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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贴在“中国制造”上的黑标签。消费者一面贬斥“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一面却寄望于严刑峻法。直接提升商人血液中的道德含量，反而不被看好。
2009年，江苏省常州市开始办“道德讲堂”，解决了双桂坊小吃街的地沟油问题。
2011年起，“道德讲堂”向全国推广，一年之后，50个全国文明城市和77 个提名城市共申办“道德讲堂”33000多所。
苏州市的戮力推动，再使苏南隆为道德高地。其先进典型人物达千名，包括6位国家级、省级道德模范和34位“中国好人”。
苏州邮政局大概又是其中“好人”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有各级别的“好人”：街道级的、市级的、省级的和国家级的。而使好人道路更有说服力、实践力的，是两个功利主义的数据：苏州邮政局的业务收入在全国邮政地市局中排名第一；被授予“全国质量奖”，这是我国目前质量管理领域的最高奖。
道德对质量的促进，道德向实利的转化，是在怎样的机制中完成的呢？
道德讲堂：一场教化仪式
201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十周年。在9月20日“公民道德宣传日”当天，苏州“道德评弹”启幕。
“道德评弹”是苏州市对“道德讲堂”的在地化书写，评弹是对苏州话的烹调，使乏味的道德说教有味。
2012年6月28日，副局长毛跃建主持了苏州邮政局的第一场“道德讲堂”。
“道德讲堂”充满了弥撒般的仪式感。
邮递员被要求统一着装入场；在齐声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开场；接下来是模范事迹介绍，共有讲演、视频、评弹三种方式；第三项议程是颂经典，读《三字经》；然后是发善心，由参会人员代表发表感言；最后是送吉祥，向参会人员送吉祥书签。
“肃穆性和仪式感兼顾”是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2012年5月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对“道德讲堂”提出的要求。
有评论认为，在西方国家，道德教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宗教承担的，“道德讲堂”替代了教堂里的教化，在肃穆性和仪式感上则保持了一致。
其实，“道德讲堂”还保持了中国民族性中欢愉的一面，“道德评弹”即体现了寓教于乐。苏州市评弹团国家一级演员王池良、吴静为苏州邮政局的“绿衣雷锋”朱克华表演了评弹《孝老爱亲》，“‘孝’字是儿子头上顶着老子”，台下听众笑着点头。
评弹艺人亦很乐意有服务于主流的机会，参加“道德评弹”的表演者有著名的评弹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和评弹票友，甚至还在街道搞了巡回演出。
苏州邮政局对活动做了规定：“道德评弹”每年不少于2次，“道德讲堂”不少于1次。
有组织地做好事
苏州邮政局局长马小群说，其“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得好报、扬好德”的企业文化是从外部输入的，被改造、吸收和内化。
外源性的输入源于两处：一是发端于苏南的“道德讲堂”；一是江苏省邮政公司的道德提倡策略。
后者要置于中国邮政史和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中理解。“百年邮政”在近十多年发生的体制变化是最剧烈的：1998年，按照国务院《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江苏邮政开始“邮、电分营”；2007年，按照国务院邮政施行政企分开的要求，江苏省邮政公司2007年正式挂牌成立，完成从“局”到“公司”的体制转变；2008年，邮政企业、邮储银行、邮政速递物流三大板块分业运营。
在体制传统与老牌国企情结的杂糅中（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情结对于受助者及基层职工开展工作都是必需的，前者基于对国字号的信任而受助，后者担心改称“公司”尤其会使老客户的信任减少，目前，我国对地市级以下的邮政企业仍沿用“局”的称谓，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邮政公司——苏州邮政局），江苏省邮政公司提出“历经多次改革，始终不丢国脉”，其中，“一脉相承”的重要一“脉”是思想工作传统，在江苏邮政，一直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这是其它绝大部分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没有真正做到的，这也成为江苏邮政的特别之处。
精神文明这个大而虚化的课题向道德提倡聚焦，是当与职工中自发的好人好事相遇时。
2003年，投递员中一些的好人好事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虽然这些个体性、随机性的善行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急于为道德建设破题的组织来说是听者有意，在所有城乡投递段道上开辟了亲情邮路。
2006年，基层邮政自发的、零散的好人好事被正式收编，成为有组织、有建制、有规模的企业行为。有好人好事的30条邮路扩至百条，苏州邮政局为它取了一个有传播力的名字：“关爱百位老人，邮政百倍热情”，还设计了服务联系卡、设立了记录台帐——做好事的时间、地点、帮扶对象、过程均要求进行格式化记录。
两个月后，市局对投递班进行抽查，发现类似于雷锋日记的台账，对“服务过程”的记录简单，“个别的甚至没记录”，检查组当场提出整改，并发通报要求“不少填、不漏写、不瞎写”，此后，在历年的总结中，记录是个贯穿始终地被强调的问题。
“不断创造新亮点和闪光点”被明确写入各级领导的责任，好人好事进入了投递员的规范服务标准及考评表。
传统德、行被量化分解，哪一种好事是必做的、选做的、对应多少分值，变成了后工业时代企业的KPI：代写家信、代购邮票、代订报刊、代寄信件，代领汇款、包裹，送信件、报刊上楼入户是必选项，至少一项；代缴水、电、气、话费，代办其他物品，帮助打扫卫生，为老人读报（信）、陪老人聊天非必选，但是，有1项加3分；受到客户来信、来电表扬或受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每收到1件加1分。
一年之后，市局再次检查。发现因为帮扶对象因搬迁、身故等已不足百名，便规定每年对服务对象进行调整、补充一次，务必保持百名以上，在2009年已有350名老人接受结对帮扶；针对积极性在做好事转为日常化之后的倦怠，一面加强考核，一面加强激励，设立每年10万元的活动基金。 从2008年开始，设立了苏州邮政亲情邮路帮扶基金，开展年度优秀投递员评选表彰，报销制度。
组织上在每个关键发展阶段，极有韧力地推动着好人好事的运转，维系着它的规模和邮递员的热情。
发自基层的好人好事被市局收编、提炼之后，又出现了由中心向边缘的外扩，标准化的好人好事模式复制到吴江、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五县（市）邮政局650多条邮路，共有1000余位老人成为投递员的帮扶对象。
打造劳模
江苏省社科院总结出的江苏邮政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大特征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多层次、多类型的先进典型。
这与其“造劳模”的策略有关，在苏（州）邮委〔2012〕12号红头文件中，有这样的号召：“通过各党支部（总支）的深入发动，寻找身边的闪光点，大力培育和选树各类先进典型”，“选树本系统一大批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各类道德模范”。
以各种方式打捞好人好事，成为德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事工，媒体报道、感谢信和锦旗、牌匾等皆是线索；培育劳模更是尽心尽力，工作细致到教会邮递员怎样写好“雷锋日记”，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并请社科院课题组来进行理论提升；员工则用心地寻找帮扶对象，太仓市邮政局归庄支局邮递员王晓丰，在一次投递时，听老人拿着汇款单自语，如果能直接拿钱就好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晓丰当即向老人表示，可以每月代她领取。自此至今，从未中断。
培育先进典型用行政流行语来讲，就是“抓手”，亦起到了榜样作用。“道德讲堂”上每个人的发言通常这样开头：“在‘亲情邮路’的感召和示范引领下……”
因为宣传理念先进，更重要的，宣传基于事实，江苏邮政的“造劳模”，并未出现以往因宣传过度而使受众产生的逆反情绪。江苏省社科院的评语是：“江苏邮政在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理念上，注重求真务实，手法多样，注重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使先进典型人物形象饱满，群众乐意接受。”
朱克华即是被成功塑造的一个劳模。
2004年，当过大队会计的宿迁人朱克华通过劳务派遣来到苏州邮政局当投递员，正好赶上亲情邮路开拓阶段。在苏北人融入苏南的现实困难中，朱克华最初只是想以拙朴与善在这座城市立住脚，这场道德运动将他送得更远。2012年4月，朱克华当选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而他的年收入也由初来时的1万余元增至6万多元，并解决了编制问题，由C类（劳务用工）转为B类（合同工）。
朱克华觉得最大幸福感来自“自己跟上了国家发展的步伐”，苏州邮政局办公室主任刘涛称之为结成“命运共同体”。
推动亲情邮路（从2003年起打造）、竞争质量奖（从2006年起实施至2012年获奖）、国企成功转型（1998年、2007年、2008年三次改制）和朱克华（从2004年起来吴）的个人成长，在时间线上是同一个过程。“造劳模”则是这四者共同的线索，打通了由德向名、利转化的任督二脉。
义利共生
江苏邮政不讳言对名与利的道德指向，使道德变得有动员力、行动力。
在2012年6月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时任副部长周琪感慨于无形的道德向有形的生产力转化，说“企业不能光靠市场带、光靠技术带、光靠投资带。”
“很多的企业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和巨额的资金去做广告、营销、宣传。但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忠实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奉献社会的营销效果。”马小群说。
口碑营销正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精髓，只不过苏州邮政局的网络是用腿跑出来的。苏州局的一名“好人”邮递员揽储逾500万元，即便面对的老人群体不是优质的目标客户，但借此树立起的企业形象在人群中是弗界的。
还有从员工自身挖掘出的生产力。近三年来，共收集员工合理化建议1184条，创造经济效益1400余万元；取得创新成果147个，获得直接经济效益3100万。
对员工创造力的激发则倚靠“命运共同体”，使员工能与企业的发展同步。江苏邮政把确保全省邮政员工年收入平均增幅作为全年奋斗目标之一。目前，在有些地方，邮政员工的收入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电信员工，这令很多员工感慨1998年邮、电分营时的选择。“受人尊重、幸福员工”则被苏州邮政写入企业使命，“在自己家里受尊重，在外面才能受尊重。”苏州邮政局工会副主席汪明勇说，他们正在尝试建立苏州邮政员工幸福指数模型，对幸福的关照，不能止于“你幸福吗”的问候。
对于最影响幸福感的公平，多年前江苏邮政就已开始推动实现邮政员工的同工同酬，缩小不同身份员工的收入差距。C类（劳务用工）员工的占比是最大的，以2011年底苏州邮政局的用工结构来看，而邮递员的主力就是C类，其出现的“好人”也是最多的，像朱克华这样的国家级“好人”还实现了身份由C类向B类的升级。
“好的道德观不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而是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中，不忘他人。”江苏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许定才这样诠释义利共生的道德观。“要让好人相信，行得春风有夏雨，好人有好报。”
2009年，江苏省常州市开始办“道德讲堂”，解决了双桂坊小吃街的地沟油问题。
2011年起，“道德讲堂”向全国推广，一年之后，50个全国文明城市和77 个提名城市共申办“道德讲堂”33000多所。
苏州市的戮力推动，再使苏南隆为道德高地。其先进典型人物达千名，包括6位国家级、省级道德模范和34位“中国好人”。
苏州邮政局大概又是其中“好人”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有各级别的“好人”：街道级的、市级的、省级的和国家级的。而使好人道路更有说服力、实践力的，是两个功利主义的数据：苏州邮政局的业务收入在全国邮政地市局中排名第一；被授予“全国质量奖”，这是我国目前质量管理领域的最高奖。
道德对质量的促进，道德向实利的转化，是在怎样的机制中完成的呢？
道德讲堂：一场教化仪式
201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十周年。在9月20日“公民道德宣传日”当天，苏州“道德评弹”启幕。
“道德评弹”是苏州市对“道德讲堂”的在地化书写，评弹是对苏州话的烹调，使乏味的道德说教有味。
2012年6月28日，副局长毛跃建主持了苏州邮政局的第一场“道德讲堂”。
“道德讲堂”充满了弥撒般的仪式感。
邮递员被要求统一着装入场；在齐声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开场；接下来是模范事迹介绍，共有讲演、视频、评弹三种方式；第三项议程是颂经典，读《三字经》；然后是发善心，由参会人员代表发表感言；最后是送吉祥，向参会人员送吉祥书签。
“肃穆性和仪式感兼顾”是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2012年5月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对“道德讲堂”提出的要求。
有评论认为，在西方国家，道德教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宗教承担的，“道德讲堂”替代了教堂里的教化，在肃穆性和仪式感上则保持了一致。
其实，“道德讲堂”还保持了中国民族性中欢愉的一面，“道德评弹”即体现了寓教于乐。苏州市评弹团国家一级演员王池良、吴静为苏州邮政局的“绿衣雷锋”朱克华表演了评弹《孝老爱亲》，“‘孝’字是儿子头上顶着老子”，台下听众笑着点头。
评弹艺人亦很乐意有服务于主流的机会，参加“道德评弹”的表演者有著名的评弹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和评弹票友，甚至还在街道搞了巡回演出。
苏州邮政局对活动做了规定：“道德评弹”每年不少于2次，“道德讲堂”不少于1次。
有组织地做好事
苏州邮政局局长马小群说，其“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得好报、扬好德”的企业文化是从外部输入的，被改造、吸收和内化。
外源性的输入源于两处：一是发端于苏南的“道德讲堂”；一是江苏省邮政公司的道德提倡策略。
后者要置于中国邮政史和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中理解。“百年邮政”在近十多年发生的体制变化是最剧烈的：1998年，按照国务院《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江苏邮政开始“邮、电分营”；2007年，按照国务院邮政施行政企分开的要求，江苏省邮政公司2007年正式挂牌成立，完成从“局”到“公司”的体制转变；2008年，邮政企业、邮储银行、邮政速递物流三大板块分业运营。
在体制传统与老牌国企情结的杂糅中（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情结对于受助者及基层职工开展工作都是必需的，前者基于对国字号的信任而受助，后者担心改称“公司”尤其会使老客户的信任减少，目前，我国对地市级以下的邮政企业仍沿用“局”的称谓，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邮政公司——苏州邮政局），江苏省邮政公司提出“历经多次改革，始终不丢国脉”，其中，“一脉相承”的重要一“脉”是思想工作传统，在江苏邮政，一直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这是其它绝大部分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没有真正做到的，这也成为江苏邮政的特别之处。
精神文明这个大而虚化的课题向道德提倡聚焦，是当与职工中自发的好人好事相遇时。
2003年，投递员中一些的好人好事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虽然这些个体性、随机性的善行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急于为道德建设破题的组织来说是听者有意，在所有城乡投递段道上开辟了亲情邮路。
2006年，基层邮政自发的、零散的好人好事被正式收编，成为有组织、有建制、有规模的企业行为。有好人好事的30条邮路扩至百条，苏州邮政局为它取了一个有传播力的名字：“关爱百位老人，邮政百倍热情”，还设计了服务联系卡、设立了记录台帐——做好事的时间、地点、帮扶对象、过程均要求进行格式化记录。
两个月后，市局对投递班进行抽查，发现类似于雷锋日记的台账，对“服务过程”的记录简单，“个别的甚至没记录”，检查组当场提出整改，并发通报要求“不少填、不漏写、不瞎写”，此后，在历年的总结中，记录是个贯穿始终地被强调的问题。
“不断创造新亮点和闪光点”被明确写入各级领导的责任，好人好事进入了投递员的规范服务标准及考评表。
传统德、行被量化分解，哪一种好事是必做的、选做的、对应多少分值，变成了后工业时代企业的KPI：代写家信、代购邮票、代订报刊、代寄信件，代领汇款、包裹，送信件、报刊上楼入户是必选项，至少一项；代缴水、电、气、话费，代办其他物品，帮助打扫卫生，为老人读报（信）、陪老人聊天非必选，但是，有1项加3分；受到客户来信、来电表扬或受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每收到1件加1分。
一年之后，市局再次检查。发现因为帮扶对象因搬迁、身故等已不足百名，便规定每年对服务对象进行调整、补充一次，务必保持百名以上，在2009年已有350名老人接受结对帮扶；针对积极性在做好事转为日常化之后的倦怠，一面加强考核，一面加强激励，设立每年10万元的活动基金。 从2008年开始，设立了苏州邮政亲情邮路帮扶基金，开展年度优秀投递员评选表彰，报销制度。
组织上在每个关键发展阶段，极有韧力地推动着好人好事的运转，维系着它的规模和邮递员的热情。
发自基层的好人好事被市局收编、提炼之后，又出现了由中心向边缘的外扩，标准化的好人好事模式复制到吴江、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五县（市）邮政局650多条邮路，共有1000余位老人成为投递员的帮扶对象。
打造劳模
江苏省社科院总结出的江苏邮政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大特征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多层次、多类型的先进典型。
这与其“造劳模”的策略有关，在苏（州）邮委〔2012〕12号红头文件中，有这样的号召：“通过各党支部（总支）的深入发动，寻找身边的闪光点，大力培育和选树各类先进典型”，“选树本系统一大批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各类道德模范”。
以各种方式打捞好人好事，成为德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事工，媒体报道、感谢信和锦旗、牌匾等皆是线索；培育劳模更是尽心尽力，工作细致到教会邮递员怎样写好“雷锋日记”，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并请社科院课题组来进行理论提升；员工则用心地寻找帮扶对象，太仓市邮政局归庄支局邮递员王晓丰，在一次投递时，听老人拿着汇款单自语，如果能直接拿钱就好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晓丰当即向老人表示，可以每月代她领取。自此至今，从未中断。
培育先进典型用行政流行语来讲，就是“抓手”，亦起到了榜样作用。“道德讲堂”上每个人的发言通常这样开头：“在‘亲情邮路’的感召和示范引领下……”
因为宣传理念先进，更重要的，宣传基于事实，江苏邮政的“造劳模”，并未出现以往因宣传过度而使受众产生的逆反情绪。江苏省社科院的评语是：“江苏邮政在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理念上，注重求真务实，手法多样，注重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使先进典型人物形象饱满，群众乐意接受。”
朱克华即是被成功塑造的一个劳模。
2004年，当过大队会计的宿迁人朱克华通过劳务派遣来到苏州邮政局当投递员，正好赶上亲情邮路开拓阶段。在苏北人融入苏南的现实困难中，朱克华最初只是想以拙朴与善在这座城市立住脚，这场道德运动将他送得更远。2012年4月，朱克华当选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而他的年收入也由初来时的1万余元增至6万多元，并解决了编制问题，由C类（劳务用工）转为B类（合同工）。
朱克华觉得最大幸福感来自“自己跟上了国家发展的步伐”，苏州邮政局办公室主任刘涛称之为结成“命运共同体”。
推动亲情邮路（从2003年起打造）、竞争质量奖（从2006年起实施至2012年获奖）、国企成功转型（1998年、2007年、2008年三次改制）和朱克华（从2004年起来吴）的个人成长，在时间线上是同一个过程。“造劳模”则是这四者共同的线索，打通了由德向名、利转化的任督二脉。
义利共生
江苏邮政不讳言对名与利的道德指向，使道德变得有动员力、行动力。
在2012年6月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时任副部长周琪感慨于无形的道德向有形的生产力转化，说“企业不能光靠市场带、光靠技术带、光靠投资带。”
“很多的企业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和巨额的资金去做广告、营销、宣传。但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忠实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奉献社会的营销效果。”马小群说。
口碑营销正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精髓，只不过苏州邮政局的网络是用腿跑出来的。苏州局的一名“好人”邮递员揽储逾500万元，即便面对的老人群体不是优质的目标客户，但借此树立起的企业形象在人群中是弗界的。
还有从员工自身挖掘出的生产力。近三年来，共收集员工合理化建议1184条，创造经济效益1400余万元；取得创新成果147个，获得直接经济效益3100万。
对员工创造力的激发则倚靠“命运共同体”，使员工能与企业的发展同步。江苏邮政把确保全省邮政员工年收入平均增幅作为全年奋斗目标之一。目前，在有些地方，邮政员工的收入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电信员工，这令很多员工感慨1998年邮、电分营时的选择。“受人尊重、幸福员工”则被苏州邮政写入企业使命，“在自己家里受尊重，在外面才能受尊重。”苏州邮政局工会副主席汪明勇说，他们正在尝试建立苏州邮政员工幸福指数模型，对幸福的关照，不能止于“你幸福吗”的问候。
对于最影响幸福感的公平，多年前江苏邮政就已开始推动实现邮政员工的同工同酬，缩小不同身份员工的收入差距。C类（劳务用工）员工的占比是最大的，以2011年底苏州邮政局的用工结构来看，而邮递员的主力就是C类，其出现的“好人”也是最多的，像朱克华这样的国家级“好人”还实现了身份由C类向B类的升级。
“好的道德观不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而是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中，不忘他人。”江苏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许定才这样诠释义利共生的道德观。“要让好人相信，行得春风有夏雨，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