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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袭政治”这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虽非日本所特有，但日本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其“世袭政治”现象比西方国家要多得多，这种现象体现了日本政治的特色，并且与日本特有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世袭政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违反了民主精神，并且导致政治腐败的弊端尤为明显。近年来，日本社会对“世袭政治”的反对呼声愈发高涨，本文主要从日本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进行讨论，并简要分析“世袭政治”对日本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世袭政治 日本 日本政治 传统文化 民主
二战以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在接受了美国的民主化改革后，日本实行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虽然经过半個多世纪的民主实践，日本也以成为政治大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西方的民主制嫁接在日本的土壤里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世袭政治”现象就是民主政治变质的一种表现，现代政治的世袭有违民主的平等原则，在日本这个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其世袭议员的数量之多、职位之广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能比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一、何谓世袭议员
从“1955年体制”建立后的鸠山一郎内阁到2009年鸠山由纪夫内阁的55年间，日本内阁共有26届，包括改组内阁在内共组阁76次。每五年内阁中世袭议员的平均人数逐渐增加，20世纪50年代后期约为2～3人，80年代一举达到7～8人，进入21世纪进一步升为9人，民主党建政后才降为3人。若从内阁中世袭成员的比例来看，除去1989年宇野政权的特殊情况外，鸠山一郎内阁的世袭比例约为16.7%，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内阁达到35.2%。2001年省厅机构改革后，内阁成员减少了2～3名，在世袭议员绝对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世袭比率显著提高，小泉内阁时为47.8%，福田内阁时为50%，麻生内阁则进一步飙升为64.7%，2009年鸠山由纪夫内阁才又降到16.7%[1]。
关于世袭议员，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选区或者借助其影响、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世袭议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袭议员指其亲属是中央或地方的政治家、官僚，而狭义的世袭议员，仅指其亲属曾担任或是现任国会议员[2]。日本的“世袭政治”现象如此之多，其原因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
二、“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
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过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但其传统的家族理念和等级制度依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人的政治生活。家族文化就是形成“世袭政治”的一个主要原因，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根深蒂固。家族文化在整个日本传统文化体系中处于基础或中心位置，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族制度已经土崩瓦解，然而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在潜移默化中，至今仍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的[3]。
传统家族观念认为：所有子女都应该以光耀自己家门为己任，出身于名门的子女，则更应该如此，而背弃自己的家族甚至是玷污自己家名的人则会被世人所不耻。这种家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个人的主张，家族成员个人的意愿有时也会得不到尊重，成员所有的行为必须以家族的利益为重。对于日本人来说，子承父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后辈不希望继承父辈的事业，他们也基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作为“家长”的政治家本人来说，同样也希望自己的子嗣能够继承家业，他们一般都会让自己的子女当自己的秘书，以便子女们积累从政经验，好日后接替自己成为新的一代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就让他的长子弘文从公司辞职来担任他的秘书，福田康夫也担任过其父福田赳夫的私人秘书。根据市川太一教授的调查显示，“在继承众议院位置时，对你极力相劝并影响较大的是谁？”，除去未回答和其他选项外，结果表明父母和后援会分别占25%[4]，这数据说明了世袭议员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听从父母的安排选择继承“家业”。
传统的家族观念是产生世袭政治家的内因，而外因则是日本人所固有的依赖心理和对权威的盲从，在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等级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日本人普遍都认为从事何种职业是由社会决定的，不能随意更改，这也是等级意识根深蒂固的表现之一。所以日本人会自然而然地认可各种领域的权威人士，出生于政治世家的候选人，自然而然就会比普通候选人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
三、“世袭政治”对日本的影响
吴寄南先生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这本书中对日本的世袭议员现象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论述了新生代政治家中的“世袭议员”一般在当选时相对较为年轻，年少气盛，精力充沛，加之从小对政治耳濡目染，有较为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较高的政治素养，全盘继承了长辈留给自己的丰厚政治资本，先天优势使他们更懂得政治，他们从政后比起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具有明显的优势。相比起这些表面上的积极因素，“世袭政治”的弊端其实更为明显。
首先，世袭议员的产生缺乏公平，竞争性不够。表面上世袭议员都是经由选举产生的，但因其继承了父辈或亲属的政治资产，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三盘”，即“脸盘”、“钱盘”和“地盘”。“脸盘”就是知名度，出身于显赫的政治世家或者是名门望族的候选人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钱盘”就是政治财产，政治财产象征着一名候选人的经济实力，政治财产用于维持后援会的运作，而后援会则是候选人们的拉票工具。议员参加竞选的经济投入很大，70年代后半期，尽管每个候选人的选举费用被限制在2000万日元以内，但实际一次成功的竞选需要1亿日元。到80年代末期，一位竞选连任的自民党议员要花费2亿日元，而新出马竞选者则需花费3亿日元，甚至有“5亿当选4亿落选”的说法[5]。竞选所需巨额的政治资金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后援会与政治家的权钱交易也是“世袭政治”能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维持原有的利益链条不至于断裂，后援会一般都会在政治家退出政坛后要求其子嗣来继承“家业”，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后的“地盘”则是政治家们的票田，也指候选人在选区内的经营状况和势力大小。显然，继承了父辈“三盘”的候选人与普通的“三无”候选人相比，其所需要花的努力会少很多，但是其选举成功的比率却比其他候选人高得多。这种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必然会打击普通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因为“平等在民主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在平等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相信应该实行民主，相信那是组织社会公共事务的正确与适当的方式”[6]。
其次，“世袭政治”不利于选拔政治人才，不利于提高政治家的素质。在没有经过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世袭了议员之位的人往往容易产生能力平庸的弊病。在正常的工作中，世袭政治家能力平庸的弊病也许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日常的政务都是按部就班地工作，但一旦遇到政治危机或是严峻的形势，他们资质平庸的弊病就会暴露无遗，比如第一次安倍内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倍上任不久就草草辞职，其行为不仅辜负了民众对他的期望，还大大损害了自民党的形象。
最后，“世袭政治”还易诱发政治腐败，前文分析的“钱盘”是候选人得以当选的重要法宝之一，这就直接导致政官财勾结的权钱交易盛行，权钱交易在自民党执政时期更是屡见不鲜，20世纪70年代轰动日本社会的洛克希德案件、80年代的利库路特案件、90年代的金丸信逃税案件和佐川急便案件这些涉案金额巨大的腐败案件都是“世袭政治”弊端的另一个体现。
在民众的强烈批判下，日本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都在2009年7月大选之际表示要采取措施限制世袭议员参选，但从其选举结果来看，在当选的480名议员中，有90名是世袭的，世袭议员所占的比例依然不低，限制世袭议员参选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要切实限制世袭议员参选不仅会涉及大多数政治家和财团的既得利益，还会影响相应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即使“世袭政治”的弊端那么多，民众也对其不抱好感，但是在日本现阶段的政治制度下，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基本很难切实推行限制世袭议员的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1]乔林生.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众的实像[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2]乔林生.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
[3]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J].南开学报，1994（02）.
[4]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M].日本経済新聞社， 1990：268.
[5]蒋立峰.日本政治概论[M].北京：北京铁道出版社，1995：176.
[6]科恩.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79.
关键词： 世袭政治 日本 日本政治 传统文化 民主
二战以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在接受了美国的民主化改革后，日本实行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虽然经过半個多世纪的民主实践，日本也以成为政治大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西方的民主制嫁接在日本的土壤里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世袭政治”现象就是民主政治变质的一种表现，现代政治的世袭有违民主的平等原则，在日本这个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其世袭议员的数量之多、职位之广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能比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一、何谓世袭议员
从“1955年体制”建立后的鸠山一郎内阁到2009年鸠山由纪夫内阁的55年间，日本内阁共有26届，包括改组内阁在内共组阁76次。每五年内阁中世袭议员的平均人数逐渐增加，20世纪50年代后期约为2～3人，80年代一举达到7～8人，进入21世纪进一步升为9人，民主党建政后才降为3人。若从内阁中世袭成员的比例来看，除去1989年宇野政权的特殊情况外，鸠山一郎内阁的世袭比例约为16.7%，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内阁达到35.2%。2001年省厅机构改革后，内阁成员减少了2～3名，在世袭议员绝对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世袭比率显著提高，小泉内阁时为47.8%，福田内阁时为50%，麻生内阁则进一步飙升为64.7%，2009年鸠山由纪夫内阁才又降到16.7%[1]。
关于世袭议员，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选区或者借助其影响、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世袭议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袭议员指其亲属是中央或地方的政治家、官僚，而狭义的世袭议员，仅指其亲属曾担任或是现任国会议员[2]。日本的“世袭政治”现象如此之多，其原因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
二、“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
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过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但其传统的家族理念和等级制度依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人的政治生活。家族文化就是形成“世袭政治”的一个主要原因，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根深蒂固。家族文化在整个日本传统文化体系中处于基础或中心位置，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族制度已经土崩瓦解，然而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在潜移默化中，至今仍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的[3]。
传统家族观念认为：所有子女都应该以光耀自己家门为己任，出身于名门的子女，则更应该如此，而背弃自己的家族甚至是玷污自己家名的人则会被世人所不耻。这种家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个人的主张，家族成员个人的意愿有时也会得不到尊重，成员所有的行为必须以家族的利益为重。对于日本人来说，子承父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后辈不希望继承父辈的事业，他们也基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作为“家长”的政治家本人来说，同样也希望自己的子嗣能够继承家业，他们一般都会让自己的子女当自己的秘书，以便子女们积累从政经验，好日后接替自己成为新的一代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就让他的长子弘文从公司辞职来担任他的秘书，福田康夫也担任过其父福田赳夫的私人秘书。根据市川太一教授的调查显示，“在继承众议院位置时，对你极力相劝并影响较大的是谁？”，除去未回答和其他选项外，结果表明父母和后援会分别占25%[4]，这数据说明了世袭议员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听从父母的安排选择继承“家业”。
传统的家族观念是产生世袭政治家的内因，而外因则是日本人所固有的依赖心理和对权威的盲从，在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等级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日本人普遍都认为从事何种职业是由社会决定的，不能随意更改，这也是等级意识根深蒂固的表现之一。所以日本人会自然而然地认可各种领域的权威人士，出生于政治世家的候选人，自然而然就会比普通候选人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
三、“世袭政治”对日本的影响
吴寄南先生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这本书中对日本的世袭议员现象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论述了新生代政治家中的“世袭议员”一般在当选时相对较为年轻，年少气盛，精力充沛，加之从小对政治耳濡目染，有较为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较高的政治素养，全盘继承了长辈留给自己的丰厚政治资本，先天优势使他们更懂得政治，他们从政后比起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具有明显的优势。相比起这些表面上的积极因素，“世袭政治”的弊端其实更为明显。
首先，世袭议员的产生缺乏公平，竞争性不够。表面上世袭议员都是经由选举产生的，但因其继承了父辈或亲属的政治资产，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三盘”，即“脸盘”、“钱盘”和“地盘”。“脸盘”就是知名度，出身于显赫的政治世家或者是名门望族的候选人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钱盘”就是政治财产，政治财产象征着一名候选人的经济实力，政治财产用于维持后援会的运作，而后援会则是候选人们的拉票工具。议员参加竞选的经济投入很大，70年代后半期，尽管每个候选人的选举费用被限制在2000万日元以内，但实际一次成功的竞选需要1亿日元。到80年代末期，一位竞选连任的自民党议员要花费2亿日元，而新出马竞选者则需花费3亿日元，甚至有“5亿当选4亿落选”的说法[5]。竞选所需巨额的政治资金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后援会与政治家的权钱交易也是“世袭政治”能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维持原有的利益链条不至于断裂，后援会一般都会在政治家退出政坛后要求其子嗣来继承“家业”，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后的“地盘”则是政治家们的票田，也指候选人在选区内的经营状况和势力大小。显然，继承了父辈“三盘”的候选人与普通的“三无”候选人相比，其所需要花的努力会少很多，但是其选举成功的比率却比其他候选人高得多。这种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必然会打击普通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因为“平等在民主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在平等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相信应该实行民主，相信那是组织社会公共事务的正确与适当的方式”[6]。
其次，“世袭政治”不利于选拔政治人才，不利于提高政治家的素质。在没有经过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世袭了议员之位的人往往容易产生能力平庸的弊病。在正常的工作中，世袭政治家能力平庸的弊病也许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日常的政务都是按部就班地工作，但一旦遇到政治危机或是严峻的形势，他们资质平庸的弊病就会暴露无遗，比如第一次安倍内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倍上任不久就草草辞职，其行为不仅辜负了民众对他的期望，还大大损害了自民党的形象。
最后，“世袭政治”还易诱发政治腐败，前文分析的“钱盘”是候选人得以当选的重要法宝之一，这就直接导致政官财勾结的权钱交易盛行，权钱交易在自民党执政时期更是屡见不鲜，20世纪70年代轰动日本社会的洛克希德案件、80年代的利库路特案件、90年代的金丸信逃税案件和佐川急便案件这些涉案金额巨大的腐败案件都是“世袭政治”弊端的另一个体现。
在民众的强烈批判下，日本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都在2009年7月大选之际表示要采取措施限制世袭议员参选，但从其选举结果来看，在当选的480名议员中，有90名是世袭的，世袭议员所占的比例依然不低，限制世袭议员参选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要切实限制世袭议员参选不仅会涉及大多数政治家和财团的既得利益，还会影响相应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即使“世袭政治”的弊端那么多，民众也对其不抱好感，但是在日本现阶段的政治制度下，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基本很难切实推行限制世袭议员的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1]乔林生.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众的实像[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2]乔林生.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
[3]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J].南开学报，1994（02）.
[4]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M].日本経済新聞社， 1990：268.
[5]蒋立峰.日本政治概论[M].北京：北京铁道出版社，1995：176.
[6]科恩.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