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
　　【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2003年“非典”爆发并蔓延，中央宣布罢免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基于“不行就换人”这一传统思维进行的此次人事任免却突然收获了意外的功效——公共卫生危机似乎一时间得到了有效缓解，不论是媒体还是民意都开始转向，扭转了防治“非典”工作的不利局面，成为抗击“非典”胜利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史无前例的高级别问责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它不单将行政问责带上历史舞台，并且向社会传递了这样的讯息：对于高级别主官的问责将成为一种常态的制度建设，在重大危机、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等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中加以使用。
　　此后，《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2007）、《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等细化文本的出现，基本构建了中国行政问责体制的操作框架。
　　这其中，行政问责仍然难掩“政治表态”的符号学表象。
　　2008年，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因为矿难再次辞任。同年，深陷“三鹿奶粉事件”的时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和石家庄市长冀纯堂被“问责”。
　　与2003年有所区别的是，通过问责高级官员以扭转社会舆论和民众观感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官员问责成为了处理责任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中的必要条件，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
　　很难判断，孟学农对山西頻发的矿难负有直接责任，但作为消解事故、平息争议的政治符号，作为地方主官的孟需要承担起行政职位上所连带的责任。
　　而2012年以来，在新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全国各地群体性事件增发明显，而相关的行政问责展现了多年练就的驾轻就熟一面。在江西宜黄拆迁事件、上海静安大火事件以及温州动车事故等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理中，对主管官员的问责成为了危机处理的常态组成和民众的首要吁求。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导向和需求之下，稳定成为了地方主官所最为重视的变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逻辑占据问责主导权。这无疑违背了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初衷，但却是与问责制度实践肇始所作为的符号身份不可分割。
　　这样的问责，固然能够从官僚制的“权责体系”上来进行“追根溯源”的解释，但不能展现明晰的责任划分成为了目前“行政问责体制”简单的成为“官员问责体制”的原因。
　　每个行政岗位上的自然人所面临的问责，都应是“因事而问”，问责的目的是矫正政府行为，而不是处理对应官员。
　　在行政问责的初期，对主管官员的问责是为了扭转事态，这客观上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并且被看做是政府决定果断、科学纠错的代表；而到了行政问责多发期，对主管官员的问责多是为了平息事态，虽然这被看做是政府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符号，但实际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不重要但很被重视的环节。
　　所以，在以“官员问责”为标签的中国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过程中，初期基于稳定的“符号化选择”决定了后期常规制度建设中将面临巨大的不良存量。（作者系中南大学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