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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指以花鸟形象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一种绘画，在中国画中，是与人物画、山水画并驾齐驱的一大画科。
花鸟画兴起于唐。其后，历代名家辈出，如唐代薛稷善画鹤，边鸾善孔雀，刁光胤善花竹；五代郭乾晖善鹰，黄荃、徐熙善花鸟；北宋赵昌善花，崔白善雀，吴元瑜善花鸟；南宋吴炳善折枝，林椿善花果，李迪善禽；元代李衍善竹，张守中善鸳鸯，王冕善梅；明代林良善禽，陈淳、徐渭善墨石，清代朱耷善鱼鸟，恽寿平善荷，华喦善鸟；近代吴昌硕善花卉等，可谓世有才人，绵延不绝。
为什么世世代代，这么多名画家喜欢画花鸟?这要从中国的古代文化尤其是诗歌说起。
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卷第一篇《关睢》的第一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鸠鸟在沙洲上呜叫求偶起兴，引出君子对淑女的追求的描写；其后在《桃天》篇中，又有“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用艳丽的桃花来形容妇女的姣好容颜。《关睢》和《桃天》里使用的这种用花鸟来起兴和比喻的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诗人做诗借花鸟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遂成为一个传统，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咏物诗，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在咏物诗人笔下，花鸟不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和人类一样有思想感情的生命个体。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明证。
诗人喜欢在诗歌中借花鸟来抒情，而在中国古代，诗人同为画家的很多很多，他们在绘画中特别喜欢画花鸟，借与自己有共同品格的花鸟来抒情，也就自然不过，不足为怪了。
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说：“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侯。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这段话，精确不过地阐明了花鸟画与诗，特别是咏物诗的关系，以及自古至今许多画家喜欢画花鸟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要与诗人一样，借花鸟来描写自己的经历与思想感情，精神品格。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三个典型例子：
1、王冕画梅。王冕，元朝人，生活在元代中晚期，当时社会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王冕在少年时代，曾抱有“平生自有澄清志，要使齐民无秽淹”的志向，博览群书，研习兵法，并应举考试，然而每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在壮岁游历南北各地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又目睹蒙古贵族的昏愤和暴虐，使他满怀忧愤，绝意仕途。老来隐居浙江诸暨，过着躬亲稼穑的清苦生活，同时以诗和画抒发他内心的情怀和意气。他尤其倾心于画梅，画作墨梅图写倒挂嫩梅一干，枝条生长茂盛，前后左右伸展交错，呈四出之势。枝头缀满繁密的花朵，或含苞欲放，或初绽花片，或盛开怒放，或残片点点，正侧偃仰，千姿百态，犹如万斛玉珠撒落在银枝上，晶莹透彻，渗出一股清气。画家在画上自题诗五首，其中一首曰：“明洁众所忌，难与群芳时；贞贞岁寒心，唯有天地知。”联系王冕的身世际遇，可明显地认识到，它不仅是在咏叹凌寒不凋的梅花，而且是抒写诗人自己不愿与世沉浮、贞洁孤高的品格与意绪。
2、朱耷画鱼鸭。朱耷，清代书画家，诗人，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深受刺激，由口吃而佯作哑子，并削发为僧14年，后改信道教，居南昌南部大宁观(现改建为清云谱)。其晚年画作鱼鸭图，画不同样式的各种游鱼和一群鸭子，以及少许的几块半露于水面的岩石，造型十分简练。布局上的一大特点是给人一种若断若连的感觉，鱼、鸭有的独处，有的成群，有的相对而行各行其道，使人不自觉地联想起庄子“相忘于江湖”的寓意。特别是卷末倚石而隐和立于危石之上掉头闭目的孤鸭，更可看作是他自己形象的忠实写照。这幅画作虽不着一字，而作者饱经人世忧患的阅历和抑塞难平的现实苦恼却流露无遗，充分展示了花鸟画以花鸟鱼鸭抒写人的情怀的特点。
3、郑板桥画兰、竹、石。郑板桥，名燮，清代中期杰出的书画家，诗人。生平喜画兰、竹、石，以画竹最为著名。他说：“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变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写三物与大君子为四美也。”“一竹一兰一石，有香有节有骨，满堂君子之人，四时清风拂拂。”说明他歌颂兰、竹、石的香、骨、节，正好与他的人格、精神、情操相结合。看来是对兰、竹、石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人(包括画家自己)的赞美，以兰、竹、石象征其坚贞、高洁的品性。
王冕、朱耷、郑板桥和历代花鸟画家以画花鸟(含梅、鱼、鸭及兰、竹、石等)来抒写自己的意绪和情怀以及对人的高贵精神的赞美，启示我们，读花鸟画，不能仅仅欣赏花的美丽妩媚、鸟的活泼多姿这些皮相的东西，而要深入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在的思想感情；作花鸟画，更不能象摄影那样，为花鸟画肖像，而要借此画出自己的感受和寄托。
好画当如诗句读，好的花鸟画更当如是。
让我们认真阅读前人的中国花鸟画，读懂读通，继承他们的传统，借花鸟来表现人的感受、品格，画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更新更美的瓷上花鸟画!
花鸟画兴起于唐。其后，历代名家辈出，如唐代薛稷善画鹤，边鸾善孔雀，刁光胤善花竹；五代郭乾晖善鹰，黄荃、徐熙善花鸟；北宋赵昌善花，崔白善雀，吴元瑜善花鸟；南宋吴炳善折枝，林椿善花果，李迪善禽；元代李衍善竹，张守中善鸳鸯，王冕善梅；明代林良善禽，陈淳、徐渭善墨石，清代朱耷善鱼鸟，恽寿平善荷，华喦善鸟；近代吴昌硕善花卉等，可谓世有才人，绵延不绝。
为什么世世代代，这么多名画家喜欢画花鸟?这要从中国的古代文化尤其是诗歌说起。
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卷第一篇《关睢》的第一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鸠鸟在沙洲上呜叫求偶起兴，引出君子对淑女的追求的描写；其后在《桃天》篇中，又有“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用艳丽的桃花来形容妇女的姣好容颜。《关睢》和《桃天》里使用的这种用花鸟来起兴和比喻的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诗人做诗借花鸟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遂成为一个传统，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咏物诗，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在咏物诗人笔下，花鸟不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和人类一样有思想感情的生命个体。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明证。
诗人喜欢在诗歌中借花鸟来抒情，而在中国古代，诗人同为画家的很多很多，他们在绘画中特别喜欢画花鸟，借与自己有共同品格的花鸟来抒情，也就自然不过，不足为怪了。
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说：“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侯。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这段话，精确不过地阐明了花鸟画与诗，特别是咏物诗的关系，以及自古至今许多画家喜欢画花鸟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要与诗人一样，借花鸟来描写自己的经历与思想感情，精神品格。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三个典型例子：
1、王冕画梅。王冕，元朝人，生活在元代中晚期，当时社会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王冕在少年时代，曾抱有“平生自有澄清志，要使齐民无秽淹”的志向，博览群书，研习兵法，并应举考试，然而每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在壮岁游历南北各地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又目睹蒙古贵族的昏愤和暴虐，使他满怀忧愤，绝意仕途。老来隐居浙江诸暨，过着躬亲稼穑的清苦生活，同时以诗和画抒发他内心的情怀和意气。他尤其倾心于画梅，画作墨梅图写倒挂嫩梅一干，枝条生长茂盛，前后左右伸展交错，呈四出之势。枝头缀满繁密的花朵，或含苞欲放，或初绽花片，或盛开怒放，或残片点点，正侧偃仰，千姿百态，犹如万斛玉珠撒落在银枝上，晶莹透彻，渗出一股清气。画家在画上自题诗五首，其中一首曰：“明洁众所忌，难与群芳时；贞贞岁寒心，唯有天地知。”联系王冕的身世际遇，可明显地认识到，它不仅是在咏叹凌寒不凋的梅花，而且是抒写诗人自己不愿与世沉浮、贞洁孤高的品格与意绪。
2、朱耷画鱼鸭。朱耷，清代书画家，诗人，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深受刺激，由口吃而佯作哑子，并削发为僧14年，后改信道教，居南昌南部大宁观(现改建为清云谱)。其晚年画作鱼鸭图，画不同样式的各种游鱼和一群鸭子，以及少许的几块半露于水面的岩石，造型十分简练。布局上的一大特点是给人一种若断若连的感觉，鱼、鸭有的独处，有的成群，有的相对而行各行其道，使人不自觉地联想起庄子“相忘于江湖”的寓意。特别是卷末倚石而隐和立于危石之上掉头闭目的孤鸭，更可看作是他自己形象的忠实写照。这幅画作虽不着一字，而作者饱经人世忧患的阅历和抑塞难平的现实苦恼却流露无遗，充分展示了花鸟画以花鸟鱼鸭抒写人的情怀的特点。
3、郑板桥画兰、竹、石。郑板桥，名燮，清代中期杰出的书画家，诗人。生平喜画兰、竹、石，以画竹最为著名。他说：“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变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写三物与大君子为四美也。”“一竹一兰一石，有香有节有骨，满堂君子之人，四时清风拂拂。”说明他歌颂兰、竹、石的香、骨、节，正好与他的人格、精神、情操相结合。看来是对兰、竹、石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人(包括画家自己)的赞美，以兰、竹、石象征其坚贞、高洁的品性。
王冕、朱耷、郑板桥和历代花鸟画家以画花鸟(含梅、鱼、鸭及兰、竹、石等)来抒写自己的意绪和情怀以及对人的高贵精神的赞美，启示我们，读花鸟画，不能仅仅欣赏花的美丽妩媚、鸟的活泼多姿这些皮相的东西，而要深入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在的思想感情；作花鸟画，更不能象摄影那样，为花鸟画肖像，而要借此画出自己的感受和寄托。
好画当如诗句读，好的花鸟画更当如是。
让我们认真阅读前人的中国花鸟画，读懂读通，继承他们的传统，借花鸟来表现人的感受、品格，画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更新更美的瓷上花鸟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