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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株洲贺家土江边有一个居民村。它处于城市边缘，是由码头工、搬运工自建住房形成的自然村。
50年代中期，株洲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全国各地劳动力纷至沓来，株洲迅速成为一座移民城市，大工厂的兴建带来工厂城的兴起，工厂城的发展带来组团式的城市格局。各组团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带着自身的历史烙印，不同的生活习性、文化乃至方言以城市为纽带而汇聚、融合。贺家土江边这个居民村只不过是各大组团边缘的一个小单元。
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识之士曾在株洲做过工业梦，诸如“东方鲁尔区”、“汽车城”、“永利化工城”，不一而足。因有“永利化工”梦，奔龙山上建起了一个“永利水塔”，贺家土江边有了一个“永利码头”。但时政腐败，好梦难圆。巧的是，新中国诞生后，永利码头还是在株洲的建设中派上了大用场。其时，株洲与外界不通公路，主要靠铁路和水路。株洲城市发展，应当是先有铁路和水路，后有工厂，再有城市。一条湘江横贯株洲，通洞庭、入长江、达东海，不仅是工业和城市人口必需的充足的水源，而且是交通运输得天独厚的黄金通道。永利码头在株洲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货物集散地，吸引了第一批劳动力。他们中有从石膏矿转行而来的湘乡人、双峰人，有放木排、驾船为生而上岸的湘潭人，有攸县等地进城谋生的农民。当时株洲发展极快，许多单位既无能力、又来不及建那么多宿舍来安顿迅速增长的人口。码头工们便自己动手，竹篾编墙糊上泥巴，剥下杉树皮或砍来冬茅草作房顶，挨着码头两端，沿湘江东岸，一字形建起了极其简陋的居室。这就是最初的永利村——一个移民城市中的移民村。
永利村无论男人女人，都以码头为业。
永利村的岁月，是汗水浸泡的岁月。株洲建设需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建房用的河砂、砖瓦，生活用的古巴糖、大米、食盐，从水路运到永利码头，起驳、上岸，转运到株洲各处；株洲生产的各类产品，在永利码头下河、装船，运往沿江各地。货物从码头上上下下，全靠肩扛手提。男人们扎堆在笨重的大机器周围，应和着领号人尖厉的号子一声声整齐地发喊，依靠人力、绳索、滚木、撬棍的作用，缓慢地移动着机器。炎天暑日，他们通常只穿一条松紧带短裤，肩上搭一条萝卜手巾，油黑发亮的皮肤，微驼、稍斜而宽厚的膀子，青筋隆起的腿肚，一任酷日暴晒。女人们劳作归来，衫子上爬满汗渍凝成的“白霜”。到60年代初，码头货物进出对市内运输的需要增大，女人们加入到搬运社，拖着板车穿街过巷，走遍株洲市旮旮旯旯。
永利村的孩子们是挑河砂、推板车长大的。为把一船船的河砂挑上岸，他们学会了“打驳”（组队接力），每人一“驳”（段），依序轮换驳位，调节体力，维护公平，提高效率。“打驳”是负重爬坡，靠的是耐力和韧劲，一定要挺直腰杆，气定神闲，从从容容，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切不可弯腰弓背，心浮气躁。孩子们赚的力气钱用作学费、补贴家用，减轻父母的负担，不经意间为株洲建设出力，也使自己的性格脾气打上了永利村的烙印。“老牛子”其实是他们中的一个小男孩，干活不声不响，不停不住，从不偷奸耍滑，也不知什么是劳累，耐力经得熬，伙伴们把他与牛联系起来，送他一个“老牛子”的小名。“老牛子”后来子承父业，成了一名码头工人，几十年过去，儿时的伙伴相见，还是习惯地叫他一声“老牛子”。而“雷打猛子”则生就了一副倔脾气，不管多重的担子，只要拿话一“激”，他保准咬牙切齿、一步一颤非把它挑走不可。有时候“猛”劲一来，干脆懒得去“打驳”，一个人单挑一船砂。他说话和“老牛子”慢条斯理截然不同，字句短促，语速急快，似乎不必经过大脑过滤。伙伴们把这种猛劲与永利村遭遇的一次雷雨袭击扯到一起，他便有了“雷打猛子”的小名。
永利村不独住房是自建的，一些人家的床铺都是自己做的，很粗糙、笨拙，但相当结实。他们在河滩上开荒种菜，枯水季节加紧浇水施肥，涨水季节抢收。相邻的麻纺厂废弃的抹布，通过污水管道排出来，永利村的孩子守在排污口，用铁丝钩子钩起来，回家后，母亲弄一锅滚水，撒一把烧碱一煮，再用捧锤下河一洗，满是油渍污垢的抹布变成了干净的布料，然后煮染成青色，一块块拼接起来，一针一线缝制成新衣。缝衣的边角余料，用料汤在门板上一层层粘好、晒干，又千针百线地纳成了厚实的鞋底。这样的衣服、鞋子是过年过节、上学、走亲戚穿的。而母亲们和父亲们的鞋子没什么两样，一般都是用板车外胎的胎皮、按草鞋样式制作的，这种鞋耐磨、通风透气，很适应干体力活。永利村的人们辛劳到似乎没有力气去扯皮打架，相处质朴而宁静。偶有两口子不和，女人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床铺架子、箱子柜子一顿斧头砍烂，过几天气消了，她会和丈夫一块，一个找钉子，一个弄铁皮，乒乒乓乓又补好。即便是这种斧头砍又铁皮补的碰撞，也维系着一种浓浓的亲情。
永利村由于临江而居，频繁遭受洪水的侵袭。桃花汛、端午水、秋汛……涨水不怕火烧天，退水偏逢连夜雨。幸好背靠一条城市御洪的土堤，大水袭来，各家纷纷把家具杂物、锅碗飘盆搬上土堤，就着堤上那排女贞树，支一块帆布安身。永利村称之为“搬大水”。每到搬大水，1公里左右的长堤上，俨然是个灾民村。三五日后，洪水退去，各家就着江水赶紧打扫掉半尺厚的潮泥，“灾民村”消失，又变回永利村。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搬出了经验：搬大水时，绝对不能关门闭户、企求拒大水于家门之外，因为洪水巨大的挤压、荡涤、推移的力量，会将房屋夷为平地。应该顺应潮流，敞开门窗，大大方方让洪水登堂入室，洪水的力量自然相互抵消，闹腾几日，洪水退去，水落屋出，可保陋室安然无恙。
永利村最怕大风暴雨。大风将屋顶的杉树皮、冬茅草揭起，暴雨乘隙而入，人们只好拿盆盆罐罐满屋接漏，无奈之余，将一只秤砣置于房屋正中，其上倒扣一只脚盆，祈求镇住风暴，稳住家居。
在创业的岁月里，在城市化的演进中，永利村的人们张扬着一种本原的、真实的力量，承担起水陆之间的流的起承转合。
城市化的演进，也在一点点地改变着永利村。
永利码头的演进由两台平板车开始。平板车尾部系着粗粗的钢缆，卷扬机一开，码头斜坡的小钢轨上，平板车一台上行、一台同时下行，岸上的龙门吊、水上的船吊，负责为平板车装卸货物，从而将工人们从大型货物纯粹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后货物又分类开设码头，煤码头建起了桥式漏斗装置，砂石码头架设了皮带机，昔日从船上到岸上，人们劳累不堪的扁担、撮箕接力作业的方式，让位于机器与装置。到20世纪90年代，株洲境内第一个千吨级码头建成、投入使用，永利码头深埋于千吨级码头巨大的钢筋混凝土躯体之中，成为永远过去的历史。而女子搬运队随着搬运联社发展汽车运输，汽车淘汰板车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搬运联社于20世纪70年代改为第二汽车运输公司，至20世纪90年代末，板车女工们全部被公司安置做其它工作。
永利村的住房，其墙面沿竹编墙——断砖墙——新砖墙渐进，其屋顶由红瓦、水泥瓦、石棉瓦逐渐取代了昔日的杉树皮、冬茅草。永利村的人们早已融为一体，虽然老一辈顽强地操着不同祖籍的口音，但孩子们有了一种以湘潭话和株洲话为基础创造的共同语言。哪家改造房屋，各户老少相帮，新屋缩垛，放炮喝酒，与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艰难时日作别。最后一栋茅草房在20世纪 80年代改成了瓦房。这栋茅草房经过几十年除旧茅添新茅，屋顶的冬茅草足足有一尺厚，层层叠叠如树之年轮。这也是株洲市区最后一栋茅草房。20世纪80年代，自来水接进了永利村。住茅草房、直接饮用湘江水，相继都成为了历史。
扁担、撮箕、铲子的用场，日见减少，水桶、水缸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也逐渐成了摆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永利村的命运。一是永利码头扩建，最终建成株洲市第一个千吨级泊位，码头南端的住户全部拆迁；二是经历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之后，市委、政府发动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湘江防洪工程大会战，码头北端的住户全部由政府拆迁安置，他们的住址变成了巍然挺立的防洪大堤，堤面是宽阔的、水泥硬化的沿江北路。永利村最后一户人家于1997年作为千吨级工程拆迁户得到安置。
自然形成的永利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最后一家住户的搬迁，在21世纪到来之前，自然地、悄然无声地消失了。它在区划、户籍管理中，先后依所处位置更名为“江边一村”，依所在居委会更名为“莱园一村”，它的形、它的名，都已不复存在。
不独永利村，码头的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水运及港口为株洲的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公路网络四通八达，特别是高速公路迅猛发展，使公路运输变得十分快捷；铁路枢纽的扩展，列车的提速，使得铁路运输吞吐能力之大，远非昔日可比。而水运业相比较而言，显得运速低了，转运环节多了，加上湘江航道逐年变浅，大吨位货轮难以通行，在公路、铁路的双重冲击下，连同港口业一起，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永利村消逝了，码头工们一个一个地老去。株洲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市场化潮流，步入新的创业阶段。虽然，它的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却富有深厚的底蕴。⊙
（摘自《株洲鉴往》2002年第1辑）
50年代中期，株洲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全国各地劳动力纷至沓来，株洲迅速成为一座移民城市，大工厂的兴建带来工厂城的兴起，工厂城的发展带来组团式的城市格局。各组团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带着自身的历史烙印，不同的生活习性、文化乃至方言以城市为纽带而汇聚、融合。贺家土江边这个居民村只不过是各大组团边缘的一个小单元。
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识之士曾在株洲做过工业梦，诸如“东方鲁尔区”、“汽车城”、“永利化工城”，不一而足。因有“永利化工”梦，奔龙山上建起了一个“永利水塔”，贺家土江边有了一个“永利码头”。但时政腐败，好梦难圆。巧的是，新中国诞生后，永利码头还是在株洲的建设中派上了大用场。其时，株洲与外界不通公路，主要靠铁路和水路。株洲城市发展，应当是先有铁路和水路，后有工厂，再有城市。一条湘江横贯株洲，通洞庭、入长江、达东海，不仅是工业和城市人口必需的充足的水源，而且是交通运输得天独厚的黄金通道。永利码头在株洲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货物集散地，吸引了第一批劳动力。他们中有从石膏矿转行而来的湘乡人、双峰人，有放木排、驾船为生而上岸的湘潭人，有攸县等地进城谋生的农民。当时株洲发展极快，许多单位既无能力、又来不及建那么多宿舍来安顿迅速增长的人口。码头工们便自己动手，竹篾编墙糊上泥巴，剥下杉树皮或砍来冬茅草作房顶，挨着码头两端，沿湘江东岸，一字形建起了极其简陋的居室。这就是最初的永利村——一个移民城市中的移民村。
永利村无论男人女人，都以码头为业。
永利村的岁月，是汗水浸泡的岁月。株洲建设需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建房用的河砂、砖瓦，生活用的古巴糖、大米、食盐，从水路运到永利码头，起驳、上岸，转运到株洲各处；株洲生产的各类产品，在永利码头下河、装船，运往沿江各地。货物从码头上上下下，全靠肩扛手提。男人们扎堆在笨重的大机器周围，应和着领号人尖厉的号子一声声整齐地发喊，依靠人力、绳索、滚木、撬棍的作用，缓慢地移动着机器。炎天暑日，他们通常只穿一条松紧带短裤，肩上搭一条萝卜手巾，油黑发亮的皮肤，微驼、稍斜而宽厚的膀子，青筋隆起的腿肚，一任酷日暴晒。女人们劳作归来，衫子上爬满汗渍凝成的“白霜”。到60年代初，码头货物进出对市内运输的需要增大，女人们加入到搬运社，拖着板车穿街过巷，走遍株洲市旮旮旯旯。
永利村的孩子们是挑河砂、推板车长大的。为把一船船的河砂挑上岸，他们学会了“打驳”（组队接力），每人一“驳”（段），依序轮换驳位，调节体力，维护公平，提高效率。“打驳”是负重爬坡，靠的是耐力和韧劲，一定要挺直腰杆，气定神闲，从从容容，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切不可弯腰弓背，心浮气躁。孩子们赚的力气钱用作学费、补贴家用，减轻父母的负担，不经意间为株洲建设出力，也使自己的性格脾气打上了永利村的烙印。“老牛子”其实是他们中的一个小男孩，干活不声不响，不停不住，从不偷奸耍滑，也不知什么是劳累，耐力经得熬，伙伴们把他与牛联系起来，送他一个“老牛子”的小名。“老牛子”后来子承父业，成了一名码头工人，几十年过去，儿时的伙伴相见，还是习惯地叫他一声“老牛子”。而“雷打猛子”则生就了一副倔脾气，不管多重的担子，只要拿话一“激”，他保准咬牙切齿、一步一颤非把它挑走不可。有时候“猛”劲一来，干脆懒得去“打驳”，一个人单挑一船砂。他说话和“老牛子”慢条斯理截然不同，字句短促，语速急快，似乎不必经过大脑过滤。伙伴们把这种猛劲与永利村遭遇的一次雷雨袭击扯到一起，他便有了“雷打猛子”的小名。
永利村不独住房是自建的，一些人家的床铺都是自己做的，很粗糙、笨拙，但相当结实。他们在河滩上开荒种菜，枯水季节加紧浇水施肥，涨水季节抢收。相邻的麻纺厂废弃的抹布，通过污水管道排出来，永利村的孩子守在排污口，用铁丝钩子钩起来，回家后，母亲弄一锅滚水，撒一把烧碱一煮，再用捧锤下河一洗，满是油渍污垢的抹布变成了干净的布料，然后煮染成青色，一块块拼接起来，一针一线缝制成新衣。缝衣的边角余料，用料汤在门板上一层层粘好、晒干，又千针百线地纳成了厚实的鞋底。这样的衣服、鞋子是过年过节、上学、走亲戚穿的。而母亲们和父亲们的鞋子没什么两样，一般都是用板车外胎的胎皮、按草鞋样式制作的，这种鞋耐磨、通风透气，很适应干体力活。永利村的人们辛劳到似乎没有力气去扯皮打架，相处质朴而宁静。偶有两口子不和，女人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床铺架子、箱子柜子一顿斧头砍烂，过几天气消了，她会和丈夫一块，一个找钉子，一个弄铁皮，乒乒乓乓又补好。即便是这种斧头砍又铁皮补的碰撞，也维系着一种浓浓的亲情。
永利村由于临江而居，频繁遭受洪水的侵袭。桃花汛、端午水、秋汛……涨水不怕火烧天，退水偏逢连夜雨。幸好背靠一条城市御洪的土堤，大水袭来，各家纷纷把家具杂物、锅碗飘盆搬上土堤，就着堤上那排女贞树，支一块帆布安身。永利村称之为“搬大水”。每到搬大水，1公里左右的长堤上，俨然是个灾民村。三五日后，洪水退去，各家就着江水赶紧打扫掉半尺厚的潮泥，“灾民村”消失，又变回永利村。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搬出了经验：搬大水时，绝对不能关门闭户、企求拒大水于家门之外，因为洪水巨大的挤压、荡涤、推移的力量，会将房屋夷为平地。应该顺应潮流，敞开门窗，大大方方让洪水登堂入室，洪水的力量自然相互抵消，闹腾几日，洪水退去，水落屋出，可保陋室安然无恙。
永利村最怕大风暴雨。大风将屋顶的杉树皮、冬茅草揭起，暴雨乘隙而入，人们只好拿盆盆罐罐满屋接漏，无奈之余，将一只秤砣置于房屋正中，其上倒扣一只脚盆，祈求镇住风暴，稳住家居。
在创业的岁月里，在城市化的演进中，永利村的人们张扬着一种本原的、真实的力量，承担起水陆之间的流的起承转合。
城市化的演进，也在一点点地改变着永利村。
永利码头的演进由两台平板车开始。平板车尾部系着粗粗的钢缆，卷扬机一开，码头斜坡的小钢轨上，平板车一台上行、一台同时下行，岸上的龙门吊、水上的船吊，负责为平板车装卸货物，从而将工人们从大型货物纯粹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后货物又分类开设码头，煤码头建起了桥式漏斗装置，砂石码头架设了皮带机，昔日从船上到岸上，人们劳累不堪的扁担、撮箕接力作业的方式，让位于机器与装置。到20世纪90年代，株洲境内第一个千吨级码头建成、投入使用，永利码头深埋于千吨级码头巨大的钢筋混凝土躯体之中，成为永远过去的历史。而女子搬运队随着搬运联社发展汽车运输，汽车淘汰板车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搬运联社于20世纪70年代改为第二汽车运输公司，至20世纪90年代末，板车女工们全部被公司安置做其它工作。
永利村的住房，其墙面沿竹编墙——断砖墙——新砖墙渐进，其屋顶由红瓦、水泥瓦、石棉瓦逐渐取代了昔日的杉树皮、冬茅草。永利村的人们早已融为一体，虽然老一辈顽强地操着不同祖籍的口音，但孩子们有了一种以湘潭话和株洲话为基础创造的共同语言。哪家改造房屋，各户老少相帮，新屋缩垛，放炮喝酒，与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艰难时日作别。最后一栋茅草房在20世纪 80年代改成了瓦房。这栋茅草房经过几十年除旧茅添新茅，屋顶的冬茅草足足有一尺厚，层层叠叠如树之年轮。这也是株洲市区最后一栋茅草房。20世纪80年代，自来水接进了永利村。住茅草房、直接饮用湘江水，相继都成为了历史。
扁担、撮箕、铲子的用场，日见减少，水桶、水缸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也逐渐成了摆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永利村的命运。一是永利码头扩建，最终建成株洲市第一个千吨级泊位，码头南端的住户全部拆迁；二是经历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之后，市委、政府发动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湘江防洪工程大会战，码头北端的住户全部由政府拆迁安置，他们的住址变成了巍然挺立的防洪大堤，堤面是宽阔的、水泥硬化的沿江北路。永利村最后一户人家于1997年作为千吨级工程拆迁户得到安置。
自然形成的永利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最后一家住户的搬迁，在21世纪到来之前，自然地、悄然无声地消失了。它在区划、户籍管理中，先后依所处位置更名为“江边一村”，依所在居委会更名为“莱园一村”，它的形、它的名，都已不复存在。
不独永利村，码头的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水运及港口为株洲的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公路网络四通八达，特别是高速公路迅猛发展，使公路运输变得十分快捷；铁路枢纽的扩展，列车的提速，使得铁路运输吞吐能力之大，远非昔日可比。而水运业相比较而言，显得运速低了，转运环节多了，加上湘江航道逐年变浅，大吨位货轮难以通行，在公路、铁路的双重冲击下，连同港口业一起，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永利村消逝了，码头工们一个一个地老去。株洲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市场化潮流，步入新的创业阶段。虽然，它的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却富有深厚的底蕴。⊙
（摘自《株洲鉴往》2002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