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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广州殡仪馆银河园的白云厅人头攒动。看到若干人群和花圈,有路人悄悄打听:这是谁的追悼会?
就在四天之前,民航中南局局长刘亚军在广深铁路的封闭路段与列车相撞身亡。此时恰逢民航反腐高潮,与其同处广州的南方航空至今已有9人被带走。刘亚军此时猝然离世,让人难免与反腐案件挂钩。
“刘并不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民航局某司副司长杨波向《南都周刊》表示,追悼会上刘的遗体上盖着党旗,这已从侧面印证了他的死因并未牵涉到当前沸沸扬扬的反腐案件。
“确实是我们神经过敏了。”得知这一情况后,国航某高管周扬对记者叹息道。民航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让每一个人都有些“草木皆兵”。
面对近日一连串的同行被带走调查,他迫切想知道,这场风暴距离结束究竟还有多远。
前所未有“大风暴”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是不是连一个人的轻生也要被扣上‘畏罪’的帽子?”在民航业浸淫二十余年的业内人士汪默愤然反问记者。他刚刚参加追悼会回来,曾经与刘亚军生前打过若干次交道。“他为人和善、肯办实事,是个实干派干部。”
媒体披露的细节显示,刘身边有一份短短的遗书,表示自己精神压力过大,为自杀向组织道歉。此外,他还为自己曾承诺到国际民航组织任职,而今无法兑现表示遗憾。
刘亚军的死因曾一度成为行业巨大的谜团,因为他的自杀恰处于民航反腐风暴的高潮时刻——近日,南航股份公司营销委两位负责申请和协调航线的管理人员被带走;6月9日,南航七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刚刚被湖南检察院带走,涉案中级别最高的是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再往前追溯,6月初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志安因涉嫌违纪问题被大连市纪委调查;5月18日,曾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的前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被逮捕;更早之前,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原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等也纷纷落马。
诸多线索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正在民航业内刮起。
“公安机关正在找相关人士进行辅助调查,包括航空公司人士、以及前民航局官员。”汪默告诉《南都周刊》,他本人也是协助调查的人员之一。在他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员陆续被牵涉进来。
来自法律系统的人士则告诉《南都周刊》,“民航反腐案件的线索主要来自两点:一是在审查某起案件时取得突破点;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内部举报。”
几多相似“两案件”
看似猛烈的一场风暴,其实背后由若干细节和线索组成。
目前,民航反腐的案件其实集中在两点,一是南航窝案,它与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有着直接联系,祸起于包机业务链;另一点则是前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的受贿案,祸起于十余年前对包机的航线和时刻审批中涉嫌行贿。
事实上,南航案早在2009年中就被审计署调查。多位南航内部人士向《南都周刊》证实,南航窝案与黄登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其中又牵涉出来一个关键人物——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汉章。
记者拿到的一份流传于民航体系内的举报帖显示,日美航空在2005年至2008年与南航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仅南航旗下的贵州航空,与日美航空在2007年的合作收入即达15536万元,2008年则达到49014万元,占贵州航空公司当年客运收入的一半。
不过,南航宣传处方面对此不予回应,仅仅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
但一条包机产业链已然浮出水面:湛江商人庞汉章一手从南航拿包机,一手从民航华北局拿航线和时刻资源,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他同时也会“反哺”提供利益的相关人士。
“行业内众所周知,庞汉章和黄登科的关系非同一般。”汪默告诉记者,有些人去找黄登科办事,堂堂的华北局局长居然会先让他去找庞汉章。“事实上,民航圈内是有那么几个能人,能把关键领导给‘搞定’。”
而另一个与庞汉章类似的能人,则是一位牵涉张志忠下水的“关键女富豪”:魏景波。
在1990年代,她曾是北京雅宝货运包机界呼风唤雨的“四大天王”之一,在90年代初她便成立了联洲国际物流公司,经营俄罗斯包机业务,一跃成为雅宝货运包机的龙头企业,当时尚未满30岁的魏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女富豪。
据熟知魏景波的航空货运人士张扬介绍,当时魏从俄罗斯方面获取了包机,雅宝又有大量亟待运输的货物,她只需要打通最后一道阻碍就可以畅通无阻——这就是航线经营权和航班时刻,而这些资源恰恰掌握在当时任职民航局运输司的张志忠手中。
“魏景波就是走了这样一条,传闻她在十年前就曾经送礼给张志忠几十万,从而打通了民航局的关系。”张扬告诉《南都周刊》,魏是圈内公认的“能人”,出手很豪爽,为人也比较义气。据说有一次她要见某位民航领导,被门口的保安拦住,结果她一个电话就叫了三十多个人过来。
2009年魏景波案发,被河北衡水检察机关带走,从而牵涉出张志忠的落马。“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线索未必就此结案,或许更多的人会被牵出水面。”汪默提示记者。
应运而生“包机链”
看似不同的两起案件,最终都指向一个环节:包机的灰色生态链。
在中国民航业内,包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营者自己找飞机,去民航局审批航线、申请时刻,单枪匹马的经营;另外一种是和航空公司合作,以类似湿租飞机的方式来租赁飞机,经营某条航线。
但无论哪种形式,包机与正常航班一样,想经营某条航线,唯一的途径就是报批。一般来说,航线起始站隶属于两个地区管理局的,要分头报送地区局,有的还需要向总局进行报比。而若是非航线经营换季之时,航空企业则更需要按所申请的航线经营许可的管辖范围,报送民航总局或相关民航地区管理局。
就是这一系列的审批,铸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洞”。曾在国营航空任职、现为某民营航空公司高管的李军告诉《南都周刊》,1990年代的民航业一度乱象横生,“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蔚然成风。“为了达到审批目的,它们使出的手段可谓八仙过海。其中以包机业务为甚,因为没有航空公司这个壳的约束,包机公司更加明目张胆地贿赂相关人士。”
时间的车轮过去了十余载,现在包机的经营业态已经在逐渐衰落。但是,航空公司为了寻求航线和时刻资源所做的公关,却继承了下来成为这个行业的常态。
“简单来说,航空公司要想挣钱就必须开航线,但那些热点航线、热点时刻都是稀缺资源,为了抢夺市场,我们就必须公关。我们的通常做法是派一个团队去北京公关,通过朋友介绍相关人士,一起吃饭喝酒。”某地方航空公司中层储峰向记者直言,人脉在这种关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即使是顶着国企帽子的国有航空公司,也会在航线审批等方面“入乡随俗”。“可以说,各大航空集团都有所谓的‘航班协调费’,一年至少上百万元。”
6月13日,审计署发布的财务收支审计公告中称,审计发现中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空公司均存在违规行为,其中,2005年至2008年9月,南航母公司南航集团所属企业在核算国内客票收入时,直接扣除了超标准支付的机票销售代理手续费,造成少计收入和费用各约9.95亿元。此外,2006年至2008年,南航集团所属企业未将业务合作收入1570.36万元作为收入核算。而东航集团所属五家企业少计收入约5.17亿元,所属两家企业多计成本费用499.49万元;中航集团近8亿元工资未纳入总额预算。
这些权力寻租的黑洞,在成为行业潜规则的很长时间内相安无事,但一旦揭开,却变得触目惊心。
“堵黑洞”
与电信系统类似,民航系统依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是一个垄断性较强的部门,在种种垄断色彩之下,存在大量的行政审批机制,这些审批机制或环节,一旦缺少监督,很容易就会成为权力寻租的黑洞。
上述某民营航空公司的高管李军就曾经亲身经历过“黑洞”事件,他在1990年初期曾任职国有航空公司。“当年航空公司向某地区管理局申请一条航线,报告递上去了,迟迟没有动静,每次询问都说再研究研究。”在同行的指点下,他“聪明”地拿了一个箱子去地区管理局。“里面有洋酒、表,都是那个年代比较稀罕的东西。结果这条航线很快就审批下来了。”
李军直言,“我相信,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哪家公司是清白的。”
事实上,民航局的审批权力本意是希望核准航空公司资质、最大限度保证旅客安全,并且适当进行调节以避免航空公司彼此的恶性竞争。
此前,除了严格的航线审批制外,民航局还规定,非基地航空公司不得申请非所在基地的始发航线——这意味着,以上海为基地航空公司的东航,就无法获得北京基地的始发航线。2006年,这一局面被彻底打破。民航局不单放开了对三大航空集团开通非基地航线的限制,更宣布以后航空公司申请新的航线,将分为核准制和登记制两种方式。
“不过对于一些热点航线的申请,还是需要进行报批。”李军称,当年他经历的“黑洞”在今天已经被成倍放大、恶化。
民航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据悉腐败案频频发生后,民航局将十大措施报告给政府高层,其核心是:航线审批由个人决策转向集体决策,成立了运输时刻委员会;由私人审批转向公开公示,上网议政;由每年两次的时刻协调会和航线协调会,改为常态化;并且请求纪委参与全过程监督。
一位民航局的内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直强调腐败案只是个别现象,“我们期望用这10条措施堵住体制的漏洞。”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民航系统要想推动自身的变革可谓颇有难度。“确切地来说,本次民航系统连环腐败案是中纪委、审计署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从南航案开始,加上各地的举报,最终拨出萝卜带出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在民航业浸淫二十余年的汪默说。
但对于正处在风暴中心的航空业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难以推进的体制改革,而是更加现实的恐惧和担心:下一个被抓的会是谁?
“反腐风暴还没有停止,大鱼还没有浮出水面。”言语中,汪默意味深长。
注:除涉案人员外,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近年民航腐败涉案人员名单
●2009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犯受贿罪和贪污罪,其中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执行死刑。
●2009年11月23日民航局党组宣布调整民航华北局领导班子,免去黄登科的局长、党委书记职务,随后黄登科被双规。
●2009年底首都机场常务副总经理黄刚提出辞职,有消息称其被双规。
●2010年1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称,民航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宇仁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2010年6月初,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志安因涉及违纪问题,被大连市纪委调查。
●2010年6月9日,总部位于广州的南航集团七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办公室被湖南省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涉案人员中包括总工程师张和平。
●2010年6月28日,南航股份公司营销委两位负责申请和协调航线的管理人员被带走。
●近日,上海东方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原总经理施国峰因私设“小金库”,目前已被上海市有关部门控制,涉及金额上亿元。
就在四天之前,民航中南局局长刘亚军在广深铁路的封闭路段与列车相撞身亡。此时恰逢民航反腐高潮,与其同处广州的南方航空至今已有9人被带走。刘亚军此时猝然离世,让人难免与反腐案件挂钩。
“刘并不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民航局某司副司长杨波向《南都周刊》表示,追悼会上刘的遗体上盖着党旗,这已从侧面印证了他的死因并未牵涉到当前沸沸扬扬的反腐案件。
“确实是我们神经过敏了。”得知这一情况后,国航某高管周扬对记者叹息道。民航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让每一个人都有些“草木皆兵”。
面对近日一连串的同行被带走调查,他迫切想知道,这场风暴距离结束究竟还有多远。
前所未有“大风暴”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是不是连一个人的轻生也要被扣上‘畏罪’的帽子?”在民航业浸淫二十余年的业内人士汪默愤然反问记者。他刚刚参加追悼会回来,曾经与刘亚军生前打过若干次交道。“他为人和善、肯办实事,是个实干派干部。”
媒体披露的细节显示,刘身边有一份短短的遗书,表示自己精神压力过大,为自杀向组织道歉。此外,他还为自己曾承诺到国际民航组织任职,而今无法兑现表示遗憾。
刘亚军的死因曾一度成为行业巨大的谜团,因为他的自杀恰处于民航反腐风暴的高潮时刻——近日,南航股份公司营销委两位负责申请和协调航线的管理人员被带走;6月9日,南航七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刚刚被湖南检察院带走,涉案中级别最高的是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再往前追溯,6月初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志安因涉嫌违纪问题被大连市纪委调查;5月18日,曾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的前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被逮捕;更早之前,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原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等也纷纷落马。
诸多线索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正在民航业内刮起。
“公安机关正在找相关人士进行辅助调查,包括航空公司人士、以及前民航局官员。”汪默告诉《南都周刊》,他本人也是协助调查的人员之一。在他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员陆续被牵涉进来。
来自法律系统的人士则告诉《南都周刊》,“民航反腐案件的线索主要来自两点:一是在审查某起案件时取得突破点;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内部举报。”
几多相似“两案件”
看似猛烈的一场风暴,其实背后由若干细节和线索组成。
目前,民航反腐的案件其实集中在两点,一是南航窝案,它与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有着直接联系,祸起于包机业务链;另一点则是前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的受贿案,祸起于十余年前对包机的航线和时刻审批中涉嫌行贿。
事实上,南航案早在2009年中就被审计署调查。多位南航内部人士向《南都周刊》证实,南航窝案与黄登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其中又牵涉出来一个关键人物——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汉章。
记者拿到的一份流传于民航体系内的举报帖显示,日美航空在2005年至2008年与南航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仅南航旗下的贵州航空,与日美航空在2007年的合作收入即达15536万元,2008年则达到49014万元,占贵州航空公司当年客运收入的一半。
不过,南航宣传处方面对此不予回应,仅仅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
但一条包机产业链已然浮出水面:湛江商人庞汉章一手从南航拿包机,一手从民航华北局拿航线和时刻资源,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他同时也会“反哺”提供利益的相关人士。
“行业内众所周知,庞汉章和黄登科的关系非同一般。”汪默告诉记者,有些人去找黄登科办事,堂堂的华北局局长居然会先让他去找庞汉章。“事实上,民航圈内是有那么几个能人,能把关键领导给‘搞定’。”
而另一个与庞汉章类似的能人,则是一位牵涉张志忠下水的“关键女富豪”:魏景波。
在1990年代,她曾是北京雅宝货运包机界呼风唤雨的“四大天王”之一,在90年代初她便成立了联洲国际物流公司,经营俄罗斯包机业务,一跃成为雅宝货运包机的龙头企业,当时尚未满30岁的魏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女富豪。
据熟知魏景波的航空货运人士张扬介绍,当时魏从俄罗斯方面获取了包机,雅宝又有大量亟待运输的货物,她只需要打通最后一道阻碍就可以畅通无阻——这就是航线经营权和航班时刻,而这些资源恰恰掌握在当时任职民航局运输司的张志忠手中。
“魏景波就是走了这样一条,传闻她在十年前就曾经送礼给张志忠几十万,从而打通了民航局的关系。”张扬告诉《南都周刊》,魏是圈内公认的“能人”,出手很豪爽,为人也比较义气。据说有一次她要见某位民航领导,被门口的保安拦住,结果她一个电话就叫了三十多个人过来。
2009年魏景波案发,被河北衡水检察机关带走,从而牵涉出张志忠的落马。“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线索未必就此结案,或许更多的人会被牵出水面。”汪默提示记者。
应运而生“包机链”
看似不同的两起案件,最终都指向一个环节:包机的灰色生态链。
在中国民航业内,包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营者自己找飞机,去民航局审批航线、申请时刻,单枪匹马的经营;另外一种是和航空公司合作,以类似湿租飞机的方式来租赁飞机,经营某条航线。
但无论哪种形式,包机与正常航班一样,想经营某条航线,唯一的途径就是报批。一般来说,航线起始站隶属于两个地区管理局的,要分头报送地区局,有的还需要向总局进行报比。而若是非航线经营换季之时,航空企业则更需要按所申请的航线经营许可的管辖范围,报送民航总局或相关民航地区管理局。
就是这一系列的审批,铸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洞”。曾在国营航空任职、现为某民营航空公司高管的李军告诉《南都周刊》,1990年代的民航业一度乱象横生,“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蔚然成风。“为了达到审批目的,它们使出的手段可谓八仙过海。其中以包机业务为甚,因为没有航空公司这个壳的约束,包机公司更加明目张胆地贿赂相关人士。”
时间的车轮过去了十余载,现在包机的经营业态已经在逐渐衰落。但是,航空公司为了寻求航线和时刻资源所做的公关,却继承了下来成为这个行业的常态。
“简单来说,航空公司要想挣钱就必须开航线,但那些热点航线、热点时刻都是稀缺资源,为了抢夺市场,我们就必须公关。我们的通常做法是派一个团队去北京公关,通过朋友介绍相关人士,一起吃饭喝酒。”某地方航空公司中层储峰向记者直言,人脉在这种关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即使是顶着国企帽子的国有航空公司,也会在航线审批等方面“入乡随俗”。“可以说,各大航空集团都有所谓的‘航班协调费’,一年至少上百万元。”
6月13日,审计署发布的财务收支审计公告中称,审计发现中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空公司均存在违规行为,其中,2005年至2008年9月,南航母公司南航集团所属企业在核算国内客票收入时,直接扣除了超标准支付的机票销售代理手续费,造成少计收入和费用各约9.95亿元。此外,2006年至2008年,南航集团所属企业未将业务合作收入1570.36万元作为收入核算。而东航集团所属五家企业少计收入约5.17亿元,所属两家企业多计成本费用499.49万元;中航集团近8亿元工资未纳入总额预算。
这些权力寻租的黑洞,在成为行业潜规则的很长时间内相安无事,但一旦揭开,却变得触目惊心。
“堵黑洞”
与电信系统类似,民航系统依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是一个垄断性较强的部门,在种种垄断色彩之下,存在大量的行政审批机制,这些审批机制或环节,一旦缺少监督,很容易就会成为权力寻租的黑洞。
上述某民营航空公司的高管李军就曾经亲身经历过“黑洞”事件,他在1990年初期曾任职国有航空公司。“当年航空公司向某地区管理局申请一条航线,报告递上去了,迟迟没有动静,每次询问都说再研究研究。”在同行的指点下,他“聪明”地拿了一个箱子去地区管理局。“里面有洋酒、表,都是那个年代比较稀罕的东西。结果这条航线很快就审批下来了。”
李军直言,“我相信,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哪家公司是清白的。”
事实上,民航局的审批权力本意是希望核准航空公司资质、最大限度保证旅客安全,并且适当进行调节以避免航空公司彼此的恶性竞争。
此前,除了严格的航线审批制外,民航局还规定,非基地航空公司不得申请非所在基地的始发航线——这意味着,以上海为基地航空公司的东航,就无法获得北京基地的始发航线。2006年,这一局面被彻底打破。民航局不单放开了对三大航空集团开通非基地航线的限制,更宣布以后航空公司申请新的航线,将分为核准制和登记制两种方式。
“不过对于一些热点航线的申请,还是需要进行报批。”李军称,当年他经历的“黑洞”在今天已经被成倍放大、恶化。
民航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据悉腐败案频频发生后,民航局将十大措施报告给政府高层,其核心是:航线审批由个人决策转向集体决策,成立了运输时刻委员会;由私人审批转向公开公示,上网议政;由每年两次的时刻协调会和航线协调会,改为常态化;并且请求纪委参与全过程监督。
一位民航局的内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直强调腐败案只是个别现象,“我们期望用这10条措施堵住体制的漏洞。”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民航系统要想推动自身的变革可谓颇有难度。“确切地来说,本次民航系统连环腐败案是中纪委、审计署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从南航案开始,加上各地的举报,最终拨出萝卜带出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在民航业浸淫二十余年的汪默说。
但对于正处在风暴中心的航空业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难以推进的体制改革,而是更加现实的恐惧和担心:下一个被抓的会是谁?
“反腐风暴还没有停止,大鱼还没有浮出水面。”言语中,汪默意味深长。
注:除涉案人员外,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近年民航腐败涉案人员名单
●2009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犯受贿罪和贪污罪,其中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执行死刑。
●2009年11月23日民航局党组宣布调整民航华北局领导班子,免去黄登科的局长、党委书记职务,随后黄登科被双规。
●2009年底首都机场常务副总经理黄刚提出辞职,有消息称其被双规。
●2010年1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称,民航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宇仁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2010年6月初,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志安因涉及违纪问题,被大连市纪委调查。
●2010年6月9日,总部位于广州的南航集团七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办公室被湖南省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涉案人员中包括总工程师张和平。
●2010年6月28日,南航股份公司营销委两位负责申请和协调航线的管理人员被带走。
●近日,上海东方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原总经理施国峰因私设“小金库”,目前已被上海市有关部门控制,涉及金额上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