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面换算是慰安妇里比较“幸运的”，她后来嫁了人，有了儿子。有些人被摧残得浑身是病，伸不直腰，丧失了生育能力，即使嫁人也没有孩子，孤老一生，还有的被夫家嫌弃，一辈子当牛做马抬不得头。有的远远避开人群，孤独地活、孤独地死。
　　抗战中，地处太行山之巅的盂县从未停止过斗争。被鬼子掠去的女人们经历了最野蛮的摧残，有的不止一次被抓去。
　　我曾跟着班忠义先生爬上高高山上，寻访当年侯东娥的家和那个她曾躲起来的地窖，“盖山西”是人们对年轻美貌的侯东娥的称呼。1939年，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日本军在队长伊藤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第一件事，就是搜寻“盖山西”。侯东娥才16岁，刚刚嫁人生了一个儿子，她是党员，做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宣传，给八路军做军鞋。她和同村一帮姐妹，用锅灰烟抹满脸，到处东躲西藏。日军根据她家土豆窖新翻的泥土痕迹，把她从地窖里抓出来拖到据点里。
　　
　　只要没有出发扫荡，日军就无休止地强暴她们，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噩梦……她曾三次被抓进去，刚出生的女儿饿死襁褓中，她曾跳崖以死抗争。
　　之后的几十年，她的生活始终在阴影中，直到在地里跪着干活被小学教师张双兵发现，这才揭开盂县一大批有着惨痛经历的老人们的悲惨过去。
　　跟着班忠义先生寻访这些老人，山西盂县去得最多，西烟镇、西潘乡、进圭乡……我们常常雇一辆吉普车，日夜兼程，颠簸在崎岖山路上，看望她们，送她们去县医院看病，记录她们的真实生活。这些影像班先生回到日本都会想尽办法在电视和报刊上发布。
　　招待所旁那热气腾腾的摊炸油条是最好的美味。
　　后来，偶尔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老人，看到刘面换去日本打官司讨公道，面容苍老的她，还是那沉默寡言的样子。
　　再后来，万爱花、刘面换、郭喜翠……她们相继离世，带着终身未得道歉的遗恨。
　　20多年前，还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采访处于半地下状态。当年采访时，为这些老人的生活免遭打扰，我答应班先生除了在妇女之友上发稿，不给任何媒体供稿。有出版社来约写书，被我婉拒。
　　这些年我信守承诺。也经常拿出当年的照片和留存的漸渐褪色的采访记录、资料，想我们当年那些爬山过河冒险寻访慰安妇老人的日子。当年记忆清晰头脑敏捷时，我不能写，现在可以写了，回忆却在模糊……
　　但她们那一张张面孔，却已经永远刻在我生命的年轮里。
　　她们真的就像那些花，来过，在苦难中绽放过。被岁月吹落消失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