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3年3月31日早晨，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啸云先生在北京寓所驾鹤仙逝，享年73岁。她那气贯长虹的声腔艺术从此成为绝响，令人扼腕叹息。
3月31日原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对我来说，由于齐先生的去世，这一天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从1971年到1986年，齐啸云先生曾经在兰州市青年京剧团工作长达15年之久，我曾经是她钟爱的弟子之一，与先生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往事如今历历在目，却星移斗转已成为历史记忆了。
值先生仙逝十周年祭辰，谨备此薄文并奉心香九瓣，敬献于先生明堂案前，以感恩先生多年前对我的提携教诲。
一
那已经是近40年前的事情了。
1976年冬天，毛主席逝世带来的巨大悲痛和粉碎“四人帮”激起的无比兴奋都慢慢消褪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即便天塌地陷，人们还得过日子，剧团还得演出。我们这个靠学演“样板戏”起家、缺乏独立创作能力的青年京剧团就决定把天津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戏《芦花淀》学回来上演。这出戏是描写白洋淀抗日游击队“雁翎队”故事的一出新编现代京剧，从编导技巧和天津京剧团的表演艺术水平以及剧场效果来说，这台戏比当时的几个京剧样板戏一点也不差，甚至还略胜一筹。我们学演这出戏，不但能够吸引观众，还能在学习演出的过程中提高表演技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齐啸云先生当时正在我们剧团当教员，便联系了这件事。
齐先生曾经在天津生活多年，与天津京剧团许多艺术家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天津学戏，就是齐先生带队，同时她还担任我们学演这出戏的执行导演，但那时候批判“导演中心论”，不许使用“执行导演”这个概念，只能称作“执排”，也就是这个剧目排练活动的组织者、执行者。
这一年，我刚满21岁。此前一段时间里，我因为青春期“倒仓”，嗓子不大好，一直学的是“武生”戏路子。可到了这个阶段，我似乎是度过了这个令所有艺人都望而生畏的“倒仓”变声期，从沙哑又尖锐的“小公鸡”嗓音转化成浑厚的男中音了，嗓子好了一些，齐老师便有意培养我走“花脸”行当的戏路子。作为执行导演，齐先生在这个戏的演员选择和角色分配上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她向剧团“革委会”建议分配我扮演剧中抗日游击队副队长“志刚”，建议启用过去从没有扮演过主角的凤子师妹扮演一号女主角游击队长“荷华”，得到了“革委会”批准。当时被许多老师认为没有发展前途的凤子师妹在齐先生的教导下主攻“青衣”，在这部戏里脱颖而出，后来扮演了“杨开慧”、“江水英”、“兰嫂”（《南天柱》）、“白娘子”等主要角色，也是光彩照人。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接近“花脸”行当，舞台形象和角色体魄就需要魁梧壮实一些，我就自作主张把一件“胖袄”穿在服装里面，自以为体形就合乎角色要求了。齐先生却对我说，你的体形已经够壮实了，再穿上一件“胖袄”，上身就显得过于臃肿，下身却打着绑腿穿双草鞋，那就有点不合比例，不好看，还是别穿了吧。我照照镜子仔细端详，才发现齐先生说得很对，从此，便不再穿那件“胖袄”了。老师对学生而言，确实是一面镜子。那个角色在最后一场戏里有段武打戏，道具是渔船上使用的一双大铁锚。戏里，“游击队长”双手挥舞一对“铁锚”与鬼子兵搏斗，打得几个“鬼子兵”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但是，做道具的孙师傅最初把那对“铁锚”制作得十分沉重，表演时很不顺手。齐先生就与孙师傅一起研究，后来发明了用海绵包裹铁丝刷上颜色做成“铁锚”的办法，我表演起来就轻松多了。那挥舞“铁锚”打斗的技巧，大概是从京剧传统戏《八大锤》里借鉴的，齐先生就手把手地教我练习《八大锤》里的基本功，却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八大锤”。十几年后，我才在电视里看到了《八大锤》这出戏，一下子就明白了当年“铁锚”的老祖宗原来是在这里。
“志刚”这个角色是这出戏排名二三号的男主角，“戏路子”靠近“架子花脸”行当。不但有武打戏，还有几段唱腔，唱的是夸耀“雁翎队”的“大抬杆儿”，就是打野鸭子的一种大个儿的土造火枪，游击队用来抗日打鬼子。那唱词唱什么“大抬杆儿，敌胆丧”、“游击队，逞英豪”云云。在排练过程中，齐先生不但手把手地辅导我做那些舞台调度，身段动作，喜怒表情，还一句一句地“抠”我台词，教我唱腔，我唱得倒也还不算太坏，有点“花脸”意思和“铜锤”音色了。看上去，齐先生对我的表现也还满意。
齐先生还偷偷地把“轱辘椅子”这独门绝活教授给了我们。所谓“轱辘椅子”，就是坐在一把老式的太师椅上，用一种特有的韵律晃动身体，舞动臂膀，做出舞台上表演的身架来。练好了“轱辘椅子”，演员在台上举手投足就会有一种稳如泰山而又行云流水般的韵味。据说，这是金少山先生或者是裘盛戎先生亲传给她的独门绝活。“轱辘椅子”这门绝技是清末民初京剧前辈艺术家著名架子花脸演员钱金福老先生的独门绝活儿。其子著名京剧武花脸演员钱宝森先得其真传。钱宝森先生当年也是齐家座上客，将此绝技传授给了齐啸云先生。这是钱家秘不传外人的绝技，不经亲传，很难掌握。本来就很少有人会这绝活，大概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会练的人就更少了，估计也已经失传了。宁夏京剧团演员钱振国先生曾经是我做京剧学员时的武功教练，而钱宝森先生正是钱振国先生的伯父。算起艺术传承关系来，钱宝森先生居然也是我的“师爷”。
齐先生演示“轱辘椅子”的时候，那种君临天下、威风凛凛、大气磅礴、充满霸气之美的神韵简直难以言说。传授给我们的时候却是神秘兮兮，小心翼翼，生怕别人看见，并且嘱咐我们几个学生不要张扬，她不在场的情况下，绝不可随意练习。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先生为何要搞得这样神秘莫测，以为这“轱辘椅子”当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因此，也就“谨遵师嘱”，法不传六耳。
现在我猜想，先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怕我们练坏了“范儿”，弄成“四不像”；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畏惧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给她自己招来麻烦和祸端。那个年头，提一句“金少山”、“裘盛戎”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戏霸”的名字都犯忌，更别说练习这“帝王将相封建余孽”的“轱辘椅子”了。当年在剧团，齐先生就是因为不小心说了几句“师爷”、“金少山”这样的话语，就被“革委会”的领导训斥，并且在团里掀起了一次批判“师傅”、“师爷”这种“封建主义”称呼的活动。那时候决不允许形成所谓“师徒”关系，更不许谈什么“京剧流派”、“个人艺术风格”，因为当时只有一种流派，那就是“革命样板戏”，只有一种风格，那就是“样板团”风格。师生关系上也不许称呼“师傅”，只能叫“老师”，也没有什么“徒弟”的说法，而只有“学生”。同学之间也不许说什么“师兄”、“师弟”，而只能叫“同学”。不小心说了几句“师爷”，就让齐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灰溜溜的。为唱戏，先生这一生吃的苦头还少吗。 二
齐啸云原名齐润霖，出身望族，祖父曾在南方做过清朝的官吏，父亲齐协民在民国时期曾做过报纸主编。受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其父早年常撰写文章鼓吹民主革命。后来，他厌倦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风云，便在天津英租界购置了房产，“躲进小楼成一统”，并在客厅挂出“托意在经济，忘形向友朋”的手书对联，以丝竹管弦吹拉弹唱而求“独善其身”。京剧成为齐协民的精神寄托。于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里曾经是一个宁静的港湾。梅兰芳、尚小云、张君秋、钱宝森、郝寿臣、裘盛戎、马连良、李少春、袁世海等京剧名角和国画大师齐白石都曾经是齐家座上客。闲来谈谈戏曲，吊吊嗓子，成为齐家常事。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得齐啸云先生从小耳濡目染，进而乐此不疲。她3岁时就能登台清唱“秋胡戏妻”，6岁就与马连良先生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并且得到郝寿臣、钱宝森等京剧名家、戏剧大师的真传，与京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齐先生少年时代痴迷于京剧，10岁时曾在天津“云吟国剧社”学戏，初习须生，后改学花脸，但并没有以唱戏为职业。14岁时，她进入北京一所美国教会中学读书，不但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文采斐然。抗战胜利后，她还不到20岁，便在天津《中华日报》发表杂文《奸商遗嘱》，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却因此遭到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通缉，便躲进美国驻天津领事馆避难。为了生计，先生在领事馆的图书馆做资料员工作，以求一日三餐有所着落。不料这一脚踏进美国领事馆，就应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句老话，成为她一生都付不清的沉重债务。
天津临近解放时，领事馆的人差不多都跑了，齐先生还老老实实地守在那里。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国民党伤兵无聊之极，把一颗手榴弹扔进齐先生的房间，齐先生傻乎乎地捡起那颗手榴弹又给扔了回去，但为时已晚，手榴弹在半路上爆炸，本来后果严重，没想到飞出的弹片仅仅划破了她的额头，真是万幸。齐先生被送进医院后，天津就解放了。解放初期，她在大学“审干”运动中如实向组织说明了进入领事馆的情况，这在当时就称为“如实向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却没有料到从此被列入“特嫌”人员名单。这口“特嫌”黑锅，先生居然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一直背到“文革”结束之后。1987年清理干部档案，一页“特嫌，内部控制使用”的发黄纸片，才使得先生恍然大悟自己何以命途多舛。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齐先生被分配到国家外贸部门工作，后来发往云南贵州一带“内部控制使用”。背着一口“特嫌”黑锅在那个年代的外贸部门工作，先生的境遇可想而知。而这种档案里装着“黑材料”的经历，并不是齐先生一个人的遭遇。那个年代，不少人都因为档案里装着一些不明不白的“材料”而一生都不得安稳。“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从多少人的档案里找到这种“交待材料”，如获至宝地凭借这种材料迫害了多少人啊——否则，那么多的“历史反革命”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既然无法发挥自己在外语方面的特长，在外贸部门过这种尴尬的日子又极为艰难，度日如年，不如“下海”罢了。如同父亲齐协民一样，齐啸云先生后来就在京剧的研究和习练演出中寄托人生追求并寻找生命的价值。那时候，齐先生虽然在舞台上神采飞扬，啸傲菊坛，义薄云天——也许这就是先生决心“下海”时改名“啸云”的由来——而她内心的苦闷又有谁知道呢？齐先生一生都在研究京剧表演艺术，却从没有丢掉对英语的学习，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当然，先生刚来我们剧团工作的时候，绝不敢提什么英语。但是，“四人帮”倒台，形势好转一些之后，她就在宿舍里挂出一个小黑板，写上了“pen， This is a pen”，教我们几个喜欢读书的青年演员学生们学习英语单词，就更是我的亲身经历了。
三
齐先生是1971年冬天来到兰州的。当年兰州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马佥先生在与我闲聊时，说过他代表文化局到天津去接齐啸云先生时的那一幕。马先生说，见面的时候，齐先生衣衫褴褛，穿着一双破网球鞋，拖着一辆架子车，生活艰难，境况惨不忍睹。流落江湖的齐先生当时是以扫街、卖菜、拉架子车送煤球为谋生手段的。马先生约她到兰州来教学，正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齐先生在我们剧团的那些年月里，是极其小心谨慎的，待人永远都是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兢兢业业地做好她分内的事情，认认真真地教导着几个“粗犷生”，也就是学“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行当的学生。她在“文革”中期来到兰州，实际上是度过了一段避难的日子，生活起码可以稳定下来，虽然在生活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但是，在艺术上却仍然没有什么可以施展才华的余地和大显身手的环境。“文革”结束之前，是不允许齐先生女扮男妆登台演出的，她只能教学生，而教学的方式和手段也只是把样板戏里的“鸠山”、“李勇奇”、“李书记”这类归入“花脸”行当角色的唱腔身段给学生们润色好了就算大功告成。“四人帮”垮台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见先生露过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和“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而永远都是在“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这几段“花脸”唱腔上翻来覆去地教导学生下功夫。直到80年代初期传统戏解禁之后，我们才有幸听到了先生那声震屋瓦、响遏行云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并且惊奇地发现，齐先生作为女演员扮花脸，并不像男演员那样刮一个光头，或者剃去额头上的头发，而是用一块布帛将头发包起来，然后在面部勾画脸谱。远看那脸谱浑然一体，不漏丝毫破绽，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中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先生在兰州期间，虽然并没有能够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弟子，却在兰州文艺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她在兰州的得意之作，大概也就是作为执行导演指导我们学习排练演出了那部现代京剧《芦花淀》。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她与同样在我们剧团担任教员的吴素秋先生的女弟子刘磊老师合作，还创作过一个小戏曲，剧名叫作《尕尔玛》。故事说的是一个反动牧主给人民公社的马料里掺钉子，企图害死公社的马匹，事情败露后，仓皇骑马逃走。藏族红卫兵小将“尕尔玛”一路上翻山涉水骑马追踪，最后展开一场生死搏斗，将反动牧主生擒活捉。这故事“给马喂钉子”的戏剧矛盾冲突并不合情理，在甘南草原上跋山涉水的情节更是匪夷所思，也就不值一提了。值得一提的是齐先生在设计演员表演技巧时，居然用了一把真匕首。在最后的搏斗中，戏曲术语叫作“开打”，“尕尔玛”有一组“反蹦子串翻身”，在肢体螺旋桨式的急速旋转和跳跃中，将那把匕首甩出去，擦着对手的头皮掠过，一下子插在舞台地板上，寒光闪闪，惊险万分，堪称绝活。万幸这部小戏演出了几十场，那把真材实料的匕首却从没有出过差错。 作为一个女性，齐先生在设计表演技巧时，居然使用了一把钢铁打造的真匕首。现在想来，先生大概不是在故作惊人之举，以求哗众取宠之效，也许，她是将半生的坎坷与冤屈都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凝聚在这把匕首的刀尖上了。 四
1979年冬天，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祝词》，昭示着文艺界春天的到来。虽然对我们这个西部内陆城市来说，会议精神的真正落实尚有待时日，但是，齐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想必很敏感地察觉到了国家政治气候和文艺界形势的变化。那年，齐先生曾得一梦，梦见自己在悬崖上摇摇欲坠，断壁忽又化作舞台，倾斜的舞台如陡坡，令人无法立足，心生恐惧即将坠落之时，就见“达摩老祖”伸出大手，将她拉了上来。达摩老祖还说：“你必有一步好运。”
那时，齐先生与我闲谈，我并没有注意先生此梦有何意义。此时想起故事，便觉不可思议而又可以思忆了。齐先生英文很好，却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即便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齐先生也将一尊小铜佛藏在宿舍壁柜内，日日上香，常常礼拜。想必此梦仍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令人欣慰的是，齐先生后来果真梦想成真。
1981年秋天，齐先生在兰州剧院主演传统戏《赤桑镇》、《草桥关》等几出“铜锤花脸”的经典剧目，以“坤净”、“包拯”、“女花脸”的扮相出山亮相，再次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在谪居西北沉寂了10多年后，先生终于扬眉吐气。我曾扮演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之类的“龙套”角色为先生“站班”、“打旗儿”。那些日子里，天天晚上聆听她那声如洪钟、气势磅礴、裂帛震瓦、义薄云天的演唱，居然习以为常，心不在焉地却根本不懂得如何欣赏，也就是说，根本就听不出什么好来，真可谓“有眼不识金镶玉，有耳不闻神仙曲”。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西北内陆城市，真正懂得先生价值的，或者说，真正懂得欣赏先生的京剧声腔表演艺术的人，又有几何呢？不懂也就罢了，令人费解的是一些真正的内行却对齐先生冷嘲热讽，在先生的性别上大做文章，好像生怕先生崭露头角。有的人还怂恿我们将齐先生称呼为“师娘”，我们也不明所以，楞头傻脑地认为先生是女性，那当然就是“师娘”了。齐先生听到这种称呼，神色很不好看，我们却不明就里。后来才明白，说你的功夫技艺是“师娘”传授的，那就是骂人的话了。所幸当时市上有位分管文艺工作的军队干部对齐先生欣赏有加，这才使得先生能够登台演出。这位军人常到我们剧团来，听几段唱腔过过戏瘾。他常用很浓郁的河北乡音说：“这段不过瘾，来段白虎团。”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来一段《奇袭白虎团》里严伟才的唱腔：“面临深涧桥梁断……”
80年代初期，齐先生开始外出搭班演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走穴”。由于我们剧团的青年演员从来就没有演过传统古装戏，即便是“跑龙套”，也都要从头学起。大家演惯了现代京剧样板戏，对传统古装戏不免就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穿上从封存多年的老戏箱里翻出来的脏兮兮的散发着霉馊味儿的古戏装，心里就不痛快，扮成龙套上了台，也就一个个死眉瞪眼的不像样子。有时候还故意误场搞恶作剧，也确实发生过侯宝林先生相声里说的“一边一个一边仨”的“执拗”。我们这些一进团就演“战士甲”、“小匪乙”的演员扮成“衙役们”去“站班”、“跑龙套”，正像有句俗话所说：“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齐先生与我们这些“战士甲”、“小匪乙”们同台演出，配合起来不免就过于吃力，便走出去找她熟悉的剧团搭班演出。我们剧团的一些人对齐先生此举颇有微词。但是，先生无疑明白了国家已经天翻地覆，政治气候和文艺界的形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也就一反过去那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低调做事的处世风格，义无反顾、我行我素地经常到外地去搭班演出，根本不大理睬那些闲言碎语了。后来她辗转了一些日子，终于去了北京，在中国京剧院谋得一席之地，后来还加入了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且当选为理事。那时，齐先生在我们剧团的好友刘磊老师也已经调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便联系电台文艺部为齐先生的唱段录了音，并在电台播放演出实况。在经过了半生坎坷之后，齐先生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终于声震华夏名扬天下，被誉为“中国第一女花脸”。
先生后来在北京与台湾的一位“坤净”“女花脸”（据悉是王海波女士）取得联系，得知齐先生当年在领事馆被手榴弹炸伤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那是“保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财产”的义举，美国人将这件事情记录在案，居然给齐先生留存着一笔补偿金。只是多少年了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当年的“密斯齐”究竟在何处，无法表示慰问而已。经过一番联系，美国人终于将这笔补偿金送到了齐先生手中。40多年过去之后，这笔美金想必已经极为可观了。那么，齐先生后来的日子，大概就好过多了。
至于先生后来一举成名，誉满华夏，应邀前往美国讲学、去台湾切磋技艺、到夏威夷与张学良将军畅谈、创编用英语演唱的京剧《奥赛罗》，声名终于远播海外，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1993年，齐啸云先生在夏威夷拜访了张学良将军和夫人赵一荻。张学良即兴赋诗，其一：“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其二：“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不怕死来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英雄汉，光明磊落度余年。”——在唐德刚先生所著《张学良回忆录》中，此事是记载得明白无误的盛事。
3月31日原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对我来说，由于齐先生的去世，这一天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从1971年到1986年，齐啸云先生曾经在兰州市青年京剧团工作长达15年之久，我曾经是她钟爱的弟子之一，与先生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往事如今历历在目，却星移斗转已成为历史记忆了。
值先生仙逝十周年祭辰，谨备此薄文并奉心香九瓣，敬献于先生明堂案前，以感恩先生多年前对我的提携教诲。
一
那已经是近40年前的事情了。
1976年冬天，毛主席逝世带来的巨大悲痛和粉碎“四人帮”激起的无比兴奋都慢慢消褪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即便天塌地陷，人们还得过日子，剧团还得演出。我们这个靠学演“样板戏”起家、缺乏独立创作能力的青年京剧团就决定把天津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戏《芦花淀》学回来上演。这出戏是描写白洋淀抗日游击队“雁翎队”故事的一出新编现代京剧，从编导技巧和天津京剧团的表演艺术水平以及剧场效果来说，这台戏比当时的几个京剧样板戏一点也不差，甚至还略胜一筹。我们学演这出戏，不但能够吸引观众，还能在学习演出的过程中提高表演技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齐啸云先生当时正在我们剧团当教员，便联系了这件事。
齐先生曾经在天津生活多年，与天津京剧团许多艺术家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天津学戏，就是齐先生带队，同时她还担任我们学演这出戏的执行导演，但那时候批判“导演中心论”，不许使用“执行导演”这个概念，只能称作“执排”，也就是这个剧目排练活动的组织者、执行者。
这一年，我刚满21岁。此前一段时间里，我因为青春期“倒仓”，嗓子不大好，一直学的是“武生”戏路子。可到了这个阶段，我似乎是度过了这个令所有艺人都望而生畏的“倒仓”变声期，从沙哑又尖锐的“小公鸡”嗓音转化成浑厚的男中音了，嗓子好了一些，齐老师便有意培养我走“花脸”行当的戏路子。作为执行导演，齐先生在这个戏的演员选择和角色分配上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她向剧团“革委会”建议分配我扮演剧中抗日游击队副队长“志刚”，建议启用过去从没有扮演过主角的凤子师妹扮演一号女主角游击队长“荷华”，得到了“革委会”批准。当时被许多老师认为没有发展前途的凤子师妹在齐先生的教导下主攻“青衣”，在这部戏里脱颖而出，后来扮演了“杨开慧”、“江水英”、“兰嫂”（《南天柱》）、“白娘子”等主要角色，也是光彩照人。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接近“花脸”行当，舞台形象和角色体魄就需要魁梧壮实一些，我就自作主张把一件“胖袄”穿在服装里面，自以为体形就合乎角色要求了。齐先生却对我说，你的体形已经够壮实了，再穿上一件“胖袄”，上身就显得过于臃肿，下身却打着绑腿穿双草鞋，那就有点不合比例，不好看，还是别穿了吧。我照照镜子仔细端详，才发现齐先生说得很对，从此，便不再穿那件“胖袄”了。老师对学生而言，确实是一面镜子。那个角色在最后一场戏里有段武打戏，道具是渔船上使用的一双大铁锚。戏里，“游击队长”双手挥舞一对“铁锚”与鬼子兵搏斗，打得几个“鬼子兵”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但是，做道具的孙师傅最初把那对“铁锚”制作得十分沉重，表演时很不顺手。齐先生就与孙师傅一起研究，后来发明了用海绵包裹铁丝刷上颜色做成“铁锚”的办法，我表演起来就轻松多了。那挥舞“铁锚”打斗的技巧，大概是从京剧传统戏《八大锤》里借鉴的，齐先生就手把手地教我练习《八大锤》里的基本功，却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八大锤”。十几年后，我才在电视里看到了《八大锤》这出戏，一下子就明白了当年“铁锚”的老祖宗原来是在这里。
“志刚”这个角色是这出戏排名二三号的男主角，“戏路子”靠近“架子花脸”行当。不但有武打戏，还有几段唱腔，唱的是夸耀“雁翎队”的“大抬杆儿”，就是打野鸭子的一种大个儿的土造火枪，游击队用来抗日打鬼子。那唱词唱什么“大抬杆儿，敌胆丧”、“游击队，逞英豪”云云。在排练过程中，齐先生不但手把手地辅导我做那些舞台调度，身段动作，喜怒表情，还一句一句地“抠”我台词，教我唱腔，我唱得倒也还不算太坏，有点“花脸”意思和“铜锤”音色了。看上去，齐先生对我的表现也还满意。
齐先生还偷偷地把“轱辘椅子”这独门绝活教授给了我们。所谓“轱辘椅子”，就是坐在一把老式的太师椅上，用一种特有的韵律晃动身体，舞动臂膀，做出舞台上表演的身架来。练好了“轱辘椅子”，演员在台上举手投足就会有一种稳如泰山而又行云流水般的韵味。据说，这是金少山先生或者是裘盛戎先生亲传给她的独门绝活。“轱辘椅子”这门绝技是清末民初京剧前辈艺术家著名架子花脸演员钱金福老先生的独门绝活儿。其子著名京剧武花脸演员钱宝森先得其真传。钱宝森先生当年也是齐家座上客，将此绝技传授给了齐啸云先生。这是钱家秘不传外人的绝技，不经亲传，很难掌握。本来就很少有人会这绝活，大概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会练的人就更少了，估计也已经失传了。宁夏京剧团演员钱振国先生曾经是我做京剧学员时的武功教练，而钱宝森先生正是钱振国先生的伯父。算起艺术传承关系来，钱宝森先生居然也是我的“师爷”。
齐先生演示“轱辘椅子”的时候，那种君临天下、威风凛凛、大气磅礴、充满霸气之美的神韵简直难以言说。传授给我们的时候却是神秘兮兮，小心翼翼，生怕别人看见，并且嘱咐我们几个学生不要张扬，她不在场的情况下，绝不可随意练习。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先生为何要搞得这样神秘莫测，以为这“轱辘椅子”当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因此，也就“谨遵师嘱”，法不传六耳。
现在我猜想，先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怕我们练坏了“范儿”，弄成“四不像”；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畏惧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给她自己招来麻烦和祸端。那个年头，提一句“金少山”、“裘盛戎”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戏霸”的名字都犯忌，更别说练习这“帝王将相封建余孽”的“轱辘椅子”了。当年在剧团，齐先生就是因为不小心说了几句“师爷”、“金少山”这样的话语，就被“革委会”的领导训斥，并且在团里掀起了一次批判“师傅”、“师爷”这种“封建主义”称呼的活动。那时候决不允许形成所谓“师徒”关系，更不许谈什么“京剧流派”、“个人艺术风格”，因为当时只有一种流派，那就是“革命样板戏”，只有一种风格，那就是“样板团”风格。师生关系上也不许称呼“师傅”，只能叫“老师”，也没有什么“徒弟”的说法，而只有“学生”。同学之间也不许说什么“师兄”、“师弟”，而只能叫“同学”。不小心说了几句“师爷”，就让齐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灰溜溜的。为唱戏，先生这一生吃的苦头还少吗。 二
齐啸云原名齐润霖，出身望族，祖父曾在南方做过清朝的官吏，父亲齐协民在民国时期曾做过报纸主编。受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其父早年常撰写文章鼓吹民主革命。后来，他厌倦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风云，便在天津英租界购置了房产，“躲进小楼成一统”，并在客厅挂出“托意在经济，忘形向友朋”的手书对联，以丝竹管弦吹拉弹唱而求“独善其身”。京剧成为齐协民的精神寄托。于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里曾经是一个宁静的港湾。梅兰芳、尚小云、张君秋、钱宝森、郝寿臣、裘盛戎、马连良、李少春、袁世海等京剧名角和国画大师齐白石都曾经是齐家座上客。闲来谈谈戏曲，吊吊嗓子，成为齐家常事。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得齐啸云先生从小耳濡目染，进而乐此不疲。她3岁时就能登台清唱“秋胡戏妻”，6岁就与马连良先生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并且得到郝寿臣、钱宝森等京剧名家、戏剧大师的真传，与京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齐先生少年时代痴迷于京剧，10岁时曾在天津“云吟国剧社”学戏，初习须生，后改学花脸，但并没有以唱戏为职业。14岁时，她进入北京一所美国教会中学读书，不但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文采斐然。抗战胜利后，她还不到20岁，便在天津《中华日报》发表杂文《奸商遗嘱》，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却因此遭到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通缉，便躲进美国驻天津领事馆避难。为了生计，先生在领事馆的图书馆做资料员工作，以求一日三餐有所着落。不料这一脚踏进美国领事馆，就应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句老话，成为她一生都付不清的沉重债务。
天津临近解放时，领事馆的人差不多都跑了，齐先生还老老实实地守在那里。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国民党伤兵无聊之极，把一颗手榴弹扔进齐先生的房间，齐先生傻乎乎地捡起那颗手榴弹又给扔了回去，但为时已晚，手榴弹在半路上爆炸，本来后果严重，没想到飞出的弹片仅仅划破了她的额头，真是万幸。齐先生被送进医院后，天津就解放了。解放初期，她在大学“审干”运动中如实向组织说明了进入领事馆的情况，这在当时就称为“如实向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却没有料到从此被列入“特嫌”人员名单。这口“特嫌”黑锅，先生居然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一直背到“文革”结束之后。1987年清理干部档案，一页“特嫌，内部控制使用”的发黄纸片，才使得先生恍然大悟自己何以命途多舛。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齐先生被分配到国家外贸部门工作，后来发往云南贵州一带“内部控制使用”。背着一口“特嫌”黑锅在那个年代的外贸部门工作，先生的境遇可想而知。而这种档案里装着“黑材料”的经历，并不是齐先生一个人的遭遇。那个年代，不少人都因为档案里装着一些不明不白的“材料”而一生都不得安稳。“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从多少人的档案里找到这种“交待材料”，如获至宝地凭借这种材料迫害了多少人啊——否则，那么多的“历史反革命”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既然无法发挥自己在外语方面的特长，在外贸部门过这种尴尬的日子又极为艰难，度日如年，不如“下海”罢了。如同父亲齐协民一样，齐啸云先生后来就在京剧的研究和习练演出中寄托人生追求并寻找生命的价值。那时候，齐先生虽然在舞台上神采飞扬，啸傲菊坛，义薄云天——也许这就是先生决心“下海”时改名“啸云”的由来——而她内心的苦闷又有谁知道呢？齐先生一生都在研究京剧表演艺术，却从没有丢掉对英语的学习，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当然，先生刚来我们剧团工作的时候，绝不敢提什么英语。但是，“四人帮”倒台，形势好转一些之后，她就在宿舍里挂出一个小黑板，写上了“pen， This is a pen”，教我们几个喜欢读书的青年演员学生们学习英语单词，就更是我的亲身经历了。
三
齐先生是1971年冬天来到兰州的。当年兰州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马佥先生在与我闲聊时，说过他代表文化局到天津去接齐啸云先生时的那一幕。马先生说，见面的时候，齐先生衣衫褴褛，穿着一双破网球鞋，拖着一辆架子车，生活艰难，境况惨不忍睹。流落江湖的齐先生当时是以扫街、卖菜、拉架子车送煤球为谋生手段的。马先生约她到兰州来教学，正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齐先生在我们剧团的那些年月里，是极其小心谨慎的，待人永远都是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兢兢业业地做好她分内的事情，认认真真地教导着几个“粗犷生”，也就是学“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行当的学生。她在“文革”中期来到兰州，实际上是度过了一段避难的日子，生活起码可以稳定下来，虽然在生活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但是，在艺术上却仍然没有什么可以施展才华的余地和大显身手的环境。“文革”结束之前，是不允许齐先生女扮男妆登台演出的，她只能教学生，而教学的方式和手段也只是把样板戏里的“鸠山”、“李勇奇”、“李书记”这类归入“花脸”行当角色的唱腔身段给学生们润色好了就算大功告成。“四人帮”垮台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见先生露过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和“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而永远都是在“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这几段“花脸”唱腔上翻来覆去地教导学生下功夫。直到80年代初期传统戏解禁之后，我们才有幸听到了先生那声震屋瓦、响遏行云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并且惊奇地发现，齐先生作为女演员扮花脸，并不像男演员那样刮一个光头，或者剃去额头上的头发，而是用一块布帛将头发包起来，然后在面部勾画脸谱。远看那脸谱浑然一体，不漏丝毫破绽，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中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先生在兰州期间，虽然并没有能够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弟子，却在兰州文艺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她在兰州的得意之作，大概也就是作为执行导演指导我们学习排练演出了那部现代京剧《芦花淀》。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她与同样在我们剧团担任教员的吴素秋先生的女弟子刘磊老师合作，还创作过一个小戏曲，剧名叫作《尕尔玛》。故事说的是一个反动牧主给人民公社的马料里掺钉子，企图害死公社的马匹，事情败露后，仓皇骑马逃走。藏族红卫兵小将“尕尔玛”一路上翻山涉水骑马追踪，最后展开一场生死搏斗，将反动牧主生擒活捉。这故事“给马喂钉子”的戏剧矛盾冲突并不合情理，在甘南草原上跋山涉水的情节更是匪夷所思，也就不值一提了。值得一提的是齐先生在设计演员表演技巧时，居然用了一把真匕首。在最后的搏斗中，戏曲术语叫作“开打”，“尕尔玛”有一组“反蹦子串翻身”，在肢体螺旋桨式的急速旋转和跳跃中，将那把匕首甩出去，擦着对手的头皮掠过，一下子插在舞台地板上，寒光闪闪，惊险万分，堪称绝活。万幸这部小戏演出了几十场，那把真材实料的匕首却从没有出过差错。 作为一个女性，齐先生在设计表演技巧时，居然使用了一把钢铁打造的真匕首。现在想来，先生大概不是在故作惊人之举，以求哗众取宠之效，也许，她是将半生的坎坷与冤屈都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凝聚在这把匕首的刀尖上了。 四
1979年冬天，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祝词》，昭示着文艺界春天的到来。虽然对我们这个西部内陆城市来说，会议精神的真正落实尚有待时日，但是，齐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想必很敏感地察觉到了国家政治气候和文艺界形势的变化。那年，齐先生曾得一梦，梦见自己在悬崖上摇摇欲坠，断壁忽又化作舞台，倾斜的舞台如陡坡，令人无法立足，心生恐惧即将坠落之时，就见“达摩老祖”伸出大手，将她拉了上来。达摩老祖还说：“你必有一步好运。”
那时，齐先生与我闲谈，我并没有注意先生此梦有何意义。此时想起故事，便觉不可思议而又可以思忆了。齐先生英文很好，却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即便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齐先生也将一尊小铜佛藏在宿舍壁柜内，日日上香，常常礼拜。想必此梦仍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令人欣慰的是，齐先生后来果真梦想成真。
1981年秋天，齐先生在兰州剧院主演传统戏《赤桑镇》、《草桥关》等几出“铜锤花脸”的经典剧目，以“坤净”、“包拯”、“女花脸”的扮相出山亮相，再次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在谪居西北沉寂了10多年后，先生终于扬眉吐气。我曾扮演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之类的“龙套”角色为先生“站班”、“打旗儿”。那些日子里，天天晚上聆听她那声如洪钟、气势磅礴、裂帛震瓦、义薄云天的演唱，居然习以为常，心不在焉地却根本不懂得如何欣赏，也就是说，根本就听不出什么好来，真可谓“有眼不识金镶玉，有耳不闻神仙曲”。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西北内陆城市，真正懂得先生价值的，或者说，真正懂得欣赏先生的京剧声腔表演艺术的人，又有几何呢？不懂也就罢了，令人费解的是一些真正的内行却对齐先生冷嘲热讽，在先生的性别上大做文章，好像生怕先生崭露头角。有的人还怂恿我们将齐先生称呼为“师娘”，我们也不明所以，楞头傻脑地认为先生是女性，那当然就是“师娘”了。齐先生听到这种称呼，神色很不好看，我们却不明就里。后来才明白，说你的功夫技艺是“师娘”传授的，那就是骂人的话了。所幸当时市上有位分管文艺工作的军队干部对齐先生欣赏有加，这才使得先生能够登台演出。这位军人常到我们剧团来，听几段唱腔过过戏瘾。他常用很浓郁的河北乡音说：“这段不过瘾，来段白虎团。”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来一段《奇袭白虎团》里严伟才的唱腔：“面临深涧桥梁断……”
80年代初期，齐先生开始外出搭班演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走穴”。由于我们剧团的青年演员从来就没有演过传统古装戏，即便是“跑龙套”，也都要从头学起。大家演惯了现代京剧样板戏，对传统古装戏不免就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穿上从封存多年的老戏箱里翻出来的脏兮兮的散发着霉馊味儿的古戏装，心里就不痛快，扮成龙套上了台，也就一个个死眉瞪眼的不像样子。有时候还故意误场搞恶作剧，也确实发生过侯宝林先生相声里说的“一边一个一边仨”的“执拗”。我们这些一进团就演“战士甲”、“小匪乙”的演员扮成“衙役们”去“站班”、“跑龙套”，正像有句俗话所说：“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齐先生与我们这些“战士甲”、“小匪乙”们同台演出，配合起来不免就过于吃力，便走出去找她熟悉的剧团搭班演出。我们剧团的一些人对齐先生此举颇有微词。但是，先生无疑明白了国家已经天翻地覆，政治气候和文艺界的形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也就一反过去那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低调做事的处世风格，义无反顾、我行我素地经常到外地去搭班演出，根本不大理睬那些闲言碎语了。后来她辗转了一些日子，终于去了北京，在中国京剧院谋得一席之地，后来还加入了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且当选为理事。那时，齐先生在我们剧团的好友刘磊老师也已经调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便联系电台文艺部为齐先生的唱段录了音，并在电台播放演出实况。在经过了半生坎坷之后，齐先生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终于声震华夏名扬天下，被誉为“中国第一女花脸”。
先生后来在北京与台湾的一位“坤净”“女花脸”（据悉是王海波女士）取得联系，得知齐先生当年在领事馆被手榴弹炸伤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那是“保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财产”的义举，美国人将这件事情记录在案，居然给齐先生留存着一笔补偿金。只是多少年了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当年的“密斯齐”究竟在何处，无法表示慰问而已。经过一番联系，美国人终于将这笔补偿金送到了齐先生手中。40多年过去之后，这笔美金想必已经极为可观了。那么，齐先生后来的日子，大概就好过多了。
至于先生后来一举成名，誉满华夏，应邀前往美国讲学、去台湾切磋技艺、到夏威夷与张学良将军畅谈、创编用英语演唱的京剧《奥赛罗》，声名终于远播海外，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1993年，齐啸云先生在夏威夷拜访了张学良将军和夫人赵一荻。张学良即兴赋诗，其一：“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其二：“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不怕死来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英雄汉，光明磊落度余年。”——在唐德刚先生所著《张学良回忆录》中，此事是记载得明白无误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