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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些中小学名校以校风优良闻名于世。这些名校校风建设主张管理从严、注重习惯养成、注重身教、重视精神教育、注重环境熏陶、倡导自治自律和丰富课余生活，这些经验和做法对当下中小学的校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校风建设；习惯养成；精神教育；身教
［作者简介］项红专，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教师教育管理处处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自从西方近代三段制学校制度清末引进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已涌现出一批中小學名校，如南开学校、北师大附中、苏州中学、春晖中学等。这些学校以办学立意高峻、名师荟萃、校风优良、人才辈出而闻名于世。教育贵乎熏习。校风是一所学校传统风尚和特色的体现，是一种立体化、全方位的教育氛围，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民国时期名校的校风建设经验和做法有很多。
一、主张管理从严
良好的校风不可能自然而然形成，它一开始需要强有力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作保证。在一定程度上，良好的校风是规章制度规范、约束和引导的结果。民国时期名校大多从严治校，学校实行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良好的教学、生活秩序。南开之所以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规矩严”。民国初年，石室中学校长张铮明确提出“从高立法，从严执行”的办学方针。每到学校招生时，校门口便挂出一块布告牌，上面写着：“本校为培养人才深造，要求严格。自认为不能接受严格教育者，勿庸来校报名。”[1]重庆清华中学建立了制度化的校纪，特点是简明而严格。例如作息制度规定：学生后于教师进课堂，以迟到论；不许开夜车，晚10时一律熄灯；学生两周一次的回家，须按时返校，无故迟归者默退。又如，要求学生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仪容仪表方面做到有礼、守纪、大方、整洁，不得苟且。汉民中学不仅有一整套规章制度，而且强调所订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绝不宽恕。例如，学校规定，教室里不能吃零食，任中敏校长的独生子因违反规定照样被开除。当然，名校治校之“严”，是严而有度，严而有理，严而有序，不是把学生管死，管得呆头呆脑，没有生气。一句话，取严肃主义不失其活泼精神。北师大附中“正正堂堂”的校风其实质就是“严肃活泼”，也可以形容为“上课听讲皆凝神静志，一针落下能闻其声；下课运动则虎跃龙腾万马当先，难敌其勇”[2]。附中学生上课全神贯注，寂静无声；下课则生龙活虎，十分活跃。同时，严格管理表现为只管行为、不管思想，即倡导行为规范、思想自由。例如，学校可以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潮代表的名人来校演讲作报告，不同政见的报纸也可以张贴在一起供学生阅读。
二、注重习惯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内涵的标志或表现。良好习惯的养成不仅是基础的道德教育，也是重要的素质教育，它还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指出，教育之大方针有三，其中第一便是“须培养少年人之习惯”[3]。他强调：“一好习惯，即将来之一好人格，一有用之学生。”[4]南京金陵中学认为，学生的日常生活，是应该愉快有意味的；而真正有意味的学生生活，是有规律有意义的，不单照个人的欲望而行的。为了使学生养成习惯，形成规律，逐渐过上愉快而有意味的生活，学校从德、智、体三育做起，各设计一张自评表，要求学生每天睡前15分钟填写，做到的打“√”，没有做到的打“×”，以此来督促学生。例如，在智育方面，包括研究数学、静心听讲、诵读中文、诵读英文、整理笔记、阅读书报、练习写字、上图书馆、功课完毕等项目；在体育方面，包括6时起身、10时就寝、定时大便、晨深呼吸、衣服清洁、课后运动、不吃零食、每晚刷牙、不进烟酒等项目。学校要求学生在课室内应当养成以下几种习惯：养成“在座位学一定功课”的习惯，“按一定时间学一定功课”的习惯，“尊重同学的人格”的习惯， “以教师为学友”的习惯，“遍重各门功课”的习惯。东南大学附中通过征求全体教职员工的意见，汇成学生应有之良好习惯154条，而考查学生操行成绩时，即以此为标准。重庆清华中学傅任敢校长也注重学生习惯的养成，认为：“学校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善良习惯的养成”。[5]六项“设计待验”是他在学校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科学实验，其中有三项与习惯（包括看报习惯、节俭习惯、储蓄习惯）养成有关。1922年，北师大附中制订办学宗旨之要项之一为：养成善用余暇之习惯。
三、身教重于言教
东南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附中校长廖世承指出，“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一校校风之优劣，校长与教师实负全部责任”[6]。校长是一校的领袖，校长所负的责任，当然格外大些。汉民中学任中敏校长对学生要求很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凡要求学生做的事，他必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每天他和学生一同起床、升旗、早操，同桌吃饭并一道参加劳动，从不间断。汉民中学要求学生写日记，他本人也坚持写日记。1946年他出差到重庆，还陆续寄回“旅渝日记”，并嘱在布告栏上公布，对学生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在一所学校里，教职员工的精神面貌、行为举止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教育者必须有高尚之品性与人格。民国时期名校十分强调教师的人格作用和影响，要求教师与学生亲密接触，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指出：“教师为一艺术家，教育为一高尚之艺术。教师之任务，与其为冷的科学的法则施行者，无宁为以有血有肉、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儿童、形造儿童之人格之艺术家。自己之人格与儿童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间，即教育效力之所在也。”[7]廖世承也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的场所，教员不是贩卖知识的雇员，真实的教育，在师生人格上的磨砺。”[8]在“春晖中学计划书”中，经亨颐指出：“校长与各专任教员，不但应与学生同寝同食，且须实行以身作则。人人有劳动之责，如洗濯、炊事、购物、洒扫、庭园作业等，均由教员、学生合组劳工会分任之。”[9]重庆清华中学要求“全体教职员”应与学生“混合共食”，这样可以表现“躬行实践”和“以身作则”的精神。傅任敢校长力倡“学校家庭化”， 学校规定：师生一律住校，混合共餐，各班导师更终日值守在教室旁的导师室，双方得以朝夕相处。
四、重视精神教育
学校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存在。民国时期名校十分重视精神教育，提振精神，砥砺意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张伯苓强调，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他十分重视在南开培养一种精神的气质与氛围即南开精神，增强南开的凝聚力。南开精神其实质是一种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班是灌输南开精神的重要场合。修身班其实是一种精神聚会，“实具一种宗教上之精神，似为教育上的一种礼拜。是种聚会，其精神渐衍至外。离校师生，远如美国，读修身之记录，亦可生同等的感念”[10]。在修身班上，张伯苓常常把办学的困难、世事的艰辛告诉学生，并且以极大的热忱激励学生们迎难而上、奋勇直前的勇气。他经常说：“我们要顶、顶，冲破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干，穷干，硬干，拼命干！”[11]他的讲话感染力极强，令学生终生难忘。抗战时期，苏州中学专门组织语文教师编纂学生的“精神训练读物”，以此“振起民族精神，激发青年志气与爱国热情，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并以此“为全国倡”[12]。在汉民中学，任中敏提出“艰苦抗战，灭此朝食”（意即抗战不胜利，不吃早餐），每日同学生一起只进两餐，以糙米、青菜度日，以此磨炼抗日意志。一次大雪过后，体育教师要学生脱下长袍做操，有人抖抖瑟瑟，唯恐衣领裹得不紧。任中敏见状，十分生气，他在凛冽寒风中对学生说：“抗日将士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可你们连长袍都怕脱，不感到羞耻吗？我先脱给你们看！”说着，他立马脱去外衣，只留衬衫，带领学生跑了起来。集美学校则每周举行“精神讲话”，“精神讲话”每周一题，由每位老师分担，讲话主题包括校史、秩序、礼节、雪耻、优美、健康、节约、勤学、公德、诚实、劳动、服务、责任、有恒、忠勇、惜时和反省。
五、注重环境熏陶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综合的、隐性的、渐进的和渗透式的。优美的环境可以陶冶学生的性情，养成良好的品格。学生天天处在安定秩序、优美环境之中，自然会潜心默修，敦品励学，养成一种笃实好学之良好校风。经亨颐之所以把春晖中学的校址选在上虞白马湖畔的一个小山岙里，主要是喜欢这里的“红树青山”、“竹影松声”，爱这里偏僻幽静，有利于避开外界的干扰，有利于学校教育。陈嘉庚主持的校园建筑不仅在风格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命名上也费尽心思。他为集美学校建筑物的命名多数取自儒家经典，体现了他弘扬儒家思想、传承中华文明的良苦用心。例如，校园建筑中有“即温楼”、“明良楼”、“允恭楼”、“崇俭楼”、“克让楼”，即“温、良、恭、俭、让”；有“三立”楼，即“立德”楼、“立功”楼、“立言”楼；其它如“居仁楼”、“尚勇楼”、“尚忠楼”、“诵诗楼”、“敦书楼”、“务本楼”、“肃雍楼”、“道南楼”、“三才楼”、“八音楼”等同样渗透着儒家思想。可以想象，学子们学习生活其中，就如置身于中华古典文化的殿堂，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1947年之前，汉民中学的校舍除图书馆外全是竹木披灰的简陋建筑，而就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却处处显得井然有序，透露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氛围，营造了一种优美典雅的环境。学校每个班级都经营一块纪念园地，不仅美化了校园，而且培养了一种精神。如在高6班（戈旦班）的纪念园地里，铺草地作篆书“戈”字形小路，立戈形木架，悬篆书“戈园”园名牌，以警路人：枕戈待旦，不忘国难。就连种树区区小事，也必附之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如松柏之精神、竹之风格，苦楝寓意苦练，槐则寓意胸怀，桉有随意而安之意，枫有君子之风等等，学生走在林荫道上深受陶冶。
六、倡导自治自律
校风建设最终不是依赖强制规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关键要成为个体的自觉行动。学校教育的宗旨在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校风。在人格训练上，春晖中学主张“四自”即自动、自由、自治和自律。经亨颐强调，学校应该以学生为本位。所以，他“很希望将来在白马湖成立一个春晖中学校理想的学生自治会”[13]，以推行学生自治、自理和自律。为尊重学生人格，养成他们自治的能力和自律的习惯，经亨颐以为最好的办法是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自己管理自己，学校负劝导扶护之责，教师则须在一旁起指导和陶冶的作用。建校初期，春晖中学就成立了由师生共同组成的“协治会”（包括“议事部”、“执行部”和“执法部”），1925年又成立了完全由学生自主的学生会，组织严密，活动频繁，效果良好。《春晖》半月刊曾记载着当年一起学生聚赌事件的处理经过：协治会评判股开联级审判会，请当事人出席，由主席对当事人作所得事实外的询问，当时旁听的人挤满了会场。最后作出“日写一寸见方大字96个”和“每礼拜清洁教室一次”的处罚。苏州中学学生自治组织及制度健全、完善，它模仿地方自治组织，让学生实际体验公民生活，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尊精神和公众责任心，发展自治能力。高中部的自治组织为紫阳市。紫阳市市长由校长担任，参事会和政治训练委员会由教师担任，其中参事会为评议及指导机关，政治训练委员会为监察执行机关。紫阳市职员除市长、参事、政训委员外，区长、里长、室长、课长、各项委员会委员均由学生担任并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汉民中学设立了“荣誉考试”和“荣誉小卖部”，“荣誉考试”就是考试时无人监考；“荣誉小卖部”就是小卖部不设售
（下转第49页）
货员，买东西时自己取货，自己往钱箱里投钱。
七、丰富课余生活
青少年精力旺盛，思想单纯，自控力差，极易受外界不良风气影响。张伯苓认为：“青年有事占其身则快乐，暇时则受外界引诱之，苦矣！”[14]“汝等青年自少时练习正当快乐，则一生受其益。”[15]民国时期名校十分重视学生的课余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文明高雅的校园风尚。集美学校专门成立了“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课外活动之实施，在积极地诱导学生，使其自觉地实践，以达到德、智、体、群、美五育并进之目的。为推动课外活动的开展，学校专门建有美术馆、军乐亭、铜乐队等。春晖中学开设了著名的“五夜讲话”。“五夜讲话”是当时春晖中学的教职工依据各自专长和研究，在每月逢五的晚上，对学生所作的演讲和报告，内容大多是书本以外的知识，它对学生的熏陶极大。春晖中学还很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丰富精神生活。学校注重课外阅读指导，向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并规定向学生推荐的书目必须符合两条原则，即做普通中国人所不可不读的书和做现代世界人所不可不读的书。依据此两条原则，学校列出了包括《论语》《史记》《文心雕龙》《唐诗》《宋词》《元曲》《物种原始》《天演论》《共产党宣言》《科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西文化及其哲学》《通俗相对论》《鲁滨逊漂流记》《威尼斯商人》等在内的81种中外书籍。苏州中學则十分重视名人演讲，让名人与学生近距离地接触。名人来苏中演讲平均每月至少1次，这些名人包括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吴梅、陈去病、孟宪承、张君励、钱大钧、曾昭伦、欧阳予倩等，几乎都是当时学界名流，而胡适、吴梅不止一次来校演讲。演讲范围极广，涉及哲学、史地、心理、文学、经济、社会、教育、理化、生物等。名人演讲对学生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名校的校风建设主张管理从严、注重习惯养成、身教重于言教、重视精神教育、注重环境熏陶、倡导自治自律和丰富课余生活，这些经验和做法对当下中小学的校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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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成都市石室中学. 成都市石室中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
［2］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 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37.
［3］［4］［10］［14］［15］ 崔国良.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7,27,352,9,9.
［5］ 程禹文. 傅任敢教育文选［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69.
［6］［8］ 汤才伯. 廖世承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474,251.
［7］［9］［13］ 张彬. 经亨颐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1,179,271.
［11］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45.
［12］ 苏州中学校史编委会. 苏州中学校史（1035～1949）［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192.
责任编辑/刘烨
［关键词］校风建设；习惯养成；精神教育；身教
［作者简介］项红专，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教师教育管理处处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自从西方近代三段制学校制度清末引进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已涌现出一批中小學名校，如南开学校、北师大附中、苏州中学、春晖中学等。这些学校以办学立意高峻、名师荟萃、校风优良、人才辈出而闻名于世。教育贵乎熏习。校风是一所学校传统风尚和特色的体现，是一种立体化、全方位的教育氛围，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民国时期名校的校风建设经验和做法有很多。
一、主张管理从严
良好的校风不可能自然而然形成，它一开始需要强有力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作保证。在一定程度上，良好的校风是规章制度规范、约束和引导的结果。民国时期名校大多从严治校，学校实行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良好的教学、生活秩序。南开之所以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规矩严”。民国初年，石室中学校长张铮明确提出“从高立法，从严执行”的办学方针。每到学校招生时，校门口便挂出一块布告牌，上面写着：“本校为培养人才深造，要求严格。自认为不能接受严格教育者，勿庸来校报名。”[1]重庆清华中学建立了制度化的校纪，特点是简明而严格。例如作息制度规定：学生后于教师进课堂，以迟到论；不许开夜车，晚10时一律熄灯；学生两周一次的回家，须按时返校，无故迟归者默退。又如，要求学生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仪容仪表方面做到有礼、守纪、大方、整洁，不得苟且。汉民中学不仅有一整套规章制度，而且强调所订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绝不宽恕。例如，学校规定，教室里不能吃零食，任中敏校长的独生子因违反规定照样被开除。当然，名校治校之“严”，是严而有度，严而有理，严而有序，不是把学生管死，管得呆头呆脑，没有生气。一句话，取严肃主义不失其活泼精神。北师大附中“正正堂堂”的校风其实质就是“严肃活泼”，也可以形容为“上课听讲皆凝神静志，一针落下能闻其声；下课运动则虎跃龙腾万马当先，难敌其勇”[2]。附中学生上课全神贯注，寂静无声；下课则生龙活虎，十分活跃。同时，严格管理表现为只管行为、不管思想，即倡导行为规范、思想自由。例如，学校可以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潮代表的名人来校演讲作报告，不同政见的报纸也可以张贴在一起供学生阅读。
二、注重习惯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内涵的标志或表现。良好习惯的养成不仅是基础的道德教育，也是重要的素质教育，它还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指出，教育之大方针有三，其中第一便是“须培养少年人之习惯”[3]。他强调：“一好习惯，即将来之一好人格，一有用之学生。”[4]南京金陵中学认为，学生的日常生活，是应该愉快有意味的；而真正有意味的学生生活，是有规律有意义的，不单照个人的欲望而行的。为了使学生养成习惯，形成规律，逐渐过上愉快而有意味的生活，学校从德、智、体三育做起，各设计一张自评表，要求学生每天睡前15分钟填写，做到的打“√”，没有做到的打“×”，以此来督促学生。例如，在智育方面，包括研究数学、静心听讲、诵读中文、诵读英文、整理笔记、阅读书报、练习写字、上图书馆、功课完毕等项目；在体育方面，包括6时起身、10时就寝、定时大便、晨深呼吸、衣服清洁、课后运动、不吃零食、每晚刷牙、不进烟酒等项目。学校要求学生在课室内应当养成以下几种习惯：养成“在座位学一定功课”的习惯，“按一定时间学一定功课”的习惯，“尊重同学的人格”的习惯， “以教师为学友”的习惯，“遍重各门功课”的习惯。东南大学附中通过征求全体教职员工的意见，汇成学生应有之良好习惯154条，而考查学生操行成绩时，即以此为标准。重庆清华中学傅任敢校长也注重学生习惯的养成，认为：“学校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善良习惯的养成”。[5]六项“设计待验”是他在学校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科学实验，其中有三项与习惯（包括看报习惯、节俭习惯、储蓄习惯）养成有关。1922年，北师大附中制订办学宗旨之要项之一为：养成善用余暇之习惯。
三、身教重于言教
东南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附中校长廖世承指出，“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一校校风之优劣，校长与教师实负全部责任”[6]。校长是一校的领袖，校长所负的责任，当然格外大些。汉民中学任中敏校长对学生要求很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凡要求学生做的事，他必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每天他和学生一同起床、升旗、早操，同桌吃饭并一道参加劳动，从不间断。汉民中学要求学生写日记，他本人也坚持写日记。1946年他出差到重庆，还陆续寄回“旅渝日记”，并嘱在布告栏上公布，对学生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在一所学校里，教职员工的精神面貌、行为举止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教育者必须有高尚之品性与人格。民国时期名校十分强调教师的人格作用和影响，要求教师与学生亲密接触，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指出：“教师为一艺术家，教育为一高尚之艺术。教师之任务，与其为冷的科学的法则施行者，无宁为以有血有肉、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儿童、形造儿童之人格之艺术家。自己之人格与儿童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间，即教育效力之所在也。”[7]廖世承也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的场所，教员不是贩卖知识的雇员，真实的教育，在师生人格上的磨砺。”[8]在“春晖中学计划书”中，经亨颐指出：“校长与各专任教员，不但应与学生同寝同食，且须实行以身作则。人人有劳动之责，如洗濯、炊事、购物、洒扫、庭园作业等，均由教员、学生合组劳工会分任之。”[9]重庆清华中学要求“全体教职员”应与学生“混合共食”，这样可以表现“躬行实践”和“以身作则”的精神。傅任敢校长力倡“学校家庭化”， 学校规定：师生一律住校，混合共餐，各班导师更终日值守在教室旁的导师室，双方得以朝夕相处。
四、重视精神教育
学校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存在。民国时期名校十分重视精神教育，提振精神，砥砺意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张伯苓强调，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他十分重视在南开培养一种精神的气质与氛围即南开精神，增强南开的凝聚力。南开精神其实质是一种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班是灌输南开精神的重要场合。修身班其实是一种精神聚会，“实具一种宗教上之精神，似为教育上的一种礼拜。是种聚会，其精神渐衍至外。离校师生，远如美国，读修身之记录，亦可生同等的感念”[10]。在修身班上，张伯苓常常把办学的困难、世事的艰辛告诉学生，并且以极大的热忱激励学生们迎难而上、奋勇直前的勇气。他经常说：“我们要顶、顶，冲破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干，穷干，硬干，拼命干！”[11]他的讲话感染力极强，令学生终生难忘。抗战时期，苏州中学专门组织语文教师编纂学生的“精神训练读物”，以此“振起民族精神，激发青年志气与爱国热情，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并以此“为全国倡”[12]。在汉民中学，任中敏提出“艰苦抗战，灭此朝食”（意即抗战不胜利，不吃早餐），每日同学生一起只进两餐，以糙米、青菜度日，以此磨炼抗日意志。一次大雪过后，体育教师要学生脱下长袍做操，有人抖抖瑟瑟，唯恐衣领裹得不紧。任中敏见状，十分生气，他在凛冽寒风中对学生说：“抗日将士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可你们连长袍都怕脱，不感到羞耻吗？我先脱给你们看！”说着，他立马脱去外衣，只留衬衫，带领学生跑了起来。集美学校则每周举行“精神讲话”，“精神讲话”每周一题，由每位老师分担，讲话主题包括校史、秩序、礼节、雪耻、优美、健康、节约、勤学、公德、诚实、劳动、服务、责任、有恒、忠勇、惜时和反省。
五、注重环境熏陶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综合的、隐性的、渐进的和渗透式的。优美的环境可以陶冶学生的性情，养成良好的品格。学生天天处在安定秩序、优美环境之中，自然会潜心默修，敦品励学，养成一种笃实好学之良好校风。经亨颐之所以把春晖中学的校址选在上虞白马湖畔的一个小山岙里，主要是喜欢这里的“红树青山”、“竹影松声”，爱这里偏僻幽静，有利于避开外界的干扰，有利于学校教育。陈嘉庚主持的校园建筑不仅在风格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命名上也费尽心思。他为集美学校建筑物的命名多数取自儒家经典，体现了他弘扬儒家思想、传承中华文明的良苦用心。例如，校园建筑中有“即温楼”、“明良楼”、“允恭楼”、“崇俭楼”、“克让楼”，即“温、良、恭、俭、让”；有“三立”楼，即“立德”楼、“立功”楼、“立言”楼；其它如“居仁楼”、“尚勇楼”、“尚忠楼”、“诵诗楼”、“敦书楼”、“务本楼”、“肃雍楼”、“道南楼”、“三才楼”、“八音楼”等同样渗透着儒家思想。可以想象，学子们学习生活其中，就如置身于中华古典文化的殿堂，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1947年之前，汉民中学的校舍除图书馆外全是竹木披灰的简陋建筑，而就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却处处显得井然有序，透露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氛围，营造了一种优美典雅的环境。学校每个班级都经营一块纪念园地，不仅美化了校园，而且培养了一种精神。如在高6班（戈旦班）的纪念园地里，铺草地作篆书“戈”字形小路，立戈形木架，悬篆书“戈园”园名牌，以警路人：枕戈待旦，不忘国难。就连种树区区小事，也必附之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如松柏之精神、竹之风格，苦楝寓意苦练，槐则寓意胸怀，桉有随意而安之意，枫有君子之风等等，学生走在林荫道上深受陶冶。
六、倡导自治自律
校风建设最终不是依赖强制规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关键要成为个体的自觉行动。学校教育的宗旨在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校风。在人格训练上，春晖中学主张“四自”即自动、自由、自治和自律。经亨颐强调，学校应该以学生为本位。所以，他“很希望将来在白马湖成立一个春晖中学校理想的学生自治会”[13]，以推行学生自治、自理和自律。为尊重学生人格，养成他们自治的能力和自律的习惯，经亨颐以为最好的办法是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自己管理自己，学校负劝导扶护之责，教师则须在一旁起指导和陶冶的作用。建校初期，春晖中学就成立了由师生共同组成的“协治会”（包括“议事部”、“执行部”和“执法部”），1925年又成立了完全由学生自主的学生会，组织严密，活动频繁，效果良好。《春晖》半月刊曾记载着当年一起学生聚赌事件的处理经过：协治会评判股开联级审判会，请当事人出席，由主席对当事人作所得事实外的询问，当时旁听的人挤满了会场。最后作出“日写一寸见方大字96个”和“每礼拜清洁教室一次”的处罚。苏州中学学生自治组织及制度健全、完善，它模仿地方自治组织，让学生实际体验公民生活，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尊精神和公众责任心，发展自治能力。高中部的自治组织为紫阳市。紫阳市市长由校长担任，参事会和政治训练委员会由教师担任，其中参事会为评议及指导机关，政治训练委员会为监察执行机关。紫阳市职员除市长、参事、政训委员外，区长、里长、室长、课长、各项委员会委员均由学生担任并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汉民中学设立了“荣誉考试”和“荣誉小卖部”，“荣誉考试”就是考试时无人监考；“荣誉小卖部”就是小卖部不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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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员，买东西时自己取货，自己往钱箱里投钱。
七、丰富课余生活
青少年精力旺盛，思想单纯，自控力差，极易受外界不良风气影响。张伯苓认为：“青年有事占其身则快乐，暇时则受外界引诱之，苦矣！”[14]“汝等青年自少时练习正当快乐，则一生受其益。”[15]民国时期名校十分重视学生的课余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文明高雅的校园风尚。集美学校专门成立了“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课外活动之实施，在积极地诱导学生，使其自觉地实践，以达到德、智、体、群、美五育并进之目的。为推动课外活动的开展，学校专门建有美术馆、军乐亭、铜乐队等。春晖中学开设了著名的“五夜讲话”。“五夜讲话”是当时春晖中学的教职工依据各自专长和研究，在每月逢五的晚上，对学生所作的演讲和报告，内容大多是书本以外的知识，它对学生的熏陶极大。春晖中学还很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丰富精神生活。学校注重课外阅读指导，向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并规定向学生推荐的书目必须符合两条原则，即做普通中国人所不可不读的书和做现代世界人所不可不读的书。依据此两条原则，学校列出了包括《论语》《史记》《文心雕龙》《唐诗》《宋词》《元曲》《物种原始》《天演论》《共产党宣言》《科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西文化及其哲学》《通俗相对论》《鲁滨逊漂流记》《威尼斯商人》等在内的81种中外书籍。苏州中學则十分重视名人演讲，让名人与学生近距离地接触。名人来苏中演讲平均每月至少1次，这些名人包括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吴梅、陈去病、孟宪承、张君励、钱大钧、曾昭伦、欧阳予倩等，几乎都是当时学界名流，而胡适、吴梅不止一次来校演讲。演讲范围极广，涉及哲学、史地、心理、文学、经济、社会、教育、理化、生物等。名人演讲对学生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名校的校风建设主张管理从严、注重习惯养成、身教重于言教、重视精神教育、注重环境熏陶、倡导自治自律和丰富课余生活，这些经验和做法对当下中小学的校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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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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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