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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武帝时期汉匈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随着国力逐渐强盛，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从被动的“和亲”到主动防御，最终使汉王朝在汉匈关系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但战争却造成了汉匈双方两败俱伤的局面。
【关键词】汉武帝；匈奴；和亲；战争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汉匈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武帝时，西汉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渐强，社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史记》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具欲休息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宴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国力的强盛使得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从被动的和亲到主动的出击防御。
一、被动和亲
汉武帝建元七年，匈奴来请和亲，武帝让群臣讨论是否延续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大行王恢因“数为边吏，习知胡事”[2]主张攻打匈奴，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3]汉朝即是国富兵强，就不必要再实行“和亲”政策，应该坚决予以打击；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张和亲：“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觽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4]这种考虑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毕竟千里跋涉，人马疲惫，而且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主力驻军地点不定；再者，匈奴擅长骑兵作战，虽然文景时期大力发展养马业，马匹增多，但无论从兵员素质还是骑兵战术来说，汉朝都未占绝对优势。相较破坏性很强战争来说，“和亲”能够维持中原的稳定，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去发展经济，提升国力，为以后打击匈奴做更充分的准备。故而“髃臣议者多附安国。”[5]汉武帝充分考虑和战优劣，最终决定暂时“和亲”。
二、主动防御
汉武帝虽然与匈奴“和亲”，但与之前已有很大不同，不再是国力薄弱时的无奈之举，更多带有麻痹匈奴的性质，为日后攻打匈奴做最后的准备。故而，在“和亲”的第二年，便有了“马邑之谋”。当时汉武帝“阴使聂翁壹为闲，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6]而“汉伏兵车骑材官二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7]准备伏击匈奴，然而，“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鴈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8]
马邑之谋因雁门尉史的泄密而以失败告终，但是却拉开了汉匈交战的序幕。至此以后，和亲中断，战争连年，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重要的战争。
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鱼阳，杀略吏民千余人。”[9]于是“汉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白羊、楼烦王遁走，遂去河南地。”[10]这一战，汉朝收复和“河南地”，并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使这里成为汉朝的直接管辖的郡县，因其接近匈奴，也使其成为防御匈奴的屏障。解除了匈奴对京畿地区的威胁。虽然使匈奴大受损失，但也使汉朝“咸被其劳，费数十百万，府库并虚。”[11]
公元前121年，武帝又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同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12]霍去病以“万骑”轻兵深入匈奴，获得了丰厚的战果，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同年夏天，又派霍去病和公孙敖出北地，击河西匈奴。公孙敖因迷路延期到达，没有取得多少战果，霍去病战绩较大。霍去病的胜利使匈奴伊稚斜单于非常的恼怒，当年秋天，伊稚斜单于欲“召（浑邪王、休屠王）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13] 汉武帝派霍去病迎降，“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14]汉武帝“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辉渠侯，禽斴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15]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16]
浑邪王降汉后，“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17]与“河南地”一样，成为汉朝的一部分。匈奴失去了肥美的天然草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18]卫青与单于部队相遇，汉兵众多，且攻势凌厉，“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 同时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左贤王败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9]。
这三次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汉朝在汉匈战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虽然暂时并没有彻底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但汉匈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汉朝在汉匈关系中占据了主动权，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在带来军事胜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汉匈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汉武帝的三次战争让汉匈双方两败俱伤。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3][4][5][6][7]司马迁.史记·韩长孺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12][13][16][18][19]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林幹.匈奴历史年表[Z].北京：中华书局，1984：21.
[14][17]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M].中华书局，2000.
【作者简介】
张桂桂 （1989— ），女，陕西榆林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汉武帝；匈奴；和亲；战争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汉匈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武帝时，西汉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渐强，社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史记》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具欲休息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宴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国力的强盛使得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从被动的和亲到主动的出击防御。
一、被动和亲
汉武帝建元七年，匈奴来请和亲，武帝让群臣讨论是否延续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大行王恢因“数为边吏，习知胡事”[2]主张攻打匈奴，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3]汉朝即是国富兵强，就不必要再实行“和亲”政策，应该坚决予以打击；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张和亲：“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觽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4]这种考虑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毕竟千里跋涉，人马疲惫，而且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主力驻军地点不定；再者，匈奴擅长骑兵作战，虽然文景时期大力发展养马业，马匹增多，但无论从兵员素质还是骑兵战术来说，汉朝都未占绝对优势。相较破坏性很强战争来说，“和亲”能够维持中原的稳定，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去发展经济，提升国力，为以后打击匈奴做更充分的准备。故而“髃臣议者多附安国。”[5]汉武帝充分考虑和战优劣，最终决定暂时“和亲”。
二、主动防御
汉武帝虽然与匈奴“和亲”，但与之前已有很大不同，不再是国力薄弱时的无奈之举，更多带有麻痹匈奴的性质，为日后攻打匈奴做最后的准备。故而，在“和亲”的第二年，便有了“马邑之谋”。当时汉武帝“阴使聂翁壹为闲，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6]而“汉伏兵车骑材官二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7]准备伏击匈奴，然而，“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鴈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8]
马邑之谋因雁门尉史的泄密而以失败告终，但是却拉开了汉匈交战的序幕。至此以后，和亲中断，战争连年，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重要的战争。
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鱼阳，杀略吏民千余人。”[9]于是“汉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白羊、楼烦王遁走，遂去河南地。”[10]这一战，汉朝收复和“河南地”，并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使这里成为汉朝的直接管辖的郡县，因其接近匈奴，也使其成为防御匈奴的屏障。解除了匈奴对京畿地区的威胁。虽然使匈奴大受损失，但也使汉朝“咸被其劳，费数十百万，府库并虚。”[11]
公元前121年，武帝又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同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12]霍去病以“万骑”轻兵深入匈奴，获得了丰厚的战果，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同年夏天，又派霍去病和公孙敖出北地，击河西匈奴。公孙敖因迷路延期到达，没有取得多少战果，霍去病战绩较大。霍去病的胜利使匈奴伊稚斜单于非常的恼怒，当年秋天，伊稚斜单于欲“召（浑邪王、休屠王）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13] 汉武帝派霍去病迎降，“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14]汉武帝“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辉渠侯，禽斴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15]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16]
浑邪王降汉后，“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17]与“河南地”一样，成为汉朝的一部分。匈奴失去了肥美的天然草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18]卫青与单于部队相遇，汉兵众多，且攻势凌厉，“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 同时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左贤王败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9]。
这三次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汉朝在汉匈战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虽然暂时并没有彻底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但汉匈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汉朝在汉匈关系中占据了主动权，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在带来军事胜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汉匈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汉武帝的三次战争让汉匈双方两败俱伤。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3][4][5][6][7]司马迁.史记·韩长孺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12][13][16][18][19]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林幹.匈奴历史年表[Z].北京：中华书局，1984：21.
[14][17]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M].中华书局，2000.
【作者简介】
张桂桂 （1989— ），女，陕西榆林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