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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学校本该是一片教书育人的净土，然而近年来，各种问题频现校园，让公众大跌眼镜，也让教育学者熊丙奇颇为担忧。他说：“担负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人才重任的大学，如果向社会输送的都是没有理想、唯利是图之辈，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国家、民族进步的动力在哪里？”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作家阎真去年出版了《活着之上》一书，折射出了高校的诸多腐败，比如阅卷、招生、评职称、采购等。您长期研究高校问题，那么据您观察，现实中的高校是否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熊丙奇（以下简称"熊"）：现实比小说还“精彩”。被誉为“象牙塔”的高校，早已不再是“象牙塔”，高校现在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从学生招生到培养、到毕业，从教师招聘到考核、晋升、提拔，从学术立项到研究、成果验收、成果报奖，从学校决策到财务、后勤、基建，几乎所有办学的环节，现在都充斥着利益交易、潜规则。小说描写的，相比现实来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
《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发现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经历以及院士头衔，被称为“三无科学家”。而在当下学术界，在课题评审、项目设立时，特别看重申请者的身份，院士、长江学者等拥有一定学术特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熊：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包括院士评审在内，都存在被利益因素纠缠的问题，院士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现在却成为最高学术特权。学术评价存在行政化和利益化的倾向，在院士评审中，存在跑要、公关现象，青蒿素的成果归属几十年没有定论，有学术贡献而缺人脉资源者被边缘，反映出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健全，并没有坚持按学术原则和学术标准。这样的学术环境已经令人备感失望了，现在很多青年学者已经失去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学术对于大多数“学人”来说，只是生存、牟利的工具罢了。在高校里，教授现在已经是课题教授、经费教授、“民工”教授，学术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完全被功利左右，而功利的学术环境中，能坚持学术的底线，已属不易，甚至教师花钱买论文，也被视为有道德的事——比起领导直接用权力侵占他人的成果（实质是他人心甘情愿把成果署上领导的名），这“高尚”多了。
《检》：高校腐败或者潜规则盛行，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熊：我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严重行政化，评价学术的标准扭曲。行政化是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根源。首先，政府主导学术资源的配置，与行政评审对应的是权力寻租和弄虚作假。近年来，媒体曝光了一些地方的科研腐败窝案，就是科研立项部门借立项评审权，收取“科研回扣”，有调查显示，我国教授70%以上的精力用在填写表格，参加各种评审中，而申请到项目之后，难以花精力搞学术研究，只有交给学生，学生由此成为“老板”的打工仔，以及炮制成果（花钱买期刊版面或者书号）；其次，学校行政权掌控教育权和学术权，行政通吃，且用行政指标考核教授，学校围绕行政政绩办学、教师围绕行政指标工作，办学急功近利。
《检》：钱理群教授曾说，现在高校培养的很多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您怎么看？长此以往会带来什么后果？
熊：“逆淘汰”机制已经在大学里形成，并越来越牢固了。眼下，坚持教育和学术底线者，在高校里，往往会被边缘，因为其在项目申请、职称评审、成果申报中，坚持原则，不走关系，自然也就会失去机会；如果这些“不识时务”者更进一步，对现行教育和学术体制进行批评，那么，其很可能因言获罪被校领导以各种理由淘汰出局，而且，也会被同事视为“危险分子”。这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对于大学来说，这不再是大学，而是“官场”和“商场”，盛行官场规则和利益规则，唯独没有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教育和学术只是用来交换的资源而已；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会把功利的“成功价值观”传递给青年学子。担负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人才重任的大学，如果向社会输送的都是没有理想、唯利是图之辈，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国家、民族进步的动力在哪里？
《检》：面对高校中的种种病症，您最忧虑的是什么？
熊：我最忧虑的是，不论是社会，还是教育系统内部，对教育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多年来，对教育的问题的批评、揭示并不少，可是批评教育问题和解决教育问题，一直是平行线，教育问题在批评声中健康成长，而久而久之，人們对批评教育者，还有反感情绪——你批评了，又解决不了，为何还要批评，不是添堵吗？如果再继续批评，批评者反而可能被扣上“抹黑”“中伤”中国教育的帽子。
教育问题很严重，但是，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既得利益者恰恰又是教育改革的决策者，这可谓最大的教育问题。
《检》：面对高校腐败和潜规则横行，部分知识分子能独善其身已属不易，改变环境常常力不从心，但也有不少人会因生存选择随波逐流。对此就没有解决之道吗？
熊：当然有解决的办法。2006年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纲要、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推进科研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这样的改革，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师、学生放权，提高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如果大学里，行政只负责行政，而不能干涉教育和学术，同时，师生有监督行政的权力，办学信息公开透明，还会滋生腐败和潜规则吗？而问题就出在行政部门并不愿意轻易放权，而我国又没有建立起让行政必须放权的机制上——放不放权，都由行政决定。因此，这些纲要颁布了多年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更严重的问题是，相比没有找到方案，大家还可寻找方案而言，找到方案，可却不执行、不落实，让大家对解决问题失去信心。
破解这一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主导教育、学术管理改革，督促政府依法放权；二是全体教师、学生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包括教育自主权、学术研究自主权。
《检》：另外，您觉得在推动教育公平上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熊：我国近年来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比如实行九年全免费义务教育，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面向贫困农村生的营养改善计划等，做了不少实事，但教育公平离老百姓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像择校热，一直高烧不退，北京学区房，最高价格达到每平方米40万元，这折射出义务教育存在严重不均衡问题，我国义务教育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这导致学生接受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结果也不公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能只喊口号和做表面文章，而必须切实调整目前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以均衡为导向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学校、城市薄弱学校倾斜。这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以县乡财政为主保障义务教育资源，改革为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另外，随迁子女的同城入学和开放异地高考，现在也面临攻坚战，虽然国务院早在2008年就要求“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解决随迁子女的求学问题，但现在，在大城市，随迁子女入学，还是有很高的门槛，一些在城市出生的孩子，面临回原籍上小学和初中，成为新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而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异地高考开放，也都只打开一条小的口子，高考分省按计划录取，各地的教育质量不均衡，让异地高考开放，在北上广举步维艰，虽然全国有大部分省市都开放了异地高考，但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不全面开放异地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就不能说得到解决。
提高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两大任务。完成这两大任务，都需要向改革要答案，这又回到改革的话题上来。提高教育质量，需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扩大教育公平，需要改革我国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同时实行教育民主管理，教育经费使用、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就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而应该广泛听取居民意见，把居民意见纳入决策程序。可以说，只有改革，才能为中国教育带来最大红利。
采写：闻涛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作家阎真去年出版了《活着之上》一书，折射出了高校的诸多腐败，比如阅卷、招生、评职称、采购等。您长期研究高校问题，那么据您观察，现实中的高校是否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熊丙奇（以下简称"熊"）：现实比小说还“精彩”。被誉为“象牙塔”的高校，早已不再是“象牙塔”，高校现在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从学生招生到培养、到毕业，从教师招聘到考核、晋升、提拔，从学术立项到研究、成果验收、成果报奖，从学校决策到财务、后勤、基建，几乎所有办学的环节，现在都充斥着利益交易、潜规则。小说描写的，相比现实来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
《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发现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经历以及院士头衔，被称为“三无科学家”。而在当下学术界，在课题评审、项目设立时，特别看重申请者的身份，院士、长江学者等拥有一定学术特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熊：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包括院士评审在内，都存在被利益因素纠缠的问题，院士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现在却成为最高学术特权。学术评价存在行政化和利益化的倾向，在院士评审中，存在跑要、公关现象，青蒿素的成果归属几十年没有定论，有学术贡献而缺人脉资源者被边缘，反映出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健全，并没有坚持按学术原则和学术标准。这样的学术环境已经令人备感失望了，现在很多青年学者已经失去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学术对于大多数“学人”来说，只是生存、牟利的工具罢了。在高校里，教授现在已经是课题教授、经费教授、“民工”教授，学术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完全被功利左右，而功利的学术环境中，能坚持学术的底线，已属不易，甚至教师花钱买论文，也被视为有道德的事——比起领导直接用权力侵占他人的成果（实质是他人心甘情愿把成果署上领导的名），这“高尚”多了。
《检》：高校腐败或者潜规则盛行，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熊：我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严重行政化，评价学术的标准扭曲。行政化是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根源。首先，政府主导学术资源的配置，与行政评审对应的是权力寻租和弄虚作假。近年来，媒体曝光了一些地方的科研腐败窝案，就是科研立项部门借立项评审权，收取“科研回扣”，有调查显示，我国教授70%以上的精力用在填写表格，参加各种评审中，而申请到项目之后，难以花精力搞学术研究，只有交给学生，学生由此成为“老板”的打工仔，以及炮制成果（花钱买期刊版面或者书号）；其次，学校行政权掌控教育权和学术权，行政通吃，且用行政指标考核教授，学校围绕行政政绩办学、教师围绕行政指标工作，办学急功近利。
《检》：钱理群教授曾说，现在高校培养的很多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您怎么看？长此以往会带来什么后果？
熊：“逆淘汰”机制已经在大学里形成，并越来越牢固了。眼下，坚持教育和学术底线者，在高校里，往往会被边缘，因为其在项目申请、职称评审、成果申报中，坚持原则，不走关系，自然也就会失去机会；如果这些“不识时务”者更进一步，对现行教育和学术体制进行批评，那么，其很可能因言获罪被校领导以各种理由淘汰出局，而且，也会被同事视为“危险分子”。这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对于大学来说，这不再是大学，而是“官场”和“商场”，盛行官场规则和利益规则，唯独没有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教育和学术只是用来交换的资源而已；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会把功利的“成功价值观”传递给青年学子。担负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人才重任的大学，如果向社会输送的都是没有理想、唯利是图之辈，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国家、民族进步的动力在哪里？
《检》：面对高校中的种种病症，您最忧虑的是什么？
熊：我最忧虑的是，不论是社会，还是教育系统内部，对教育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多年来，对教育的问题的批评、揭示并不少，可是批评教育问题和解决教育问题，一直是平行线，教育问题在批评声中健康成长，而久而久之，人們对批评教育者，还有反感情绪——你批评了，又解决不了，为何还要批评，不是添堵吗？如果再继续批评，批评者反而可能被扣上“抹黑”“中伤”中国教育的帽子。
教育问题很严重，但是，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既得利益者恰恰又是教育改革的决策者，这可谓最大的教育问题。
《检》：面对高校腐败和潜规则横行，部分知识分子能独善其身已属不易，改变环境常常力不从心，但也有不少人会因生存选择随波逐流。对此就没有解决之道吗？
熊：当然有解决的办法。2006年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纲要、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推进科研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这样的改革，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师、学生放权，提高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如果大学里，行政只负责行政，而不能干涉教育和学术，同时，师生有监督行政的权力，办学信息公开透明，还会滋生腐败和潜规则吗？而问题就出在行政部门并不愿意轻易放权，而我国又没有建立起让行政必须放权的机制上——放不放权，都由行政决定。因此，这些纲要颁布了多年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更严重的问题是，相比没有找到方案，大家还可寻找方案而言，找到方案，可却不执行、不落实，让大家对解决问题失去信心。
破解这一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主导教育、学术管理改革，督促政府依法放权；二是全体教师、学生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包括教育自主权、学术研究自主权。
《检》：另外，您觉得在推动教育公平上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熊：我国近年来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比如实行九年全免费义务教育，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面向贫困农村生的营养改善计划等，做了不少实事，但教育公平离老百姓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像择校热，一直高烧不退，北京学区房，最高价格达到每平方米40万元，这折射出义务教育存在严重不均衡问题，我国义务教育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这导致学生接受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结果也不公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能只喊口号和做表面文章，而必须切实调整目前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以均衡为导向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学校、城市薄弱学校倾斜。这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以县乡财政为主保障义务教育资源，改革为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另外，随迁子女的同城入学和开放异地高考，现在也面临攻坚战，虽然国务院早在2008年就要求“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解决随迁子女的求学问题，但现在，在大城市，随迁子女入学，还是有很高的门槛，一些在城市出生的孩子，面临回原籍上小学和初中，成为新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而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异地高考开放，也都只打开一条小的口子，高考分省按计划录取，各地的教育质量不均衡，让异地高考开放，在北上广举步维艰，虽然全国有大部分省市都开放了异地高考，但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不全面开放异地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就不能说得到解决。
提高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两大任务。完成这两大任务，都需要向改革要答案，这又回到改革的话题上来。提高教育质量，需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扩大教育公平，需要改革我国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同时实行教育民主管理，教育经费使用、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就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而应该广泛听取居民意见，把居民意见纳入决策程序。可以说，只有改革，才能为中国教育带来最大红利。
采写：闻涛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