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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7日，中联部“万寿论坛”第八场活动在京举行。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资本主义与国际共运——南非共的思考与应对”的主旨发言，并同来自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数十名与会专家学者深入交流互动。恩齐曼迪的主要观点如下。
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社会分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系192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和政治危机。此次危机的始作俑者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无节制的掠夺性扩张，根源则在于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和过度投机等。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所警告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某种意义上就是过度积累的危机，而资本主义解决过度积累的主要手段和策略则是另外一种‘剥夺性积累’”——因此，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在应对自身体制性危机过程中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上一场危机的“药方”经常无意间成为下一场更大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并如此往复、恶性循环。例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引入的凯恩斯主义，一定意义上为1973—1979年的“石油危机”埋下了隐患，而新自由主义这剂用以应对“石油危机”中“滞涨现象”的“灵丹妙药”则又是2008年以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危机的重要根源。
此次危机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加速了社会分化。首先，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催生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兼并和金融投机等手段不断“钱生钱、利滚利”，新自由主义则进一步复制和放纵这一模式，谋取巨额利润，导致全球资本和财富过度集中。其次，资本家们为维持利润，加大对工人剥削，工人工资长期不变，物价却成倍上涨，加之社会基本服务不断商品化，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突出。第三，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均着眼于对银行和金融领域的“托底救市”，旨在保护华尔街那些金融寡头的利益。这种“南辕北辙”的方案导致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各国政府一方面普遍实行严苛的“紧缩”政策，要求民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另一方面却在偷偷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瓜分，其中最大的赢家是金融寡头和银行巨鳄。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危机以来仅美国就投入了超过12万亿美元用于“救市”。毫无疑问，这些钱最终都流入了华尔街大佬们的腰包。
国际共运未能趁势掀起高潮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看似为国际共运复苏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一方面，持续蔓延的危机使广大社区和民众被进一步边缘化，激起了各国民众广泛抗议，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占领”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各国资本主义当局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危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也客观上“倒逼”和刺激了一些左翼进步力量加快主动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步伐。卢拉、查韦斯、莫拉莱斯等拉美左翼领导人在本地区掀起了一阵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热潮，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则在全球治理领域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有益探索，尤其是在西方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替代性选择。
然而，近来拉美左翼连遭重挫，地区政局重新发生“右转”；“金砖方案”虽前景广阔，但各成员国内外压力仍不容小觑。全球范围内并未出现预想中的左翼力量普遍崛起和国际共运全面高潮。相反，传统左翼政党和工会力量涣散，难以有效应对当前严峻的客观形势。究其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围堵打压政策，不少左翼力量处处被动，难获喘息之机。二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负面效应仍挥之不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三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持续“怀柔”、渗透和演变，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本身已发生了某种“质变”，阶级意识模糊，斗争意志消退。四是鉴于全球范围内“资强社弱”总体态势，一些包含某种社会主义因素和一定进步性的民族民主力量在是否真正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仍举棋不定。五是主流媒体被资本主义垄断，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难以有效发声。六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挤压了传统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全球左翼应有耐心、讲策略、求实效
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去建设和推动。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首先，应正确认识所处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正确的方法和路径。其次，应设立短、中、长三期目标，从当前和局部着手，通过渐进式的社会变革，经由民族民主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第三，应进一步挖掘自身潜力，如提升金砖国家内部或左翼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为经济社会变革准备条件和土壤。第四，应灵活应对资本主义冲击。既抵制防范资本主义恶意打压，又要利用和“部分参与”其市场和贸易机制，以“对冲”风险，壮大自身力量，最终摆脱其控制。第五，应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探索新的替代方案。第六，应避免无谓的争论和“清谈”，以“务实”的态度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灵活运用新媒体等传播手段，打破西方的舆论“封锁”，积极向世界发出正义与进步的声音。
就南非共本身而言，冷战结束后，南非共也和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社会主义力量一样曾遭受重大挫折。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南非共长期以来积累的良好声誉和深厚群众基础，让其很快从困境中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目前南非共党员人数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数千人增加到二十多万人，而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南非共对当前内外环境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新形势下，南非共拟从以下方面着手应对各种内外挑战，进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深入发展：机制上，始终对金砖国家提出的“替代性方案”保持信心，并积极助力其发展；路线上，坚持从局部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策略上，根据本国现实情况，广泛团结和动员工人阶级和其他形式的进步力量，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此外，南非共还将积极学习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和方案，例如，南非共内部高层普遍认为，近期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就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学习、体会和借鉴。（责任编辑：徐海娜）
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社会分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系192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和政治危机。此次危机的始作俑者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无节制的掠夺性扩张，根源则在于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和过度投机等。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所警告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某种意义上就是过度积累的危机，而资本主义解决过度积累的主要手段和策略则是另外一种‘剥夺性积累’”——因此，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在应对自身体制性危机过程中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上一场危机的“药方”经常无意间成为下一场更大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并如此往复、恶性循环。例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引入的凯恩斯主义，一定意义上为1973—1979年的“石油危机”埋下了隐患，而新自由主义这剂用以应对“石油危机”中“滞涨现象”的“灵丹妙药”则又是2008年以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危机的重要根源。
此次危机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加速了社会分化。首先，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催生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兼并和金融投机等手段不断“钱生钱、利滚利”，新自由主义则进一步复制和放纵这一模式，谋取巨额利润，导致全球资本和财富过度集中。其次，资本家们为维持利润，加大对工人剥削，工人工资长期不变，物价却成倍上涨，加之社会基本服务不断商品化，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突出。第三，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均着眼于对银行和金融领域的“托底救市”，旨在保护华尔街那些金融寡头的利益。这种“南辕北辙”的方案导致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各国政府一方面普遍实行严苛的“紧缩”政策，要求民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另一方面却在偷偷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瓜分，其中最大的赢家是金融寡头和银行巨鳄。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危机以来仅美国就投入了超过12万亿美元用于“救市”。毫无疑问，这些钱最终都流入了华尔街大佬们的腰包。
国际共运未能趁势掀起高潮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看似为国际共运复苏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一方面，持续蔓延的危机使广大社区和民众被进一步边缘化，激起了各国民众广泛抗议，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占领”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各国资本主义当局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危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也客观上“倒逼”和刺激了一些左翼进步力量加快主动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步伐。卢拉、查韦斯、莫拉莱斯等拉美左翼领导人在本地区掀起了一阵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热潮，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则在全球治理领域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有益探索，尤其是在西方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替代性选择。
然而，近来拉美左翼连遭重挫，地区政局重新发生“右转”；“金砖方案”虽前景广阔，但各成员国内外压力仍不容小觑。全球范围内并未出现预想中的左翼力量普遍崛起和国际共运全面高潮。相反，传统左翼政党和工会力量涣散，难以有效应对当前严峻的客观形势。究其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围堵打压政策，不少左翼力量处处被动，难获喘息之机。二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负面效应仍挥之不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三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持续“怀柔”、渗透和演变，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本身已发生了某种“质变”，阶级意识模糊，斗争意志消退。四是鉴于全球范围内“资强社弱”总体态势，一些包含某种社会主义因素和一定进步性的民族民主力量在是否真正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仍举棋不定。五是主流媒体被资本主义垄断，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难以有效发声。六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挤压了传统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全球左翼应有耐心、讲策略、求实效
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去建设和推动。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首先，应正确认识所处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正确的方法和路径。其次，应设立短、中、长三期目标，从当前和局部着手，通过渐进式的社会变革，经由民族民主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第三，应进一步挖掘自身潜力，如提升金砖国家内部或左翼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为经济社会变革准备条件和土壤。第四，应灵活应对资本主义冲击。既抵制防范资本主义恶意打压，又要利用和“部分参与”其市场和贸易机制，以“对冲”风险，壮大自身力量，最终摆脱其控制。第五，应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探索新的替代方案。第六，应避免无谓的争论和“清谈”，以“务实”的态度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灵活运用新媒体等传播手段，打破西方的舆论“封锁”，积极向世界发出正义与进步的声音。
就南非共本身而言，冷战结束后，南非共也和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社会主义力量一样曾遭受重大挫折。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南非共长期以来积累的良好声誉和深厚群众基础，让其很快从困境中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目前南非共党员人数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数千人增加到二十多万人，而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南非共对当前内外环境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新形势下，南非共拟从以下方面着手应对各种内外挑战，进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深入发展：机制上，始终对金砖国家提出的“替代性方案”保持信心，并积极助力其发展；路线上，坚持从局部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策略上，根据本国现实情况，广泛团结和动员工人阶级和其他形式的进步力量，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此外，南非共还将积极学习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和方案，例如，南非共内部高层普遍认为，近期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就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学习、体会和借鉴。（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