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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爆发后，景德镇濒临前线，瓷业迅速衰落。为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将江西省陶瓷业重心转移到相对安全、陶瓷业基础较好的萍乡地区。萍乡上埠汇聚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现代陶业学校——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和省内唯一一家省营瓷厂——萍乡瓷厂。在萍五年，陶校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校厂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这种独特的办学模式树立了中国陶瓷职业教育之典型，使萍乡地区一跃成为全国陶瓷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实现了教育救国、工业救国之目的。
关键词 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萍乡瓷厂；校厂合一；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2-0074-04
“校厂合一”是校厂合作的深化，是一种充分利用学校和工厂两种教育资源，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技能训练和生产实践有机结合，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型、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抗战时期，工业陶瓷的需求量增大，这对培养大批掌握现代陶瓷生产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要求。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为促进资源利用的优化，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与萍乡瓷厂采取 “校厂合一”办学模式。
一、“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相对安全、陶瓷业基础较好的萍乡地区是抗战时期江西陶瓷发展的首选地，为“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同时，战时国家急需陶瓷教育和生产之保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和萍乡瓷厂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必然举措。
（一）萍乡处于相对安全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赣北地区纷纷沦陷，位于江西最西部的萍乡地区成为江西抗战的后方基地，较为安全。萍乡之所以成为相对安全区，主要原因有：第一，萍乡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较赣北落后，战略地位不突出，容易被日军忽略。第二，萍乡三面环山，境内丘陵、山地、盆地錯综分布。相对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赣北地区，这种多山的地形条件是抵抗日军的天然屏障。第三，萍乡东北邻宜春，东南邻吉安，西与湖南接壤，萍乡及其周围地区在抗战时期长期为国统区。直到1944年夏秋之际，日军三次进犯萍乡，校、厂纷纷停办。在此之前，萍乡地区一直为陶瓷教育和生产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
（二）萍乡上埠陶瓷基础较好
远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山背文化时代，萍乡地区就开始制陶。明清时期，萍乡陶瓷中心从南坑窑下移至上埠。据记载，上埠“土人多倚山俯坡结窑其间，掘泥而陶，不下数百家”[1]，形成一定规模。在长期制瓷过程中，萍乡陶瓷生产者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萍乡上埠及其附近地区蕴藏着大量瓷业资源。上埠及附近地区瓷石“产量丰富，品质很纯，粘性良好，可以单独制坯。风化较浅的瓷石，可以配釉。附近又出产镁质耐火泥，可制匣钵，也可作配釉的熔剂”[2]，制瓷原料纯正且丰富。加之，萍乡树木众多，又有“江南煤都”之称，煤炭储量大，可为制瓷业提供柴、煤等燃料。萍乡地区悠久的陶瓷业历史和丰富的陶瓷业资源，为陶瓷职业教育提供了可观的本土教育资源，确保了陶瓷职业教育“校厂合一”办学的顺利实施。
（三）抗战要求陶瓷教育和生产的保障
抗战爆发后，国防、民用实用技术人才急缺，发展职业教育显得尤为紧迫。1938年4月，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与以适应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3]战时教育方针要求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相配合，共同促进，以支援抗战。
江西作为产瓷大省，承担着陶瓷救国的使命。抗战爆发后，全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景德镇常受到敌机的轰炸，加上运输阻滞，瓷业急剧衰落。国民政府遂选择萍乡上埠作为战时全国陶瓷生产和教育基地。1938年8月，江西陶业管理局从景德镇迁往上埠。与此同时，汪璠等人奉命到上埠创办江西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之后陆续更名为“萍乡瓷厂”“民生瓷厂”和“江西萍乡瓷厂”）。陶瓷管理和生产部门定址上埠，但还必须培养掌握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人才。为使职业教育与生产配合，直接服务于抗战建设，1938年12月，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从靖安迁入上埠。厂、校采取了最有效的“校厂合一”办学模式，以实现抗战救国之共同目标。
二、“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内涵
在萍五年，陶校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校厂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
（一）“校厂合一”机制的建立
陶校迁来萍乡上埠后，校址就设置在上埠附近的龙王桥村，距离萍乡瓷厂不到四里。学校校长先“由厂长汪璠兼任校长，以后由舒信伟任校长”[4]。在迁萍初期，萍乡瓷厂厂长汪璠在舒新伟到职之前曾短暂担任陶校校长，为“校厂合一”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学校设有教务处、训育处、军训处、后勤处等机构，分初级班和高级班两种级别，实行“三三学制”。尽管抗战时期陶校物资缺乏、环境简陋，但学校努力克服艰苦的条件，与萍乡瓷厂充分合作，开创了“校厂合一”的陶瓷职业教育办学新模式。
（二）校、厂共用师资
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国陶瓷界的顶尖人物集中于萍乡上埠，从事陶瓷生产和教育工作。这些云集萍乡的陶瓷专家，大多与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多为陶校历任校长、教师，“不少人曾留学国外，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当时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5]。
如表1所示，陶校首任校长张浩任技术指导，陶校教师汪璠任厂长兼技术股主任，陶校第二任校长邹如圭为电瓷部主任，陶校教师、汪璠堂兄汪琛为普通瓷部主任。此外，许多陶校毕业生也迁入萍乡，担任瓷厂的技术管理人员，如伍礼镕、石年龄、潜方鸿等。同时，这些陶校出身的技术专家在发展好生产的同时，也不忘陶瓷教育，多在陶校兼课任教。据汪大绶记载，其父亲汪璠和潜方鸿“除同心协力做好萍乡瓷厂的工作外，还一起在陶业学校兼职授课，颇受学生欢迎”[6]。石年龄在抗日时期也兼任陶校教师。瓷业专家同时担任瓷厂技术专家和陶校教师的方式，“深受学生欢迎，当时在陶校读过书的学生一致认为陶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水平高于蜚声省内外的萍中”[7]。 （三）校、厂共育人才
校、厂在课程教材、在校学生实践、毕业生培养等方面进行充分合作，在学生培养的每个环节都共用资源、优势互补，实现了双赢目标。
在教材方面，陶瓷专业教材“由任课教师或厂方高级技术人员自撰自编”[8]，充分体现了“校厂合一”的办学理念。
在实践方面，萍乡瓷厂为陶校学生提供实践基地。瓷厂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教学场所。学生在陶校上完陶瓷专业理论课后，便“及时到萍乡瓷厂去实习，一星期大约有二、三次之多，实习内容包括原料、淘洗、成型、上釉、烧窑、检验等成瓷的各道手续”[9]，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习时，担任教学事务不仅有陶校任教的教师，还有厂方专家和技术人员，真正做到了厂校亲如一家。
在后期培养方面，萍乡瓷厂对毕业分配到厂的陶校学生进行重点培养。这些优秀的陶校毕业生，均要求分调“到生产第一线，做到能文能武，既管理生产又指导生产”[10]。据载，当时分配到萍乡瓷厂工作的陶校学生有邹美如、张功裕、沈爱华、艾必斌等，他们皆锻炼成为当时瓷厂的重要骨干力量。
（四）校、厂共享技术
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自创办之初，就以“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良陶业也”[11]为办学宗旨，以训练和培养操作新式机器以及烧窑技术人员为办学目标。萍乡瓷厂也“在生产中不断进行技术改革，组织科学实验”[12]。因而，陶校和萍乡瓷厂皆以培养改良传统陶瓷业为宗旨。抗战时期，校、厂共同致力于陶瓷科研，把现代科技知识融入到陶瓷教学和生产中去，以振兴中国陶瓷业。
由于陶校和瓷厂联合办学、充分合作，厂、校之陶瓷生产技术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在电瓷方面，厂、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共同研发和创新电瓷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由于厂、校同时在上埠，因而对瓷业发展促进很快。厂、校都是试烧煤窑与机压成型，尤其在电瓷方面发展很快”[13]。厂、校都筑造小型煤窑和采用机械辘轳制造电瓷，极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美术瓷方面，有两大创新：一是在用釉方面，“通过多种试验，改进了白釉……配置了颜色釉，特别是龙泉釉及牙色釉，颇受用户欢迎”[14]；二是在产品式样方面，突破了传统设计，推出了仿古瓷、青花瓷等高级陈列品。这些技术研发成果，不仅应用于萍乡瓷厂生产，也成为陶校教育之主要内容。
此外，陶校教务处主任戴亮侪在抗战期间编写了《初级陶瓷学》《高级陶瓷学》《燃料学》《矿地学》等陶瓷专业书籍，也成为萍乡瓷厂技术改革之借鉴。
三、“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意义
“校厂合一”办学模式不仅促进了陶瓷生产，又培养了大批现代陶瓷专门性人才，有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由于厂、校齐聚萍乡，对萍乡传统陶瓷向现代转型产生了极大促进作用，使萍乡地区成为全国电瓷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一）树立陶瓷职业教育典型
制陶工作是一项比较精细的工作，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这种知识来自于生产，并运用于生产的“校厂合一”办学模式，能使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迅速应用到自身的生产过程中，并在生产中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完善，从而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现代陶瓷技术人才。
抗战时期，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实行“校厂合一”的办学模式，走出了一条陶瓷职业教育办学的新路子，为当今的陶瓷职业教育树立了典型。正如汪大纲等言，“这种厂、校结合的教育……在当时我国的教育界可谓‘标新立异’，就是对今天的职业技术教育，仍有借鉴作用。”[15]纵观陶瓷职业教育史，以往陶瓷职业教育或在学校设实验工厂，或仅把工厂作为学生实习场地，都不以生产为第一要务。而抗战时期，陶校为满足战争对陶瓷产品和人才的需求，与瓷厂紧密结合，以产养教，以教促产。学生在受教育的同时还充分参与生产，实现了教育和生产共同兴盛的双重目标。
（二）有力支援抗战建设
电瓷在电力系统中起着支持和绝缘的作用，用途十分广泛，是战争前线亟需的产品。抗战时期，由于“当时景德镇靠近前线，产品难以运出，醴陵尚未研制电瓷，上埠在全国行业同类产品中是名列前茅”[16]。萍乡瓷厂遂成为抗战时期全国主要的电瓷生产厂家，年产电瓷200～500吨，“以军交两部定购者，占主要地位；其次，则行销于省内外，各交通与电讯机关及湘桂、黔桂铁路局”[17]。陶校和瓷厂共同致力于电瓷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改变了当时国内依赖进口电瓷的状况，实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有力支援了当时的军政、交通、电力等重要部门的抗战工作。同时，萍乡瓷厂亦生产普通日用瓷、美术瓷和化工、耐火、医药等专业用瓷，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极大满足了战时国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萍乡瓷厂还把留厂的优秀陶校毕业生，派往支援各地。瓷厂“先后曾经介绍张圣兴、谢谷初、汪珏方去湖北恩施创办瓷厂，黄履兴去四川，熊鋆去广西搞陶瓷工作。”[18]校、厂共同培养的大批陶瓷科技人才将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带到全国各地，使中国陶瓷业未因战乱而中断，反而得到发展，为救亡图存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推动萍乡陶瓷业向现代化转型
在抗战之前，萍乡陶瓷业以传统手工业生产为主。据光绪时萍乡知县文乃麟所言：“职邑上埠等处，制造土窑，历百十年”[19]。上埠等地长期以手工生产粗瓷为主，技术较为落后。在抗战之后，萍乡陶瓷业开始采用机器生产陶瓷。据《萍乡陶瓷考》记载，萍乡陶瓷生产“在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沿用旧法。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以后，动力初用柴油引擎，嗣用蒸汽引擎制造，应用机械辘轳，脚踏辘轳模型铸坯，机械粉碎练泥、吹釉等烧成。以煤窑为主，提高品质，改良图案”[20]。可见，抗战时期陶校迁入和瓷厂创办为萍乡传统瓷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萍乡瓷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在廠、校共同努力下，萍乡陶瓷业采用了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首先，“萍乡瓷厂脱离传统古旧的手工作坊生产、经营模式”[21]，采用了最新的生产技术。其次，萍乡瓷厂的兴盛也带动了当地的陶瓷业的繁荣。“萍乡瓷厂‘龙头’在前，附近小厂紧随其后，纷起仿效”[22]。在萍乡瓷厂的推动下，上埠及附近地区的现代陶瓷小厂纷纷建立，陶瓷生产兴旺，萍乡已经成为全国颇有名气的现代陶瓷业重地。
参 考 文 献
[1]谢增明. 上埠陶瓷记[C]//昭萍志略. 萍乡：萍乡私立邑志馆，1935：903.
[2]汪璠. 回忆我在江西陶瓷界[C]//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辑），1984：50.
[3]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C]//教育法令汇编（第4辑），重庆：正中书局，1939：123.
[4][7][8][9]吴行敬. 抗战时期省陶校迁萍始末[C]//芦溪文史资料（总第4辑 工商史料特辑），1990：130-131.
[5][21][22]朱伦.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萍乡瓷业[C]//萍乡市芦溪区文史资（第1辑），1988：137-139.
[6]汪大绶. 难能可贵的两代情[C]//三乐居情思. 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5：168.
[10]邹建金. 陶业专科学校校长汪璠[C]//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2辑 陶专·浮师·天中），1984：37.
[11]陈海澄. 首任商会总理康达[C]//景德镇文史资料（第9辑），1993：166.
[12]汪大绶. 汪璠与陶瓷[C]//三乐居情思. 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5：68.
[13]石年龄. 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简史[C]//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2辑 陶专·浮师·天中），1984：1.
[14][18]汪璠. 萍乡开办瓷厂[C]//萍乡文史资料（第2辑），1984：105-106.
[15]汪大纲，汪大维，汪大梁. 记陶瓷学家和陶瓷教育家汪璠[C]//乐平文史资料（第7辑），1992：23.
[16]吴行敬. 江西陶瓷界知名人士在萍简况[C]//芦溪文史资料（总第4辑 工商史料特辑），1990：137.
[17][20]吴宗慈. 萍乡陶瓷考[C]//古瓷鉴定指南（2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181-182.
[19]（清）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 萍乡县[M]. 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江西省图书馆藏.
关键词 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萍乡瓷厂；校厂合一；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2-0074-04
“校厂合一”是校厂合作的深化，是一种充分利用学校和工厂两种教育资源，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技能训练和生产实践有机结合，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型、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抗战时期，工业陶瓷的需求量增大，这对培养大批掌握现代陶瓷生产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要求。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为促进资源利用的优化，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与萍乡瓷厂采取 “校厂合一”办学模式。
一、“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相对安全、陶瓷业基础较好的萍乡地区是抗战时期江西陶瓷发展的首选地，为“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同时，战时国家急需陶瓷教育和生产之保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和萍乡瓷厂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必然举措。
（一）萍乡处于相对安全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赣北地区纷纷沦陷，位于江西最西部的萍乡地区成为江西抗战的后方基地，较为安全。萍乡之所以成为相对安全区，主要原因有：第一，萍乡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较赣北落后，战略地位不突出，容易被日军忽略。第二，萍乡三面环山，境内丘陵、山地、盆地錯综分布。相对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赣北地区，这种多山的地形条件是抵抗日军的天然屏障。第三，萍乡东北邻宜春，东南邻吉安，西与湖南接壤，萍乡及其周围地区在抗战时期长期为国统区。直到1944年夏秋之际，日军三次进犯萍乡，校、厂纷纷停办。在此之前，萍乡地区一直为陶瓷教育和生产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
（二）萍乡上埠陶瓷基础较好
远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山背文化时代，萍乡地区就开始制陶。明清时期，萍乡陶瓷中心从南坑窑下移至上埠。据记载，上埠“土人多倚山俯坡结窑其间，掘泥而陶，不下数百家”[1]，形成一定规模。在长期制瓷过程中，萍乡陶瓷生产者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萍乡上埠及其附近地区蕴藏着大量瓷业资源。上埠及附近地区瓷石“产量丰富，品质很纯，粘性良好，可以单独制坯。风化较浅的瓷石，可以配釉。附近又出产镁质耐火泥，可制匣钵，也可作配釉的熔剂”[2]，制瓷原料纯正且丰富。加之，萍乡树木众多，又有“江南煤都”之称，煤炭储量大，可为制瓷业提供柴、煤等燃料。萍乡地区悠久的陶瓷业历史和丰富的陶瓷业资源，为陶瓷职业教育提供了可观的本土教育资源，确保了陶瓷职业教育“校厂合一”办学的顺利实施。
（三）抗战要求陶瓷教育和生产的保障
抗战爆发后，国防、民用实用技术人才急缺，发展职业教育显得尤为紧迫。1938年4月，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与以适应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3]战时教育方针要求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相配合，共同促进，以支援抗战。
江西作为产瓷大省，承担着陶瓷救国的使命。抗战爆发后，全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景德镇常受到敌机的轰炸，加上运输阻滞，瓷业急剧衰落。国民政府遂选择萍乡上埠作为战时全国陶瓷生产和教育基地。1938年8月，江西陶业管理局从景德镇迁往上埠。与此同时，汪璠等人奉命到上埠创办江西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之后陆续更名为“萍乡瓷厂”“民生瓷厂”和“江西萍乡瓷厂”）。陶瓷管理和生产部门定址上埠，但还必须培养掌握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人才。为使职业教育与生产配合，直接服务于抗战建设，1938年12月，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从靖安迁入上埠。厂、校采取了最有效的“校厂合一”办学模式，以实现抗战救国之共同目标。
二、“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内涵
在萍五年，陶校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校厂合一”的职教办学模式。
（一）“校厂合一”机制的建立
陶校迁来萍乡上埠后，校址就设置在上埠附近的龙王桥村，距离萍乡瓷厂不到四里。学校校长先“由厂长汪璠兼任校长，以后由舒信伟任校长”[4]。在迁萍初期，萍乡瓷厂厂长汪璠在舒新伟到职之前曾短暂担任陶校校长，为“校厂合一”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学校设有教务处、训育处、军训处、后勤处等机构，分初级班和高级班两种级别，实行“三三学制”。尽管抗战时期陶校物资缺乏、环境简陋，但学校努力克服艰苦的条件，与萍乡瓷厂充分合作，开创了“校厂合一”的陶瓷职业教育办学新模式。
（二）校、厂共用师资
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国陶瓷界的顶尖人物集中于萍乡上埠，从事陶瓷生产和教育工作。这些云集萍乡的陶瓷专家，大多与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多为陶校历任校长、教师，“不少人曾留学国外，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当时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5]。
如表1所示，陶校首任校长张浩任技术指导，陶校教师汪璠任厂长兼技术股主任，陶校第二任校长邹如圭为电瓷部主任，陶校教师、汪璠堂兄汪琛为普通瓷部主任。此外，许多陶校毕业生也迁入萍乡，担任瓷厂的技术管理人员，如伍礼镕、石年龄、潜方鸿等。同时，这些陶校出身的技术专家在发展好生产的同时，也不忘陶瓷教育，多在陶校兼课任教。据汪大绶记载，其父亲汪璠和潜方鸿“除同心协力做好萍乡瓷厂的工作外，还一起在陶业学校兼职授课，颇受学生欢迎”[6]。石年龄在抗日时期也兼任陶校教师。瓷业专家同时担任瓷厂技术专家和陶校教师的方式，“深受学生欢迎，当时在陶校读过书的学生一致认为陶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水平高于蜚声省内外的萍中”[7]。 （三）校、厂共育人才
校、厂在课程教材、在校学生实践、毕业生培养等方面进行充分合作，在学生培养的每个环节都共用资源、优势互补，实现了双赢目标。
在教材方面，陶瓷专业教材“由任课教师或厂方高级技术人员自撰自编”[8]，充分体现了“校厂合一”的办学理念。
在实践方面，萍乡瓷厂为陶校学生提供实践基地。瓷厂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教学场所。学生在陶校上完陶瓷专业理论课后，便“及时到萍乡瓷厂去实习，一星期大约有二、三次之多，实习内容包括原料、淘洗、成型、上釉、烧窑、检验等成瓷的各道手续”[9]，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习时，担任教学事务不仅有陶校任教的教师，还有厂方专家和技术人员，真正做到了厂校亲如一家。
在后期培养方面，萍乡瓷厂对毕业分配到厂的陶校学生进行重点培养。这些优秀的陶校毕业生，均要求分调“到生产第一线，做到能文能武，既管理生产又指导生产”[10]。据载，当时分配到萍乡瓷厂工作的陶校学生有邹美如、张功裕、沈爱华、艾必斌等，他们皆锻炼成为当时瓷厂的重要骨干力量。
（四）校、厂共享技术
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自创办之初，就以“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良陶业也”[11]为办学宗旨，以训练和培养操作新式机器以及烧窑技术人员为办学目标。萍乡瓷厂也“在生产中不断进行技术改革，组织科学实验”[12]。因而，陶校和萍乡瓷厂皆以培养改良传统陶瓷业为宗旨。抗战时期，校、厂共同致力于陶瓷科研，把现代科技知识融入到陶瓷教学和生产中去，以振兴中国陶瓷业。
由于陶校和瓷厂联合办学、充分合作，厂、校之陶瓷生产技术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在电瓷方面，厂、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共同研发和创新电瓷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由于厂、校同时在上埠，因而对瓷业发展促进很快。厂、校都是试烧煤窑与机压成型，尤其在电瓷方面发展很快”[13]。厂、校都筑造小型煤窑和采用机械辘轳制造电瓷，极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美术瓷方面，有两大创新：一是在用釉方面，“通过多种试验，改进了白釉……配置了颜色釉，特别是龙泉釉及牙色釉，颇受用户欢迎”[14]；二是在产品式样方面，突破了传统设计，推出了仿古瓷、青花瓷等高级陈列品。这些技术研发成果，不仅应用于萍乡瓷厂生产，也成为陶校教育之主要内容。
此外，陶校教务处主任戴亮侪在抗战期间编写了《初级陶瓷学》《高级陶瓷学》《燃料学》《矿地学》等陶瓷专业书籍，也成为萍乡瓷厂技术改革之借鉴。
三、“校厂合一”办学模式的意义
“校厂合一”办学模式不仅促进了陶瓷生产，又培养了大批现代陶瓷专门性人才，有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由于厂、校齐聚萍乡，对萍乡传统陶瓷向现代转型产生了极大促进作用，使萍乡地区成为全国电瓷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一）树立陶瓷职业教育典型
制陶工作是一项比较精细的工作，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这种知识来自于生产，并运用于生产的“校厂合一”办学模式，能使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迅速应用到自身的生产过程中，并在生产中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完善，从而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现代陶瓷技术人才。
抗战时期，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实行“校厂合一”的办学模式，走出了一条陶瓷职业教育办学的新路子，为当今的陶瓷职业教育树立了典型。正如汪大纲等言，“这种厂、校结合的教育……在当时我国的教育界可谓‘标新立异’，就是对今天的职业技术教育，仍有借鉴作用。”[15]纵观陶瓷职业教育史，以往陶瓷职业教育或在学校设实验工厂，或仅把工厂作为学生实习场地，都不以生产为第一要务。而抗战时期，陶校为满足战争对陶瓷产品和人才的需求，与瓷厂紧密结合，以产养教，以教促产。学生在受教育的同时还充分参与生产，实现了教育和生产共同兴盛的双重目标。
（二）有力支援抗战建设
电瓷在电力系统中起着支持和绝缘的作用，用途十分广泛，是战争前线亟需的产品。抗战时期，由于“当时景德镇靠近前线，产品难以运出，醴陵尚未研制电瓷，上埠在全国行业同类产品中是名列前茅”[16]。萍乡瓷厂遂成为抗战时期全国主要的电瓷生产厂家，年产电瓷200～500吨，“以军交两部定购者，占主要地位；其次，则行销于省内外，各交通与电讯机关及湘桂、黔桂铁路局”[17]。陶校和瓷厂共同致力于电瓷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改变了当时国内依赖进口电瓷的状况，实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有力支援了当时的军政、交通、电力等重要部门的抗战工作。同时，萍乡瓷厂亦生产普通日用瓷、美术瓷和化工、耐火、医药等专业用瓷，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极大满足了战时国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萍乡瓷厂还把留厂的优秀陶校毕业生，派往支援各地。瓷厂“先后曾经介绍张圣兴、谢谷初、汪珏方去湖北恩施创办瓷厂，黄履兴去四川，熊鋆去广西搞陶瓷工作。”[18]校、厂共同培养的大批陶瓷科技人才将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带到全国各地，使中国陶瓷业未因战乱而中断，反而得到发展，为救亡图存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推动萍乡陶瓷业向现代化转型
在抗战之前，萍乡陶瓷业以传统手工业生产为主。据光绪时萍乡知县文乃麟所言：“职邑上埠等处，制造土窑，历百十年”[19]。上埠等地长期以手工生产粗瓷为主，技术较为落后。在抗战之后，萍乡陶瓷业开始采用机器生产陶瓷。据《萍乡陶瓷考》记载，萍乡陶瓷生产“在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沿用旧法。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以后，动力初用柴油引擎，嗣用蒸汽引擎制造，应用机械辘轳，脚踏辘轳模型铸坯，机械粉碎练泥、吹釉等烧成。以煤窑为主，提高品质，改良图案”[20]。可见，抗战时期陶校迁入和瓷厂创办为萍乡传统瓷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萍乡瓷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在廠、校共同努力下，萍乡陶瓷业采用了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首先，“萍乡瓷厂脱离传统古旧的手工作坊生产、经营模式”[21]，采用了最新的生产技术。其次，萍乡瓷厂的兴盛也带动了当地的陶瓷业的繁荣。“萍乡瓷厂‘龙头’在前，附近小厂紧随其后，纷起仿效”[22]。在萍乡瓷厂的推动下，上埠及附近地区的现代陶瓷小厂纷纷建立，陶瓷生产兴旺，萍乡已经成为全国颇有名气的现代陶瓷业重地。
参 考 文 献
[1]谢增明. 上埠陶瓷记[C]//昭萍志略. 萍乡：萍乡私立邑志馆，1935：903.
[2]汪璠. 回忆我在江西陶瓷界[C]//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辑），1984：50.
[3]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C]//教育法令汇编（第4辑），重庆：正中书局，1939：123.
[4][7][8][9]吴行敬. 抗战时期省陶校迁萍始末[C]//芦溪文史资料（总第4辑 工商史料特辑），1990：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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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行敬. 江西陶瓷界知名人士在萍简况[C]//芦溪文史资料（总第4辑 工商史料特辑），199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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