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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大难题是执政权力分配与保障制度的建设——从臣权制约到皇权制约制度的构建
防止权力独裁一直是统治阶层长期反复出现并滋生政权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围绕君臣权力的分配构架历经朝代的更替而不断改良：君王独裁导致暴政、息政亡政;臣子独裁导致以下犯上、颠覆朝政。
中国历代朝政在安邦定国、政权分立制度建设上多有创造性举措，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直采用官僚（精英）民主政体的格局——大臣民主议政，然后君王集中决断，具有民主集中制的初步内涵。
实际上当下世界政体的三权分立构架，其演进过程经历了从臣权分享制约制到皇权分享制约制的递进。
我们首先从臣权分享制约制的创建说起。
楚国（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223年）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楚国在周文王、武王时候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在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王在行政策略上采用“君王授权，贤能主政，世族分治”的方式：中央层面——楚自从春秋时期设置令尹之官，令尹就“执一国之柄”，“在上位，以率万民”。历春秋至战国，令尹对内执国事、对外主战争，总揽大权于一身，其权势经久不衰。战国时期，楚国的公子执政，逐渐衰落，而以昭、屈、景三大家族为主干的世族执政却发展起来。战国时期，楚国组成了以昭、屈、景三大族为主干的分权执政集团。地方层面——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设置郡县政权组织形式，楚县是最早的县级行政区域。楚国设尹治县，县尹由楚王派遣，并非世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战国时期楚国的郡没有行政职能，没有形成郡统辖县的地方政权组织。但郡、县两种形式的组织，则为秦朝郡县相辖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的产生开了先河。郡县之下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
时间演进到公元581年-618年的隋朝，臣权分立制约机制——三省六部制正式形成，并为后续王朝所采用沿袭。它对于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等臣权进行分权制约，进行合理化、制度化的建构。当然各个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尽管中国的封建社会最终未能从臣权分享制约制跨越到皇权分享制约制的递进，但是隋朝这种权力分立的原理与模式，对于之后的君权分权制约机制的诞生，不啻为一种借鉴。
现代三权分立的理念最早由谁提出来的呢？有文献说，三权分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政体三要素论 （议事、行政、审判）到波里比阿发展这一思想提出权力制衡的观点等，都为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约翰·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则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是分权政体的故乡。洛克第一次提出近代分权学说，他系统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分权理论，并对政体作了经典性论述。他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极力主张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和相互制约，并认为这是防止国家权力腐败、保障合理健康的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手段。按照洛克的分权理论和制衡思想建立起来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使英国获得迅速发展。这套政治体制和权力体制及运行机制成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实践来源。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以英国政体为原型，在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第一次系统阐释和论证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宪政原则。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谁影响谁，谁借鉴谁的问题，只需要看看各自独立建构这种政体模式的创造性、时间性和平行性。
隋朝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职权的牵制与监督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制约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臣权分离，后者是皇权分享，但原理如出一轍。这不能不说明，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上创造力与贡献不逊于其他任何民族。
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近两百年的分裂，施行三省六部制，创立科举制，对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对于执政权力分配制度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一定要延伸出“国家之间权力的制约”制度的构建。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人类共同拥有和居住的唯一的地球村上，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生态影响效应正在日益突出和关联，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国家间的权力制约机制，将来或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
我们坚信，未来人类在权力制约的体制构建的侧重点，将是如何形成行之有效的“国家间权力制约机制”，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所必须思考和创新的命题。
第七大难题是如何确立社会群体利益优先顺序的原则即执政为谁的问题
人类采用社群生活方式，就涉及权与利的分配和保障问题。当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利益纷争时，如何确立社会群体利益优先顺序的原则，就成为所有立法、执法的判据基础，也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基础。
第一涉及皇权与臣权的原则——就有“受命于天”“朕即国家”“朕即法令” “金口玉言”，就有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一系列理念。
第二涉及官权与民权的原则——就衍生出法治与人治的矛盾，“法自权出”与“权自法出”的矛盾，官的权威与法的权威之间的矛盾。就有了“官官相护”“权大于法”“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等一系列乱象。 第三涉及公权与私权的原则——就有了“天下为公”与“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天下为私”的执法分歧。
人类法律演进的过程递进次序是：民权行为的规范性——臣权行为的规范性——皇权行为的规范性。历经“刑不上大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过程。
在涉及社群权与利的制度构架问题时，不仅要有分配的原则，还要有保障的机制。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人们侧重点关注分配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而对于在实践过程中确保这种分配原则得以公正落实的保障机制，没有提出合理的制约制度，所采取的措施方法没有提升到应有的水平。出现立法多、执法多、监督弱的局面，未能达到“分配机制”与“保障机制”并行的合理架构，这就成为人类社会行为长期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困局。
如何形成“民权监督”“臣权监督”“皇权监督”的制约体制，可以说至今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难题。
回溯中国法治体制的建设历程，历史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只是一个没有制约机制或者缺少完善制约机制的法治国家！这也是我们不认同许多法学界和社科学界人士所共识的“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度”的说法。
从商朝的《汤刑》，周朝的“周公制礼”《尚书·吕刑》，春秋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楚国的《鸡次之典》、秦国的《秦律》，汉朝的《汉律六十章》，唐朝的《贞观律》，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刑律》，到近代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及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以说中国的法制建设实现了从民权（百姓大众）行为的规范性到臣权（官员）行为的规范性再到皇权（国家最高领导人）行为的规范性，历经了逐步充实和丰富内涵的过程。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权力制约论”“执法监督条律”等层面的建言与治策总体上比较薄弱，在保障机制上没有明确的理论探讨与杰出的实践尝试。世界上分权制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到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产生的。
但在涉及公权与私权的优先原则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理念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也是基于东方文化长期形成的意识与理念所造成的。
西汉《礼记·礼运》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原意是天下是公众的，它所倡导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天下为公”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
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价值取向和优先原则，这是执政的民意基础，也是防止少数人利益绑架公共权力的立法基础和权力基础。
那么西方世界的观点又是如何呢？美国1787 年宪法确立了以“主权在民”为宗旨，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并同时建立了另外两项重要而独特的宪政原则：联邦政府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联邦与州政府权力分割。由此延伸执法的基础是“天下为私”：在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在不同的国家里，对作为财产权客体的财物种类的限制也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除已宣布为国有的财产外，几乎所有的财物都可作为私人财产权的客体。
如此，在涉及公权与私权的执法保护优先原则上，就出现了东西方的根本差异，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一直是各种政体争执不休的焦点。
当公权与私权出现矛盾冲突时，维护公共权利优先，考量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是以民意为基础;维护个人利益，考量基本人权为优先原则，是基于人人平等的理念出发，延伸出个人私利优先的原则，这是以法律为基础。
这两种原则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和缺陷。比如，民主政治制度讲求均权，这样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平台的建设，西方国家现在常常出现一些极端的问题。例如修一个公共平台的工程，但只要有个别人不出让土地，再好的项目也搞不成，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庇护下，个人私利反噬了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均权制的弊端会出现以小搏大的局面，当议事时，容易形成一票否決制。尤其面临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少数个体利益可以绑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现多数服从少数的局面。
而天下为公的执法原则，常常也会出现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过度侵害个人权利，使得弱势群体的基本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肆意妄为的暴力执法和违反基本人权的行为。
当然，西方“主权在民” 与中国“天下为公”的理念差异还在于，前者侧重在权力的产生认定，后者则侧重于权力的使用对象。
那么，究竟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怎样确立社会群体利益优先顺序原则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呢？
这就要看人类最终追求的未来社会形态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人类命运亟需找寻克服弱肉强食、超越对抗博弈、反对封闭隔阂、消融天下为私的醒世良方。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指出，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人类共享世界，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出迷茫和困惑，携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显然，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生态，公权与私权比例一定是达到了合理化的阈值。社会发展越好所呈现的生态，就是衣食住行的共享平台越来越多的生态，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和强大的生态。比如，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能不能解决资源共享问题？退休金待遇能不能解决公共资源分配问题？公园开放政策是不是共享平台？“铁公基”建设是不是公共共享平台？ 当一个地区处于落后状态，发展、提升、进步需要优先考虑时，若过度强调私权，一定会形成公共建设的强大阻力，有时候会因此错失发展的机遇，极大困扰和妨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生存权利。
“天下为公”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浓缩为“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无疑也是在继承包括“天下为公”在内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如果在未来的法律实践中，设立私权的基本底线，在兼顾私权底线不可逾越的基础上，以公权为执政的主要执政考量，才能形成共生和谐的人际格局。
当然，在未来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健康的秩序时，其执政与执法涉及三个大层面的把握：其一是刚性执法，为保障公权和国家宪法实践保驾护航;其二是柔性执法，为引导“公序良俗”的和谐社会形成与安定生活的稳定局面，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判罚原则;其三是风险预防，为培养具有法治观念、遵纪守法的公民，预防新形态的犯罪行为所进行的风险性预防举措和理论研究。预防为先（普法教育、入教入社、案例警示）、疏导为次（现场执法、公开办案、群众参与）、惩治保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精准执法），涉及公权要重法，涉及民权要量情。
未来，法律演进过程的递进次序将依民权行为的规范性——臣权行为的规范性——皇权行为的规范性逐步得到实施。但人类目前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法律面前国国平等”。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间行为的规范性”即国际法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作为青年学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的修为，自觉遵守学生守则及社会法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自觉地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先公后私”，当三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克己为公”“公而忘私”“大公无私”。
第八大难题是全球化进程中流通体制的构建
人类文明的进步，实质上体现在如何克服对人类自由度的禁锢——即地理边界的障碍、种群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从中国大一统到世界全球化进程，都涉及人類文明三大载体“物质载体、人力载体、文化载体”在流通过程中跨越“地域壁障、种群壁障、文化壁障”等三大难关。要确保国家和全球化“物质资源的交流、人力资源的交流、文化习俗的交流”的畅通，必须打通这些障碍，制定相关的运行规则和原则。统一度量衡的建立、运输管道构建、行政辖区跨地域边界的约定等，是跨越地域壁障的基础;消除种群歧视、阶层歧视、出身歧视对人力资源利用的阻碍，是建立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前提;消解宗教歧视、习俗歧视、文化水平隔膜等文化交流的障碍，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际和谐发展与共存安全性的前提。
这个世界被各种集团与势力范围的边界（包括区域边界、国家边界等）划分成网格化的地理形态，形成极为强大的地域壁垒，造成商品物产的流通不畅，形成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人类对地球物产的共享与开发，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并由此在人们心中长期形成地域歧视和偏见，如城乡歧视、地方歧视、国别歧视，等等。物流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载体，因地域壁垒而造成流通上的障碍，阻碍了人类文明进一步交融与进步。因此，如何克服地域壁垒是实现全球化人类大同的第一步。
此外，物质资源的利用还面临摄取手段与技术的壁障。未来物质资源的开发涉及四大资源的深度挖掘：陆地地表资源、地下深层资源、海洋共享资源、太空星级资源的开发，同样也涉及跨越边界协作的难题。
人力资源的利用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备受关注的另一重大课题。从部落战争中对战俘和人员的掠夺，到战国争雄中对其他诸侯国人才的吸纳重用，再到当下全球化中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无不体现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人才的竞争”这一理念。然而人力资源能量的流动、利用和彻底释放，历经了一系列的变革过程。
地球上的人群是由不同肤色和族群构成的社会群落，随着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种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社会分工，逐步演变成各种歧视并成为人力资源的壁垒。因各种歧视而形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对农民、黑人、妇女、移民的禁锢等，巨大的人力资源能量得不到释放。公民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另一重要载体，由于种族歧视等壁垒而造成人力流通上的障碍，阻碍了智力资源在社会层间的交流和利用。因此，克服种族歧视等壁垒是实现全球化人类文明提升的第二步。
地球上不同社会群落，基于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历史进程、文化积累等的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和理解。信仰的不同、宗教教义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不同、生活习俗的不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文化水平的不同、知识积淀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等，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偏见。比如东西方文化的歧视、宗教歧视、民族歧视、习俗歧视等，是全球化进程以及人类交融中诸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所在，也是当下人类社会出现众多惨烈战祸和杀戮的发端点。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内涵，文化壁垒会造成精神沟通上的巨大障碍，从而阻碍人类社会的共存共生与和谐相处。因此克服文化壁垒是实现全球化人类文明升华的第三步。
中华民族在克服“地域的障碍、种群的障碍、文化的障碍”三大难题上，在“集市贸易”“人才市场”“文化交流”等三个层面都有过先进的思想理念和卓越的建树。“统一度量衡”“汇通天下”“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粤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战国时期的客卿制，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汉唐印度佛教的引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晚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西学东渐，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马列主义革命实践，等等，都是对这三大难题进行解答的实践性尝试。可以说，中国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汉大一统的演绎过程，是当下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借鉴和参考，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中国的历史上也有重农轻商、闭关锁国的思潮和时期。
当我们把从“地区交流”“国内交流”放到“国际交流”的层级去考量，放置到全球化的格局去评判，我们就会找出自己的差距和未来的使命。
在全球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三大难题依旧还没有完善的答卷。地域分界阻碍物质流通，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回笼;种群歧视阻碍人力资源利用，民族主义思想依旧大有市场;文化歧视阻碍情感交流、导致认知偏见，宗教文化差异引起冲突，战祸世界、威胁人类和平。怎么解除这些烦恼的难题呢？
可以说，判断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世界领袖型国家，就是要看他在克服“地域的障碍、种群的障碍、文化的障碍”这三个难题的价值取向上，是否具有世界格局和视野上的先进性与引领性！
当我们回观近代世界性大国形成的历史轨迹，诸如大英帝国与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领袖型大国必须具备的四种要素和媒介：即助推载体（工具）、指导思想（旗帜）、人才培养（教育模式）以及战略手段（措施）。
其一，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诞生，前提与基础是要形成一个高密度政经体，而要形成一个高密度的政治经济实体，国家要满足四个层面的条件。其一是“快速反应体”：她对外界的变化敏感度高、信息捕捉全面、适应性快、反应方略迅速正确，人力、物力、资源的调动十分快捷。其二是“认识统一体”：要求目标一致、意志一致、思想一致、精力一致。其三是“结合紧密体”：资源联系紧密、区域无缝对接、政策贯彻畅通、社会交融和谐。其四是“自我认同体”：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有道德的制高点即人类公认的世界性价值观，有体制的先进性即起到为世界立范的榜样作用，有人群赖以信任的契约精神与护法的国家机器。形成高密度政经体的国家就一定拥有先进的助推载体。
其二，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要有引领世界的旗帜和感召世界的口号。
所谓世界性的大国，一定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所贡献，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观，这才是大国立威的基础。当大国的目标是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与愿景时，理念与主义更先进、更文明，那么才会有人愿意跟随和拥戴。因此大国的指导思想与旗帜要具有国际性和先进性。
其三，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能够得以形成和确立，是依赖于精英阶层来领导和管理社会的。
当一个国家确立了国家奋斗目标时，就要形成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就要寻找和选择能够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人才群体，他们能够不负重托、具备相关的能力和素养。
其四，世界性大国的产生，要有构筑大国的手段和措施。它包括：执政体制、贸易体制、军事体制，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与可行性步骤。
在政治体制上，要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性和榜样性，还要有高效性、稳定性与廉洁性。
在贸易体制上，要具有自由性、互利性、公平性以及规则性，满足各个国度与阶层获取利益的逐利性取向。
在军事体制上，要具有全球威慑性、快速反应性、功能协同性以及行动的正当性。
世界性大国的构建是一个以纪年为时间考量、逐步建设的过程。它就像一个大工程一样，要分拆成多个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战略性的布局就是顶层设计，就如大工程的图纸设计;而战术性的手段就是按照主次之分、核心與外围、先后顺序等目标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要把每一个具体行动落到实处，把每一个具体环节贯彻到位，把每一个具体目标夯实巩固，措施得当、行之有效、循序稳进。
基于上述世界性大国所必备的四大要素，我们来探讨一下英国梦、美国梦、中国梦各自的战略思路和格局。我们可以先从大英帝国与美国的成长来探究中国梦的立国之路和发展方略，同时析解出中国高等教育亟需变革、创新的环节。
大英帝国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国家，她成长时的世界正在进入“机械化的时代”。她借助于蒸汽机与火车这一工具的发明创造为载体，以平均时速为50公里的火车，输送着物流与人流，将英国建设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高密度政经实体”。并借助火车为媒介，将英国的工业技术、商品与标准推销到世界，成为第一代世界工厂。
同时，他们高举“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的旗帜，打通国家与地区边界对物流商贸的障碍，率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重障碍——地域壁垒进行跨越。
为了满足在全球展开工商贸易的诉求，培养大批量的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大英帝国创办了现代大学，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府进行转型教育，以西方地区文化集成和知识传承为办学理念，创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高等人才教育体系。
海外财富大量输送到英国，很多人因商而富。为满足因商而富的社会阶层参政议政的需求，英国开创了“宪政议会政体”替代贵族世袭体制，用精英民主与精英主导的政治模式来满足英国国际化的发展需求，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世界先进性与决策科学性。同时，他们借用坚船利炮粗暴干预和强行打开闭关锁国的地区市场，为他们的商贸政策服务，为他们的国策保驾护航。
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就是他们打着自由贸易旗帜，粗暴打开中国国门的例子。
美国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二个具有世界性的大国，她成长于世界由“机械化的时代”进入“电气化的时代”的时期。
美国在沿袭以“火车”这类机械化交通工具为载体的基础上，同时开创了以汽车和高速公路为新型载体的交通媒介，以平均时速为100公里的汽车，输送着物流与人流，将整个美国负载在高速转动的车轮上，让广袤的美国大地紧密联系成一体，形成当代最为强大的“高密度政经实体”。美国借助汽车为媒介，将其工业技术、商品与标准，推销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第二代世界工厂。
美国沿袭“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的旗号，继续打通国家与地区边界对物流商贸的障碍，进一步完善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重障碍——地域壁垒的清障工作。同时，他们高举“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人权旗帜，打破种族歧视对人力资源利用的障碍，释放人力资源的巨大创造能量，开启机会均等的职业闸门，率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二重障碍——种族壁垒进行跨越。 为了实现对全球化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美国同样需要培养大批量的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继承欧洲传统大学模式的办学理念基础上，考虑到新型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财富创造上的巨大作用，美国开创以研究为中心的高等人才教育新体系，培养了大批创造力强的科学家、视野宽泛的政治家、富有野心的军事家、纵横捭阖的商贸家、脚踏实地的企业家以及四海为家的冒险家，处处引领世界科技的潮流，占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
同时因应广大民众对人权意识的觉醒，满足社会各阶层对参政议政的欲望，美国开创“民主选举的法治政体”，以“民意主导体制”来替代少数精英主导体制，用民选精英的政治主导模式来满足美国国际化的发展需求，从而顺应当今人人平等的主流民意大潮，体现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世界先进性与决策科学性。同时，他们把坚船利炮的军事暴力手段与财大气粗的经济制裁手段有机地结合，形成两只超强大手，牢牢掌控世界格局，来为他们的商贸政策服务，为他们的国策实施保驾护航。此外，他们设立联合国这种全球议事构架，利用自己强大的话语权来占领“制裁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用“美元货币”的金融体制操纵世界经济的发展权。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成为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的代名词。
比对英美两个近现代历史上世界性大国，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步伐正在从“机械化的时代”“电气化的时代”递进到“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智能化时代是集成“精密的机械制造技术”“系统的电气集成技术”和“快捷的信息传输技术”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的高科技产业，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体，没有完备的产业链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历经近代风云变幻，从驱除外辱、建立新中国到实现小康，及至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一中国梦的构想，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召唤我们。
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基于“铁公基”建设的纵深发展，成绩卓越，业绩显著。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远程传输的电力网，便捷快速的信息网以及正在开创形成的“高铁网”为新型载体的交通媒介，以平均时速为300公里的高速火车为牵引力，形成以高铁网为主动脉、地铁网为毛细血管网的交通战略布局，高效率地输送着物流与人流，将整个中国大地紧密联系成一体，从而形成当代更加强大的“高密度政经实体”。
我们正借助火车、汽车、飞机与高铁等四维一体化的交通媒介，并以高铁的先进技术为主导，将中国的制造技术、商品与标准，运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成为第三代世界工厂。
我们接纳“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平等、自由、民主”等世界优秀文化的内涵，继续消减和克服“地域壁垒”“种族壁垒”的障碍，同时提出并高举“文化平等、和谐共存、发展包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执政理念与旗帜，率先发动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三重障碍——文化壁垒进行跨越。比如，2016年9月4日在中国杭州市召开的全球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尤其是包容二字被众多媒体高度评价。
在政治体制上，我们兼顾“执政效率与民意愿景”的双重考量，把政体的先进性与高效性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以民意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新体制——民主协商的法治政体，开创出以民意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精英主导模式来满足中国迅速发展的国际化需求。在克服民主体制的低效率、高成本、纷争不断、少数袭扰的弊端中，体现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世界先进性与决策科学性——达到“效率高、貫彻快、先公利、重民意、尊法治”的要求。尤其是世界秩序已经进入契约化时代，稳定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能够存在，其先决条件就是行为的可预见性。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制定具有共识的行为规则，必须按照规矩办事，依法行事、信守契约，才能建立基本的信誉，才能成为可以信赖的和负责任的大国。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三个核心领导人其治国理念与战略决策，与我们国家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极为契合。这是国家之幸！
在毛泽东时代，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是首要任务，所以国策是“固疆守土、战略威慑”——要优先发展核武与构筑空间战略——采用“威慑优先”发展原则。在国际上，刚言而行慎，信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形成“军政国家系统”的“先军”模式。
在邓小平时代，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国家的经济建设成为头等大事，所以国策是“改善民生、自立图强”——用“市场换资源、市场换技术”——抓住战略机遇期，做平衡大师。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在国内加快自我建设，立足于国家自强，形成“经政国家系统”的模式来引领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国家经济已经形成外向型、国际化结构，这时的国策必须是“放眼世界、复兴发达”，需要“资金换资源，基建换市场，融资换合作”，所以提倡“共同发展，量力而行，选择性有效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立场。在国际事务上，采取“软硬兼施、软语刚行”的独立政策，把握“在既有的世界秩序谋发展、对不利的规则求完善、对无规则事宜立规则”的原则，形成“法政国家系统”的结构模式。
讲规则、守法治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基础，是立国的基石！因此，构建法治国家即是内部需要，也是外部国际化的需要。
腐败是阻碍法治国策得以贯彻的大敌，是社会公平、自由、民主与和谐的破坏者，是中国能否实现中国梦的最大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坚决反腐倡廉的根本原因。在国家体制以法政系统为基础的情况下，中国要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向中国梦的理想，就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战略性决策和全球化措施。
因此，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导，基于陆权大国的地理优势，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为纽带，把世界上众多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全球化人类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基于推进数字化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世界性金融机构亚投行的构建，平衡美国用“美元货币”的金融体制来操纵世界经济发展权的独大弊端。以“蓝水海军”的建设，确立黄色土地与蓝色边疆并重、陆权与海权并重的原则，基于利益边疆的国事外交理念，担当起维护世界新秩序的社会责任。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包容并存的态度处理国际交融中出现的摩擦与矛盾，反对文化沙文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以预见，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流通体制的完善和建设依然任务艰巨，冲突持续，存在众多的爆发点和隐患点。
（未完待续）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防止权力独裁一直是统治阶层长期反复出现并滋生政权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围绕君臣权力的分配构架历经朝代的更替而不断改良：君王独裁导致暴政、息政亡政;臣子独裁导致以下犯上、颠覆朝政。
中国历代朝政在安邦定国、政权分立制度建设上多有创造性举措，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直采用官僚（精英）民主政体的格局——大臣民主议政，然后君王集中决断，具有民主集中制的初步内涵。
实际上当下世界政体的三权分立构架，其演进过程经历了从臣权分享制约制到皇权分享制约制的递进。
我们首先从臣权分享制约制的创建说起。
楚国（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223年）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楚国在周文王、武王时候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在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王在行政策略上采用“君王授权，贤能主政，世族分治”的方式：中央层面——楚自从春秋时期设置令尹之官，令尹就“执一国之柄”，“在上位，以率万民”。历春秋至战国，令尹对内执国事、对外主战争，总揽大权于一身，其权势经久不衰。战国时期，楚国的公子执政，逐渐衰落，而以昭、屈、景三大家族为主干的世族执政却发展起来。战国时期，楚国组成了以昭、屈、景三大族为主干的分权执政集团。地方层面——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设置郡县政权组织形式，楚县是最早的县级行政区域。楚国设尹治县，县尹由楚王派遣，并非世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战国时期楚国的郡没有行政职能，没有形成郡统辖县的地方政权组织。但郡、县两种形式的组织，则为秦朝郡县相辖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的产生开了先河。郡县之下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
时间演进到公元581年-618年的隋朝，臣权分立制约机制——三省六部制正式形成，并为后续王朝所采用沿袭。它对于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等臣权进行分权制约，进行合理化、制度化的建构。当然各个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尽管中国的封建社会最终未能从臣权分享制约制跨越到皇权分享制约制的递进，但是隋朝这种权力分立的原理与模式，对于之后的君权分权制约机制的诞生，不啻为一种借鉴。
现代三权分立的理念最早由谁提出来的呢？有文献说，三权分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政体三要素论 （议事、行政、审判）到波里比阿发展这一思想提出权力制衡的观点等，都为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约翰·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则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是分权政体的故乡。洛克第一次提出近代分权学说，他系统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分权理论，并对政体作了经典性论述。他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极力主张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和相互制约，并认为这是防止国家权力腐败、保障合理健康的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手段。按照洛克的分权理论和制衡思想建立起来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使英国获得迅速发展。这套政治体制和权力体制及运行机制成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实践来源。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以英国政体为原型，在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第一次系统阐释和论证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宪政原则。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谁影响谁，谁借鉴谁的问题，只需要看看各自独立建构这种政体模式的创造性、时间性和平行性。
隋朝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职权的牵制与监督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制约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臣权分离，后者是皇权分享，但原理如出一轍。这不能不说明，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上创造力与贡献不逊于其他任何民族。
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近两百年的分裂，施行三省六部制，创立科举制，对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对于执政权力分配制度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一定要延伸出“国家之间权力的制约”制度的构建。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人类共同拥有和居住的唯一的地球村上，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生态影响效应正在日益突出和关联，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国家间的权力制约机制，将来或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
我们坚信，未来人类在权力制约的体制构建的侧重点，将是如何形成行之有效的“国家间权力制约机制”，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所必须思考和创新的命题。
第七大难题是如何确立社会群体利益优先顺序的原则即执政为谁的问题
人类采用社群生活方式，就涉及权与利的分配和保障问题。当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利益纷争时，如何确立社会群体利益优先顺序的原则，就成为所有立法、执法的判据基础，也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基础。
第一涉及皇权与臣权的原则——就有“受命于天”“朕即国家”“朕即法令” “金口玉言”，就有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一系列理念。
第二涉及官权与民权的原则——就衍生出法治与人治的矛盾，“法自权出”与“权自法出”的矛盾，官的权威与法的权威之间的矛盾。就有了“官官相护”“权大于法”“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等一系列乱象。 第三涉及公权与私权的原则——就有了“天下为公”与“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天下为私”的执法分歧。
人类法律演进的过程递进次序是：民权行为的规范性——臣权行为的规范性——皇权行为的规范性。历经“刑不上大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过程。
在涉及社群权与利的制度构架问题时，不仅要有分配的原则，还要有保障的机制。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人们侧重点关注分配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而对于在实践过程中确保这种分配原则得以公正落实的保障机制，没有提出合理的制约制度，所采取的措施方法没有提升到应有的水平。出现立法多、执法多、监督弱的局面，未能达到“分配机制”与“保障机制”并行的合理架构，这就成为人类社会行为长期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困局。
如何形成“民权监督”“臣权监督”“皇权监督”的制约体制，可以说至今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难题。
回溯中国法治体制的建设历程，历史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只是一个没有制约机制或者缺少完善制约机制的法治国家！这也是我们不认同许多法学界和社科学界人士所共识的“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度”的说法。
从商朝的《汤刑》，周朝的“周公制礼”《尚书·吕刑》，春秋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楚国的《鸡次之典》、秦国的《秦律》，汉朝的《汉律六十章》，唐朝的《贞观律》，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刑律》，到近代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及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以说中国的法制建设实现了从民权（百姓大众）行为的规范性到臣权（官员）行为的规范性再到皇权（国家最高领导人）行为的规范性，历经了逐步充实和丰富内涵的过程。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权力制约论”“执法监督条律”等层面的建言与治策总体上比较薄弱，在保障机制上没有明确的理论探讨与杰出的实践尝试。世界上分权制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到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产生的。
但在涉及公权与私权的优先原则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理念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也是基于东方文化长期形成的意识与理念所造成的。
西汉《礼记·礼运》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原意是天下是公众的，它所倡导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天下为公”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
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价值取向和优先原则，这是执政的民意基础，也是防止少数人利益绑架公共权力的立法基础和权力基础。
那么西方世界的观点又是如何呢？美国1787 年宪法确立了以“主权在民”为宗旨，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并同时建立了另外两项重要而独特的宪政原则：联邦政府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联邦与州政府权力分割。由此延伸执法的基础是“天下为私”：在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在不同的国家里，对作为财产权客体的财物种类的限制也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除已宣布为国有的财产外，几乎所有的财物都可作为私人财产权的客体。
如此，在涉及公权与私权的执法保护优先原则上，就出现了东西方的根本差异，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一直是各种政体争执不休的焦点。
当公权与私权出现矛盾冲突时，维护公共权利优先，考量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是以民意为基础;维护个人利益，考量基本人权为优先原则，是基于人人平等的理念出发，延伸出个人私利优先的原则，这是以法律为基础。
这两种原则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和缺陷。比如，民主政治制度讲求均权，这样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平台的建设，西方国家现在常常出现一些极端的问题。例如修一个公共平台的工程，但只要有个别人不出让土地，再好的项目也搞不成，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庇护下，个人私利反噬了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均权制的弊端会出现以小搏大的局面，当议事时，容易形成一票否決制。尤其面临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少数个体利益可以绑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现多数服从少数的局面。
而天下为公的执法原则，常常也会出现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过度侵害个人权利，使得弱势群体的基本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肆意妄为的暴力执法和违反基本人权的行为。
当然，西方“主权在民” 与中国“天下为公”的理念差异还在于，前者侧重在权力的产生认定，后者则侧重于权力的使用对象。
那么，究竟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怎样确立社会群体利益优先顺序原则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呢？
这就要看人类最终追求的未来社会形态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人类命运亟需找寻克服弱肉强食、超越对抗博弈、反对封闭隔阂、消融天下为私的醒世良方。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指出，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人类共享世界，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出迷茫和困惑，携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显然，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生态，公权与私权比例一定是达到了合理化的阈值。社会发展越好所呈现的生态，就是衣食住行的共享平台越来越多的生态，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和强大的生态。比如，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能不能解决资源共享问题？退休金待遇能不能解决公共资源分配问题？公园开放政策是不是共享平台？“铁公基”建设是不是公共共享平台？ 当一个地区处于落后状态，发展、提升、进步需要优先考虑时，若过度强调私权，一定会形成公共建设的强大阻力，有时候会因此错失发展的机遇，极大困扰和妨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生存权利。
“天下为公”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浓缩为“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无疑也是在继承包括“天下为公”在内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如果在未来的法律实践中，设立私权的基本底线，在兼顾私权底线不可逾越的基础上，以公权为执政的主要执政考量，才能形成共生和谐的人际格局。
当然，在未来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健康的秩序时，其执政与执法涉及三个大层面的把握：其一是刚性执法，为保障公权和国家宪法实践保驾护航;其二是柔性执法，为引导“公序良俗”的和谐社会形成与安定生活的稳定局面，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判罚原则;其三是风险预防，为培养具有法治观念、遵纪守法的公民，预防新形态的犯罪行为所进行的风险性预防举措和理论研究。预防为先（普法教育、入教入社、案例警示）、疏导为次（现场执法、公开办案、群众参与）、惩治保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精准执法），涉及公权要重法，涉及民权要量情。
未来，法律演进过程的递进次序将依民权行为的规范性——臣权行为的规范性——皇权行为的规范性逐步得到实施。但人类目前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法律面前国国平等”。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间行为的规范性”即国际法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作为青年学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的修为，自觉遵守学生守则及社会法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自觉地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先公后私”，当三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克己为公”“公而忘私”“大公无私”。
第八大难题是全球化进程中流通体制的构建
人类文明的进步，实质上体现在如何克服对人类自由度的禁锢——即地理边界的障碍、种群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从中国大一统到世界全球化进程，都涉及人類文明三大载体“物质载体、人力载体、文化载体”在流通过程中跨越“地域壁障、种群壁障、文化壁障”等三大难关。要确保国家和全球化“物质资源的交流、人力资源的交流、文化习俗的交流”的畅通，必须打通这些障碍，制定相关的运行规则和原则。统一度量衡的建立、运输管道构建、行政辖区跨地域边界的约定等，是跨越地域壁障的基础;消除种群歧视、阶层歧视、出身歧视对人力资源利用的阻碍，是建立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前提;消解宗教歧视、习俗歧视、文化水平隔膜等文化交流的障碍，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际和谐发展与共存安全性的前提。
这个世界被各种集团与势力范围的边界（包括区域边界、国家边界等）划分成网格化的地理形态，形成极为强大的地域壁垒，造成商品物产的流通不畅，形成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人类对地球物产的共享与开发，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并由此在人们心中长期形成地域歧视和偏见，如城乡歧视、地方歧视、国别歧视，等等。物流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载体，因地域壁垒而造成流通上的障碍，阻碍了人类文明进一步交融与进步。因此，如何克服地域壁垒是实现全球化人类大同的第一步。
此外，物质资源的利用还面临摄取手段与技术的壁障。未来物质资源的开发涉及四大资源的深度挖掘：陆地地表资源、地下深层资源、海洋共享资源、太空星级资源的开发，同样也涉及跨越边界协作的难题。
人力资源的利用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备受关注的另一重大课题。从部落战争中对战俘和人员的掠夺，到战国争雄中对其他诸侯国人才的吸纳重用，再到当下全球化中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无不体现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人才的竞争”这一理念。然而人力资源能量的流动、利用和彻底释放，历经了一系列的变革过程。
地球上的人群是由不同肤色和族群构成的社会群落，随着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种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社会分工，逐步演变成各种歧视并成为人力资源的壁垒。因各种歧视而形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对农民、黑人、妇女、移民的禁锢等，巨大的人力资源能量得不到释放。公民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另一重要载体，由于种族歧视等壁垒而造成人力流通上的障碍，阻碍了智力资源在社会层间的交流和利用。因此，克服种族歧视等壁垒是实现全球化人类文明提升的第二步。
地球上不同社会群落，基于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历史进程、文化积累等的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和理解。信仰的不同、宗教教义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不同、生活习俗的不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文化水平的不同、知识积淀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等，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偏见。比如东西方文化的歧视、宗教歧视、民族歧视、习俗歧视等，是全球化进程以及人类交融中诸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所在，也是当下人类社会出现众多惨烈战祸和杀戮的发端点。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内涵，文化壁垒会造成精神沟通上的巨大障碍，从而阻碍人类社会的共存共生与和谐相处。因此克服文化壁垒是实现全球化人类文明升华的第三步。
中华民族在克服“地域的障碍、种群的障碍、文化的障碍”三大难题上，在“集市贸易”“人才市场”“文化交流”等三个层面都有过先进的思想理念和卓越的建树。“统一度量衡”“汇通天下”“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粤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战国时期的客卿制，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汉唐印度佛教的引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晚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西学东渐，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马列主义革命实践，等等，都是对这三大难题进行解答的实践性尝试。可以说，中国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汉大一统的演绎过程，是当下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借鉴和参考，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中国的历史上也有重农轻商、闭关锁国的思潮和时期。
当我们把从“地区交流”“国内交流”放到“国际交流”的层级去考量，放置到全球化的格局去评判，我们就会找出自己的差距和未来的使命。
在全球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三大难题依旧还没有完善的答卷。地域分界阻碍物质流通，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回笼;种群歧视阻碍人力资源利用，民族主义思想依旧大有市场;文化歧视阻碍情感交流、导致认知偏见，宗教文化差异引起冲突，战祸世界、威胁人类和平。怎么解除这些烦恼的难题呢？
可以说，判断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世界领袖型国家，就是要看他在克服“地域的障碍、种群的障碍、文化的障碍”这三个难题的价值取向上，是否具有世界格局和视野上的先进性与引领性！
当我们回观近代世界性大国形成的历史轨迹，诸如大英帝国与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领袖型大国必须具备的四种要素和媒介：即助推载体（工具）、指导思想（旗帜）、人才培养（教育模式）以及战略手段（措施）。
其一，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诞生，前提与基础是要形成一个高密度政经体，而要形成一个高密度的政治经济实体，国家要满足四个层面的条件。其一是“快速反应体”：她对外界的变化敏感度高、信息捕捉全面、适应性快、反应方略迅速正确，人力、物力、资源的调动十分快捷。其二是“认识统一体”：要求目标一致、意志一致、思想一致、精力一致。其三是“结合紧密体”：资源联系紧密、区域无缝对接、政策贯彻畅通、社会交融和谐。其四是“自我认同体”：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有道德的制高点即人类公认的世界性价值观，有体制的先进性即起到为世界立范的榜样作用，有人群赖以信任的契约精神与护法的国家机器。形成高密度政经体的国家就一定拥有先进的助推载体。
其二，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要有引领世界的旗帜和感召世界的口号。
所谓世界性的大国，一定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所贡献，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观，这才是大国立威的基础。当大国的目标是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与愿景时，理念与主义更先进、更文明，那么才会有人愿意跟随和拥戴。因此大国的指导思想与旗帜要具有国际性和先进性。
其三，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能够得以形成和确立，是依赖于精英阶层来领导和管理社会的。
当一个国家确立了国家奋斗目标时，就要形成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就要寻找和选择能够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人才群体，他们能够不负重托、具备相关的能力和素养。
其四，世界性大国的产生，要有构筑大国的手段和措施。它包括：执政体制、贸易体制、军事体制，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与可行性步骤。
在政治体制上，要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性和榜样性，还要有高效性、稳定性与廉洁性。
在贸易体制上，要具有自由性、互利性、公平性以及规则性，满足各个国度与阶层获取利益的逐利性取向。
在军事体制上，要具有全球威慑性、快速反应性、功能协同性以及行动的正当性。
世界性大国的构建是一个以纪年为时间考量、逐步建设的过程。它就像一个大工程一样，要分拆成多个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战略性的布局就是顶层设计，就如大工程的图纸设计;而战术性的手段就是按照主次之分、核心與外围、先后顺序等目标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要把每一个具体行动落到实处，把每一个具体环节贯彻到位，把每一个具体目标夯实巩固，措施得当、行之有效、循序稳进。
基于上述世界性大国所必备的四大要素，我们来探讨一下英国梦、美国梦、中国梦各自的战略思路和格局。我们可以先从大英帝国与美国的成长来探究中国梦的立国之路和发展方略，同时析解出中国高等教育亟需变革、创新的环节。
大英帝国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国家，她成长时的世界正在进入“机械化的时代”。她借助于蒸汽机与火车这一工具的发明创造为载体，以平均时速为50公里的火车，输送着物流与人流，将英国建设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高密度政经实体”。并借助火车为媒介，将英国的工业技术、商品与标准推销到世界，成为第一代世界工厂。
同时，他们高举“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的旗帜，打通国家与地区边界对物流商贸的障碍，率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重障碍——地域壁垒进行跨越。
为了满足在全球展开工商贸易的诉求，培养大批量的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大英帝国创办了现代大学，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府进行转型教育，以西方地区文化集成和知识传承为办学理念，创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高等人才教育体系。
海外财富大量输送到英国，很多人因商而富。为满足因商而富的社会阶层参政议政的需求，英国开创了“宪政议会政体”替代贵族世袭体制，用精英民主与精英主导的政治模式来满足英国国际化的发展需求，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世界先进性与决策科学性。同时，他们借用坚船利炮粗暴干预和强行打开闭关锁国的地区市场，为他们的商贸政策服务，为他们的国策保驾护航。
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就是他们打着自由贸易旗帜，粗暴打开中国国门的例子。
美国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二个具有世界性的大国，她成长于世界由“机械化的时代”进入“电气化的时代”的时期。
美国在沿袭以“火车”这类机械化交通工具为载体的基础上，同时开创了以汽车和高速公路为新型载体的交通媒介，以平均时速为100公里的汽车，输送着物流与人流，将整个美国负载在高速转动的车轮上，让广袤的美国大地紧密联系成一体，形成当代最为强大的“高密度政经实体”。美国借助汽车为媒介，将其工业技术、商品与标准，推销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第二代世界工厂。
美国沿袭“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的旗号，继续打通国家与地区边界对物流商贸的障碍，进一步完善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重障碍——地域壁垒的清障工作。同时，他们高举“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人权旗帜，打破种族歧视对人力资源利用的障碍，释放人力资源的巨大创造能量，开启机会均等的职业闸门，率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二重障碍——种族壁垒进行跨越。 为了实现对全球化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美国同样需要培养大批量的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继承欧洲传统大学模式的办学理念基础上，考虑到新型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财富创造上的巨大作用，美国开创以研究为中心的高等人才教育新体系，培养了大批创造力强的科学家、视野宽泛的政治家、富有野心的军事家、纵横捭阖的商贸家、脚踏实地的企业家以及四海为家的冒险家，处处引领世界科技的潮流，占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
同时因应广大民众对人权意识的觉醒，满足社会各阶层对参政议政的欲望，美国开创“民主选举的法治政体”，以“民意主导体制”来替代少数精英主导体制，用民选精英的政治主导模式来满足美国国际化的发展需求，从而顺应当今人人平等的主流民意大潮，体现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世界先进性与决策科学性。同时，他们把坚船利炮的军事暴力手段与财大气粗的经济制裁手段有机地结合，形成两只超强大手，牢牢掌控世界格局，来为他们的商贸政策服务，为他们的国策实施保驾护航。此外，他们设立联合国这种全球议事构架，利用自己强大的话语权来占领“制裁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用“美元货币”的金融体制操纵世界经济的发展权。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成为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的代名词。
比对英美两个近现代历史上世界性大国，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步伐正在从“机械化的时代”“电气化的时代”递进到“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智能化时代是集成“精密的机械制造技术”“系统的电气集成技术”和“快捷的信息传输技术”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的高科技产业，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体，没有完备的产业链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历经近代风云变幻，从驱除外辱、建立新中国到实现小康，及至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一中国梦的构想，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召唤我们。
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基于“铁公基”建设的纵深发展，成绩卓越，业绩显著。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远程传输的电力网，便捷快速的信息网以及正在开创形成的“高铁网”为新型载体的交通媒介，以平均时速为300公里的高速火车为牵引力，形成以高铁网为主动脉、地铁网为毛细血管网的交通战略布局，高效率地输送着物流与人流，将整个中国大地紧密联系成一体，从而形成当代更加强大的“高密度政经实体”。
我们正借助火车、汽车、飞机与高铁等四维一体化的交通媒介，并以高铁的先进技术为主导，将中国的制造技术、商品与标准，运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成为第三代世界工厂。
我们接纳“自由贸易与门户开放”“平等、自由、民主”等世界优秀文化的内涵，继续消减和克服“地域壁垒”“种族壁垒”的障碍，同时提出并高举“文化平等、和谐共存、发展包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执政理念与旗帜，率先发动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三重障碍——文化壁垒进行跨越。比如，2016年9月4日在中国杭州市召开的全球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尤其是包容二字被众多媒体高度评价。
在政治体制上，我们兼顾“执政效率与民意愿景”的双重考量，把政体的先进性与高效性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以民意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新体制——民主协商的法治政体，开创出以民意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精英主导模式来满足中国迅速发展的国际化需求。在克服民主体制的低效率、高成本、纷争不断、少数袭扰的弊端中，体现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世界先进性与决策科学性——达到“效率高、貫彻快、先公利、重民意、尊法治”的要求。尤其是世界秩序已经进入契约化时代，稳定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能够存在，其先决条件就是行为的可预见性。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制定具有共识的行为规则，必须按照规矩办事，依法行事、信守契约，才能建立基本的信誉，才能成为可以信赖的和负责任的大国。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三个核心领导人其治国理念与战略决策，与我们国家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极为契合。这是国家之幸！
在毛泽东时代，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是首要任务，所以国策是“固疆守土、战略威慑”——要优先发展核武与构筑空间战略——采用“威慑优先”发展原则。在国际上，刚言而行慎，信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形成“军政国家系统”的“先军”模式。
在邓小平时代，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国家的经济建设成为头等大事，所以国策是“改善民生、自立图强”——用“市场换资源、市场换技术”——抓住战略机遇期，做平衡大师。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在国内加快自我建设，立足于国家自强，形成“经政国家系统”的模式来引领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国家经济已经形成外向型、国际化结构，这时的国策必须是“放眼世界、复兴发达”，需要“资金换资源，基建换市场，融资换合作”，所以提倡“共同发展，量力而行，选择性有效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立场。在国际事务上，采取“软硬兼施、软语刚行”的独立政策，把握“在既有的世界秩序谋发展、对不利的规则求完善、对无规则事宜立规则”的原则，形成“法政国家系统”的结构模式。
讲规则、守法治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基础，是立国的基石！因此，构建法治国家即是内部需要，也是外部国际化的需要。
腐败是阻碍法治国策得以贯彻的大敌，是社会公平、自由、民主与和谐的破坏者，是中国能否实现中国梦的最大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坚决反腐倡廉的根本原因。在国家体制以法政系统为基础的情况下，中国要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向中国梦的理想，就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战略性决策和全球化措施。
因此，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导，基于陆权大国的地理优势，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为纽带，把世界上众多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全球化人类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基于推进数字化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世界性金融机构亚投行的构建，平衡美国用“美元货币”的金融体制来操纵世界经济发展权的独大弊端。以“蓝水海军”的建设，确立黄色土地与蓝色边疆并重、陆权与海权并重的原则，基于利益边疆的国事外交理念，担当起维护世界新秩序的社会责任。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包容并存的态度处理国际交融中出现的摩擦与矛盾，反对文化沙文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以预见，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流通体制的完善和建设依然任务艰巨，冲突持续，存在众多的爆发点和隐患点。
（未完待续）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