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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能力培养上看。创新能力是人的行为表现，而创新的动力，则是人的内心觉醒系统。觉醒是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其生长的立足点就是人文精神沃土。因此，讲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就离不开人文精神启蒙。实质上，二者相互辅成。
从中学语文教学责任上看。中学阶段教育，说到底就是围绕“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基础、人文基础——而施加全面的奠基与影响。各个学科都有人文启蒙与创新奠基的功能，而语文，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教育更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学语文教学领域在所谓的教育管治下麻木凝滞。当代中学生正处于诗的年龄，这个生命的季节竟然始终没有诗，可见语文的荒漠与教育的冷漠。
从我国教育传统上看。我们的民族本是崇尚诗教的。孔子教《诗》，诗教之始。孔子教诗最光辉的地方就是站在学诗者——少年——本性的立场上。他之推重“二南”，就是重本性唤醒，重人文滋养，今合之曰“启蒙”者也。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尤正墙面而立也与！”意思是作为一个人，如不读“二南”，就一步也迈不开。“二南”是什么方面的作品呢？“风”也，言男女之事也。人的男女之事与猪狗的公母之事异也。这个“异”，就是“二南”对于后代的教育与开化。后人称之曰“王化之基”，也就是人伦关系之基。孔子如此重视诗教，本是对中华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我们的祖先原是最富有诗性的。诗由歌起，歌由性生。所谓“诗性”，在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这样一些充满神奇想象，洋溢丰富联想，激荡瑰丽夸张的神话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现。豪放、浪漫、追求，我以为是我们民族诗性的生命特征。豪迈，指胸襟的博大与广阔;浪漫，指气质的热烈而奔放;追求，指志向的坚定与进取。从神话始，到《诗》、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以至于现代新诗……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不断改制与创新，始终都在表达着我们民族诗性的本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所提倡的诗性延续，说到底就是对于优质民族性的高扬。正如我们不能否定我们的民族劣根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的民族优根性。优根性，就是民族诗性，就是祖先人格遗传基因，也就是豪迈的、浪漫的、追求的中华民族生命本性。通过教育的途径来促进一代一代后人弘扬民族优根性，必须选择诗教。
总之，有了文学，有了诗，才有生命觉醒。觉醒也者，就是指人萌发与形成体察宇宙与人生流转不息的理趣，萌发与形成思想自由与进化创造的乐趣，萌发与形成立足生命本位与人生理想的志趣。这三者，既是人的人文性自觉，也是人的创新性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人文自觉与思想创新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觉醒过程也就是探索过程、创造过程。我们的先人最早提出了人文的教化思想。《易·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化”，就是“教”，就是指“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命，征乎人文”，人文犹人事也。是人的自觉。13世纪末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更是突出了以人生意义、价值及修养为探讨本源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倡导以复兴古代文明进行精神建构为路径的同时，又倡导以健全的自由思想为面向未来、刻刻进化、刻刻创造的人生主旨。这一点，更强化了我们人文启蒙的哲学立意。
本文无力对人文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进行全面论述，只选取诗教对于人文启蒙、对于创新奠基的作用与方式这一角度，结合教学重点，略加阐述。
1、从人的内心诗性上启蒙，使学生生成跃动的想象与联想的浪漫情怀。
诗言志，思无邪，诗是最诚实而又坦率的内心诉求。这不仅指诗的内容，也指诗的语言形式。优秀的诗人总是创造出代表时代、引领时代的“时代句子”。因此，引导学生读诗，既是从内容上吸取个性思想的滋养，又是从形式上学习时代句子的创新。读诗的境界应是：个性思想与时代句子在完成了对少年心灵的滋养之后，少年心灵开出了自我的花朵，这就是浪漫情怀的构建与生成。
浪漫情怀为什么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是具有了重要的“向往性心理倾向”。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保持美好的向往，是人的心灵上最圣洁的光辉，是人的生命最动人的华章。在世俗看来，浪漫是一种幼稚与随性，但是在对青少年进行因材施教者看来，浪漫，在人的言行表现上是对庸俗社会现实环境的冷视，是对自我内心的心理肯定与自信，也是思想认识上对少年老成的坚决对立。要指出的是，心理学上，浪漫没有优劣之分，不是人格内涵，更不是道德外延。作为一种气质和情绪，其特点在于：不稳定性和冲动性。不稳定性，意味着有探险倾向与质疑易变心理;冲动性，意味着有强烈的敏锐性反应和激动情绪。这样的气质与性情，正是创新品质的心理基础。认为只有诗人是浪漫者，以为浪漫与理性对立，这完全是片面之见。人类中无论是何种职业的最富创造力者，都具有浪漫特质。
浪漫情怀的培养抓手就是“联想”与“想象”。所有的创造论者都强调“联想”与“想象”的极端重要;而“联想”与“想象”又只能是通过后天培养而得以强化的。后天培养的途径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文学阅读与写作，尤其是读诗和写诗。《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是最早的把游子的感情与外物的状态融为一体的开创性名句。钱钟书先生由此对“依依”之学用略作了一个疏理，说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一诗“远树依依如送客”，“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著迹留痕也。”钱指李商隐写得好。李商隐《赠柳》：“隄远意相随。”钱引《随园诗话》之评“真写柳之魂魄”而赞之;引之不足，又说“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相随’即‘依依如送’耳。”（引自《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
从“联想”与“想象”能力的培养的必要途径和特别效能上讲，这个例子给我们的教学启示是：其一，物我一体，开放心灵。把我放置于大宇宙中，或是把天地万物移于几上，这是最重要的内外沟通、借物抒怀的创造性思考活力和内心诉求意向。由此及彼联想，无中生有想象，不仅仅是技巧上学习，识其“小”;更要从心灵开放上学习，通其“大”。无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还是“远树依依如送客”，再是“隄远意相随”，都体现了物我一体的共同特点。引导学生长期体会这样的作品意趣，不只是得到了审美，更是促进了心灵世界的洞开与拓展。其二，意在神通，创无止境。《诗经》的贡献是：把“我”心之缠绵与树态之“依依”联系起来，用“我之心”来推断柳之意，明写柳，暗写“我”。“远树依依如送客”的贡献是：沿用旧句，改创新意。一个“送”字，既可说失在欠含蓄，也可说得在更分明，突出树对“我”的百般依恋，也就更强烈表达了我内心的千般难舍。“隄远意相随”，妙在“随”字简省、含蓄、有神。从学习“联想”与“想象”的一般技法上讲，只要举一句为例即可;而要从学习“联想”与“想象”的精神讲，则必须尽可能地追根索源，类比纂编，从而得其意趣与神髓也。若是求技法知识，一节课足矣;若是求培养联想与想象心性，则要注意例句联通并加以串讲，甚至构建诗教课程，从而可持续地促进和引导学生长期积累，内化于心，反复揣摩，经常应用。 内心具有了诗性，就形成了联想与想象的习惯，由此，人就有了创新冲动。观物而不孤，触类而旁通，此认识事物之境界，亦认识者胸中有丘壑之心境也。这样的内心世界，是时时跃动着的，向往着的，如此，眼中的世界也就必然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可见，向往之心境是创新行动之前提。
2、从人的观察敏感上启蒙，从而生成广阔的追寻与发现的探索视野。
视野的广阔性说到底是由无数的视点与观察细节构成的。登楼一望，远山近水，天光草色，呈现出若干细节与特写，从而形成认识的多维空间，这，才是观察与思考的视野。思想的视野更是如此。多元的思想颗粒熠熠生辉，才使思想空间广阔无限。2011年诺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写得少，写得好是他的信条。因此，他的每首诗都是通过词语的“炼金术”而成为一流作品的。正是这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他戴上“用凝练透彻意象打开通往现实新径”的桂冠。他擅长用精准巧妙的描述让读者进入具象空间，然后突然更换镜头，放大细节，变成特写，让飞逝的瞬间发出光彩。比如他的名句“蟋蟀疯狂地踩着缝纫机”“蓝天的马达声是强大的”等等，激烈的情感在节制冷静的词语间奔流。（转引自《文汇报》，2015年3月30日）其实，这也是其他杰出作家笔下共同的词语特征。著名作家陈忠实说“要写出时代的句子”，就是指有个性化的揭示时代特征的别人超越不了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来自于内心对现实的敏感，来自于眼睛对现实的敏锐观察，来自于观察中的独特思索。读文学作品，说到底就是通过这些句子，来揣摩作家诗人的思考与发现。不同诗作，不同作家的这样的时代名句积累得越多，认识世界的视角就越多样，视野就越广阔。这些句子，既是表达的凭借，思考的跳板，也是创新的火种与酵母。
追寻与发现，有赖于观察的敏感。发现是结果;观察是过程;而敏感，则是求取“过程”所必须依赖的心智“条件”。诗句的独特性，源于诗人感觉的敏锐与别致。由词句的独特性评价升华为对诗人感觉敏锐性的鉴赏，我认为，这是我们通过诗教来培养学生具有追寻心理和发现能力的教学重点。有一种意见认为，新诗不如古诗，过于追求技巧，失去自然。于是热衷于教古诗，废弃新诗。这种选择，实质上对于当代学生构成了强制放弃揣摩当代语言表达个性化的戕害。古诗可以活在今天，新诗则独有其当代风貌。还有一种做法，教新诗只求其大意，而放弃揣测语句及其形式，从而导致教的是新诗，读时则当作记叙文或议论文。教诗，一旦放弃其语言的独特魅力，也就放弃了诗教的启蒙意义与创新价值。“诗歌的‘自然’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流露’出来的，而永远是艰苦奋争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人通过卓越的技艺开辟出来的一块空地（Lichtung）。”（引自一行著《词的伦理》，上海书店2007年4月出版）这里所讲的“艰苦奋争”，是指诗人用生命的代价对自然状态的艰难回应，然后再用诗的技巧转化为揭示自然本质的句子。这个“句子”，显然是我们进行诗教的“核心”。探讨“句子”，实为探寻心理、智慧与思想。钱钟书讲“重章叠句”，举《桃夭》由“华”而“叶”而“实”为例而后说“语虽异而情相类，此重章之易词申意（varied iteration）者”，又指出：“先秦说理散文中好重章叠节，或易词申意，或循环渐进者，《墨子》是也。”（参见《管维编》第一册第76页）由此可见，重章叠句这一形式的特效在于“申意”;而“申意”，又是表达思想特性的需要;不单是诗，文也如此，可见其是共同所用之表达智慧。教诗，倘若放弃句子，则诗性必然无存。
教诗之“句子”，关键是研究“称物”的特殊性。我们常常称道“东风又绿江南岸”之“绿”的不可替代性，其实，孤立地赞赏也未必能以理服人，综合考察才能见其真谛。用“绿”并非王之首创;形容词用作动词也不过是用词技巧。只有把“绿”的文化意义与王的人生意义，把该句与末句打通，如此综合体味，才能认识到“绿”的“称物”的准确性和艺术性。王湾有五言诗《江南意》：“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这首诗后来又改为《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在，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方回《瀛奎律髓》选《次北固山下》，评曰：“《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周伯弼《三体唐诗》、沈德潜《唐诗别裁》也选用此篇。而《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则选《江南意》文本。以《江南意》为佳者，认为颔颈二联，描写江南独有的早春气息，词句尽称“江南春”之物态。以《次北固山》为佳者，认为全诗以游子心思为主旨，颔颈二联词句尽称游子对江南早春的心理上的独特敏感，意境更加绵邈。顾小谢《唐律消夏录》之评深得施蛰存赞赏，顾曰：“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曰‘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显然，这是从北人之“生眼”角度而揣摩词句称物之理趣也。不仅全诗评价大异其趣，即便“潮平两岸失（阔）”一句也起争端。沈德潜以为“失”好;“两岸失，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施蛰存则认为“‘阔’字好得多，若‘失’，则潮水泛滥成灾了。如果从‘平’的情景去体会，我以‘阔’是作者的改定本”（以上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以上争议孰是孰非，无法定于一评，而这，恰恰是我们诗教的极好材料。词句“称物”极为复杂，从“北人”视角，尽显“春”之新意;从“游子”视角，则尽显“心”之旧意也。诗句的特殊性，就特殊在“自然”——“心境”——“词句”三者之间的互为表里的熔铸上。一切景语皆情语，说的就是熔铸的成果。而引导少年学生揣摩这番机趣，好就好在能磨亮机敏视线的亮度。观察，是一种心智技能。观察的敏锐性训练，主要途径在于对范例所揭示的角度、动因、情境等相关要素的认知与仿照，这就是诗句教学的任务。观察，既要观物，也要察心;既要观事，也要察理;既要观诗之前创，也要察诗人此时之匠心。否则，失去认知前提与仿照样板，虽置身于实景之中也目中无物矣。观察敏锐性训练的最高境界正如疱丁解牛，眼前无牛而心有全牛。眼前虽无物，而心中物之特性存也。见“柳”有“依依”之意;见“河”有远上白云之势，如此则胸中存有万境也。这“万境”便是创新求异的沃土。虫书叶字古，风织浪纹轻，即是观察者敏锐感受的“自然”表达，也是极易敏感的观察习惯。 3、从人的思考理性上启蒙，从而生成坚实的类化与推断的思想逻辑。
诗是感性的产物，更是理性的结晶。诗教培养的不仅是激情与泪水，更在于思想以及思想组织与表达的逻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之词论揭示了词格的区分标准，也揭示了诗教的教育核心。由于外物的感召，情绪、情感是动态而感性的;这番感性又与词句磨炼，生成人生的认识，感性便又哲学化。这样的理性提炼恰恰是诗的神来之笔。通过这样的神来之笔来把握体会、洞察一个时代的人生幽深，这便是诗给予读者的觉醒过程。这样的觉醒，往往是创造者的精神动力。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所有的创新都是激情的产物，都是诗性的凝聚。
蒋浩《小圆石》：雨后空气干净。/树下的小圆石也干净地/杂了雨痕。也许我/又会在上面坐半小时/另外时间是小鸟、蜥蜴、壁虎/甚至松鼠也在上面习静观海。/它的确越来越圆/石肤光滑可腻，像蛋/浮在落叶和细沙上/——这棵树下的蛋是这棵树下的蛋/还有待于这棵树来孵化/——我这样想。一枚细枝斜搭上面/像刚从蛋里爬出来的一条幼蛇？/它微微摆动的细腿，像要/把这空空的石头踢回海里？我们先从“净与杂”的关联上入读;继之从“静与动”的辩证统一上来认识“我”的静坐以及与小鸟它们的静坐分享。小圆石作为观看的位置，现在被置于静观之下，静观于是成为对静观的静观。接着开始转折表达，揭示“盈与空”“静观与生命”的哲理意蕴。小圆石经历着改变，越来越圆，不断充盈，孕含生命。最后完成生命的出窍与新生。（参见上海书店一行著《词的伦理》176—178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相关的哲理，更重要的是演示了由静到动的想象中的生命孕育与再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十分鲜明地揭示了从无到有的人类共同的意识与经验，这个意识与经验显然是对于现象行为的高度概括，而这样一种“概括”本身也就是一种认识的升华。这些，都是对内心潜藏着的创造动机的反复吁请与唤醒。因此，读这样的诗，就是读思想激励。
推断，掩映在诗句的青枝绿叶之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宿鸟，时鸣春涧中。”这样一首写景小诗，竟然充溢着五层推断理趣：一是因“闲”而能眼察花之“落”;二是因“静”而能心感山之“空”;三是“闲”又是一二句的总按纽，由于“闲”，所以物我一体，处于超越物“静”而升为心“空”的意境。果然如此吗？非也。月之“出”导致鸟之“惊”;鸟之“惊”导致涧有“声”。这个“动”，使得刚刚完成的静而空的意境彻底瓦解了。果真瓦解了吗？非也。这个“鸣”字实则使静空之境又增其一倍之感受矣！这就是我国写景小诗的情景因果与情理推断。宏大的思想质疑，代表作无疑是屈原的《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全诗一千五百余字，无句不问;凡问，均置思考于绝地而无解。凡问又结合各类天文地理人事等相关知识，引人走向思考的浩宇。文论家王瑶说：“《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篇，形式用的是像《诗经》一样的四言句，内容全是问语的口气，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其中有对天体构造、古代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生观念等各方面的问题。这里表现出了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对自然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关心以及对传统信仰的怀疑精神”。（《文艺学习》1954年7月号）朱自清把奇特处讲得更具体：“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经典常谈》）思维之跳跃，想象之开放，追问之广阔，求思之不得……这些，都建立在诗人对现实的确定性认知基础之上，也正是对现实有确定认知，所以才生发出对现实的种种质疑。“知”和“疑”构成了辩证统一，也是屈原的精神传统。读屈原，无疑是读他的这一精神逻辑。后人也有模仿的，如宋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对此，词家王国维评曰：“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辛弃疾虽不明月轮绕地之理，但他的“问月”，显然不同于苏轼问月以兼怀子由，而是学习屈原之“天问”，来渲泄内心的积郁，借用“问天”，指向“问我”;“问我”不得，转向化为词而问人。无独有偶，都反映出诗人内心的辽阔与思想的浩渺。辛弃疾之“问月”，凡六问，均无解，虽不及屈子之问浩翰汪洋，但也搭起了探问高梯，多少能够引导我们放眼天涯。
余秀华诗：“穿行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时代句子”，揭示了当代的内心由饥荒与焦虑而转化为放逐与亢奋的幽深的痛苦。这，仅仅是诗的标志。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则要通过这样一些撼人心魄的词句，让青少年的心灵丰富、复杂、痛苦、忧思并跃动起来。这，便是觉醒。如此，才有创新的世界。
陈军，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特聘导师，上海市示范高中市北中学校长，“陈军语文教学工作室”主持人。著有《中学古诗词智慧探胜》《作文新视角》《语文教学时习论》等。
从中学语文教学责任上看。中学阶段教育，说到底就是围绕“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基础、人文基础——而施加全面的奠基与影响。各个学科都有人文启蒙与创新奠基的功能，而语文，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教育更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学语文教学领域在所谓的教育管治下麻木凝滞。当代中学生正处于诗的年龄，这个生命的季节竟然始终没有诗，可见语文的荒漠与教育的冷漠。
从我国教育传统上看。我们的民族本是崇尚诗教的。孔子教《诗》，诗教之始。孔子教诗最光辉的地方就是站在学诗者——少年——本性的立场上。他之推重“二南”，就是重本性唤醒，重人文滋养，今合之曰“启蒙”者也。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尤正墙面而立也与！”意思是作为一个人，如不读“二南”，就一步也迈不开。“二南”是什么方面的作品呢？“风”也，言男女之事也。人的男女之事与猪狗的公母之事异也。这个“异”，就是“二南”对于后代的教育与开化。后人称之曰“王化之基”，也就是人伦关系之基。孔子如此重视诗教，本是对中华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我们的祖先原是最富有诗性的。诗由歌起，歌由性生。所谓“诗性”，在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这样一些充满神奇想象，洋溢丰富联想，激荡瑰丽夸张的神话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现。豪放、浪漫、追求，我以为是我们民族诗性的生命特征。豪迈，指胸襟的博大与广阔;浪漫，指气质的热烈而奔放;追求，指志向的坚定与进取。从神话始，到《诗》、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以至于现代新诗……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不断改制与创新，始终都在表达着我们民族诗性的本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所提倡的诗性延续，说到底就是对于优质民族性的高扬。正如我们不能否定我们的民族劣根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的民族优根性。优根性，就是民族诗性，就是祖先人格遗传基因，也就是豪迈的、浪漫的、追求的中华民族生命本性。通过教育的途径来促进一代一代后人弘扬民族优根性，必须选择诗教。
总之，有了文学，有了诗，才有生命觉醒。觉醒也者，就是指人萌发与形成体察宇宙与人生流转不息的理趣，萌发与形成思想自由与进化创造的乐趣，萌发与形成立足生命本位与人生理想的志趣。这三者，既是人的人文性自觉，也是人的创新性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人文自觉与思想创新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觉醒过程也就是探索过程、创造过程。我们的先人最早提出了人文的教化思想。《易·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化”，就是“教”，就是指“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命，征乎人文”，人文犹人事也。是人的自觉。13世纪末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更是突出了以人生意义、价值及修养为探讨本源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倡导以复兴古代文明进行精神建构为路径的同时，又倡导以健全的自由思想为面向未来、刻刻进化、刻刻创造的人生主旨。这一点，更强化了我们人文启蒙的哲学立意。
本文无力对人文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进行全面论述，只选取诗教对于人文启蒙、对于创新奠基的作用与方式这一角度，结合教学重点，略加阐述。
1、从人的内心诗性上启蒙，使学生生成跃动的想象与联想的浪漫情怀。
诗言志，思无邪，诗是最诚实而又坦率的内心诉求。这不仅指诗的内容，也指诗的语言形式。优秀的诗人总是创造出代表时代、引领时代的“时代句子”。因此，引导学生读诗，既是从内容上吸取个性思想的滋养，又是从形式上学习时代句子的创新。读诗的境界应是：个性思想与时代句子在完成了对少年心灵的滋养之后，少年心灵开出了自我的花朵，这就是浪漫情怀的构建与生成。
浪漫情怀为什么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是具有了重要的“向往性心理倾向”。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保持美好的向往，是人的心灵上最圣洁的光辉，是人的生命最动人的华章。在世俗看来，浪漫是一种幼稚与随性，但是在对青少年进行因材施教者看来，浪漫，在人的言行表现上是对庸俗社会现实环境的冷视，是对自我内心的心理肯定与自信，也是思想认识上对少年老成的坚决对立。要指出的是，心理学上，浪漫没有优劣之分，不是人格内涵，更不是道德外延。作为一种气质和情绪，其特点在于：不稳定性和冲动性。不稳定性，意味着有探险倾向与质疑易变心理;冲动性，意味着有强烈的敏锐性反应和激动情绪。这样的气质与性情，正是创新品质的心理基础。认为只有诗人是浪漫者，以为浪漫与理性对立，这完全是片面之见。人类中无论是何种职业的最富创造力者，都具有浪漫特质。
浪漫情怀的培养抓手就是“联想”与“想象”。所有的创造论者都强调“联想”与“想象”的极端重要;而“联想”与“想象”又只能是通过后天培养而得以强化的。后天培养的途径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文学阅读与写作，尤其是读诗和写诗。《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是最早的把游子的感情与外物的状态融为一体的开创性名句。钱钟书先生由此对“依依”之学用略作了一个疏理，说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一诗“远树依依如送客”，“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著迹留痕也。”钱指李商隐写得好。李商隐《赠柳》：“隄远意相随。”钱引《随园诗话》之评“真写柳之魂魄”而赞之;引之不足，又说“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相随’即‘依依如送’耳。”（引自《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
从“联想”与“想象”能力的培养的必要途径和特别效能上讲，这个例子给我们的教学启示是：其一，物我一体，开放心灵。把我放置于大宇宙中，或是把天地万物移于几上，这是最重要的内外沟通、借物抒怀的创造性思考活力和内心诉求意向。由此及彼联想，无中生有想象，不仅仅是技巧上学习，识其“小”;更要从心灵开放上学习，通其“大”。无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还是“远树依依如送客”，再是“隄远意相随”，都体现了物我一体的共同特点。引导学生长期体会这样的作品意趣，不只是得到了审美，更是促进了心灵世界的洞开与拓展。其二，意在神通，创无止境。《诗经》的贡献是：把“我”心之缠绵与树态之“依依”联系起来，用“我之心”来推断柳之意，明写柳，暗写“我”。“远树依依如送客”的贡献是：沿用旧句，改创新意。一个“送”字，既可说失在欠含蓄，也可说得在更分明，突出树对“我”的百般依恋，也就更强烈表达了我内心的千般难舍。“隄远意相随”，妙在“随”字简省、含蓄、有神。从学习“联想”与“想象”的一般技法上讲，只要举一句为例即可;而要从学习“联想”与“想象”的精神讲，则必须尽可能地追根索源，类比纂编，从而得其意趣与神髓也。若是求技法知识，一节课足矣;若是求培养联想与想象心性，则要注意例句联通并加以串讲，甚至构建诗教课程，从而可持续地促进和引导学生长期积累，内化于心，反复揣摩，经常应用。 内心具有了诗性，就形成了联想与想象的习惯，由此，人就有了创新冲动。观物而不孤，触类而旁通，此认识事物之境界，亦认识者胸中有丘壑之心境也。这样的内心世界，是时时跃动着的，向往着的，如此，眼中的世界也就必然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可见，向往之心境是创新行动之前提。
2、从人的观察敏感上启蒙，从而生成广阔的追寻与发现的探索视野。
视野的广阔性说到底是由无数的视点与观察细节构成的。登楼一望，远山近水，天光草色，呈现出若干细节与特写，从而形成认识的多维空间，这，才是观察与思考的视野。思想的视野更是如此。多元的思想颗粒熠熠生辉，才使思想空间广阔无限。2011年诺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写得少，写得好是他的信条。因此，他的每首诗都是通过词语的“炼金术”而成为一流作品的。正是这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他戴上“用凝练透彻意象打开通往现实新径”的桂冠。他擅长用精准巧妙的描述让读者进入具象空间，然后突然更换镜头，放大细节，变成特写，让飞逝的瞬间发出光彩。比如他的名句“蟋蟀疯狂地踩着缝纫机”“蓝天的马达声是强大的”等等，激烈的情感在节制冷静的词语间奔流。（转引自《文汇报》，2015年3月30日）其实，这也是其他杰出作家笔下共同的词语特征。著名作家陈忠实说“要写出时代的句子”，就是指有个性化的揭示时代特征的别人超越不了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来自于内心对现实的敏感，来自于眼睛对现实的敏锐观察，来自于观察中的独特思索。读文学作品，说到底就是通过这些句子，来揣摩作家诗人的思考与发现。不同诗作，不同作家的这样的时代名句积累得越多，认识世界的视角就越多样，视野就越广阔。这些句子，既是表达的凭借，思考的跳板，也是创新的火种与酵母。
追寻与发现，有赖于观察的敏感。发现是结果;观察是过程;而敏感，则是求取“过程”所必须依赖的心智“条件”。诗句的独特性，源于诗人感觉的敏锐与别致。由词句的独特性评价升华为对诗人感觉敏锐性的鉴赏，我认为，这是我们通过诗教来培养学生具有追寻心理和发现能力的教学重点。有一种意见认为，新诗不如古诗，过于追求技巧，失去自然。于是热衷于教古诗，废弃新诗。这种选择，实质上对于当代学生构成了强制放弃揣摩当代语言表达个性化的戕害。古诗可以活在今天，新诗则独有其当代风貌。还有一种做法，教新诗只求其大意，而放弃揣测语句及其形式，从而导致教的是新诗，读时则当作记叙文或议论文。教诗，一旦放弃其语言的独特魅力，也就放弃了诗教的启蒙意义与创新价值。“诗歌的‘自然’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流露’出来的，而永远是艰苦奋争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人通过卓越的技艺开辟出来的一块空地（Lichtung）。”（引自一行著《词的伦理》，上海书店2007年4月出版）这里所讲的“艰苦奋争”，是指诗人用生命的代价对自然状态的艰难回应，然后再用诗的技巧转化为揭示自然本质的句子。这个“句子”，显然是我们进行诗教的“核心”。探讨“句子”，实为探寻心理、智慧与思想。钱钟书讲“重章叠句”，举《桃夭》由“华”而“叶”而“实”为例而后说“语虽异而情相类，此重章之易词申意（varied iteration）者”，又指出：“先秦说理散文中好重章叠节，或易词申意，或循环渐进者，《墨子》是也。”（参见《管维编》第一册第76页）由此可见，重章叠句这一形式的特效在于“申意”;而“申意”，又是表达思想特性的需要;不单是诗，文也如此，可见其是共同所用之表达智慧。教诗，倘若放弃句子，则诗性必然无存。
教诗之“句子”，关键是研究“称物”的特殊性。我们常常称道“东风又绿江南岸”之“绿”的不可替代性，其实，孤立地赞赏也未必能以理服人，综合考察才能见其真谛。用“绿”并非王之首创;形容词用作动词也不过是用词技巧。只有把“绿”的文化意义与王的人生意义，把该句与末句打通，如此综合体味，才能认识到“绿”的“称物”的准确性和艺术性。王湾有五言诗《江南意》：“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这首诗后来又改为《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在，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方回《瀛奎律髓》选《次北固山下》，评曰：“《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周伯弼《三体唐诗》、沈德潜《唐诗别裁》也选用此篇。而《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则选《江南意》文本。以《江南意》为佳者，认为颔颈二联，描写江南独有的早春气息，词句尽称“江南春”之物态。以《次北固山》为佳者，认为全诗以游子心思为主旨，颔颈二联词句尽称游子对江南早春的心理上的独特敏感，意境更加绵邈。顾小谢《唐律消夏录》之评深得施蛰存赞赏，顾曰：“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曰‘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显然，这是从北人之“生眼”角度而揣摩词句称物之理趣也。不仅全诗评价大异其趣，即便“潮平两岸失（阔）”一句也起争端。沈德潜以为“失”好;“两岸失，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施蛰存则认为“‘阔’字好得多，若‘失’，则潮水泛滥成灾了。如果从‘平’的情景去体会，我以‘阔’是作者的改定本”（以上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以上争议孰是孰非，无法定于一评，而这，恰恰是我们诗教的极好材料。词句“称物”极为复杂，从“北人”视角，尽显“春”之新意;从“游子”视角，则尽显“心”之旧意也。诗句的特殊性，就特殊在“自然”——“心境”——“词句”三者之间的互为表里的熔铸上。一切景语皆情语，说的就是熔铸的成果。而引导少年学生揣摩这番机趣，好就好在能磨亮机敏视线的亮度。观察，是一种心智技能。观察的敏锐性训练，主要途径在于对范例所揭示的角度、动因、情境等相关要素的认知与仿照，这就是诗句教学的任务。观察，既要观物，也要察心;既要观事，也要察理;既要观诗之前创，也要察诗人此时之匠心。否则，失去认知前提与仿照样板，虽置身于实景之中也目中无物矣。观察敏锐性训练的最高境界正如疱丁解牛，眼前无牛而心有全牛。眼前虽无物，而心中物之特性存也。见“柳”有“依依”之意;见“河”有远上白云之势，如此则胸中存有万境也。这“万境”便是创新求异的沃土。虫书叶字古，风织浪纹轻，即是观察者敏锐感受的“自然”表达，也是极易敏感的观察习惯。 3、从人的思考理性上启蒙，从而生成坚实的类化与推断的思想逻辑。
诗是感性的产物，更是理性的结晶。诗教培养的不仅是激情与泪水，更在于思想以及思想组织与表达的逻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之词论揭示了词格的区分标准，也揭示了诗教的教育核心。由于外物的感召，情绪、情感是动态而感性的;这番感性又与词句磨炼，生成人生的认识，感性便又哲学化。这样的理性提炼恰恰是诗的神来之笔。通过这样的神来之笔来把握体会、洞察一个时代的人生幽深，这便是诗给予读者的觉醒过程。这样的觉醒，往往是创造者的精神动力。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所有的创新都是激情的产物，都是诗性的凝聚。
蒋浩《小圆石》：雨后空气干净。/树下的小圆石也干净地/杂了雨痕。也许我/又会在上面坐半小时/另外时间是小鸟、蜥蜴、壁虎/甚至松鼠也在上面习静观海。/它的确越来越圆/石肤光滑可腻，像蛋/浮在落叶和细沙上/——这棵树下的蛋是这棵树下的蛋/还有待于这棵树来孵化/——我这样想。一枚细枝斜搭上面/像刚从蛋里爬出来的一条幼蛇？/它微微摆动的细腿，像要/把这空空的石头踢回海里？我们先从“净与杂”的关联上入读;继之从“静与动”的辩证统一上来认识“我”的静坐以及与小鸟它们的静坐分享。小圆石作为观看的位置，现在被置于静观之下，静观于是成为对静观的静观。接着开始转折表达，揭示“盈与空”“静观与生命”的哲理意蕴。小圆石经历着改变，越来越圆，不断充盈，孕含生命。最后完成生命的出窍与新生。（参见上海书店一行著《词的伦理》176—178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相关的哲理，更重要的是演示了由静到动的想象中的生命孕育与再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十分鲜明地揭示了从无到有的人类共同的意识与经验，这个意识与经验显然是对于现象行为的高度概括，而这样一种“概括”本身也就是一种认识的升华。这些，都是对内心潜藏着的创造动机的反复吁请与唤醒。因此，读这样的诗，就是读思想激励。
推断，掩映在诗句的青枝绿叶之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宿鸟，时鸣春涧中。”这样一首写景小诗，竟然充溢着五层推断理趣：一是因“闲”而能眼察花之“落”;二是因“静”而能心感山之“空”;三是“闲”又是一二句的总按纽，由于“闲”，所以物我一体，处于超越物“静”而升为心“空”的意境。果然如此吗？非也。月之“出”导致鸟之“惊”;鸟之“惊”导致涧有“声”。这个“动”，使得刚刚完成的静而空的意境彻底瓦解了。果真瓦解了吗？非也。这个“鸣”字实则使静空之境又增其一倍之感受矣！这就是我国写景小诗的情景因果与情理推断。宏大的思想质疑，代表作无疑是屈原的《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全诗一千五百余字，无句不问;凡问，均置思考于绝地而无解。凡问又结合各类天文地理人事等相关知识，引人走向思考的浩宇。文论家王瑶说：“《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篇，形式用的是像《诗经》一样的四言句，内容全是问语的口气，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其中有对天体构造、古代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生观念等各方面的问题。这里表现出了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对自然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关心以及对传统信仰的怀疑精神”。（《文艺学习》1954年7月号）朱自清把奇特处讲得更具体：“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经典常谈》）思维之跳跃，想象之开放，追问之广阔，求思之不得……这些，都建立在诗人对现实的确定性认知基础之上，也正是对现实有确定认知，所以才生发出对现实的种种质疑。“知”和“疑”构成了辩证统一，也是屈原的精神传统。读屈原，无疑是读他的这一精神逻辑。后人也有模仿的，如宋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对此，词家王国维评曰：“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辛弃疾虽不明月轮绕地之理，但他的“问月”，显然不同于苏轼问月以兼怀子由，而是学习屈原之“天问”，来渲泄内心的积郁，借用“问天”，指向“问我”;“问我”不得，转向化为词而问人。无独有偶，都反映出诗人内心的辽阔与思想的浩渺。辛弃疾之“问月”，凡六问，均无解，虽不及屈子之问浩翰汪洋，但也搭起了探问高梯，多少能够引导我们放眼天涯。
余秀华诗：“穿行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时代句子”，揭示了当代的内心由饥荒与焦虑而转化为放逐与亢奋的幽深的痛苦。这，仅仅是诗的标志。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则要通过这样一些撼人心魄的词句，让青少年的心灵丰富、复杂、痛苦、忧思并跃动起来。这，便是觉醒。如此，才有创新的世界。
陈军，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特聘导师，上海市示范高中市北中学校长，“陈军语文教学工作室”主持人。著有《中学古诗词智慧探胜》《作文新视角》《语文教学时习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