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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刚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人们不像现在这么浮躁。一旦投入这么大的工作，就得专心，掌握自己的节奏，不能太受时尚的影响。”
张炜说的这本书叫《你在高原》，22年时间写成，450万字，10卷。
90年代，张炜遭遇一次车祸，身体很危险。原来的计划是年轻气盛的产物，受伤后的身体就没有这么大的冲力了，但慢下来更好，能让“我想得更多一点，思考得更深一点”。
二十多年的写作里，张炜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行走上。他不满足于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里理解世界和生活，他觉得自己必须亲自勘察生活的内部。当然他也在旅途上写。
“我从小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入迷，觉得他们满世界跑，可以去无数有意思的地方，什么高山大河雪岭都不在话下。”
对张炜来说，这可能是最浪漫的人生了。那时候他对地质队员的艰苦并不觉得，眼里看到的全是乐趣。这是童年的特征，童年看什么都是困难少而趣味多，总是往好的方面想。那时候，张炜有许多时间都在地质队员的帐篷里玩，听他们海聊。当时的海边除了打鱼的人和猎人，来来往往最多的就是地质队员。这对于他以后的文学之路有不小的影响。早在80年代初，他就写了好几篇有关地质队员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更是不止一部以地质队员为主人公。
张炜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考入地质学院。那样有专业知识垫底，写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他被小时候的兴趣牵引着，自修了大学地质课程，不过学一半丢一半，没有机会实践终究记不牢。
但是张炜始终无法忘记儿时的梦想。在《你在高原》里，他让笔下的人物说了一句“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他也用了22年时间推敲自己梦中的山河。
这二十多年里，张炜走过山区和平原，走过数不清的村落和城镇。特别是深山里面的生活情状，让他一直难以忘怀。直到今天，如果返回去看看，有的地方改变了，有的地方改变不是特别大。“有人总是把拥有电视机，当成山民最大的幸福去宣传，好像从此就不再是一穷二白了，”张炜说，“这种认识很奇怪。电视传播一些重要的消息和知识，可是也包括不少坏的东西，比如一些很低俗的节目。它们对于淳朴和向善的山民来说，是有害的东西。有些村庄的民风在变坏，这让我很忧虑。”
除此之外，张炜还观察到环境污染，工业化对乡村的侵蚀，甚至人们走路速度的变化。他说，这些资料对以后的写作、对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和人性，有极大的帮助。这些资料搜集的过程是最有意义的。
“写作需要做好功课。”张炜说，“有人认为反正是虚构，怎么还需要功课？其实越是大虚构，越是需要大实在。”
张炜说：“在记忆和思索方面，人是需要固执一些的。如果太容易遗忘，我们人类的生活将是可怕的。可是在物质主义时代，娱乐和物欲将裹卷一切。指认、辩驳、证实、记录，更有浪漫的想象，必须是这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的坚持。”
可能正因如此吧，张炜才把这部书定名为《你在高原》。一方面，书中的一些人向往并先后去了高原地区；另一方面，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
“心的高原”更是张炜所欲言说的：人在冗繁曲折的生活中对未知的苍茫有积极的寄托、有神秘的向往，是必需的、自然的，也是一种生命的属性。“心”不在此地，说明了对生活的不满甚至厌恶，同时也包含了再造生活和人生的强烈愿望。
张炜心中的“高原”是曾经的龙口——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时的龙口是渤海湾畔的一片莽野，到处都是丛林。他躲进林子里读了很多书。寂寞无人的环境加上书，人就容易爱上文学这一类的事情。他喜欢安静，而童年的经验是如此顽固而强大，这决定了他一生里的许多时候都是在和他不习惯的世界相处。他说，一直到二十多岁，如果有人大声喊叫一句，他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
张炜自谓，自己的写作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记忆中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另一部分就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其中也有迷惘和痛苦，甚至是深长的遗憾。
1975年，张炜发表了第一首长诗，写的是复员的红军老战士在海边吹响垦荒的号角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童年那片林野的命运被改变了。“这种变化绝不是一无是处，”张炜说，“但是过去最美好的一切全都没有了，那个近似于童话的世界消失了，而人类的生活是充满苦难的，没有童话的世界是非常难熬的。”
于是，张炜开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写作之旅中“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他的“高原”。无论是《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刺猬歌》还是《你在高原》，都是对“这个疯狂的物质世界的一种强烈的反应”。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就会成为最坏最可怕的东西。”张炜说，“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利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
文学的意义，说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
对张炜来说，文学是一个不能放弃的工作。出于内心的需要，出于用一部书去完整地记录、描述和展现的欲望。深入一个世界之后，觉得惊心动魄，这让他在坚持、感动、追溯的状态下度过了三十多年。
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
对话张炜
人物周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写作？
张炜：对我来说，一场沉入其中的写作，不可能是顾及太多的。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为了那个苛刻的“我”。我是为了“遥远的我”在写作。总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另一个“我”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注视着，他盯住了我的笔尖。就为了让那个“遥远的我”高兴和满意，我才如此辛苦地工作，快乐地工作。这似乎是一种很虚的表达，但正适于描述我的真实状态。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或许更能显露真正的意义。写作不需要达成与他人的、市场的妥协。
另一方面，充分讨论的文字，一些深入的见解正在逐步发表出来。我实在应该静下来，好好总结，而不能多说。因为刚刚从一场较长的奔走中停下来，还有点呼吸急促。我们的阅读人口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作者应该充分相信他们。
人物周刊：在写《你在高原》的过程中，你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采访工作，你怎么看待这部书的纪实性？
张炜：文学有它特殊的记录方式，或者说主要还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记录”。如果讲记录，纪实文字或图片或许更合适一些吧。但文学是人的心灵印迹、是人性最幽深最曲折的表达，是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某些知识的扩大和延伸，比如小说，它应该是难以重复的虚构和假设。所以说简单复制生活现象并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你在高原》尽管写了大量的现实场景，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故事，但可能还不是一般的文字记录。小说向外交付的永远是个人的心灵酿造，这些大致是不能重复的。我以前尝试过这样的理解：现实生活和文学的关系，是粮食和酒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以前的很多写作，包括《你在高原》都没有逃出你所在的“50年代生人”的范围。是什么让你对这代人格外关注？
张炜：因为要表达对整整一代人的看法、一些判断和探究，哪怕心存稍微一点的概括企图，都会遭遇非常复杂的情况。所以矛盾和犹豫必然包含在其中。一些溜直嘎巴脆的豪情壮志固然可敬，但这往往不是接近实情的最好办法。尽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都是独特的，但是似乎中国5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极其特殊的。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枢纽式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人，每个个体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饥饿年代，获取知识的年纪又遇上“文革”、“大跃进”，然后是中国巨大的转型，遭遇价值观上的两极冲突，等等。这对他们身心的挫伤非常严重。但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又是见了大世面的，也很幸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现在跟未来都会了解得很深刻。而我个人作为50年代生人，会充分体会这一代人的喜悦、困厄、幸福和悲哀，所以应该写他们。
人物周刊：很多评论家在谈到《你在高原》时都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么物质化的时代，还有人用22年时间写一部书。他们说，你是在逆潮流而动。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张炜：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官刺激。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悲剧。清醒的作家不必去充当这个悲剧中的角色，而要写出心中的真实。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学训练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那么这种坚持算是足够长了，对他来说无论是精神和艺术都只能往前走，而不是向后退。任何作家都会遭遇潮流，问题是怎样判断和应对这个潮流。一个族群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践踏文明，没有信仰和正义，赚钱越多就越是粗鄙。人一旦堕落成纯粹的欲望动物，不但自然环境没法保护，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真正的作家应该为人性、为所有的这些忧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物周刊：你的很多作品，都会发现有着近似的“内核”。你担心过重复自己这个问题吗？
张炜：比较重要的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敢于不停地“重复”，这是力气和意志所决定的。不停地在他所熟悉的人物画廊、人物关系和地域里边，反复表达和挖掘，走向深入，这是最困难的事情。所以你们会看到索尔
张炜说的这本书叫《你在高原》，22年时间写成，450万字，10卷。
90年代，张炜遭遇一次车祸，身体很危险。原来的计划是年轻气盛的产物，受伤后的身体就没有这么大的冲力了，但慢下来更好，能让“我想得更多一点，思考得更深一点”。
二十多年的写作里，张炜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行走上。他不满足于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里理解世界和生活，他觉得自己必须亲自勘察生活的内部。当然他也在旅途上写。
“我从小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入迷，觉得他们满世界跑，可以去无数有意思的地方，什么高山大河雪岭都不在话下。”
对张炜来说，这可能是最浪漫的人生了。那时候他对地质队员的艰苦并不觉得，眼里看到的全是乐趣。这是童年的特征，童年看什么都是困难少而趣味多，总是往好的方面想。那时候，张炜有许多时间都在地质队员的帐篷里玩，听他们海聊。当时的海边除了打鱼的人和猎人，来来往往最多的就是地质队员。这对于他以后的文学之路有不小的影响。早在80年代初，他就写了好几篇有关地质队员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更是不止一部以地质队员为主人公。
张炜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考入地质学院。那样有专业知识垫底，写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他被小时候的兴趣牵引着，自修了大学地质课程，不过学一半丢一半，没有机会实践终究记不牢。
但是张炜始终无法忘记儿时的梦想。在《你在高原》里，他让笔下的人物说了一句“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他也用了22年时间推敲自己梦中的山河。
这二十多年里，张炜走过山区和平原，走过数不清的村落和城镇。特别是深山里面的生活情状，让他一直难以忘怀。直到今天，如果返回去看看，有的地方改变了，有的地方改变不是特别大。“有人总是把拥有电视机，当成山民最大的幸福去宣传，好像从此就不再是一穷二白了，”张炜说，“这种认识很奇怪。电视传播一些重要的消息和知识，可是也包括不少坏的东西，比如一些很低俗的节目。它们对于淳朴和向善的山民来说，是有害的东西。有些村庄的民风在变坏，这让我很忧虑。”
除此之外，张炜还观察到环境污染，工业化对乡村的侵蚀，甚至人们走路速度的变化。他说，这些资料对以后的写作、对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和人性，有极大的帮助。这些资料搜集的过程是最有意义的。
“写作需要做好功课。”张炜说，“有人认为反正是虚构，怎么还需要功课？其实越是大虚构，越是需要大实在。”
张炜说：“在记忆和思索方面，人是需要固执一些的。如果太容易遗忘，我们人类的生活将是可怕的。可是在物质主义时代，娱乐和物欲将裹卷一切。指认、辩驳、证实、记录，更有浪漫的想象，必须是这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的坚持。”
可能正因如此吧，张炜才把这部书定名为《你在高原》。一方面，书中的一些人向往并先后去了高原地区；另一方面，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
“心的高原”更是张炜所欲言说的：人在冗繁曲折的生活中对未知的苍茫有积极的寄托、有神秘的向往，是必需的、自然的，也是一种生命的属性。“心”不在此地，说明了对生活的不满甚至厌恶，同时也包含了再造生活和人生的强烈愿望。
张炜心中的“高原”是曾经的龙口——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时的龙口是渤海湾畔的一片莽野，到处都是丛林。他躲进林子里读了很多书。寂寞无人的环境加上书，人就容易爱上文学这一类的事情。他喜欢安静，而童年的经验是如此顽固而强大，这决定了他一生里的许多时候都是在和他不习惯的世界相处。他说，一直到二十多岁，如果有人大声喊叫一句，他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
张炜自谓，自己的写作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记忆中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另一部分就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其中也有迷惘和痛苦，甚至是深长的遗憾。
1975年，张炜发表了第一首长诗，写的是复员的红军老战士在海边吹响垦荒的号角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童年那片林野的命运被改变了。“这种变化绝不是一无是处，”张炜说，“但是过去最美好的一切全都没有了，那个近似于童话的世界消失了，而人类的生活是充满苦难的，没有童话的世界是非常难熬的。”
于是，张炜开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写作之旅中“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他的“高原”。无论是《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刺猬歌》还是《你在高原》，都是对“这个疯狂的物质世界的一种强烈的反应”。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就会成为最坏最可怕的东西。”张炜说，“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利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
文学的意义，说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
对张炜来说，文学是一个不能放弃的工作。出于内心的需要，出于用一部书去完整地记录、描述和展现的欲望。深入一个世界之后，觉得惊心动魄，这让他在坚持、感动、追溯的状态下度过了三十多年。
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
对话张炜
人物周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写作？
张炜：对我来说，一场沉入其中的写作，不可能是顾及太多的。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为了那个苛刻的“我”。我是为了“遥远的我”在写作。总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另一个“我”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注视着，他盯住了我的笔尖。就为了让那个“遥远的我”高兴和满意，我才如此辛苦地工作，快乐地工作。这似乎是一种很虚的表达，但正适于描述我的真实状态。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或许更能显露真正的意义。写作不需要达成与他人的、市场的妥协。
另一方面，充分讨论的文字，一些深入的见解正在逐步发表出来。我实在应该静下来，好好总结，而不能多说。因为刚刚从一场较长的奔走中停下来，还有点呼吸急促。我们的阅读人口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作者应该充分相信他们。
人物周刊：在写《你在高原》的过程中，你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采访工作，你怎么看待这部书的纪实性？
张炜：文学有它特殊的记录方式，或者说主要还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记录”。如果讲记录，纪实文字或图片或许更合适一些吧。但文学是人的心灵印迹、是人性最幽深最曲折的表达，是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某些知识的扩大和延伸，比如小说，它应该是难以重复的虚构和假设。所以说简单复制生活现象并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你在高原》尽管写了大量的现实场景，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故事，但可能还不是一般的文字记录。小说向外交付的永远是个人的心灵酿造，这些大致是不能重复的。我以前尝试过这样的理解：现实生活和文学的关系，是粮食和酒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以前的很多写作，包括《你在高原》都没有逃出你所在的“50年代生人”的范围。是什么让你对这代人格外关注？
张炜：因为要表达对整整一代人的看法、一些判断和探究，哪怕心存稍微一点的概括企图，都会遭遇非常复杂的情况。所以矛盾和犹豫必然包含在其中。一些溜直嘎巴脆的豪情壮志固然可敬，但这往往不是接近实情的最好办法。尽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都是独特的，但是似乎中国5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极其特殊的。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枢纽式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人，每个个体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饥饿年代，获取知识的年纪又遇上“文革”、“大跃进”，然后是中国巨大的转型，遭遇价值观上的两极冲突，等等。这对他们身心的挫伤非常严重。但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又是见了大世面的，也很幸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现在跟未来都会了解得很深刻。而我个人作为50年代生人，会充分体会这一代人的喜悦、困厄、幸福和悲哀，所以应该写他们。
人物周刊：很多评论家在谈到《你在高原》时都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么物质化的时代，还有人用22年时间写一部书。他们说，你是在逆潮流而动。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张炜：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官刺激。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悲剧。清醒的作家不必去充当这个悲剧中的角色，而要写出心中的真实。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学训练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那么这种坚持算是足够长了，对他来说无论是精神和艺术都只能往前走，而不是向后退。任何作家都会遭遇潮流，问题是怎样判断和应对这个潮流。一个族群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践踏文明，没有信仰和正义，赚钱越多就越是粗鄙。人一旦堕落成纯粹的欲望动物，不但自然环境没法保护，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真正的作家应该为人性、为所有的这些忧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物周刊：你的很多作品，都会发现有着近似的“内核”。你担心过重复自己这个问题吗？
张炜：比较重要的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敢于不停地“重复”，这是力气和意志所决定的。不停地在他所熟悉的人物画廊、人物关系和地域里边，反复表达和挖掘，走向深入，这是最困难的事情。所以你们会看到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