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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是四川人地方意识的一次集体操练。正是这条路，把四川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这一刻起，中国现代历史被改写了。
客观来讲，当时提出的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并非全无道理。
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川汉铁路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
当精通经济事务的盛宣怀刚升任邮传部尚书，便向摄政王明确表达了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主张。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新内阁随即作出将商办铁路收回国有的决议，命盛宣怀与度支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收路上谕颁发仅仅10日后，清政府便签署了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的借款合同。
抗议初起
最初，宜万段铁路负责人听到有铁路国有之议时，还表示“自当尽量欢迎”。然而，当邮传部、度支部制定的收路细则出来时，四川“欢迎之心，变为延缓，变为峻拒”。收路细则对湘、粤、鄂三省路股归还较优，所有股款都有归还，而四川则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群情汹汹的湘鄂粤诸省渐渐平缓下来，而川人的“欢迎之心”却被凉水浇透。
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后来领导过保路运动的吴玉章就说：“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多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然而，按收路细则估算，只有大约700万两股款，可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与川人要求“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的目标相去甚远，而盛宣怀更是态度强硬地表示四川股款乃为川汉铁路公司损失，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更让川人愤怒的是，几番上书内阁为四川咨议局代奏呈文，言明“群情激切”，“请暂缓接收川路”的四川总督王人文，被清廷严厉申饬。
同年6月1日，盛宣怀、端方发给王人文“歌电”，指示处理川路原有股款的办法。称清政府欲将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路股款定要筹还，朝廷只有再借外债。19世纪末，清政府制定了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然而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国外贷款。外国列强乘机将铁路的管理权、人事权、稽核权、购料权等相继揽入手中。贷款合同中还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据此条约，中国不但要忍受重利盘剥，而且以往还有丧权之危。正因如此，20世纪初，中国很多地区发起了收回铁路权利的运动，商办铁路才由此发端。现在，路权国有，却又向外国借款，路权岂不是又要旁落了么？
王人文深知后果严重，故将电文密不宣示。而盛宣怀、端方对此十分不满，竟于7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王人文才不得不将之公布于众。
这一道电文无疑是火上浇油，朝廷夺路之仇未去，又添卖路之恨，四川的士绅商贾、黎庶百姓被激怒了。
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文本到达成都。合同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川人的强烈反对。在激进派的报纸上，到处是批判盛宣怀卖路、卖国的文章。四川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为外人所有”。
如果说，开始抗议收路细则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么从这时起，保路，已不再是为自己争利，而转化成“保家卫国”。
破约保路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被围得水泄不通，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正在此举行。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等相继登坛演讲，痛陈时事，都声泪俱下。郭沫若在《反正前后》里这样描述当日的情形：罗纶一登坛向全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用很宏朗的声音说：“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简单说了几句，便嚎啕大哭起来，全场也跟着大哭，足足有二十三分钟。随后罗纶挥拳猛一砸桌子，向全场大声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随即推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
王人文看过借款合同后，亦上奏朝廷，痛斥盛宣怀卖国丧权。27日，他将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代为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此时，清廷仍不辨下情，一再申饬王人文。风潮迅速蔓延，各地开始出现罢市罢课运动。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陆续开会不下十次，“观近日会员名册不下十万众。可见平日号为爱国者，当无不入其毂中”。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也都纷纷成立保路协会，到秋天时，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之前多次在四川各地起义失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见此声势，也纷纷加入，并在同志会中积极策划革命煽动。另外，各地哥老会组织，本就有反满兴汉的主张，此时各地既有绅士带头反对政府，他们也大量涌入保路同志会，并一开始就筹划建立武装，作与清政府血战的准备。
17日，清廷严命赵尔丰剿办“逆党”。20日，又令端方率鄂军入川。这支比八旗兵强大得多的队伍，成员多是科举废除后从军，他们“怀着雄心壮志和躁动的心情，积极投身省咨议局煽动的风潮”，很多人还加入了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支持四川的保路运动。一次铁路集会中，一位军官曾砍掉自己的手指，抗议清政府的行为。在四川，一位将军命令队中反对政府的保路同志会成员出列，以便确认身份，加以驱逐，结果全体士兵一同出列，该将军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命令。
在武汉，由于一支新军内部革命党名单的意外泄露，让他们决定立即发动暴动。由于湖北的军队大部分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汉防务空虚，起义很快成功。端方在去往四川的途中，被起义的士兵杀死。
革命发生后，虽然清政府强力回应，已是强弩之末。各省咨议局及地方士绅早对清王朝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武昌起义后，不几日，山西、江西、云南脱离清政府独立，又一月，江苏、四川、山东等省宣布独立。最后的王朝，就这样在夕照残光中，滑入黑夜。
客观来讲，当时提出的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并非全无道理。
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川汉铁路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
当精通经济事务的盛宣怀刚升任邮传部尚书，便向摄政王明确表达了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主张。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新内阁随即作出将商办铁路收回国有的决议，命盛宣怀与度支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收路上谕颁发仅仅10日后，清政府便签署了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的借款合同。
抗议初起
最初，宜万段铁路负责人听到有铁路国有之议时，还表示“自当尽量欢迎”。然而，当邮传部、度支部制定的收路细则出来时，四川“欢迎之心，变为延缓，变为峻拒”。收路细则对湘、粤、鄂三省路股归还较优，所有股款都有归还，而四川则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群情汹汹的湘鄂粤诸省渐渐平缓下来，而川人的“欢迎之心”却被凉水浇透。
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后来领导过保路运动的吴玉章就说：“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多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然而，按收路细则估算，只有大约700万两股款，可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与川人要求“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的目标相去甚远，而盛宣怀更是态度强硬地表示四川股款乃为川汉铁路公司损失，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更让川人愤怒的是，几番上书内阁为四川咨议局代奏呈文，言明“群情激切”，“请暂缓接收川路”的四川总督王人文，被清廷严厉申饬。
同年6月1日，盛宣怀、端方发给王人文“歌电”，指示处理川路原有股款的办法。称清政府欲将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路股款定要筹还，朝廷只有再借外债。19世纪末，清政府制定了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然而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国外贷款。外国列强乘机将铁路的管理权、人事权、稽核权、购料权等相继揽入手中。贷款合同中还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据此条约，中国不但要忍受重利盘剥，而且以往还有丧权之危。正因如此，20世纪初，中国很多地区发起了收回铁路权利的运动，商办铁路才由此发端。现在，路权国有，却又向外国借款，路权岂不是又要旁落了么？
王人文深知后果严重，故将电文密不宣示。而盛宣怀、端方对此十分不满，竟于7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王人文才不得不将之公布于众。
这一道电文无疑是火上浇油，朝廷夺路之仇未去，又添卖路之恨，四川的士绅商贾、黎庶百姓被激怒了。
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文本到达成都。合同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川人的强烈反对。在激进派的报纸上，到处是批判盛宣怀卖路、卖国的文章。四川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为外人所有”。
如果说，开始抗议收路细则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么从这时起，保路，已不再是为自己争利，而转化成“保家卫国”。
破约保路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被围得水泄不通，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正在此举行。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等相继登坛演讲，痛陈时事，都声泪俱下。郭沫若在《反正前后》里这样描述当日的情形：罗纶一登坛向全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用很宏朗的声音说：“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简单说了几句，便嚎啕大哭起来，全场也跟着大哭，足足有二十三分钟。随后罗纶挥拳猛一砸桌子，向全场大声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随即推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
王人文看过借款合同后，亦上奏朝廷，痛斥盛宣怀卖国丧权。27日，他将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代为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此时，清廷仍不辨下情，一再申饬王人文。风潮迅速蔓延，各地开始出现罢市罢课运动。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陆续开会不下十次，“观近日会员名册不下十万众。可见平日号为爱国者，当无不入其毂中”。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也都纷纷成立保路协会，到秋天时，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之前多次在四川各地起义失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见此声势，也纷纷加入，并在同志会中积极策划革命煽动。另外，各地哥老会组织，本就有反满兴汉的主张，此时各地既有绅士带头反对政府，他们也大量涌入保路同志会，并一开始就筹划建立武装，作与清政府血战的准备。
17日，清廷严命赵尔丰剿办“逆党”。20日，又令端方率鄂军入川。这支比八旗兵强大得多的队伍，成员多是科举废除后从军，他们“怀着雄心壮志和躁动的心情，积极投身省咨议局煽动的风潮”，很多人还加入了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支持四川的保路运动。一次铁路集会中，一位军官曾砍掉自己的手指，抗议清政府的行为。在四川，一位将军命令队中反对政府的保路同志会成员出列，以便确认身份，加以驱逐，结果全体士兵一同出列，该将军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命令。
在武汉，由于一支新军内部革命党名单的意外泄露，让他们决定立即发动暴动。由于湖北的军队大部分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汉防务空虚，起义很快成功。端方在去往四川的途中，被起义的士兵杀死。
革命发生后，虽然清政府强力回应，已是强弩之末。各省咨议局及地方士绅早对清王朝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武昌起义后，不几日，山西、江西、云南脱离清政府独立，又一月，江苏、四川、山东等省宣布独立。最后的王朝，就这样在夕照残光中，滑入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