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思和怀念20世纪80年代渐渐成为潮流，但在今天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80年代之间，其实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关键性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三十年历史的时候，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时期，那就是90年代。这个时期的意义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受到了，90年代其实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时代，正是由于有了90年代的文化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
　　回首90年代，在当时有关“后现代”和“后殖民”问题的讨论中，我提出了有关“阐释中国”的挑战的问题。我在1995年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的一篇文章中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与人们的预言相反，出现了新的活跃和繁荣的局面。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及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当下中国大陆文化的发展也已走上了人们意想不到的轨道。后新时期/新时期间的断裂已经显现得十分清楚;以旧的话语方式来阐释中国大陆文化，已被当下新的文化实践所抛弃;不少海外研究者为中国大陆文化绘出的阴郁黯淡的图景，也被这一文化的活力和丰富性无情地否定。目前出现的最为尖刻的‘历史的讽刺’在于，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进程完全脱离了昔日居于话语中心的‘知识分子’的把握，也完全脱离了在海外或者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既定话语及阐释模式的把握。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无法加以驯服的‘他者’。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犹如一种异常尖锐的挑战，它在嘲弄着我们业已形成的‘知识’。这就形成了有关中国的巨大的阐释焦虑。”
　　其实，如何理解20世纪的最后岁月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面对的挑战。“阐释中国”仍然是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共同的责任。这个民族的新的历史，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认识和追问，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参与这一历史的进程。
　　认识90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80年代开始。我自己的历程也和这有关。80年代的初中叶，我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崇拜者，狂热地迷恋个人解放和“主体”的话语。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80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1984年版 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
　　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就是对于80年代新精神的召唤。换句话说，80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要求。而之后无论是萨特热还是弗洛伊德热，其实也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而萌生的响应。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展开的前提，80年代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的话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80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梦想。
　　从1987年到1988年，是我的文学研究工作的转折点，我开始了解结构主义和其后的各种理论。那时，伍晓明兄和我同在一楼工作，他当时正在翻译伊格尔顿的《20世纪文学理论》，我们开始认真地阅读这本书，并经常讨论。当时我们都好象突然“顿悟”到，原来理论对于解释文本竟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当时，中国文学界阅读文本的方式大多依然是印象式的，它对于文本采取十分简单的方式加以品评和判断，而结构主义及其以后的种种理论，则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思考和分析作品的方法。通过对结构主义及其后各种理论不断的阅读和讨论，我发现，对于问题可以不再简单地下一个是非判断，而是思考它发生的脉络。

　　早在1985年杰姆逊来北京大学讲学时，他的主题就并非仅仅介绍一下后现代主义，而是用了多数时间介绍了结构主义及其以后的各种理论。只不过，那时我觉得这一套理论难以运作，对它也没有发生特别的兴趣。我真正进入结构主义及其以后的理论，确实是1987年以后的若干新的文化因素造成的。有两个原因特别重要。一是在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马原、苏童、格非、孙甘露、洪峰、余华等等，我们习惯的解释策略在面对这些作品时出现了困难;二是在电影理论界，以《当代电影》杂志为中心的一批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新理论分析中国电影，大概那时他们的工作也十分寂寞，于是经常组织一些小型会议，试图和文学批评界的年轻人合作，我也是他们的合作对象之一，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和对电影本文的阅读对我都很有震撼。现在回想起来，新理论的确提供了一个当时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后来变成了90年代所谓“后学”的理论基础。
　　进入90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在这个背景下，中国90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国家对人们生活经验全面控制的基础渐趋瓦解，市民社会已经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所谓“公共空间”，似乎也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中国的全球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90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80年代的“新时期”基本上是不及物的，过大的精神追求几乎遮蔽了“物質”的一切诱惑和吸引;但到了90年代的后新时期，却是将80年代抽象的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将康德式的、用头脑站立的玄虚的“主体性”，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由此，80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被90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80年代康德式的自由的“主体”摇身一变，这才成就了90年代黑格尔式的“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
　　90年代可以说有两次重大的文化讨论，即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有关“后现代”与“后殖民”问题的讨论。前者在国内引起的关注度极高，从《读书》杂志开始，后来扩展到了国内的各种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剧烈的论争。后者由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开始，也不断引发论战。这两场论争其实都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提出的论争，我当时也是其中的参与者。在十多年之后回想这两场论争，我觉得论争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也就是如何“阐释中国”的问题。
　　一是关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讨论。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其实就是基于对中国内部“市场化”的文化后果认知的巨大分歧而展开的。在王晓明主持的《旷野的废墟》这本对话录中，他们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描述得异常阴郁黯淡。这里是“旷野上的废墟”，是“人文精神的危机”，是“我们已经对发展我们的精神生活失掉了兴趣”。当时，其实确实进行过一场“高雅文学”与“低俗文化”的冲突或战争。这冲突或战争的焦点最后聚集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王朔，他曾经是一个文学人物，但90年代以后，他转身以一个大众文化的“英雄”角色出现;另一个是王蒙，他的《躲避崇高》一文，遭到文学圈内部猛烈的批评。
　　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化是否带来了人的堕落和民族的堕落。“否定”派认为这种堕落已经发展得异常严重，而另一派则对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有更多的理解。今天看来，谁的判断和预言更加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已经不需要再讨论。我自己就是从“后现代”理论对于当时文化的读解方面，支持了王蒙先生等人的意见，当时我和刘心武先生出版了一部对话录，主要就是对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回应。我的看法非常清楚，消费文化的出现和中国的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后果都不可能造成中国的精神瓦解，中国“现代性”的终结，也不会带来中国发展的终结，相反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和一波新的全球化的进程相适应的。这里首先需要的不是道德谴责和义愤，而是理论的分析和理解。

　　二是有关“后现代”与“后殖民”问题的论争。主要是海外的华人学者赵毅衡、徐贲和张隆溪等人对于我的观点提出一些质疑和批评，其实也就是对于中国进入全球化是否可能的争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根本不存在“后现代”和“后殖民”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价值”和“政治”的问题。“价值”问题在于，中国由于和西方的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根本不可能加入新一波全球化，而必然进入困境;同时，中国由于和西方在“政治’方面的分歧而不可能解决自己的内外问题，必然在全球化进程中难有出路。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巨变之后所出现的判断。而我正是和他们的意见截然相反。我以为，当下的新的全球化其实正是需要中国的参与，而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来新的可能性。90年代中国内部和外部所展开的”物质性”的力量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90年代超越80年代的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终结了80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而是寻找到了一个“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
　　在90年代，我的工作焦点，就是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下的文学新格局。我努力尝试远离戴维洛奇的那个自我陶醉的学院“小世界”，力求能为这个高速变动的时代提供一个观察的孔道。我的分析和反思并不拘泥于任何宏伟的理论，而是试图“挪用”诸多不同的理论。我曾多次引用过霍尔的话：“我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理论化。”因为，这种理论化是不断将问题理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理论问题化的过程。于是，问题在被理论穿透的同时也穿透了理论本身，这是一个双向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获得一种新的洞见。在这里，后现代和后殖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中国本身的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他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杰出成就，致力于媒介与大众文化研究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够超越他。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从今天看来，90年代不仅仅是市场和消费追求爆发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最关键的“前期”，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这种意义我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被迫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超离出来，转化为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中的劳动力，从而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这实际上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准备了历史的具体的可能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五四时代新文学提供的梦想，只是，这里的方式是五四先驱者们不可想象的。
　　其次，以消费为中心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一方面延续了新文学对于物质生活的承诺，另一方面却扬弃了新文学有关“理想社会”的宏伟构想，将社会目标降低到日常生活满足的具体而微的选择中。在世俗生活中发现一种具体而微的对于未来的承诺和期待。这种理想的变化的前提是对五四共识的超越。
　　第三，以娱乐和消闲为美学的原则，在承继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之余，也将新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加以跨越和新的理解。
　　回首往事，我总有一个感慨，比起我们的前人来，我们似乎太看低了自己的时代。其实，九十时代的意义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为关键的。我并不认为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符合我的理想，但我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变化比我的一厢情愿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