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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大核心素养中，历史解释是核心能力，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是为了更合理、更科学的历史解释;历史解释最终为了情感的提升，即家国情怀。《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历史解释”定义为：“历史解释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与能力。”其中提到的“理性”与“客观”可以看作是历史解释的原则。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谈到洪宪帝制失败的原因时，常常以“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一言以释之。这种历史解释的简单化、标签化，恰恰背离了“理性”与“客观”的原则，不利于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
一、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了吗？
现行浙江省普通高中历史教材中，不同地方对“民主共和”观念有不同表述。必修一《辛亥革命》中的表述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君主的奴仆，而是国家的主人。”必修三《新文化运动》中的表述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的盛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日益壮大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前后两段材料的表述是相互矛盾。前一段是“逐渐深入人心”，后一段是“已经深入人心”，虽只差两字，却大相径庭。“逐渐”是进行时，“已经”是完成时。那么，民主共和思想到底有没有深入人心呢？
1. 从民国初年的受众群体看，了解民主共和思想的人是极少数。判断一种思想是否深入人心，要看其是否被大多数民众理解并拥护。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报刊和杂志宣传民主共和思想，这就要求受众群体有一定文化水平，有最基本的识字能力和阅读水平。关于清末民初国人的识字水平，康有为1895年上书光绪时说：“我中国文学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三十。”[1]梁启超在1915年时慨叹道：“二十年以来办新教育竟使全民不识字”。[2]美国传教士郭斐蔚认为：“中国综计男女读书识字者，十仅一二”。[3]章开沅先生也说：“基础教育是识字率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在清末能识字的人数还只是4000万左右，以当时人口4亿计，识字率仅为10%左右。”[4]综合上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末民初的国民识字率至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文盲比例高，决定了大多数人无法阅读报刊和杂志，更不用说理解和拥护民主共和思想了。
2. 在识字国民群体中，拥护民主共和思想的阶层不多。民国初年，即使有文化的“政治精英”，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也不多。严肃的国会选举乱象百出，选举者不认真履行自己的权利，“而由他人任意代行者”;主办者误以为民主选举为科第选举，甘肃某知县接到调查选举人时，误以选举人为前清之举人，闹出了“卑县文风不振，贡、廪、附、增、监尚有可选，若选举人独无”的笑话。[5]时人对当时的政治乱象感到失望：“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6]孙中山当时也颇有感触：“现在为共和政体，国人多有不解共和二字之意义者。”
3. 从民国成立后的现实看，民主共和观念非常脆弱。民国成立后，复辟现象层出不穷。大的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溥仪复辟等，小的有各路军阀将《临时约法》抛之脑后，各自为政，封建割据。孙中山为维护共和而发动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斗爭，除护国运动有一点成效外，其它都“完败”。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封建帝制的崩溃并不能说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革命的开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建立了，还会出现张勋复辟、洪宪帝制等事件的发生？ 为什么专制独裁已为世人所不齿，军阀割据还在猖狂盛行？”[7]层出不穷的复辟有相当的民众基础，民主共和观念仍然脆弱。
综合上述，不论从哪方面来讲，民主共和观念在民国初年都没有深入人心。教材中的两处说法，依笔者陋见，第一种说法“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较为科学，如果在这句话前添两个字“开始”，即“民主共和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显得更为严谨。
二、洪宪帝制破产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历史原因是具体的，而不是简单的，更不是标签的。例如一个学生历史成绩下降了，请老师帮忙分析原因，老师就简单地回答：“你平时花在历史上的时间太少。”这样的分析，说了等于没说。要使学生有所收获的话，还须从课堂效率、课后练习、解题思路、答题规范等方面具体分析。我们以往回答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动辄就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决定”，历史解释在此就失去了意义。洪宪帝制失败的原因是复杂而具体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亲离”和“众叛”。
1.亲离。我们可以把“亲”理解成“亲属”和“亲信”。
在袁世凯的亲属中，除了长子袁克定诱惑和支持外，其余的大多反对。次子袁克文作诗一首，嘲讽袁氏称帝：“绝怜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最上层”，[8]规劝父亲不要冒着政治风雨的危险强登高峰。袁世凯恼羞成怒，把袁克文软禁于北海公园，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重获自由。袁世彤（袁世凯弟弟）和袁书贞（袁世凯妹妹）联名登报宣布与袁世凯断绝关系，“袁氏世凯，与予二人，完全消灭兄弟姊妹关系，将来帝制告成，功名富贵，概不与我弟妹二人相干，抵制失败，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负究，特此声明”。[9]袁世彤还到处招兵卖马，组织起了“讨袁军”。
袁的亲信，文以徐世昌为主，武以段祺瑞、冯国璋为主。袁称帝，这三个袁的“铁杆子”都陆续离他而去。徐世昌民国初年被袁任命为国务总理，是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筹安会刚刚发起，徐劝袁：“事虽勿论是非，而不可不计利害，默揣时势，诚未敢期其必成，设竟废于半途，将以何术转？”袁世凯不听劝告，仍然执迷不悟，徐乃辞职而去，“旁观普查，知时机之未熟，祸至之无日。”[10]段祺瑞为袁旧部，袁曾试探段的态度，说：“民意真伪且弗论，君于意云何？”段态度坚决，“廿年恩义，诅忍丧于一旦？……不忍见总统为眼前罪人，乞震衷独断，毅然取消。”[11]冯国璋起初坚信袁不会复辟帝制，袁绝然复辟帝制，冯才感到受了袁的欺骗。云南起义爆发后，袁命冯任参谋长讨伐护国军，冯装病拒绝出山，“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12]冯最后还是举起了反袁的大旗，“乃徒为他人谋得万世一系之皇帝，心固不甘。”[13] 2.众叛。在袁世凯称帝倾向败露后，国内外原来持观望态度的各种势力，纷纷走向了袁的对立面。
旧官僚，以陈宦、汤芗铭为代表。1913年8月，袁任命汤为湖南都督，汤对袁的忠诚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汤在《劝进表》中表示：“芗铭所部，为王前驱。”又率全体文武官员和“国民代表”，北面长跪，高呼“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4]1915年，袁任命陈宦为四川将军，临行前，陈竟然跪倒在袁的脚下，以示对复辟帝制矢志不渝的支持。当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怒潮汹涌而起时，陈宦劝袁退位并宣布四川独立，汤芗铭也于1915年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1916年4 月，一向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广东将军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5月9 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
地方实力派，以黎元洪、唐绍仪为代表。袁称帝极大地损害了地方实力派官员的利益，他们纷纷与袁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黎元洪势力在湖北，袁要调黎离鄂，黎便鼓动左右，大造“万难离鄂”的舆论;袁想拉拢唐绍仪，唐也是半推半就，“不肯完全买账”;陆荣廷高举“桂人治桂”的旗帜，在广西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张作霖、阎锡山看到国内反袁风起云涌，国外纷纷干涉，也坚决地站到了反袁的“统一战线”上。正如芮恩施所说：“当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纷纷聚集到新的旗帜之下，各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人。”[15]有学者认为，洪宪帝制破产是袁重建中央集权的失败，也不无道理。
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康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的君主是“清帝”，而非袁世凯。康对于袁的盛情邀请置之不理，发表《请袁世凯退位电》：“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16]梁启超先后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等职位，当袁称帝初露端倪时，梁曾与冯国璋一起劝谏袁，力陈帝制的种种弊端，袁不为所动。梁感觉到自己的理想破灭由痛惜转为愤怒，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氏称帝，“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国际社会，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有很大的利益。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对华影响力日益加重。英日等国家认为袁复辟会扰乱中国现有的秩序，从而损害其在华的利益，故持反对态度。1915年8月，筹安会活动日趋猖獗，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函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说：“这种帝制鼓动是一派胡言乱语……如果中国乱起来了，整个世界也会混乱，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已有够多的烦恼了。”日本公使也向朱尔典表明了日方的态度：“日本政府现在对中国（称帝）事件持旁观态度，一旦时机合适，将以劝告的形式进行干涉。”[17]英日等国的外交压力，使北洋政府的外交界苦不堪言。陆征祥声言：“外交不易办！”曹汝霖抱怨道：“中日交涉好容易才敷衍过去，今又抬出这个难题来，我可不负责。”[18]李经羲也认为：“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堕于一旦也。”[19]
此外，洪宪制帝失败，还有白朗起义、孙中山组织革命党反抗、北洋政府经济改革失败、“二十一条”签订等原因。
学者张鸣说：“但凡一件事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是历史万金油。”[20]探讨历史事件的原因，当属历史解释。教科书由于篇幅限制、传统史观、意识形态等原因，往往把原因叙述得简单而标签，这是我们不能苛求的。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不能简单化处理，这就要求历史老师要强化专业知识、关注学术动态、勤于思考和发现，才能站稳核心素养下的历史课堂。
【注释】
[1]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2]侯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3]熊贤君：《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4]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0页。
[5]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19-1949》，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89页。
[6]行严：《二院制果足以防国会之轻躁乎》，《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7]（美）罗兹曼著，陶骅等译：《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
[8]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9]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10][13]沈云龍：《徐世昌评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45、38页。
[11]陈赣一：《新语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12]阎锡山：《阎锡山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14]谢本书：《护国运动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社，1984年，第73页。
[15]（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6页。
[16]江峰，汪全模：《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7]张北根：《英国对待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
[18]邓亦武：《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9]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
[20]张鸣：《共和中的帝制》，北京：当代出版社，2014年，第2页。
一、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了吗？
现行浙江省普通高中历史教材中，不同地方对“民主共和”观念有不同表述。必修一《辛亥革命》中的表述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君主的奴仆，而是国家的主人。”必修三《新文化运动》中的表述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的盛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日益壮大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前后两段材料的表述是相互矛盾。前一段是“逐渐深入人心”，后一段是“已经深入人心”，虽只差两字，却大相径庭。“逐渐”是进行时，“已经”是完成时。那么，民主共和思想到底有没有深入人心呢？
1. 从民国初年的受众群体看，了解民主共和思想的人是极少数。判断一种思想是否深入人心，要看其是否被大多数民众理解并拥护。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报刊和杂志宣传民主共和思想，这就要求受众群体有一定文化水平，有最基本的识字能力和阅读水平。关于清末民初国人的识字水平，康有为1895年上书光绪时说：“我中国文学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三十。”[1]梁启超在1915年时慨叹道：“二十年以来办新教育竟使全民不识字”。[2]美国传教士郭斐蔚认为：“中国综计男女读书识字者，十仅一二”。[3]章开沅先生也说：“基础教育是识字率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在清末能识字的人数还只是4000万左右，以当时人口4亿计，识字率仅为10%左右。”[4]综合上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末民初的国民识字率至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文盲比例高，决定了大多数人无法阅读报刊和杂志，更不用说理解和拥护民主共和思想了。
2. 在识字国民群体中，拥护民主共和思想的阶层不多。民国初年，即使有文化的“政治精英”，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也不多。严肃的国会选举乱象百出，选举者不认真履行自己的权利，“而由他人任意代行者”;主办者误以为民主选举为科第选举，甘肃某知县接到调查选举人时，误以选举人为前清之举人，闹出了“卑县文风不振，贡、廪、附、增、监尚有可选，若选举人独无”的笑话。[5]时人对当时的政治乱象感到失望：“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6]孙中山当时也颇有感触：“现在为共和政体，国人多有不解共和二字之意义者。”
3. 从民国成立后的现实看，民主共和观念非常脆弱。民国成立后，复辟现象层出不穷。大的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溥仪复辟等，小的有各路军阀将《临时约法》抛之脑后，各自为政，封建割据。孙中山为维护共和而发动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斗爭，除护国运动有一点成效外，其它都“完败”。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封建帝制的崩溃并不能说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革命的开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建立了，还会出现张勋复辟、洪宪帝制等事件的发生？ 为什么专制独裁已为世人所不齿，军阀割据还在猖狂盛行？”[7]层出不穷的复辟有相当的民众基础，民主共和观念仍然脆弱。
综合上述，不论从哪方面来讲，民主共和观念在民国初年都没有深入人心。教材中的两处说法，依笔者陋见，第一种说法“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较为科学，如果在这句话前添两个字“开始”，即“民主共和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显得更为严谨。
二、洪宪帝制破产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历史原因是具体的，而不是简单的，更不是标签的。例如一个学生历史成绩下降了，请老师帮忙分析原因，老师就简单地回答：“你平时花在历史上的时间太少。”这样的分析，说了等于没说。要使学生有所收获的话，还须从课堂效率、课后练习、解题思路、答题规范等方面具体分析。我们以往回答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动辄就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决定”，历史解释在此就失去了意义。洪宪帝制失败的原因是复杂而具体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亲离”和“众叛”。
1.亲离。我们可以把“亲”理解成“亲属”和“亲信”。
在袁世凯的亲属中，除了长子袁克定诱惑和支持外，其余的大多反对。次子袁克文作诗一首，嘲讽袁氏称帝：“绝怜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最上层”，[8]规劝父亲不要冒着政治风雨的危险强登高峰。袁世凯恼羞成怒，把袁克文软禁于北海公园，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重获自由。袁世彤（袁世凯弟弟）和袁书贞（袁世凯妹妹）联名登报宣布与袁世凯断绝关系，“袁氏世凯，与予二人，完全消灭兄弟姊妹关系，将来帝制告成，功名富贵，概不与我弟妹二人相干，抵制失败，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负究，特此声明”。[9]袁世彤还到处招兵卖马，组织起了“讨袁军”。
袁的亲信，文以徐世昌为主，武以段祺瑞、冯国璋为主。袁称帝，这三个袁的“铁杆子”都陆续离他而去。徐世昌民国初年被袁任命为国务总理，是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筹安会刚刚发起，徐劝袁：“事虽勿论是非，而不可不计利害，默揣时势，诚未敢期其必成，设竟废于半途，将以何术转？”袁世凯不听劝告，仍然执迷不悟，徐乃辞职而去，“旁观普查，知时机之未熟，祸至之无日。”[10]段祺瑞为袁旧部，袁曾试探段的态度，说：“民意真伪且弗论，君于意云何？”段态度坚决，“廿年恩义，诅忍丧于一旦？……不忍见总统为眼前罪人，乞震衷独断，毅然取消。”[11]冯国璋起初坚信袁不会复辟帝制，袁绝然复辟帝制，冯才感到受了袁的欺骗。云南起义爆发后，袁命冯任参谋长讨伐护国军，冯装病拒绝出山，“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12]冯最后还是举起了反袁的大旗，“乃徒为他人谋得万世一系之皇帝，心固不甘。”[13] 2.众叛。在袁世凯称帝倾向败露后，国内外原来持观望态度的各种势力，纷纷走向了袁的对立面。
旧官僚，以陈宦、汤芗铭为代表。1913年8月，袁任命汤为湖南都督，汤对袁的忠诚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汤在《劝进表》中表示：“芗铭所部，为王前驱。”又率全体文武官员和“国民代表”，北面长跪，高呼“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4]1915年，袁任命陈宦为四川将军，临行前，陈竟然跪倒在袁的脚下，以示对复辟帝制矢志不渝的支持。当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怒潮汹涌而起时，陈宦劝袁退位并宣布四川独立，汤芗铭也于1915年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1916年4 月，一向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广东将军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5月9 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
地方实力派，以黎元洪、唐绍仪为代表。袁称帝极大地损害了地方实力派官员的利益，他们纷纷与袁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黎元洪势力在湖北，袁要调黎离鄂，黎便鼓动左右，大造“万难离鄂”的舆论;袁想拉拢唐绍仪，唐也是半推半就，“不肯完全买账”;陆荣廷高举“桂人治桂”的旗帜，在广西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张作霖、阎锡山看到国内反袁风起云涌，国外纷纷干涉，也坚决地站到了反袁的“统一战线”上。正如芮恩施所说：“当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纷纷聚集到新的旗帜之下，各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人。”[15]有学者认为，洪宪帝制破产是袁重建中央集权的失败，也不无道理。
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康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的君主是“清帝”，而非袁世凯。康对于袁的盛情邀请置之不理，发表《请袁世凯退位电》：“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16]梁启超先后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等职位，当袁称帝初露端倪时，梁曾与冯国璋一起劝谏袁，力陈帝制的种种弊端，袁不为所动。梁感觉到自己的理想破灭由痛惜转为愤怒，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氏称帝，“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国际社会，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有很大的利益。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对华影响力日益加重。英日等国家认为袁复辟会扰乱中国现有的秩序，从而损害其在华的利益，故持反对态度。1915年8月，筹安会活动日趋猖獗，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函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说：“这种帝制鼓动是一派胡言乱语……如果中国乱起来了，整个世界也会混乱，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已有够多的烦恼了。”日本公使也向朱尔典表明了日方的态度：“日本政府现在对中国（称帝）事件持旁观态度，一旦时机合适，将以劝告的形式进行干涉。”[17]英日等国的外交压力，使北洋政府的外交界苦不堪言。陆征祥声言：“外交不易办！”曹汝霖抱怨道：“中日交涉好容易才敷衍过去，今又抬出这个难题来，我可不负责。”[18]李经羲也认为：“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堕于一旦也。”[19]
此外，洪宪制帝失败，还有白朗起义、孙中山组织革命党反抗、北洋政府经济改革失败、“二十一条”签订等原因。
学者张鸣说：“但凡一件事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是历史万金油。”[20]探讨历史事件的原因，当属历史解释。教科书由于篇幅限制、传统史观、意识形态等原因，往往把原因叙述得简单而标签，这是我们不能苛求的。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不能简单化处理，这就要求历史老师要强化专业知识、关注学术动态、勤于思考和发现，才能站稳核心素养下的历史课堂。
【注释】
[1]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2]侯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3]熊贤君：《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4]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0页。
[5]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19-1949》，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89页。
[6]行严：《二院制果足以防国会之轻躁乎》，《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7]（美）罗兹曼著，陶骅等译：《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
[8]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9]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10][13]沈云龍：《徐世昌评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45、38页。
[11]陈赣一：《新语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12]阎锡山：《阎锡山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14]谢本书：《护国运动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社，1984年，第73页。
[15]（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6页。
[16]江峰，汪全模：《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7]张北根：《英国对待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
[18]邓亦武：《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9]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
[20]张鸣：《共和中的帝制》，北京：当代出版社，201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