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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地处浙东新昌，一个叫查林村的地方。这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聚居着四百多户人家。
小姑家在村西的大道地，我们那里把天井称道地。大道地中央有口水井，因为井水冬暖夏凉，所以，总是门庭若市。道地中一户朝西的人家，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镜框里一张黑白大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很年轻，梳着分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微微笑着。
这户人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着两位老太。妈妈悄悄告诉我，高瘦的叫梁小芬，按辈分我应尊称小芬姑婆；较胖的叫陈莲珠，我应该尊称柏台婆婆。两位婆婆裹着小脚，梳着盘头。
“柏台婆，照片里的人是谁？”一天，我年幼好奇，指着大镜框里的男人问。
“梁柏台！”柏台婆笑着望望照片又看看我。
“梁柏台是谁呀？”我歪着头问。
“按辈分你要叫爷爷！叫柏台爷爷。”
“那柏台爷爷在哪里呢？”
“在很远的地方……”
“柏台爷爷结婚七天后就走了，你们吵架了吗？”
“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书时，就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约好，要去苏联留学。临行前，我俩拜堂成亲。结婚当晚，他就和我约定，七天后要离开，最多三年就会回来。我说，只要你好，再多三年也无妨。想不到一等这么多年。”柏台婆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涟漪。
小芬姑婆插话道：“你柏台爷爷1921年3月3日，农历正月廿四结的婚；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一离开家。这一天早晨我送他到大岭脚（查林通往新昌的一条山路）。你柏台爷爷拉住我的手说，大姐，我这一走，父母和莲珠托付给你了。我说柏台，你放心走吧！弟不回家，姐不出嫁。他接过我塞给的两个银角子，开始向大岭头攀登。他没走多远，又回身向我挥挥手，说了句：‘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为什么不把柏台爷爷叫回来？”
小芬姑婆用芭蕉扇拍拍我的屁股说：“写了好多封信到苏联，告诉你柏台爷爷，村里他的亲朋好友，谁谁发了财，谁谁做了官，家中生活怎么怎么艰难。你柏台爷爷回信说，要我们别仰慕人家的富贵，他最不喜欢提钱财两字。就是你柏台爷爷的爸爸去世，他也没有时间赶回来。”
后来，梁柏台也有过回国后帮助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设想，但一次广州之行差点被捕彻底断绝了这样的念头。梁柏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但自己有随时牺牲的可能，甚至还有灭门九族的危险。后经组织批准，在海参崴与周月林结成革命伴侣，并写信回家向陈莲珠提出离婚。收信后的陈莲珠，只说了八个字：“夫不回家，决不改嫁！”就一直侍奉公婆，陪伴小芬，日复一日地等着柏台。
家乡是纯朴的，两位老人是纯朴的，纯朴得如同家乡的泥土。
梁柏台的父亲梁开钱早在1925年就离开了人世，等不来儿子柏台“少则两年多则三年就要回返”的承诺。遗下三个女人艰难度日，生活酸辛可想而知。农村家庭没有男人，就等于没有了支柱。常年的重担谁来挑？天大的事情谁来担？三个女人的肩膀实在太纤弱，三个女人的小脚实在太纤细，三个女人的地位实在太卑微，一些外族外姓根本瞧不起，就是个别本族无赖也常来欺侮。母亲胡玉兰带着满腔的幽怨和期待，于1946年8月19日喊着“柏台”“柏台”的名字离开了世界。梁小芬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把梁柏台读书时的课本、作文、日记、信稿和簿册及学习用品100余件，连同自己的无限思念，珍藏进一个竹制的书箱。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梁小芬与陈莲珠得知后兴奋不已，彻夜难眠。她俩一次次伫立村口桥头，站在公路旁边，迎送着一支支解放军部队，希望队伍中突然走出一身戎装的梁柏台，挥着手微笑着向他们奔来。梁小芬一次次清理着弟弟的物品，等待着爱弟的归来；陈莲珠则一次次对镜自照着容颜，想象着梁柏台又将会是怎样。
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政府首次派人来到梁柏台老家，送来慰问粮，挂上“光荣”匾，还贴上了年画春联。到了1953年，梁柏台一直没有消息，到底算“烈属”还是“军属”？那年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工资制，梁柏台的优抚待遇也被取消。陈莲珠和梁小芬开始寻找梁柏台和他第二任妻子周月林及他们的子女。先给毛主席写信，不久收到了中组部的回信，回答是“不详该同志下落”。（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梁小芬又找到新昌县委办公室，请求组织出面帮助寻找梁柏台、周月林及其子女的下落。1955年8月上旬，新昌县委办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我们从档案中查到，梁柏台、周月林都到苏联学习过，都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梁柏台担任过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員，已牺牲，但关于他的情况我处无材料，以后有材料，可续告。周月林在1935年3月在福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以后下落不明。”（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195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梁小芬和陈莲珠听完新昌县委办回复的信函，两位女人呆呆地坐着，泥塑木雕一般。虽然早就有过传闻，终究未被证实，而现在，最后一盏希望的灯，已被现实吹灭，最后一片信念的帆，已被无情吞没。她们沧桑的脸上流下两行热泪，然后转为轻轻的抽泣，开始时如琴弦凝涩，如幽咽泉流，继而像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那种肝肠寸断的号啕大哭，那种撕心裂肺的声声呼号，石人也会掉泪，铁人也会动容。梁小芬任凭涕泗滂沱，声声呼唤着“柏台、柏台”的名字；陈莲珠则捂着手绢，更多的是哀哀而哭。哭吧哭吧，太多的思念，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期待，都付与这泪珠一串串。
1956年，新昌县委派人来查林村进一步了解情况，并给陈莲珠落实了烈属待遇。
等到1957年，新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属证也已两年，算命先生说梁柏台“59岁的命数”这一年也已期满。已经66岁的梁小芬和61岁的陈莲珠含泪理出梁柏台穿过的衣衫，装进一具小小的薄棺，一路哭喊，声声呼唤，“柏台，归来！柏台，归来！”直抬到横岩头等的安山下葬，陈莲珠则在梁柏台的衣冠冢旁，营建了自己的寿圹。生不能同床，死求能同穴；生不能白头到老，死求相爱到永远。
小姑家在村西的大道地，我们那里把天井称道地。大道地中央有口水井，因为井水冬暖夏凉，所以，总是门庭若市。道地中一户朝西的人家，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镜框里一张黑白大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很年轻，梳着分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微微笑着。
这户人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着两位老太。妈妈悄悄告诉我，高瘦的叫梁小芬，按辈分我应尊称小芬姑婆；较胖的叫陈莲珠，我应该尊称柏台婆婆。两位婆婆裹着小脚，梳着盘头。
“柏台婆，照片里的人是谁？”一天，我年幼好奇，指着大镜框里的男人问。
“梁柏台！”柏台婆笑着望望照片又看看我。
“梁柏台是谁呀？”我歪着头问。
“按辈分你要叫爷爷！叫柏台爷爷。”
“那柏台爷爷在哪里呢？”
“在很远的地方……”
“柏台爷爷结婚七天后就走了，你们吵架了吗？”
“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书时，就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约好，要去苏联留学。临行前，我俩拜堂成亲。结婚当晚，他就和我约定，七天后要离开，最多三年就会回来。我说，只要你好，再多三年也无妨。想不到一等这么多年。”柏台婆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涟漪。
小芬姑婆插话道：“你柏台爷爷1921年3月3日，农历正月廿四结的婚；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一离开家。这一天早晨我送他到大岭脚（查林通往新昌的一条山路）。你柏台爷爷拉住我的手说，大姐，我这一走，父母和莲珠托付给你了。我说柏台，你放心走吧！弟不回家，姐不出嫁。他接过我塞给的两个银角子，开始向大岭头攀登。他没走多远，又回身向我挥挥手，说了句：‘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为什么不把柏台爷爷叫回来？”
小芬姑婆用芭蕉扇拍拍我的屁股说：“写了好多封信到苏联，告诉你柏台爷爷，村里他的亲朋好友，谁谁发了财，谁谁做了官，家中生活怎么怎么艰难。你柏台爷爷回信说，要我们别仰慕人家的富贵，他最不喜欢提钱财两字。就是你柏台爷爷的爸爸去世，他也没有时间赶回来。”
后来，梁柏台也有过回国后帮助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设想，但一次广州之行差点被捕彻底断绝了这样的念头。梁柏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但自己有随时牺牲的可能，甚至还有灭门九族的危险。后经组织批准，在海参崴与周月林结成革命伴侣，并写信回家向陈莲珠提出离婚。收信后的陈莲珠，只说了八个字：“夫不回家，决不改嫁！”就一直侍奉公婆，陪伴小芬，日复一日地等着柏台。
家乡是纯朴的，两位老人是纯朴的，纯朴得如同家乡的泥土。
梁柏台的父亲梁开钱早在1925年就离开了人世，等不来儿子柏台“少则两年多则三年就要回返”的承诺。遗下三个女人艰难度日，生活酸辛可想而知。农村家庭没有男人，就等于没有了支柱。常年的重担谁来挑？天大的事情谁来担？三个女人的肩膀实在太纤弱，三个女人的小脚实在太纤细，三个女人的地位实在太卑微，一些外族外姓根本瞧不起，就是个别本族无赖也常来欺侮。母亲胡玉兰带着满腔的幽怨和期待，于1946年8月19日喊着“柏台”“柏台”的名字离开了世界。梁小芬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把梁柏台读书时的课本、作文、日记、信稿和簿册及学习用品100余件，连同自己的无限思念，珍藏进一个竹制的书箱。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梁小芬与陈莲珠得知后兴奋不已，彻夜难眠。她俩一次次伫立村口桥头，站在公路旁边，迎送着一支支解放军部队，希望队伍中突然走出一身戎装的梁柏台，挥着手微笑着向他们奔来。梁小芬一次次清理着弟弟的物品，等待着爱弟的归来；陈莲珠则一次次对镜自照着容颜，想象着梁柏台又将会是怎样。
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政府首次派人来到梁柏台老家，送来慰问粮，挂上“光荣”匾，还贴上了年画春联。到了1953年，梁柏台一直没有消息，到底算“烈属”还是“军属”？那年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工资制，梁柏台的优抚待遇也被取消。陈莲珠和梁小芬开始寻找梁柏台和他第二任妻子周月林及他们的子女。先给毛主席写信，不久收到了中组部的回信，回答是“不详该同志下落”。（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梁小芬又找到新昌县委办公室，请求组织出面帮助寻找梁柏台、周月林及其子女的下落。1955年8月上旬，新昌县委办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我们从档案中查到，梁柏台、周月林都到苏联学习过，都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梁柏台担任过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員，已牺牲，但关于他的情况我处无材料，以后有材料，可续告。周月林在1935年3月在福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以后下落不明。”（原件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
195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梁小芬和陈莲珠听完新昌县委办回复的信函，两位女人呆呆地坐着，泥塑木雕一般。虽然早就有过传闻，终究未被证实，而现在，最后一盏希望的灯，已被现实吹灭，最后一片信念的帆，已被无情吞没。她们沧桑的脸上流下两行热泪，然后转为轻轻的抽泣，开始时如琴弦凝涩，如幽咽泉流，继而像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那种肝肠寸断的号啕大哭，那种撕心裂肺的声声呼号，石人也会掉泪，铁人也会动容。梁小芬任凭涕泗滂沱，声声呼唤着“柏台、柏台”的名字；陈莲珠则捂着手绢，更多的是哀哀而哭。哭吧哭吧，太多的思念，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期待，都付与这泪珠一串串。
1956年，新昌县委派人来查林村进一步了解情况，并给陈莲珠落实了烈属待遇。
等到1957年，新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属证也已两年，算命先生说梁柏台“59岁的命数”这一年也已期满。已经66岁的梁小芬和61岁的陈莲珠含泪理出梁柏台穿过的衣衫，装进一具小小的薄棺，一路哭喊，声声呼唤，“柏台，归来！柏台，归来！”直抬到横岩头等的安山下葬，陈莲珠则在梁柏台的衣冠冢旁，营建了自己的寿圹。生不能同床，死求能同穴；生不能白头到老，死求相爱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