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70年，郝劲松出生于山西忻州一个军人家庭，那种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贯穿于他未来的人生。有一次，他边看《水浒》协，边问父亲：“啥样子的人，才算是好人?”父亲答：“能替老百姓说话的，就是好人。”这句话他一直铭刻在心。
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郝劲松都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他不喜欢强硬、压制、管教，总要挑战一切权威。尤其青春期以后，这种抵触行为愈加明显。比如大学期间，他曾叫板过宿舍制度、熄灯制度、晚自习制度……他说，如此管束，跟监狱没啥区别。义正词严的挑战，有理有据，常常驳得学生会干部无言以对。制度是一个社会游戏规则，他觉得这话没错，问题是决策者在制定制度时，是否征求过民意，“你怎么知道自己制定的制度就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此不服管教的“刺头”学生，自然不受校方欢迎。
大学毕业后，郝劲松进入一家县级银行。若像其他职员一样，按部就班，温良顺从，他也会相安无事，但这不是他为人处世的风格，骨子里那种不平则鸣、嫉恶如仇的个性，令他屡屡碰壁。
他负责会计事务监督。一次，在职代会上，他抖动一张8000元的住宿发票，公然向行长发飙：“什么人住宿的，是开会吗?按我们县里标准，标间20块钱计算，可够400人开一天的会，但据我所知，咱行里从未开过如此大型会议，请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部下肆无忌惮的质问，众目睽睽之下，行长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但又不便发作，只是冷冷地说：“这事我也不大清楚，等查清后再说吧。”
有人说他傻：“人家送礼巴结还来不及呢，你倒好，大庭广众面前得罪行长，今后有你小子好看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个汉子，一身正气。
面对如此捣乱与不合作者，领导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但郝劲松凛然不惧，宁折不弯。他说：“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怕，当初我就不会与领导对着干了!”
还有一次，行里处理车辆，事后郝劲松得知，通过暗箱操作，行长将这些半新不旧高档车，处理给了自己熟悉的人，这是典型的拿国家财产进行权钱交易。义愤填膺的他，质问行长。行长勃然大怒：“你干嘛吃的，车卖给谁，难道还得经过你的允许吗?”郝劲松不甘示弱，严厉回击：“你这是独断专行!”
不久，行里又发生一件令他气愤至极之事，银行金库被盗，属于重大责任事故，有人提议立即报警，冷汗直冒的行长说：“算了，我们内部先查查看，是否内鬼所为。”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果然是内部人监守自盗。为保住位子，行长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事让他很无奈。在山西小县城，郝劲松感到身单力薄，与不正之风交手，屡屡受阻，忍无可忍的他，忿然辞职，怀揣5万元工龄买断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
二
郝劲松知道，向一切不公平之事宣战，最好的武器便是法律。为此，他广泛涉猎法律方面书籍，在离开银行之前，通过自学，早已拿到法律专业本科文凭。
2003年，为了能在法学上有更深造诣，他在北大蹭了一年的课。每天早上，他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呆就是一天。“那一年，我觉得思想每天都有改变，像一棵树那样拼命地汲取养料。”
法律令郝劲松羽翼渐丰，但他不想当翱翔蓝天的鹰隼，而要做一把“闪光的斧头”。他说：“法律在我手里，就是一把斧头，当我把它打磨得锋芒毕露时，我就开始挥舞它!”
有一次，他在地铁站候车，忽然内急，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厕所。工作人员告诉他，上厕所，只能去地上。无奈，又跑到外面。当他急匆匆欲进厕所方便时，却听背后有人提醒：“收费5毛!”他折身付费，一肚子的气：“上趟厕所还要钱，有发票没?”那人脸“呱嗒”一落，没好气地回答：“没有!我看了多年厕所，头回听说上厕所还要发票!”郝劲松当仁不让：“既然没有发票，你这就是乱收费!”那人脖子一梗：“我就乱收费啦，你能怎么着?”
一气之下，郝劲松找到北京地铁总公司：“你们地铁厕所乱收费，还不给发票，我要去法院告你们!”那女的见来者不善，便和颜悦色地赶紧解释：“真对不起，可能我们工作有疏漏，请您原谅。”说完，随手送他一个精致的水晶地铁模型。郝劲松说：“不要对我小恩小惠，这事不算完，你们等着法院传票吧!”那个女的并不恼：“礼物你先收下，状，你可以接着告。”
事隔不久，地铁公司果然收到法院传票。法庭上，双方庭辩激烈，郝劲松没有律师助阵，单枪匹马，与地铁公司唇枪舌剑，多年积累的法律知识，这下派上用场了，铁证如山，证据充分，驳得对方律师哑口无言。结果，法院当庭判决北京地铁败诉。
面对不合理收费，芸芸众生，只有郝劲松敢于挺身而出，全力诉讼，从而维护了广大地铁乘客的权益。
第一次“公益诉讼”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和士气，他决定向社会上种种不公平发起挑战。
铁路部门，是中国垄断行业的典型代表，多年以“铁老大”自居，“撼山易，撼铁老大难”。不信邪的郝劲松，决心拿“铁老大”开刀，说什么也要攻下这个养尊处优的顽固“堡垒”。
2005年一次出差，在列车上他购买了几样价格昂贵的食品，索取发票时，爱搭不理的售货员说没有。郝劲松说：“正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你才敢漫天要价!”售货员见他口气挺硬，知道不是个善茬，改口道：“如果你非要不可，我可以给你弄一张。”不一会，她果然送来一张票据。郝劲松打开一瞧，这哪儿是正规发票，分明是普通收据，上面还盖有一枚公章。
这种事决不姑息，否则的话，国家每年将流失上亿元税收。不久，铁道部收到法院传票，出庭应诉。由于郝劲松握有大量证据，法庭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庭判决铁道部败诉。多年火车上购物没有发票的历史，就这样被郝劲松彻底终结。
他常用“撞击城门”来比喻自己与不公平事物斗争到底的决心：你看那些武打片，常有撞击城门镜头，城门紧闭，固若金汤，攻城士卒用巨大圆木，一次次撞向城门，每撞动一次，城门就松动一下，只要不停撞击，再坚固的城门也有土崩瓦解之时。我可能就是那棵无坚不摧的圆木，只要不停撞击，没有攻不破的“城池”。
2006年4月，郝劲松听说铁道部春运车票将涨价，要是一般民众，顶多发点牢骚罢了，但郝劲松却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你铁道部不能店大欺客，脑袋一热，不顾民众感受，想涨价就涨价。
他买了两张北京至丰台的车票，涨价前后，相差5毛钱。他随即起诉铁道部春运车票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原本稳操胜券的这桩“民告官”官司，却出乎意料地败诉了。有人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普通公民，敢与“铁老大”叫板，不输才怪呢!与强势利益集团过招，郝劲松突然觉得自己像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而他骨子里还真有唐·吉诃德那股永不服输的韧劲。4个月内，他三次将“铁老大”送上被告席，屡战屡败，愈挫愈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仅仅为索回5毛钱车票差价，便与铁道部较上劲，其投 人人力、精力、财力，早已超出多少个5毛钱了，也许从经济层面计算，他的行为得不偿失，甚至傻得可爱，但换个角度考量，此事虽说微不足道，却事关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
在郝劲松看来，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且以火车为首选出行工具的国度，火车票价属于“公共事业价格”，此类定价，需经必要的听证程序，让普天之下那些利益相关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事实上，每年春运车票涨价，铁道部都不顾民意反对，不宣而涨，大多数消费者，只能逆来顺受，成为“沉默大多数”。惟有郝劲松站出来，毅然为消费者代言，与铁道部死磕到底。
随后，郝劲松上书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直言春运涨价“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
作为国家机关，理应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倾听人民疾苦和呼声，如果搞垄断经营，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该信在北京一家媒体发表后，反响强烈，郝劲松也倍感淋漓畅快，他认为这篇“檄文”，是自己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情真意切，仗义执言。
2007年1月10日，迫于舆论压力，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又一个“不合理”，被郝劲松的韧性所终结。
“我的斗争性很强，我是属于攻击型的，阻力越大，我攻击的欲望越强烈!”
三
不平则鸣，郝劲松敢于碰硬，仗义执言，这正是大多数民众放弃的一种表达权。从此种意义上说，郝劲松与强大的垄断行业“潜规则”之间的角逐，是在践行着依法维权的精神要义。
他与国家发改委的博弈，简直是上演了一场幽默讽刺剧。
2008年1月，发改委将召开手机漫游费听证会。事先，郝劲松申请旁听，得到的答复是：“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旁听。”郝劲松只得采取“迂回战术”打入听证会现场。
经多方打听，郝劲松得知，听证会将在河南大厦举行，他先入为主，提前住下。翌日，他扛着摄相机顺利进入会场。
当主持会议的发改委一位司长欲宣布发布会到此结束时，郝劲松“腾“地一下，跳上椅子，情绪激奋，大声发问：“对不起，我要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报名时，你们说场地限制，不能安排我，但这个会场可以容纳200人，实际参会不到60人，我觉得你们国家发改委在撒谎，请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现场气氛像炸锅一般顿时活跃起来，记者纷纷将镜头转向椅子上的郝劲松。台上一位官员厉声质问郝劲松：“我们在开记者会，你不是记者，无权提问!”
郝劲松义正词严：“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平台，我现在要求一个解释。”
事后，郝劲松反省自己当天行为是有些过激，但他固执己见：“政府习惯当老大，它很少面对这种体制内的挑战，近距离地跳上椅子质问你，指控你撒谎，更是没有遇到过的。但是你必须学会面对。什么是民主?十三亿人，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质疑，甚至是反对，你都得面对。”
有两个名人，对郝劲松的人生观影响很大：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崔健。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写道：大家都在铁屋里睡觉，有个人叫喊着把大家吵醒了，当被吵醒的人出不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大家吵醒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把大家吵醒，而且必须在铁皮屋里打开一个口子，然后把这口子撕开，让大家看到光亮，有出去的希望，然后才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和你共同把口子撕大，大家才能出去。
郝劲松说：“我一直想改变一些不合理现象，如果不行动的话，我就很难受。”他说：“和鲁迅所处的时代不同，鲁迅是要改变社会，我觉得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好的，我们的社会也是好的，我的行为目的，是要改变阻碍社会发展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有人认为他呕心沥血打造的“公益诉讼”模式，费力不讨好，树敌太多。他说：“小偷偷东西时，没人敢管，小偷自然很嚣张，偷了以后还要打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视而不见。但是这些事有一天会落在你的头上的，今天落在他头上，明天就是你，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又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最后，他们提着屠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再替我说话，大家都倒下去了。”
“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有所改变，你就要去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人。”他一直将这段至理名言，奉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有了气别憋着，法律武器在手，不用白不用。”郝劲松说，“我想做公民的样本，我们需要的是普及公民意识，让中国人都成为站立的公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去改变，有人往前冲，并且打倒一些看上去貌似很强大的对手，其他人就会受到鼓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公正、和谐、美好。”
2009年9月，郝劲松介入上海“钓鱼执法”案，在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斗中，在这场捍卫法律与公民权利事件中，郝劲松无论与对方短兵相接，还是互相对峙，都表现得凛然不惧。由于郝劲松的法律援助，这个震惊全国的案件，终以“钓鱼执法”中受害者孙中界胜诉而告终。
郝劲松喜欢把自己比作一个受热的水分子——“社会中的每个人，就像是一个水分子，我们这些先受热的水分子，会迅速地把热量传播给其他的分子，希望最后所有分子都能活跃起来，这样法制社会才能实现。”
郝劲松，决不是—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是时代的力量。
(责编 山 林)
1970年，郝劲松出生于山西忻州一个军人家庭，那种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贯穿于他未来的人生。有一次，他边看《水浒》协，边问父亲：“啥样子的人，才算是好人?”父亲答：“能替老百姓说话的，就是好人。”这句话他一直铭刻在心。
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郝劲松都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他不喜欢强硬、压制、管教，总要挑战一切权威。尤其青春期以后，这种抵触行为愈加明显。比如大学期间，他曾叫板过宿舍制度、熄灯制度、晚自习制度……他说，如此管束，跟监狱没啥区别。义正词严的挑战，有理有据，常常驳得学生会干部无言以对。制度是一个社会游戏规则，他觉得这话没错，问题是决策者在制定制度时，是否征求过民意，“你怎么知道自己制定的制度就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此不服管教的“刺头”学生，自然不受校方欢迎。
大学毕业后，郝劲松进入一家县级银行。若像其他职员一样，按部就班，温良顺从，他也会相安无事，但这不是他为人处世的风格，骨子里那种不平则鸣、嫉恶如仇的个性，令他屡屡碰壁。
他负责会计事务监督。一次，在职代会上，他抖动一张8000元的住宿发票，公然向行长发飙：“什么人住宿的，是开会吗?按我们县里标准，标间20块钱计算，可够400人开一天的会，但据我所知，咱行里从未开过如此大型会议，请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部下肆无忌惮的质问，众目睽睽之下，行长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但又不便发作，只是冷冷地说：“这事我也不大清楚，等查清后再说吧。”
有人说他傻：“人家送礼巴结还来不及呢，你倒好，大庭广众面前得罪行长，今后有你小子好看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个汉子，一身正气。
面对如此捣乱与不合作者，领导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但郝劲松凛然不惧，宁折不弯。他说：“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怕，当初我就不会与领导对着干了!”
还有一次，行里处理车辆，事后郝劲松得知，通过暗箱操作，行长将这些半新不旧高档车，处理给了自己熟悉的人，这是典型的拿国家财产进行权钱交易。义愤填膺的他，质问行长。行长勃然大怒：“你干嘛吃的，车卖给谁，难道还得经过你的允许吗?”郝劲松不甘示弱，严厉回击：“你这是独断专行!”
不久，行里又发生一件令他气愤至极之事，银行金库被盗，属于重大责任事故，有人提议立即报警，冷汗直冒的行长说：“算了，我们内部先查查看，是否内鬼所为。”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果然是内部人监守自盗。为保住位子，行长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事让他很无奈。在山西小县城，郝劲松感到身单力薄，与不正之风交手，屡屡受阻，忍无可忍的他，忿然辞职，怀揣5万元工龄买断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
二
郝劲松知道，向一切不公平之事宣战，最好的武器便是法律。为此，他广泛涉猎法律方面书籍，在离开银行之前，通过自学，早已拿到法律专业本科文凭。
2003年，为了能在法学上有更深造诣，他在北大蹭了一年的课。每天早上，他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呆就是一天。“那一年，我觉得思想每天都有改变，像一棵树那样拼命地汲取养料。”
法律令郝劲松羽翼渐丰，但他不想当翱翔蓝天的鹰隼，而要做一把“闪光的斧头”。他说：“法律在我手里，就是一把斧头，当我把它打磨得锋芒毕露时，我就开始挥舞它!”
有一次，他在地铁站候车，忽然内急，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厕所。工作人员告诉他，上厕所，只能去地上。无奈，又跑到外面。当他急匆匆欲进厕所方便时，却听背后有人提醒：“收费5毛!”他折身付费，一肚子的气：“上趟厕所还要钱，有发票没?”那人脸“呱嗒”一落，没好气地回答：“没有!我看了多年厕所，头回听说上厕所还要发票!”郝劲松当仁不让：“既然没有发票，你这就是乱收费!”那人脖子一梗：“我就乱收费啦，你能怎么着?”
一气之下，郝劲松找到北京地铁总公司：“你们地铁厕所乱收费，还不给发票，我要去法院告你们!”那女的见来者不善，便和颜悦色地赶紧解释：“真对不起，可能我们工作有疏漏，请您原谅。”说完，随手送他一个精致的水晶地铁模型。郝劲松说：“不要对我小恩小惠，这事不算完，你们等着法院传票吧!”那个女的并不恼：“礼物你先收下，状，你可以接着告。”
事隔不久，地铁公司果然收到法院传票。法庭上，双方庭辩激烈，郝劲松没有律师助阵，单枪匹马，与地铁公司唇枪舌剑，多年积累的法律知识，这下派上用场了，铁证如山，证据充分，驳得对方律师哑口无言。结果，法院当庭判决北京地铁败诉。
面对不合理收费，芸芸众生，只有郝劲松敢于挺身而出，全力诉讼，从而维护了广大地铁乘客的权益。
第一次“公益诉讼”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和士气，他决定向社会上种种不公平发起挑战。
铁路部门，是中国垄断行业的典型代表，多年以“铁老大”自居，“撼山易，撼铁老大难”。不信邪的郝劲松，决心拿“铁老大”开刀，说什么也要攻下这个养尊处优的顽固“堡垒”。
2005年一次出差，在列车上他购买了几样价格昂贵的食品，索取发票时，爱搭不理的售货员说没有。郝劲松说：“正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你才敢漫天要价!”售货员见他口气挺硬，知道不是个善茬，改口道：“如果你非要不可，我可以给你弄一张。”不一会，她果然送来一张票据。郝劲松打开一瞧，这哪儿是正规发票，分明是普通收据，上面还盖有一枚公章。
这种事决不姑息，否则的话，国家每年将流失上亿元税收。不久，铁道部收到法院传票，出庭应诉。由于郝劲松握有大量证据，法庭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庭判决铁道部败诉。多年火车上购物没有发票的历史，就这样被郝劲松彻底终结。
他常用“撞击城门”来比喻自己与不公平事物斗争到底的决心：你看那些武打片，常有撞击城门镜头，城门紧闭，固若金汤，攻城士卒用巨大圆木，一次次撞向城门，每撞动一次，城门就松动一下，只要不停撞击，再坚固的城门也有土崩瓦解之时。我可能就是那棵无坚不摧的圆木，只要不停撞击，没有攻不破的“城池”。
2006年4月，郝劲松听说铁道部春运车票将涨价，要是一般民众，顶多发点牢骚罢了，但郝劲松却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你铁道部不能店大欺客，脑袋一热，不顾民众感受，想涨价就涨价。
他买了两张北京至丰台的车票，涨价前后，相差5毛钱。他随即起诉铁道部春运车票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原本稳操胜券的这桩“民告官”官司，却出乎意料地败诉了。有人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普通公民，敢与“铁老大”叫板，不输才怪呢!与强势利益集团过招，郝劲松突然觉得自己像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而他骨子里还真有唐·吉诃德那股永不服输的韧劲。4个月内，他三次将“铁老大”送上被告席，屡战屡败，愈挫愈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仅仅为索回5毛钱车票差价，便与铁道部较上劲，其投 人人力、精力、财力，早已超出多少个5毛钱了，也许从经济层面计算，他的行为得不偿失，甚至傻得可爱，但换个角度考量，此事虽说微不足道，却事关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
在郝劲松看来，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且以火车为首选出行工具的国度，火车票价属于“公共事业价格”，此类定价，需经必要的听证程序，让普天之下那些利益相关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事实上，每年春运车票涨价，铁道部都不顾民意反对，不宣而涨，大多数消费者，只能逆来顺受，成为“沉默大多数”。惟有郝劲松站出来，毅然为消费者代言，与铁道部死磕到底。
随后，郝劲松上书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直言春运涨价“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
作为国家机关，理应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倾听人民疾苦和呼声，如果搞垄断经营，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该信在北京一家媒体发表后，反响强烈，郝劲松也倍感淋漓畅快，他认为这篇“檄文”，是自己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情真意切，仗义执言。
2007年1月10日，迫于舆论压力，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又一个“不合理”，被郝劲松的韧性所终结。
“我的斗争性很强，我是属于攻击型的，阻力越大，我攻击的欲望越强烈!”
三
不平则鸣，郝劲松敢于碰硬，仗义执言，这正是大多数民众放弃的一种表达权。从此种意义上说，郝劲松与强大的垄断行业“潜规则”之间的角逐，是在践行着依法维权的精神要义。
他与国家发改委的博弈，简直是上演了一场幽默讽刺剧。
2008年1月，发改委将召开手机漫游费听证会。事先，郝劲松申请旁听，得到的答复是：“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旁听。”郝劲松只得采取“迂回战术”打入听证会现场。
经多方打听，郝劲松得知，听证会将在河南大厦举行，他先入为主，提前住下。翌日，他扛着摄相机顺利进入会场。
当主持会议的发改委一位司长欲宣布发布会到此结束时，郝劲松“腾“地一下，跳上椅子，情绪激奋，大声发问：“对不起，我要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报名时，你们说场地限制，不能安排我，但这个会场可以容纳200人，实际参会不到60人，我觉得你们国家发改委在撒谎，请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现场气氛像炸锅一般顿时活跃起来，记者纷纷将镜头转向椅子上的郝劲松。台上一位官员厉声质问郝劲松：“我们在开记者会，你不是记者，无权提问!”
郝劲松义正词严：“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平台，我现在要求一个解释。”
事后，郝劲松反省自己当天行为是有些过激，但他固执己见：“政府习惯当老大，它很少面对这种体制内的挑战，近距离地跳上椅子质问你，指控你撒谎，更是没有遇到过的。但是你必须学会面对。什么是民主?十三亿人，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质疑，甚至是反对，你都得面对。”
有两个名人，对郝劲松的人生观影响很大：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崔健。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写道：大家都在铁屋里睡觉，有个人叫喊着把大家吵醒了，当被吵醒的人出不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大家吵醒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把大家吵醒，而且必须在铁皮屋里打开一个口子，然后把这口子撕开，让大家看到光亮，有出去的希望，然后才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和你共同把口子撕大，大家才能出去。
郝劲松说：“我一直想改变一些不合理现象，如果不行动的话，我就很难受。”他说：“和鲁迅所处的时代不同，鲁迅是要改变社会，我觉得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好的，我们的社会也是好的，我的行为目的，是要改变阻碍社会发展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有人认为他呕心沥血打造的“公益诉讼”模式，费力不讨好，树敌太多。他说：“小偷偷东西时，没人敢管，小偷自然很嚣张，偷了以后还要打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视而不见。但是这些事有一天会落在你的头上的，今天落在他头上，明天就是你，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又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最后，他们提着屠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再替我说话，大家都倒下去了。”
“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有所改变，你就要去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人。”他一直将这段至理名言，奉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有了气别憋着，法律武器在手，不用白不用。”郝劲松说，“我想做公民的样本，我们需要的是普及公民意识，让中国人都成为站立的公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去改变，有人往前冲，并且打倒一些看上去貌似很强大的对手，其他人就会受到鼓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公正、和谐、美好。”
2009年9月，郝劲松介入上海“钓鱼执法”案，在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斗中，在这场捍卫法律与公民权利事件中，郝劲松无论与对方短兵相接，还是互相对峙，都表现得凛然不惧。由于郝劲松的法律援助，这个震惊全国的案件，终以“钓鱼执法”中受害者孙中界胜诉而告终。
郝劲松喜欢把自己比作一个受热的水分子——“社会中的每个人，就像是一个水分子，我们这些先受热的水分子，会迅速地把热量传播给其他的分子，希望最后所有分子都能活跃起来，这样法制社会才能实现。”
郝劲松，决不是—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是时代的力量。
(责编 山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