于是，我们酝酿一件事情，就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我们首先把西方经济学中最流行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使中国的学生能够把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作为课堂上的教材使用。在经济学各领域，我们都有最好的西方版本引进。与此同时，为了推动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每年我们都把许多世界顶尖级的经济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给学生办各种西方经济学讲座，给全国高校经济学教师作培训，并进一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对话和交流。
　　如今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是我们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问题上走过的路并不平坦，想想当年出版第一本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现在看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当时遇到的阻力却非常大，比如是否让中国的学生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在当时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来讨论。我们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成功，但是我们为了实现梦想努力了。
　　当然，正是由于怀着这样的梦想以及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使得没有人和我们竞争。教材引进后很受欢迎，整个社会环境也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
　　回忆10年来自己为中国经济学教育所做的工作，我感到欣慰，我做了，并且成功了。同时在我之后，更多、更大量的经济学教科书和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尤其是1995年出版《经济科学译丛》以来，在经济学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带动了国内引进国外学术出版的高潮。现在，中国完全改变了以往封闭的状态，如今我们的学生不仅能够使用国外最流行的教科书，还能够在自己的课堂上听到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讲课，我们每年都有那么多学生去国外读博士，他们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成绩也博得了国外大学的认同。
　　如今我已离开了人大出版社，又回到学校，在人大的财政金融学院当老师，我的工作室仍然致力于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著作，每年工作室还会策划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支持，在学校里我们的各种活动得到老师、同学们的响应。
　　如果问我今后的梦想，我想说，今后我想做的事，是出版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教材，这将是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学教材，它将是结合中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应用的经济学教材。我还想办一本为教学服务的杂志，它将把西方课堂上新的、动态的内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在教科书之外，找到一种经济学教学的全新内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