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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发现，其后所有人发言，包括新任委员的自我介绍，也都是没有掌声的。如此一来，少了掌声的会议，变得简洁且高效
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的小球场上，一场关乎冠军归属的校内足球比赛进入了最后时刻，一方发出角球，有点失了水准，球没有踢进禁区，反而划了个弧线，落到站在中场附近的对方左边锋那里，左边锋见势停下球来，盘过防守自己的一名后卫，形成单刀。那个时候，进攻方的门将因为急于进攻，站在对方半场，来不及回防，面对左边锋的是一个空门。伴随着观众席上疯狂的欢呼和敲击盆罐的声音，左边锋带球进入小禁区，冷静将球推射入网。凭着这粒进球，左边锋所在的球队获得了冠军。
32年前的事情，当年的左前锋至今记忆犹新，如今他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证据学教研室主任，他便是何家弘。
何家弘还记得当时进球时的兴奋心情，可是后来队友告诉他一件事，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进球是个“假球”。当时，学校十几个院系各组一队踢循环赛，最后一轮时，有可能夺冠的只剩下他所在的法律系、另外一个院系以及最后一轮的对手院系。法律系和对手院系只有在取胜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冠军，打平的话，将是另外一个院系获得冠军。而对手院系和另一个院系关系不佳，和法律系关系较好，眼看比赛将以平局结束，对手院系才想出了给法律系“放水”的招数，故意将球踢给了何家弘。
多年以后，誰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踢“假球”的何家弘，前不久却成了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专门负责办理全球范围内与足球有关的腐败、种族歧视、操纵比赛等案件。命运开的玩笑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而“国际足联官员”，也成为继“法学家”、“文学家”等身份后，何家弘要扮演的新角色。
首个任职国际足联的中国法学教授
法学教授跨界到了足球圈，何家弘将此事视之为“一种缘分”。
何家弘细数自己一直以来对于足球的热爱，有近40年的踢球史，直到2003年，年届半百的他在香港赛场上踢完了最后一场“挂靴”赛之后，移情了羽毛球。虽然有十几年没踢过足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于足球的喜爱，两个月前，这位64岁的法学家还同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们踢了一场足球赛，面对“并不脚软”的学生们，何家弘“不仅踢满了整场，还攻进了一个球”。
何家弘回忆，成为国际足联官员是一个因缘巧合。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何家弘接到时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的电话，在电话中，他第一次听说“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这个机构。张剑告诉他，中国足协要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认为何家弘是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的最佳人选。尽管何家弘并不完全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当主任要干些什么，但因为自己对足球的感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张剑。
作为“圈外人”，何家弘通过“补课”，了解到中国足协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是为了响应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号召，而成立于2006年的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是国际足联三大司法机构（纪律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申诉委员会）之一，通过调查，道德委员会可以对每一位国际足联官员的违反足球道德的行为予以惩罚，甚至弹劾国际足联主席。
何家弘介绍，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并不针对球赛中发生的裁判误判等球场上的内容进行裁决，而是处理球场外的全球范围内与足球有关的腐败、种族歧视、操纵比赛等问题。何家弘认为，道德委员会相当于国际足联的纪检部门，与各国检察机关的工作性质相似，“比如，道德委员会接到某足协高官可能存在权钱交易等贪腐问题的线索之后，要通过证据搜集、梳理事实，然后举证、质证来确定其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2016年5月，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分别向9位委员颁发聘任书，何家弘任委员会主任，开始和委员们研究起草《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并制定工作计划。这也加速了何家弘进入国际足联的步伐。
2017年刚过完春节，何家弘从中国足协综合部主任沈睿的来电中得知，国际足联要补选一些委员会成员，中国足协决定推荐他去参选。在提交了个人简历后，何家弘并未抱太大希望，他当时觉得，“亚足联这一关能否通过都很难说”。
5月5日，何家弘接到国际足联行政总管马蒂亚斯的电话，说要对他申请国际足联职务进行资格审查。何家弘很轻松地和对方聊起了自己对于足球的了解及热爱、自己从事的法学研究工作和海外讲学经历、自己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的经历以及最近担任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情况。半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马蒂亚斯也了解了何家弘的英语交流能力，告诉他，国际足联的工作不会占用太多时间，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案件，一年也就开一到两次会议。
5月11日上午，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7届代表大会上，何家弘通过投票表决当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按照国际足联章程，何家弘任期4年。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分为调查庭和裁决庭，查审分离，目前共有16名委员，调查庭与裁决庭各8人，何家弘被分到了调查庭，“调查庭的人就像检察官，裁决庭的人像法官。”何家弘类比道。
自此，何家弘成为中国首个进入国际足联担任职务的法学教授。
上任两天，感受反腐决心
“规范性和独立性”是何家弘到国际足联上任时的感受。
7月4日，何家弘启程去瑞士的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下飞机那时起，他就感受到了国际足联“照章办事”的高效率风格。
与国内开会不同，国际足联并未有工作人员负责参会者的接待工作，一切安排都由国际足联交通旅行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到每人。何家弘一到机场出口，就看见手举名牌的专车司机；到酒店时，酒店入住手续已经全部办好；去国际足联推荐的国际足联博物馆参观，接待处已备好门票；从酒店出发去国际足联总部、从总部回酒店以及从酒店去机场的发车时间都已明确告知，且精确到“几点几分”；会议期间每天的晚餐虽说是自理，但足联财务部门会按照规章向参会者发放补贴——一切明晰有序。 再说开会。会议地点是位于瑞士苏黎世湖东南的国际足联大厦。大厦以冷色调为主，共有八层，但地上只有两层，其他六层在地下，如此设计更添神秘色彩。当足联官员引导参会者坐电梯到地下三层，穿过数道玻璃门和冷色墙壁的通道，来到主会议室。何家弘感觉自己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体现于开会间的每一个细节。在方形会议室内，会场设置并未将国际足联主席的座位放中间。坐在中间的两个人，是道德委员会的两个主席，旁边才是国际足联主席及国际足联秘书长。会议开始，国际足联主席致欢迎辞，却“未有一人鼓掌”。何家弘发现，其后所有人发言，包括新任委员的自我介绍，也都是没有掌声的。如此一来，少了掌声的会议，变得简洁且高效。席间，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提前离场。道德委员会的正式议程，由国际足联道德部的行政主管主持。
通过各位委员的自我介绍，何家弘发现，这些委员都来自世界各国，都有法律工作的背景，多为律师，且多有国际工作经历，而他自己好像是唯一的法学教授。委员们听何家弘介绍自己还写过小说，都表示会买他的书来读。
自我介绍后，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庭和裁决庭分别召开会议。调查庭的主席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玛利亚·罗嘉斯，她曾担任该国的政务院主席。而裁决庭的主席是希腊人瓦斯里奥斯·斯考利斯，曾担任过欧洲法院的院长。何家弘属于调查庭，他和其他7位委员讨论了调查庭的工作程序和职能，特别谈到了保密程序及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何家弘向记者特别谈到了道德委员会与纪律委员会的基本分工，但凡涉及球場内违纪的事情，都由纪律委员会处理，而道德委员会要做的，是处理球场之外的腐败事件。它可以对每一位国际足联官员进行惩罚，前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时限长达8年的“禁足令”（禁止参与足球事务），就是由道德委员会宣布的。
上任刚几天，何家弘便明显感受到了国际足联在经历了一场腐败丑闻之后的“反腐决心”，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令他影响深刻，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提前离席的细节即是规避国际足联主席影响力的体现。
国际足联长久以来的腐败问题
国际足联腐败丑闻频出的那几年，有人曾把国际足联的缩写“FIFA”音译为中文的“非法”，调侃国际足联“无法无天”。何家弘认为，完全靠道德委员会来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道德委员会在国际足联中发挥多大作用持谨慎态度。
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可以追溯到1974年。在巴西人阿维兰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之前，这个国际足球的最高领导机构像很多非营利机构一样“一穷二白”，以致连世界杯的奖金都曾难以保证。但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席卷，商人们嗅到足球领域的巨大商机。
阿维兰热入主国际足联后，对国际足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力排众议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巨额体育销售合同，阿迪达斯成为国际足联训练、培训计划和各种比赛的最大赞助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允许阿迪达斯在其举办的活动中展示他的商标和提供运动器材的专利权。自此，足球的商业化正式开始并逐渐覆盖全球，越来越多的商家争先恐后地将钱砸在足球赛事中以扩大其品牌影响力。每届世界杯赛事，国际足联都可以通过电视转播费、商业赞助合同、球票收入、售出特许权等赚得盆满钵满。
而伴随国际足联商业运作巨大成功的还有从未停歇的腐败丑闻。何家弘了解到，“在随后的多届世界杯的申办过程中，不同国家为争夺世界杯的举办权，拉帮结派展开激烈竞争，并以各种方式行贿国际足联的执委。与此相应，国际足联官员为了在选举中获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向各国足协提供金钱援助或政策优惠，以及申办赛事的承诺”。
何家弘说，“2015年堪称国际足联最为动荡的一年。5月27日，瑞士警方突然宣布逮捕六名国际足联官员，理由是在美国的司法调查中显示，自1990年以来，这些官员每人收受了累计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和回扣。10月，国际足联解除了韩国人郑梦准的名誉副主席职位，并禁止其参与足球事务六年。12月中旬，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决定对主席布拉特和副主席普拉蒂尼因涉嫌贪腐而进行罚款并禁止参与足球活动，即时限长达八年的‘禁足令’。2016年新年刚过，道德委员会又决定对前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禁足’九年”。
可见，腐败问题已成为国际足联挥之不去的阴霾。2016年2月，国际足联在苏黎世的哈伦体育馆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选举新任主席，并开始了全方位的体制改革。经过两轮投票，欧足联秘书长因凡蒂诺击败三名对手，当选国际足联成立112年来的第9任主席。
因凡蒂诺发表获胜致辞时情绪激动，一度哽咽。他说：“国际足联经过了一个悲伤的时代，现在那个时代结束了，我们掀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国际足联需要更好的管理，需要透明，需要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因为足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运动。”
面对的案情牵涉多国利益
国际足联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遏制腐败。何家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靠纪律、道德委员会以外，还要靠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
首先，国际足联确立了政管分离的体制。“国际足联的执委会改为理事会，成员由25人扩大到37人，主席由国际足联主席兼任，设一位常务副主席、七位副主席和一位秘书长。理事会仅负责制定国际足联的大政方针，而具体运作和落实则由国际足联秘书处负责。
其次，国际足联大力精简机构，从原来的27个委员会改革成9个常设委员会和4个独立委员会。再次，国际足联引入任期限制。规定国际足联主席以及理事会成员和各委员会成员的任期都是4年。连任不得超过3届。之前由于没有任期限制，阿维兰热曾担任国际足联主席24年，布拉特也曾主政国际足联18年。而今后，这种近乎终身制的情况不会再出现。
而何家弘感受到，人员构成的多元化，也是道德委员会作为国际足联的独立委员会保持其独立性的体现。这些成员都是各大洲足联推荐，具有地域代表性，且多来自中小国家。各大洲代表的存在，“起码喻示着他们不那么容易被国际足联的领导左右”。
像何家弘这样的学者委员，当然并不会在意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官职，毕竟，“通过这份工作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是他的初心，所以，何家弘认为，一旦有案件发生，办案人员的独立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在国际足联工作，不同于处理国内的案情，面对的案情牵涉多国利益，这要求办案人员不仅具备专业的法学知识，更要懂得外交之道，协调各方。何家弘说，虽然目前还未真正开展工作，但他已做好了准备，国际足联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他要通过这项工作，展现中国法律人的风采。
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的小球场上，一场关乎冠军归属的校内足球比赛进入了最后时刻，一方发出角球，有点失了水准，球没有踢进禁区，反而划了个弧线，落到站在中场附近的对方左边锋那里，左边锋见势停下球来，盘过防守自己的一名后卫，形成单刀。那个时候，进攻方的门将因为急于进攻，站在对方半场，来不及回防，面对左边锋的是一个空门。伴随着观众席上疯狂的欢呼和敲击盆罐的声音，左边锋带球进入小禁区，冷静将球推射入网。凭着这粒进球，左边锋所在的球队获得了冠军。
32年前的事情，当年的左前锋至今记忆犹新，如今他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证据学教研室主任，他便是何家弘。
何家弘还记得当时进球时的兴奋心情，可是后来队友告诉他一件事，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进球是个“假球”。当时，学校十几个院系各组一队踢循环赛，最后一轮时，有可能夺冠的只剩下他所在的法律系、另外一个院系以及最后一轮的对手院系。法律系和对手院系只有在取胜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冠军，打平的话，将是另外一个院系获得冠军。而对手院系和另一个院系关系不佳，和法律系关系较好，眼看比赛将以平局结束，对手院系才想出了给法律系“放水”的招数，故意将球踢给了何家弘。
多年以后，誰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踢“假球”的何家弘，前不久却成了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专门负责办理全球范围内与足球有关的腐败、种族歧视、操纵比赛等案件。命运开的玩笑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而“国际足联官员”，也成为继“法学家”、“文学家”等身份后，何家弘要扮演的新角色。
首个任职国际足联的中国法学教授
法学教授跨界到了足球圈，何家弘将此事视之为“一种缘分”。
何家弘细数自己一直以来对于足球的热爱，有近40年的踢球史，直到2003年，年届半百的他在香港赛场上踢完了最后一场“挂靴”赛之后，移情了羽毛球。虽然有十几年没踢过足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于足球的喜爱，两个月前，这位64岁的法学家还同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们踢了一场足球赛，面对“并不脚软”的学生们，何家弘“不仅踢满了整场，还攻进了一个球”。
何家弘回忆，成为国际足联官员是一个因缘巧合。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何家弘接到时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的电话，在电话中，他第一次听说“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这个机构。张剑告诉他，中国足协要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认为何家弘是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的最佳人选。尽管何家弘并不完全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当主任要干些什么，但因为自己对足球的感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张剑。
作为“圈外人”，何家弘通过“补课”，了解到中国足协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是为了响应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号召，而成立于2006年的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是国际足联三大司法机构（纪律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申诉委员会）之一，通过调查，道德委员会可以对每一位国际足联官员的违反足球道德的行为予以惩罚，甚至弹劾国际足联主席。
何家弘介绍，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并不针对球赛中发生的裁判误判等球场上的内容进行裁决，而是处理球场外的全球范围内与足球有关的腐败、种族歧视、操纵比赛等问题。何家弘认为，道德委员会相当于国际足联的纪检部门，与各国检察机关的工作性质相似，“比如，道德委员会接到某足协高官可能存在权钱交易等贪腐问题的线索之后，要通过证据搜集、梳理事实，然后举证、质证来确定其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2016年5月，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分别向9位委员颁发聘任书，何家弘任委员会主任，开始和委员们研究起草《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并制定工作计划。这也加速了何家弘进入国际足联的步伐。
2017年刚过完春节，何家弘从中国足协综合部主任沈睿的来电中得知，国际足联要补选一些委员会成员，中国足协决定推荐他去参选。在提交了个人简历后，何家弘并未抱太大希望，他当时觉得，“亚足联这一关能否通过都很难说”。
5月5日，何家弘接到国际足联行政总管马蒂亚斯的电话，说要对他申请国际足联职务进行资格审查。何家弘很轻松地和对方聊起了自己对于足球的了解及热爱、自己从事的法学研究工作和海外讲学经历、自己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的经历以及最近担任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情况。半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马蒂亚斯也了解了何家弘的英语交流能力，告诉他，国际足联的工作不会占用太多时间，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案件，一年也就开一到两次会议。
5月11日上午，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7届代表大会上，何家弘通过投票表决当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按照国际足联章程，何家弘任期4年。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分为调查庭和裁决庭，查审分离，目前共有16名委员，调查庭与裁决庭各8人，何家弘被分到了调查庭，“调查庭的人就像检察官，裁决庭的人像法官。”何家弘类比道。
自此，何家弘成为中国首个进入国际足联担任职务的法学教授。
上任两天，感受反腐决心
“规范性和独立性”是何家弘到国际足联上任时的感受。
7月4日，何家弘启程去瑞士的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下飞机那时起，他就感受到了国际足联“照章办事”的高效率风格。
与国内开会不同，国际足联并未有工作人员负责参会者的接待工作，一切安排都由国际足联交通旅行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到每人。何家弘一到机场出口，就看见手举名牌的专车司机；到酒店时，酒店入住手续已经全部办好；去国际足联推荐的国际足联博物馆参观，接待处已备好门票；从酒店出发去国际足联总部、从总部回酒店以及从酒店去机场的发车时间都已明确告知，且精确到“几点几分”；会议期间每天的晚餐虽说是自理，但足联财务部门会按照规章向参会者发放补贴——一切明晰有序。 再说开会。会议地点是位于瑞士苏黎世湖东南的国际足联大厦。大厦以冷色调为主，共有八层，但地上只有两层，其他六层在地下，如此设计更添神秘色彩。当足联官员引导参会者坐电梯到地下三层，穿过数道玻璃门和冷色墙壁的通道，来到主会议室。何家弘感觉自己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体现于开会间的每一个细节。在方形会议室内，会场设置并未将国际足联主席的座位放中间。坐在中间的两个人，是道德委员会的两个主席，旁边才是国际足联主席及国际足联秘书长。会议开始，国际足联主席致欢迎辞，却“未有一人鼓掌”。何家弘发现，其后所有人发言，包括新任委员的自我介绍，也都是没有掌声的。如此一来，少了掌声的会议，变得简洁且高效。席间，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提前离场。道德委员会的正式议程，由国际足联道德部的行政主管主持。
通过各位委员的自我介绍，何家弘发现，这些委员都来自世界各国，都有法律工作的背景，多为律师，且多有国际工作经历，而他自己好像是唯一的法学教授。委员们听何家弘介绍自己还写过小说，都表示会买他的书来读。
自我介绍后，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庭和裁决庭分别召开会议。调查庭的主席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玛利亚·罗嘉斯，她曾担任该国的政务院主席。而裁决庭的主席是希腊人瓦斯里奥斯·斯考利斯，曾担任过欧洲法院的院长。何家弘属于调查庭，他和其他7位委员讨论了调查庭的工作程序和职能，特别谈到了保密程序及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何家弘向记者特别谈到了道德委员会与纪律委员会的基本分工，但凡涉及球場内违纪的事情，都由纪律委员会处理，而道德委员会要做的，是处理球场之外的腐败事件。它可以对每一位国际足联官员进行惩罚，前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时限长达8年的“禁足令”（禁止参与足球事务），就是由道德委员会宣布的。
上任刚几天，何家弘便明显感受到了国际足联在经历了一场腐败丑闻之后的“反腐决心”，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令他影响深刻，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提前离席的细节即是规避国际足联主席影响力的体现。
国际足联长久以来的腐败问题
国际足联腐败丑闻频出的那几年，有人曾把国际足联的缩写“FIFA”音译为中文的“非法”，调侃国际足联“无法无天”。何家弘认为，完全靠道德委员会来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道德委员会在国际足联中发挥多大作用持谨慎态度。
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可以追溯到1974年。在巴西人阿维兰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之前，这个国际足球的最高领导机构像很多非营利机构一样“一穷二白”，以致连世界杯的奖金都曾难以保证。但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席卷，商人们嗅到足球领域的巨大商机。
阿维兰热入主国际足联后，对国际足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力排众议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巨额体育销售合同，阿迪达斯成为国际足联训练、培训计划和各种比赛的最大赞助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允许阿迪达斯在其举办的活动中展示他的商标和提供运动器材的专利权。自此，足球的商业化正式开始并逐渐覆盖全球，越来越多的商家争先恐后地将钱砸在足球赛事中以扩大其品牌影响力。每届世界杯赛事，国际足联都可以通过电视转播费、商业赞助合同、球票收入、售出特许权等赚得盆满钵满。
而伴随国际足联商业运作巨大成功的还有从未停歇的腐败丑闻。何家弘了解到，“在随后的多届世界杯的申办过程中，不同国家为争夺世界杯的举办权，拉帮结派展开激烈竞争，并以各种方式行贿国际足联的执委。与此相应，国际足联官员为了在选举中获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向各国足协提供金钱援助或政策优惠，以及申办赛事的承诺”。
何家弘说，“2015年堪称国际足联最为动荡的一年。5月27日，瑞士警方突然宣布逮捕六名国际足联官员，理由是在美国的司法调查中显示，自1990年以来，这些官员每人收受了累计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和回扣。10月，国际足联解除了韩国人郑梦准的名誉副主席职位，并禁止其参与足球事务六年。12月中旬，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决定对主席布拉特和副主席普拉蒂尼因涉嫌贪腐而进行罚款并禁止参与足球活动，即时限长达八年的‘禁足令’。2016年新年刚过，道德委员会又决定对前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禁足’九年”。
可见，腐败问题已成为国际足联挥之不去的阴霾。2016年2月，国际足联在苏黎世的哈伦体育馆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选举新任主席，并开始了全方位的体制改革。经过两轮投票，欧足联秘书长因凡蒂诺击败三名对手，当选国际足联成立112年来的第9任主席。
因凡蒂诺发表获胜致辞时情绪激动，一度哽咽。他说：“国际足联经过了一个悲伤的时代，现在那个时代结束了，我们掀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国际足联需要更好的管理，需要透明，需要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因为足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运动。”
面对的案情牵涉多国利益
国际足联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遏制腐败。何家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靠纪律、道德委员会以外，还要靠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
首先，国际足联确立了政管分离的体制。“国际足联的执委会改为理事会，成员由25人扩大到37人，主席由国际足联主席兼任，设一位常务副主席、七位副主席和一位秘书长。理事会仅负责制定国际足联的大政方针，而具体运作和落实则由国际足联秘书处负责。
其次，国际足联大力精简机构，从原来的27个委员会改革成9个常设委员会和4个独立委员会。再次，国际足联引入任期限制。规定国际足联主席以及理事会成员和各委员会成员的任期都是4年。连任不得超过3届。之前由于没有任期限制，阿维兰热曾担任国际足联主席24年，布拉特也曾主政国际足联18年。而今后，这种近乎终身制的情况不会再出现。
而何家弘感受到，人员构成的多元化，也是道德委员会作为国际足联的独立委员会保持其独立性的体现。这些成员都是各大洲足联推荐，具有地域代表性，且多来自中小国家。各大洲代表的存在，“起码喻示着他们不那么容易被国际足联的领导左右”。
像何家弘这样的学者委员，当然并不会在意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官职，毕竟，“通过这份工作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是他的初心，所以，何家弘认为，一旦有案件发生，办案人员的独立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在国际足联工作，不同于处理国内的案情，面对的案情牵涉多国利益，这要求办案人员不仅具备专业的法学知识，更要懂得外交之道，协调各方。何家弘说，虽然目前还未真正开展工作，但他已做好了准备，国际足联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他要通过这项工作，展现中国法律人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