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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特别是在股市和楼市中的投资群体规模日趋扩大的情况下，每一项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致资产价格发生变化，因而社会公众强烈地感受到货币政策的存在。在通胀率居高难降的时下，货币政策更是被调控当局寄予厚望。然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真的是医治通胀的一剂良药？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胀是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现，即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通胀程度的高低，则由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的失衡程度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抑制货币需求，改善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失衡的状况，有利于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上面所指的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仅是就一国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两者的总量而言的。如果货币与商品两者在总量上相适应但结构上产生了偏差，即商品的供给结构与货币对商品的需求结构失衡，则处于失衡状态的商品价格也会上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融入了国际经济，即使本国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在总量上是相协调的，但因国际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带来的输入效应，也会导致本国发生通胀。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光靠紧缩货币需求并不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明显下降。所以，通胀有时并非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光靠紧缩货币需求并不能有效抑制通胀。
本轮通胀的主要成因
本轮通胀的主要成因，较之1988年和1993年的通胀要复杂得多。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条件下，商品供不应求是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时期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过度引起的，表现为需求拉动型通胀。对这类通胀的治理，货币紧缩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而本轮通胀形成的背景，与1988年和1993年的通胀迥然有异，我国现已基本上告别短缺经济。从商品供求总格局看，决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因而需求拉动不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本轮通胀既有国内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既有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因素，也有经济外部失衡引发的流动性过剩的影响。由于本轮通胀的主要成因不是需求过度，因而单纯的货币紧缩对治理通胀并不能取得显著效果。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来自国际市场，其压力减缓取决于美国弱势美元政策的改变和国际原油、粮食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布什政府自2002年3月开始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是美国全球化货币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目的在于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将美国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矛盾通过外部价格调整来解决，即借助美元贬值向全世界转嫁经济调整的成本。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能否改弦易辙，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美国政策博弈的成效，当然更取决于布什继任者的政策主张和政策选择。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则受制于美元未来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演变及投机资金炒作程度等多重因素。由于难以影响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各种国际变量，因而无论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动作，对遏制输入型通胀都不会有什么作为。就成本推进型通胀来说，绝大部分的成本上升属于“还历史欠账”的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广大普通劳动者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具有必然性，而且是一个客观趋势。广东省政府最近就制定了全省的“工资倍增计划”，决定从2008年开始全省职工工资平均每年递增14%以上，计划到2012年使全省职工工资水平较之2000年翻两番。就环保成本看，企业的环保投入不足带有普遍性，这种情况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制约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大环保投入，是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因而环保成本上升也具有合理性和持续性。对主要由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发挥实际效力。就流动性过剩对通胀的影响而言，央行频繁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实施“对冲”操作，确实可以回收或压缩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货币供给量，缓解通胀压力。但客观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调控，而且还会产生“互逆效应”。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这是一种针对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实施的事后调控，并不能改变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生成的基础性条件，无法从源头上缓解外部失衡。央行调控措施的出台时间和调控力度的把握，都以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为依据，这实际上使央行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而且某些调控措施具有明显的“互逆效应”，即这些措施在发挥调控正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抵消调控积极效果的负面影响。比如，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一种价格型调控工具，是好多专家学者推崇的。但实际上，提高利率虽然可以收紧货币需求，但也会刺激热钱“流入”欲望，放大热钱流入规模，相应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扩大，导致与央行的调控初衷截然相反的后果。事实也真切地说明了这一点。央行自去年以来连续十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现已达到17．5%的高位，存贷款基准利率也多次上调，但因外部失衡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然一直在高位徘徊。在全社会资金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央行频繁提高利率的政策操作，还会刺激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提高企业贷款成本，为成本推动型通胀积蓄动力。
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作用不应高估
显然，紧缩性货币政策并非治理通胀的不二法门，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作用不应高估。应该看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愈来愈融入国际经济，包括物价在内的一些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一些新的影响物价的因素也在出现。和短缺经济下单一由需求过度主导的通胀相比，现实条件下通胀的生成机制变得多样化了，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也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与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政策博弈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摒弃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思维，从全球化的视角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高度来考虑货币政策问题。世界现已进入通胀时代，通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好多国家的通胀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我国这样一个对大宗商品有着旺盛需求的正处于高增长阶段的经济体，当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如果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弹性，只是一味从紧且力度很强，将不可避免地承担外部输入带来的损失，从而有可能损害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利益。
面对通胀压力加大、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现实情况，把调控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必然选择。但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确定合理的、具有可行性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且这一目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模式是政府和民众所期望的，我国从2000～2006年7年间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7年GDP年均增长9.9%，CPI年均增长1.2%，增长和物价的搭配可谓是“黄金组合”。但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影响物价因素的变化，低通胀、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我们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高增长、高通胀的增长与物价的搭配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较高水平的通胀，是现实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和经济起飞必须付出的代价。政府制定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不应过高，应留有余地，这样既不至于给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运作造成很大压力，有利于物价调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可以给公众正确的物价变动预期。由于政府年初确定的物价调控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难以准确预见和真实反映年内可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性因素对物价的影响，因此，当有这类情况出现使原定调控目标难以实现时，则应在年中对调控目标进行调整，以保证物价调控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在压通胀的同时，要关注货币政策实施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尽管“保卫货币”、稳定物价是央行的首要任务，但央行的货币政策毕竟负有多重使命。当央行调控物价的政策措施过于严厉，严重影响到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进而使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则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取向。
政策建议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作用，应实行“三个结合”：
一是压通胀与保增长相结合。目前，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持续且走势难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国内出口下降，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甚至有一些破产倒闭，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很大。另一方面，通胀率大幅下行的难度也很大。由此看来，我国经济步入滞胀的可能性在增加。经济增长下滑，将减少税收，打击就业，影响社会稳定，给宏观经济带来全局性负面影响。而且，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失业比物价上涨更可怕。基于这种情况，决策层应该尽快放松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在信贷投放上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加大信贷对“三农”、节能减排、高科技等的支持力度。央行在进行具体的调控制度设计时，应力戒“一刀切”，赋予制度更多的结构调控功能，增强政策调控的层次感、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在运用准备金比率政策收紧银行流动性时，可实行差别准备金比率，对中小银行、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金融机构，采用较低的准备金比率水准。
二是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我国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收到预期的调控效果。科学的治理通胀之道，应该是在运用政策手段紧缩需求的同时，从供给角度入手，强化供给管理，通过政策手段满足经济主体的合理资金需求，提升实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增加有效供给。CPI上涨的重要动力是粮价。而单靠货币紧缩是不能把粮价降下来的。只有增加农业的信贷投入，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才能降低粮价。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在治理通胀方面，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和民生类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对“三农”和自主创新科技项目等的投入，增加对农产品生产的补贴和对弱势群体及低收入者的补贴，降低通胀给其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应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居民储蓄利息税，减缓通胀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侵蚀，稳定消费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威海市分行）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胀是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现，即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通胀程度的高低，则由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的失衡程度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抑制货币需求，改善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失衡的状况，有利于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上面所指的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仅是就一国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两者的总量而言的。如果货币与商品两者在总量上相适应但结构上产生了偏差，即商品的供给结构与货币对商品的需求结构失衡，则处于失衡状态的商品价格也会上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融入了国际经济，即使本国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在总量上是相协调的，但因国际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带来的输入效应，也会导致本国发生通胀。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光靠紧缩货币需求并不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明显下降。所以，通胀有时并非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光靠紧缩货币需求并不能有效抑制通胀。
本轮通胀的主要成因
本轮通胀的主要成因，较之1988年和1993年的通胀要复杂得多。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条件下，商品供不应求是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时期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过度引起的，表现为需求拉动型通胀。对这类通胀的治理，货币紧缩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而本轮通胀形成的背景，与1988年和1993年的通胀迥然有异，我国现已基本上告别短缺经济。从商品供求总格局看，决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因而需求拉动不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本轮通胀既有国内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既有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因素，也有经济外部失衡引发的流动性过剩的影响。由于本轮通胀的主要成因不是需求过度，因而单纯的货币紧缩对治理通胀并不能取得显著效果。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来自国际市场，其压力减缓取决于美国弱势美元政策的改变和国际原油、粮食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布什政府自2002年3月开始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是美国全球化货币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目的在于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将美国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矛盾通过外部价格调整来解决，即借助美元贬值向全世界转嫁经济调整的成本。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能否改弦易辙，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美国政策博弈的成效，当然更取决于布什继任者的政策主张和政策选择。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则受制于美元未来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演变及投机资金炒作程度等多重因素。由于难以影响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各种国际变量，因而无论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动作，对遏制输入型通胀都不会有什么作为。就成本推进型通胀来说，绝大部分的成本上升属于“还历史欠账”的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广大普通劳动者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具有必然性，而且是一个客观趋势。广东省政府最近就制定了全省的“工资倍增计划”，决定从2008年开始全省职工工资平均每年递增14%以上，计划到2012年使全省职工工资水平较之2000年翻两番。就环保成本看，企业的环保投入不足带有普遍性，这种情况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制约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大环保投入，是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因而环保成本上升也具有合理性和持续性。对主要由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发挥实际效力。就流动性过剩对通胀的影响而言，央行频繁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实施“对冲”操作，确实可以回收或压缩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货币供给量，缓解通胀压力。但客观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调控，而且还会产生“互逆效应”。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这是一种针对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实施的事后调控，并不能改变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生成的基础性条件，无法从源头上缓解外部失衡。央行调控措施的出台时间和调控力度的把握，都以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为依据，这实际上使央行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而且某些调控措施具有明显的“互逆效应”，即这些措施在发挥调控正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抵消调控积极效果的负面影响。比如，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一种价格型调控工具，是好多专家学者推崇的。但实际上，提高利率虽然可以收紧货币需求，但也会刺激热钱“流入”欲望，放大热钱流入规模，相应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扩大，导致与央行的调控初衷截然相反的后果。事实也真切地说明了这一点。央行自去年以来连续十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现已达到17．5%的高位，存贷款基准利率也多次上调，但因外部失衡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然一直在高位徘徊。在全社会资金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央行频繁提高利率的政策操作，还会刺激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提高企业贷款成本，为成本推动型通胀积蓄动力。
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作用不应高估
显然，紧缩性货币政策并非治理通胀的不二法门，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作用不应高估。应该看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愈来愈融入国际经济，包括物价在内的一些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一些新的影响物价的因素也在出现。和短缺经济下单一由需求过度主导的通胀相比，现实条件下通胀的生成机制变得多样化了，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也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与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政策博弈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摒弃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思维，从全球化的视角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高度来考虑货币政策问题。世界现已进入通胀时代，通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好多国家的通胀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我国这样一个对大宗商品有着旺盛需求的正处于高增长阶段的经济体，当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如果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弹性，只是一味从紧且力度很强，将不可避免地承担外部输入带来的损失，从而有可能损害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利益。
面对通胀压力加大、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现实情况，把调控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必然选择。但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确定合理的、具有可行性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且这一目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模式是政府和民众所期望的，我国从2000～2006年7年间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7年GDP年均增长9.9%，CPI年均增长1.2%，增长和物价的搭配可谓是“黄金组合”。但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影响物价因素的变化，低通胀、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我们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高增长、高通胀的增长与物价的搭配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较高水平的通胀，是现实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和经济起飞必须付出的代价。政府制定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不应过高，应留有余地，这样既不至于给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运作造成很大压力，有利于物价调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可以给公众正确的物价变动预期。由于政府年初确定的物价调控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难以准确预见和真实反映年内可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性因素对物价的影响，因此，当有这类情况出现使原定调控目标难以实现时，则应在年中对调控目标进行调整，以保证物价调控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在压通胀的同时，要关注货币政策实施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尽管“保卫货币”、稳定物价是央行的首要任务，但央行的货币政策毕竟负有多重使命。当央行调控物价的政策措施过于严厉，严重影响到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进而使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则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取向。
政策建议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作用，应实行“三个结合”：
一是压通胀与保增长相结合。目前，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持续且走势难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国内出口下降，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甚至有一些破产倒闭，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很大。另一方面，通胀率大幅下行的难度也很大。由此看来，我国经济步入滞胀的可能性在增加。经济增长下滑，将减少税收，打击就业，影响社会稳定，给宏观经济带来全局性负面影响。而且，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失业比物价上涨更可怕。基于这种情况，决策层应该尽快放松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在信贷投放上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加大信贷对“三农”、节能减排、高科技等的支持力度。央行在进行具体的调控制度设计时，应力戒“一刀切”，赋予制度更多的结构调控功能，增强政策调控的层次感、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在运用准备金比率政策收紧银行流动性时，可实行差别准备金比率，对中小银行、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金融机构，采用较低的准备金比率水准。
二是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我国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收到预期的调控效果。科学的治理通胀之道，应该是在运用政策手段紧缩需求的同时，从供给角度入手，强化供给管理，通过政策手段满足经济主体的合理资金需求，提升实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增加有效供给。CPI上涨的重要动力是粮价。而单靠货币紧缩是不能把粮价降下来的。只有增加农业的信贷投入，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才能降低粮价。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在治理通胀方面，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和民生类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对“三农”和自主创新科技项目等的投入，增加对农产品生产的补贴和对弱势群体及低收入者的补贴，降低通胀给其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应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居民储蓄利息税，减缓通胀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侵蚀，稳定消费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威海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