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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庚子赔款中的讹诈
1900年6月，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8月，英、美、法、德、日、俄、意、奥等国组织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偿银4.5亿两。在这笔巨额赔款中，美国拿到了32939055两，占全部赔款的7.3％。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中文秘书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透露，美国勒索中国的这笔赔款包括公和私两部分，在私的部分中，包括了所谓当年中国苏松太道吴煦和苏松常镇太粮储道杨坊拖欠华尔的银两。该书写道：“华尔的遗体葬在松江。他在战死以前，在从慈溪到宁波的路上，他口述了一个遗嘱，内容曾经由英国炮舰‘哈代号’上的两位见证人记录下来并且签了字。华尔宣布他留下十四万两银子——‘苏松太道欠我十一万两，杨坊的银号欠我三万两——两共十四万两。我愿我的妻子获得五万两，其余交由我的一弟一妹平分。我愿海军提督何伯及蒲安臣先生做我的遗嘱执行人。”’
马士这里所引的华尔遗嘱出自朗陶《华尔传》(英文版)一书第53页。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还说：“十四万两(合四万七千英镑)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他的债权完全由中国官员予以承认，但是那时他们缺少资金，要求缓期偿付；以后追索的时候，债权也获得承认，但是提出了一项一万两的反要求，这是作为抵偿给予华尔的军队，并不是给他本人的供应品的；后来再讨的时候，又提出了一项为数达二万五千五百两的反要求：最后追讨时，反要求就增加到十二万两。但是每次对于原要求的正当性都是承认的。经过了四十年，没有一部分债权获得清偿。”
在同清政府的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科士达打着政府应“负责地去清偿别的官员欠下来的债务”的幌子，将所谓吴煦当年拖欠华尔银11万两、杨坊银号拖欠华尔银3万两，共计14万两一并纳入美国勒索中国的赔款内。由于当时议和各国代表对彼此所提索款数目多未作“吹毛求疵的询问”，而作为清政府的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当年在担任江苏巡抚时，完全了解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两一事并不存在的事实，也许可能由于此时是战败求和，在李鸿章看来，这只是区区小事，根本没有必要再去与美国人计较，加上中方的两位当事人吴煦、杨坊早已作古，最后也就默认了这笔所谓“欠款”，“美金十八万元一款就被列入庚子赔款内美国要求赔款项下”。
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款真相
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款一事，就事实而言，并不存在，相反，华尔还拖欠中国一大笔银款，至今未还。这里，依据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吴煦档案资料选编》中所提供的资料，就此作如下历史澄清。
关于所谓苏松太道吴煦拖欠华尔银11万两一事，据吴煦在1864年6月4日致江苏巡抚李鸿章禀中说：此款为“犒赏”常胜军的，早在1862年9月华尔阵亡之前已经“出账”，支付给常胜军会带、苏松常镇太粮储道杨坊，杨坊后因华尔阵亡未及过付。也就是说，吴煦并不欠华尔银两。而用吴煦话说，如果索要，应由华尔家人向杨坊索要，与苏松太道无涉。
至于所谓杨坊拖欠华尔银3万两一事，据吴煦在上李鸿章禀中说，经在清理常胜军欠洋行借款时查实，华尔存在杨坊所开杨泰记银号中的3万两银款，由杨泰记银号出具账簿和华尔所写字据，3万两存银早被华尔“透用无存”，查账结果，华尔还倒欠杨泰记银号银25500两，这就是前面所引马士一段文字中，中国反要索讨的那笔25500两银款。
从目前现存所见史料来看，杨坊的确没有将吴煦“犒赏”华尔常胜军银11万两支付给华尔。至于杨坊为什么未予支付，除了华尔已经阵亡的原因外，主要与华尔拖欠中国购船银款27万两有关。
1860年4月，江南大营兵溃，太平军顺势东下，先后占领江浙大片地区。同年5月，太平军直逼松江、上海，经美国人可富力荐，吴煦和杨坊雇聘美国退伍军人华尔为统带，招募旅沪菲律宾水手和外国亡命之徒，组织洋枪队，先后攻占松江、青浦。在与太平军交战中，华尔被太平军击伤。伤愈后，华尔具禀愿人籍中国，为中国杀“贼”。经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薛焕呈奏，赏给华尔四品翎顶，派其驻扎松江富林村，教练兵勇，名为华勇。军需由杨坊负责供给。次年冬，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并以重兵围攻松江、上海。1862年正月，华尔带领洋枪队与太平军交战于迎淇浜、天马山等处，以少胜多，立解松江之围。薛焕以其勇敢，将所带洋枪队命名“常胜军”，许其添勇，购船置械，同意华尔派人赴美国购买兵轮5艘(一大四小)，由苏松太道吴煦支付华尔银27万两。由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拒绝在关税款内支付，这笔27万两购船款后由吴煦在上海钱业捐款内解决，在银、钱、洋三项汇划兑换交易时，每千两买卖各提银2钱5分，到1863年6月止，共提取银12万两，下余15万两由吴煦向宝顺洋行等借贷。华尔拿到这笔钱后，便将购船事交由其弟在美国“分头察办”。但是，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华尔代购的这5艘兵船一只也未交付中国。
华尔死后，华尔的父亲老华尔来沪“索要犒赏”银两。事情发生后，吴煦立即向李鸿章禀报：“老华尔向职道索欠14万两，乃毫无凭据之款，而职道向其追轮船价，老华尔自认仅收银12万两，卒之船未运来，曲直易辩。”这里的12万两就是前面马士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反要求的12万两。吴煦遂奉命挽请美国人金能亨为中人，同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交涉。交涉中，吴煦出示了华尔承领购船款27万两印据；但美国领事和中人则出示各洋行索讨常胜军的欠款，其中也包括华尔父亲老华尔索讨的所谓华尔“欲求加赏中方未允”的“犒赏”银11万两和杨坊银号所欠银3万两。吴煦要求先清偿华尔承领购船价银27万两，然后再讨论所谓“犒赏”，遭到美国领事和中人的拒绝。美国领事蛮横地指责“领状(指凭据——笔者注)并无英文，未可深信”。吴煦则以“华尔时为副将，管带官兵，即系中国之官，应遵甩中国文字，一切文领公牍，岂能仍用英文?”加以驳斥。无如美国领事和中人“以虚抵实”“庇护同类”，始终不肯了结。最后，在事实证据面前，只得将吴煦“已付华尔办轮船之27万两，混抵华尔索加犒赏费11万两，仅云两不算账”。吴煦对此极为不满，指出这是“最不公之一大端”。“老华尔此行本为讹钱，因索诈不成，恼羞成怒，声称要将轮船变卖，甚属荒唐无理”。
由此可见，所谓吴煦、杨坊当年拖欠华尔银款14万两实际上并不存在，纵即如美国领事当年用购船款“混抵”所谓“犒赏”款的话，中国也早已归还了。按理美国政府应帮助中国向华尔家人讨回拖欠中国购船剩下的银款13万两。然而40年后，美国非但不如此，反而利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借中国战败、向中国勒索之机，将此项所谓拖欠款14万两以美金18万元，硬是塞进索赔款内，对中国再一次进行讹诈，这是美国强权政治的表现。
在列强的欺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外交可言，更无是非可辩。上述美国在庚子赔款中的讹诈即是其中一例。如今中国终于走向强盛，如何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树立自信、中国人重新打造自我、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步。否则西方国家还会以他们的“历史记录”、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
1900年6月，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8月，英、美、法、德、日、俄、意、奥等国组织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偿银4.5亿两。在这笔巨额赔款中，美国拿到了32939055两，占全部赔款的7.3％。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中文秘书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透露，美国勒索中国的这笔赔款包括公和私两部分，在私的部分中，包括了所谓当年中国苏松太道吴煦和苏松常镇太粮储道杨坊拖欠华尔的银两。该书写道：“华尔的遗体葬在松江。他在战死以前，在从慈溪到宁波的路上，他口述了一个遗嘱，内容曾经由英国炮舰‘哈代号’上的两位见证人记录下来并且签了字。华尔宣布他留下十四万两银子——‘苏松太道欠我十一万两，杨坊的银号欠我三万两——两共十四万两。我愿我的妻子获得五万两，其余交由我的一弟一妹平分。我愿海军提督何伯及蒲安臣先生做我的遗嘱执行人。”’
马士这里所引的华尔遗嘱出自朗陶《华尔传》(英文版)一书第53页。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还说：“十四万两(合四万七千英镑)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他的债权完全由中国官员予以承认，但是那时他们缺少资金，要求缓期偿付；以后追索的时候，债权也获得承认，但是提出了一项一万两的反要求，这是作为抵偿给予华尔的军队，并不是给他本人的供应品的；后来再讨的时候，又提出了一项为数达二万五千五百两的反要求：最后追讨时，反要求就增加到十二万两。但是每次对于原要求的正当性都是承认的。经过了四十年，没有一部分债权获得清偿。”
在同清政府的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科士达打着政府应“负责地去清偿别的官员欠下来的债务”的幌子，将所谓吴煦当年拖欠华尔银11万两、杨坊银号拖欠华尔银3万两，共计14万两一并纳入美国勒索中国的赔款内。由于当时议和各国代表对彼此所提索款数目多未作“吹毛求疵的询问”，而作为清政府的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当年在担任江苏巡抚时，完全了解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两一事并不存在的事实，也许可能由于此时是战败求和，在李鸿章看来，这只是区区小事，根本没有必要再去与美国人计较，加上中方的两位当事人吴煦、杨坊早已作古，最后也就默认了这笔所谓“欠款”，“美金十八万元一款就被列入庚子赔款内美国要求赔款项下”。
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款真相
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拖欠华尔银款一事，就事实而言，并不存在，相反，华尔还拖欠中国一大笔银款，至今未还。这里，依据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吴煦档案资料选编》中所提供的资料，就此作如下历史澄清。
关于所谓苏松太道吴煦拖欠华尔银11万两一事，据吴煦在1864年6月4日致江苏巡抚李鸿章禀中说：此款为“犒赏”常胜军的，早在1862年9月华尔阵亡之前已经“出账”，支付给常胜军会带、苏松常镇太粮储道杨坊，杨坊后因华尔阵亡未及过付。也就是说，吴煦并不欠华尔银两。而用吴煦话说，如果索要，应由华尔家人向杨坊索要，与苏松太道无涉。
至于所谓杨坊拖欠华尔银3万两一事，据吴煦在上李鸿章禀中说，经在清理常胜军欠洋行借款时查实，华尔存在杨坊所开杨泰记银号中的3万两银款，由杨泰记银号出具账簿和华尔所写字据，3万两存银早被华尔“透用无存”，查账结果，华尔还倒欠杨泰记银号银25500两，这就是前面所引马士一段文字中，中国反要索讨的那笔25500两银款。
从目前现存所见史料来看，杨坊的确没有将吴煦“犒赏”华尔常胜军银11万两支付给华尔。至于杨坊为什么未予支付，除了华尔已经阵亡的原因外，主要与华尔拖欠中国购船银款27万两有关。
1860年4月，江南大营兵溃，太平军顺势东下，先后占领江浙大片地区。同年5月，太平军直逼松江、上海，经美国人可富力荐，吴煦和杨坊雇聘美国退伍军人华尔为统带，招募旅沪菲律宾水手和外国亡命之徒，组织洋枪队，先后攻占松江、青浦。在与太平军交战中，华尔被太平军击伤。伤愈后，华尔具禀愿人籍中国，为中国杀“贼”。经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薛焕呈奏，赏给华尔四品翎顶，派其驻扎松江富林村，教练兵勇，名为华勇。军需由杨坊负责供给。次年冬，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并以重兵围攻松江、上海。1862年正月，华尔带领洋枪队与太平军交战于迎淇浜、天马山等处，以少胜多，立解松江之围。薛焕以其勇敢，将所带洋枪队命名“常胜军”，许其添勇，购船置械，同意华尔派人赴美国购买兵轮5艘(一大四小)，由苏松太道吴煦支付华尔银27万两。由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拒绝在关税款内支付，这笔27万两购船款后由吴煦在上海钱业捐款内解决，在银、钱、洋三项汇划兑换交易时，每千两买卖各提银2钱5分，到1863年6月止，共提取银12万两，下余15万两由吴煦向宝顺洋行等借贷。华尔拿到这笔钱后，便将购船事交由其弟在美国“分头察办”。但是，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华尔代购的这5艘兵船一只也未交付中国。
华尔死后，华尔的父亲老华尔来沪“索要犒赏”银两。事情发生后，吴煦立即向李鸿章禀报：“老华尔向职道索欠14万两，乃毫无凭据之款，而职道向其追轮船价，老华尔自认仅收银12万两，卒之船未运来，曲直易辩。”这里的12万两就是前面马士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反要求的12万两。吴煦遂奉命挽请美国人金能亨为中人，同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交涉。交涉中，吴煦出示了华尔承领购船款27万两印据；但美国领事和中人则出示各洋行索讨常胜军的欠款，其中也包括华尔父亲老华尔索讨的所谓华尔“欲求加赏中方未允”的“犒赏”银11万两和杨坊银号所欠银3万两。吴煦要求先清偿华尔承领购船价银27万两，然后再讨论所谓“犒赏”，遭到美国领事和中人的拒绝。美国领事蛮横地指责“领状(指凭据——笔者注)并无英文，未可深信”。吴煦则以“华尔时为副将，管带官兵，即系中国之官，应遵甩中国文字，一切文领公牍，岂能仍用英文?”加以驳斥。无如美国领事和中人“以虚抵实”“庇护同类”，始终不肯了结。最后，在事实证据面前，只得将吴煦“已付华尔办轮船之27万两，混抵华尔索加犒赏费11万两，仅云两不算账”。吴煦对此极为不满，指出这是“最不公之一大端”。“老华尔此行本为讹钱，因索诈不成，恼羞成怒，声称要将轮船变卖，甚属荒唐无理”。
由此可见，所谓吴煦、杨坊当年拖欠华尔银款14万两实际上并不存在，纵即如美国领事当年用购船款“混抵”所谓“犒赏”款的话，中国也早已归还了。按理美国政府应帮助中国向华尔家人讨回拖欠中国购船剩下的银款13万两。然而40年后，美国非但不如此，反而利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借中国战败、向中国勒索之机，将此项所谓拖欠款14万两以美金18万元，硬是塞进索赔款内，对中国再一次进行讹诈，这是美国强权政治的表现。
在列强的欺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外交可言，更无是非可辩。上述美国在庚子赔款中的讹诈即是其中一例。如今中国终于走向强盛，如何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树立自信、中国人重新打造自我、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步。否则西方国家还会以他们的“历史记录”、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