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说，当年读书的时候，门卫两个人，一个老头儿一个老太太。他纳闷，怎么兄妹两个都在这边？同学说，不是兄妹，是夫妻。他大吃一惊，长得真像啊，后来和人家熟了，就问。大爷说，刚结婚时，一点不像，一起生活久了，对方就成了自己的镜子，越长越像。
　　他还有一个朋友，地地道道的陕西汉子，头发是直的，眼睛是黑的。年轻时去了新疆，待了10年，回来以后，一头卷发，眼珠子的颜色都变了。
　　“神奇吗？好像基因都给改了。”徐则臣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桌前，讲述着在最新的小说里，一个意大利男人，如何慢慢地在长相和文化上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
　　这个意大利男人叫费德尔·迪马克。1900年，他随着军队坐船来到中国。他本是为热爱中国文化而来，却和义和团打了起来。城里一片废墟，中国平民像落叶一样大片大片死去，尸体无人收殓，顺着河水而下，泡得鼓鼓囊囊。他产生了逃离的冲动，借着养伤的机会，顺着白河一路划到天津塘沽的风起淀，去找自己钟爱的中国姑娘秦如玉。
　　后来，两个人结了婚，住在北京通州的蛮子营。意大利士兵迪马克从此成了中国男人马福德，种地、摆渡、拉纤，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抽旱烟、喝烧酒、使筷子，吃鱼吐刺的功夫堪称一流。20年后，夫妻俩站在镜子前，发现里面的两个人如同兄妹，面孔和表情朝着同一个标准长：老头子鼻子塌了，皮肤成了古铜色，皱纹褶子都是黑的;老婆子还是那么白，比他更像一个白人。

北上

　　从某种角度看，《北上》故事的铺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寻找马福德”的过程。

　　1901年，时局动荡，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战争中失去音讯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也就是后来在运河边隐姓埋名过日子的马福德，保罗·迪马克（外号“小马可·波罗”）以考察运河的名义追来了中国，召集起翻译谢平遥、挑夫兼厨师邵常来、保镖护卫孙过程、船老大夏氏师徒等一众同伴，开始了一路北上的溯源之旅。从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到济宁、天津，“小波罗”见识了烟花柳巷、船闸人家、兵马劫匪、纤夫官员，最终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11天后，光绪皇帝颁布废漕令，运河的衰落由此开始。
　　时空流转，2014年，意大利探险家100多年前的同船者，早已繁衍出各自的后代。这些当代船民、摄影师、民宿创始人、考古学家和节目制作人，阴差阳错地重新聚首，“运河之子”们原本孤立的个人故事，最终拼接成一部完整的历史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在如此巨大的时空体量中穿梭腾挪，对写了二十年小说的徐则臣来说，“是操作上最难的一次”。“它考验你‘无中生有’的能力，而虚构的前提是，你要把过去的一些东西重新盘活，要熟悉历史与现实的语境，这样每一个人、每一处情节、每一个物件才能圆融自洽。”
　　他采取了最“笨”的写作方法，像做学问、写论文一样，扎扎实实地看资料。运河史、漕运史、地方志，国内的，国外的，其他水系的，认真通读的就有60多本。“小波罗”的马尼拉方头雪茄和哥萨克马鞭，来自20世纪初的外国旅行者游记，是洋人们常用的玩意儿;谢平遥在仓颉刻书局看上的那本《竹西花事小录》，也确有其书，堪称当时扬州妓院行业最靠谱的买春指南;马福德进北京，一路上的时间、地点、天气、情境，是徐则臣按照各种不同的八国联军回忆录、书信和日记，一点点拼排出来的;老船夫邵秉义一辈子开过哪些船，船多少吨，花多少钱，这些数据和资料，都来自运河沿岸渔民的访谈录和口述史。
　　“过去自认为了解运河，其实拿的是一个望远镜，远看山脉起伏，错落有致;但真正逼近，发现还是太粗疏，得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去看，落实到具体的局部和细节。”徐则臣说。小说中，这些细节不断累积繁衍、旁枝逸出，一条河流的史诗由此徐徐展开。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到全球化时代的纷纭现实，从麻婆豆腐的滋味、杨柳青年画的上色技巧、漕帮的江湖规矩、邵伯船闸的工作原理到周信芳的京剧、郎静山的摄影，全部收束于汤汤大水中的一叶扁舟。

南下

　　水，是徐则臣理解世界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不辞长作水边人》里，他说：“我理解故乡，必须以一条条河流为参照：从这里到那里，是一条河的距离;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得跨过三条河;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至少有八条河那么远。”
　　他的江苏老家一度水网密布，屋后百米就是条大河，再往北百米，又是河，再北还是河，游泳、摸鱼、捉虾、挖藕、摘荷花，都在水边;后来到镇上读初中，学校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学生们就抱着脸盆刷牙缸冲出校门，蹲在水汽氤氲的河边刷牙洗脸。再往后，他在淮安念书、工作，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他在河边散步、游玩，一天跨过运河上的水门桥、北门桥、若飞桥好几次。
　　20年来，他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小说里——湿润明亮的石码头，波光粼粼的河水，花街上的青砖瓦房，还有来往穿梭的人们，船老大、猎户、妓女、屠夫、鞋匠、孩子、老人。終于，在《北上》中，运河从背景走向前台，成为故事的主人公。
　　写作《北上》的4年里，徐则臣利用出差、回乡的机会，一趟趟地“南下”，将1797公里的大运河断断续续丈量了一遍。他随口说起这些年去过的地方，杭州的拱宸桥、扬州的邵伯闸、淮安的漕运总督部院、临清的钞关、无锡的大窑路、聊城的山陕会馆，“都是重新发掘运河的一个个抓手”。有时候出差时间紧，来不及请当地的文史专家做向导，就自己到河边走走，感受一下水的气质和岸边的植被。 　　这场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对运河的很多想法。“当时的预设，是把这条河的故事讲清楚就行了，但最后你发现，没法把它从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剥离出来，你能在它的细节里看到一个个朝代的命运，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甚至整个世界的变迁。”徐则臣说，“所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逮住一个细小的东西抽丝剥茧，就能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部拽出来，就像你经由这条水路，可以穿过整个世界。”
　　如果说在过去的2500年里，大运河带动了城市的繁荣、经济的富庶与文化的纷呈，将大一统的皇权威仪贯穿帝国南北;那么随着1901年漕运废止，作为“黄金水道”的大运河也开始衰败，随古老的帝国一同被卷入全球化的百年进程。
　　这些年来，徐则臣收集了几千张关于运河和船的图片。他在手机里随意翻找出一些，19世纪英国人画的船，拱宸桥边的镇水兽，淮安的清江闸……“我特别喜欢站在桥上看运河，铁壳的驳船，一连串的几十艘，一走一条长龙似的。”这些船，原来运的是米面、蔬菜、钢筋水泥混凝土、各类家电家具，现在承接的货单，只有木材、煤炭、粮食、砖石和沙子了。在新旧更迭、效率第一、经济进步的全球化时代，吃水上饭的跑船人正渐渐减少。
　　在某种程度上，运河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正在背道而驰。就像《北上》中老船夫邵秉义说的：“船上的装备越来越好，人还是那个人，吃苦耐劳敬业，但世界他妈的变了。”

到世界去

　　慢，有时也是徐则臣的写作姿态。40万字的《耶路撒冷》写了6年，30万字的《北上》写了4年，那种平缓、扎实、饱满、周致，以至较真至拧巴，在“70后”“80后”一代作家里，显得与众不同。

　　写《北上》的时候，浩繁的资料让他常有被淹没之感。有一天，他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有个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儿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书名取自苏东坡的一句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小说里指的是北京。在小说里，徐则臣让几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海归的先锋戏剧导演、专事大都市研究的华裔教授，相遇在这个尘雾弥漫的大都会。他们每个人都是这座城市的镜子，一起反射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一个现代化的、全球化的蓬勃、喧嚣而混浊的北京。
　　2002年，为参加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面试，徐则臣第一次来到北京。那几天正赶上沙尘暴，人们把头脸裹在纱巾里，就像一群奇怪的阿拉伯人。一个江苏人，没见过这样的白昼，楼房灰头土脸，马路干白迂阔，公交车绕弯子，站牌又不对称，让他坐错了好几次。
　　9月份进了北大，宿舍在万柳公寓，离北大10里路，徐则臣习惯骑一辆破自行车，咣当咣当独自来去。在这条路上，他见识了北京如何疯狂地改头换面。刚来报到时，宿舍周围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毕业时，这里已成了新贵们争逐的要地，高档社区和购物中心一寸寸建起来，房价像吃了激素一样疯涨。
　　毕业后，徐则臣在靠近北大的芙蓉里与人合租，一个月工资1500块，房租 1100 块，晚饭大多就是两个韭菜馅饼，一碗粥，咸菜免费。离吃饼喝粥的地方隔一座天桥，有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那里聚集着各种“边缘人”，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盘的，在北大旁听的外地青年，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民工。暮色里，他们一茬茬地围住麻辣烫摊子，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他在《中关村的麻辣烫》里写这些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那是2005年，27岁的年轻人从校门踏入社会，“再也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
　　于是就有了那些“京漂”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卖盗版光盘的敦煌，《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旗，《居延》里的房产中介公司职员唐妥，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在大城市的罅隙中寻求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中，在广场放鸽子的少年一直期待着一场真正的大雪。“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
　　这是小说叙述者的想象，也寄寓着徐则臣的个人经验。“70后”一代，成长于中国疾速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携带着童年的乡土经验，又有不断“向世界去”的出走冲动。2014年，他完成了小说《耶路撒冷》。在这部被评论界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史”的长篇小说中，徐则臣让那些“向世界去”的游子们——考学的初平阳、打工的秦福小、当老板的杨杰、造假证的易长安，重新回到故乡的老街上，寻求内心的安妥、救赎、慰藉与返璞归真。
　　“过去说的‘到世界去’，基本上是一个单行道，世界跟故乡是二元对立的。到了《耶路撒冷》，我发现故乡也可能是世界，你在外面绕了一圈，发现故乡可能更开阔。世界在哪？世界就在家门口。”所以在《王城如海》里，他让“海归”和外国教授来到北京，领会一下这个“庞大固埃”的复杂喧嚣;在《北上》里讓两个意大利人来到运河上，来看近代中国的转型前夜。“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在那边，而在他们眼里，世界在这里。”
　　在《人民文学》这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徐则臣再次讲起他常说的那个故事：一个穷光蛋，整天躺在床上做美梦，想着一夜暴富。有一回，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让他出门，左转右转，穿过草原沙漠大海，就会发现一块石头，那下边埋着宝藏。小伙子听了话，出门一路走，走了一辈子，果然发现一块石头，挖挖挖，真有财宝。他乐坏了，再一抬头，发现石头就在自己的屋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