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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到毛新宇的住地采访，首先吸引《环球人物》记者的是一只大旅行箱。它已经掉了好几块漆，整体也显得很暗淡。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这衣箱硬塑料材质，虽然不比一些金属材质的，但很结实，毛副部长已经用了17年了。他一直都很简朴。”
从毛新宇口中，记者得到的解答是：“爷爷毛泽东倡导清正廉洁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点是不可分割的。唯有清正廉洁了，才能不脱离人民群眾，才能一心为了人民群众。如果做不到清正廉洁，必然会脱离群众。”
“父亲逝世后我才知道他为国家做了很多事”
今年3月23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次子、毛新宇的父亲毛岸青逝世10周年。如今回忆起父亲的往事，毛新宇首先想到的就是克山土改。毛岸青1947年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被派到黑龙江克山县搞土改。“克山不光有土匪，还有‘克山病’。我父亲在克山搞土改时，就得了这种病，给心脏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到了老年，经常两个手攥着拳头，骨节也很大，手掰都掰不开。”毛新宇说，“虽然条件艰苦，但他取得了突出成绩，克山是受到表彰的东北解放区土改工作先进地区之一。”
“从我爷爷教育我的伯父、父母、姑姑，到我父母教育我，三代人，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无论我到哪里工作，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合格党员，为党、为人民好好工作，时刻想着人民。”毛新宇说。
就在毛岸青病逝后，黑龙江克山县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县委领导还顺应全县人民的要求，做出了修建毛岸青纪念馆的决定，并给我母亲写了慰问信，这封信给病中的母亲以极大的安慰。”毛新宇说。
然而，现在鲜有媒体关注到这个忌日。毛新宇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今年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我的父亲平时默默无闻，但是他确实跟我的伯父毛岸英一样，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他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逝世以后，我们家里人整理各种文字材料时才得知的。”
1930年，杨开慧因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在湖南英勇就义。此后，毛岸英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相依为命，流落上海。“为了买一本《小学生词典》，他们可以勒紧裤腰带，3个月不吃早饭。”毛新宇说。毛岸英有一次在观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说：“我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我都吃了。”1937年初，兄弟俩来到苏联留学，后参加卫国战争。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军上前线，毛岸青积极参加挖战壕、运伤员等支前活动。“伯父对父亲来说，不光是哥哥，还是父亲。”毛新宇说。
毛新宇小时候，经常缠着爸爸讲故事。“在他给我讲的故事中，他投入感情最多、内心铭记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哥哥毛岸英的故事。兄弟俩一起流浪，一起在异国他乡生活，都搞过土改，都翻译过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讲到我伯父的故事，父亲是要掉眼泪的，他感同身受，讲伯父的故事也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
一张两毛钱的欠条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特别推荐《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此文在分析众多诸侯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认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搞特权，一发现这个苗头，就会严厉批评。”毛泽东晚年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曾短暂地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但很快被要求搬到中央机关住。他还问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大声责问道：“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
这种严格要求不是革命年代的特殊产物，而是贯彻始终的家风传承。搬入中南海后，毛泽东一再告诫身边人不能对自己的子女特殊照顾。吴连登说：“李讷是主席最小的女儿，很得主席的疼爱，但她过着的就是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有一次，李讷放学太晚了，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主席派车去接她。主席得知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解释，是怕不安全。主席就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你要不要把全校所有学生都送回家啊！’”
在耳濡目染之下，毛泽东的子女们也自觉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李讷骑车去看电影，结果到了电影院，她把身上的口袋翻了个遍，就是没找到买票的两毛钱。售票员认识她，就招呼她进去，不要她的票。她坚决不同意。售票员就说，钱先欠着，等下次还。她最后坚持写下了一张欠条，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电影院把钱补上了。
毛新宇也向《环球人物》记者交了交“家底”：“我们一家都是依靠工资生活的，没有经商的。我是一名少将级干部，妻子刘滨是副团级干部，两人的工资属于中上水平。母亲邵华生前更是节俭持家，从不肯乱花一分钱，每天的开销都要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我们家没有什么上档次的家具，母亲身上也从没一件上档次的衣服。”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都拢在他的身边，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毛泽东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恋亲’‘念旧’‘济亲’体现的是毛泽东的人情味，不徇私、不谋利、不撑腰，又是毛泽东的原则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王均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三条原则就是他理解的毛泽东的家风。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卢洁在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毛家家风时，提到一个人：杨开智。他是杨开慧的哥哥，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后回湖南工作，早年曾为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活动做过掩护。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为他在北京找个工作。毛泽东不仅回信拒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还给当时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信叮嘱：“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杨开智后来也明白了毛泽东的苦心，安心留在湖南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至亲关系、为革命做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一点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如果开了裙带之门，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这就是大局意识。”王均伟说，“毛泽东虽然没有为他解决工作，但是后来托人给‘老夫人’，也就是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带去一些钱。他做到了人情和原则之间的平衡。”
一件有73块补丁的睡衣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特意强调了家风问题。他说：‘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这些问题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领袖人物身上就不会出现，因为他们这个群体最突出的风范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当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他们很容易做决定。”卢洁说。
毛新宇说：“有一次，在人民利益面前，爷爷和他的弟弟毛泽覃因为工作方法上的不同，还发生了争吵。1930年初，毛泽覃在红三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他要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扩红是一项很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像任弼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都做过。毛泽覃因为任务紧迫，一时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强行拉青年参加红军，家属哭个不停。我爷爷批评了他，两人就扩红方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覃认为，红军面临国民党围剿，强行征兵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哥没必要如此愤怒。爷爷则认为，这会让红军失去民心，情急之下，他甚至想动手打弟弟。毛泽覃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宗祠！’爷爷把举起的拳头放了下来，耐心地谈了红军的纲领和纪律，毛泽覃最终认识到错误，并把强行拉来的青年送回家，赔礼道歉。”
一心为民的同时，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在丰泽园，主席晚上办公时都会抽烟，我们就给他摆了两盒火柴。第二天去打扫卫生时，看到火柴用完了，就把火柴盒扔进焚化炉烧了。结果过了几天，主席突然问我们，那些火柴盒哪儿去了，我们就愣了，说都扔了。主席就严肃地说，多好的火柴盒啊，扔了多浪费啊，你们要想办法把它用起来。后来我们就从火柴厂买来散装火柴装进去。”吴连登说。
据吴连登回忆，毛泽东有一笔稿费是可以支配的，但他从不随便使用，把它视作人民的钱。这笔钱直到毛泽东去世，尚有124万元。毛泽东去世后，吴连登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件睡衣上满是补丁，就数了起来，怎料补丁数竟达73块。吴连登至今牢牢记得这个数字。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也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就连江青的姐姐也带着自己的儿子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时还会有亲戚从湖南来北京看病。
“家里人的生活费，老家来人的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平时来客招待的钱，都是从主席的工资里出的。这就已经是笔不小的费用了。每个月还得交党费、水电费等费用。住的中南海丰泽园是租住的，还要交房租，甚至家里摆的床、衣柜、桌子也都是租来的，要交租金。主席的月工资虽然有400多元，但常常不够花。”吴连登说，“我们就想了些办法。比如主席的鱼没吃完，我就把剩下没动过的卖给中南海里的大食堂，拿这些钱补贴家用。”
“主席从不收礼，也不追求奢侈享受。家里虽然大，但是没什么自己的东西。除了必要的陈设，连一幅名人字画，一件装饰摆设都没有。”吴连登说。
一次，一个农民给毛泽东寄来一些水果，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送到中南海的大食堂卖掉，再把得来的钱给人家寄回去，还附上一封信：我们党，不请客、不收礼，谢谢你们，以后就别再送了。
“流下汗水，才能学到知识”
“爷爷非常爱读书，爱学习。临终前一天，他也一直看书，自己拿不了书了，由工作人员帮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给他读。只要一息尚存，爷爷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爷爷读的最后一本书是中国一本古书，南宋文学家洪迈写的《容斋随笔》。他虽然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但对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情有独钟，这是必要的，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的历史文化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他读得次数最多的史书就是《资治通鉴》。”毛新宇说。
“主席的床上有一大半的地方是用来放书的，床上放不下了就放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放凳子上，凳子上放不下了就放地上……”吴连登说。
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到武汉出差，每天晚上坚持看书。汗水不断地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却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才能学到知识！”
“有时与李敏、李讷见面，主席就会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让她们带回去看，说下次见面时要讲讲感想，这样她们就不得不看。就连我们也会被要求多看书。”吴连登说。
毛泽东还指导子女看书。“爷爷给伯父、父亲开过书单，上面有马哲、自然科学、中国传统文化等很多方面的书，让他们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毛新宇说。
对于如何做学问，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写道：“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頭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
毛新宇的母亲邵华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天，邵华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她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好成绩。毛泽东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学历史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 一个周末，邵华又来到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与毛泽东聊聊“共同语言”。谈到曹操时，毛泽东问：“你对曹操这个人怎么看？”邵华说：“我不喜欢曹操，他是戏曲中的反面人物，利欲熏心，为了掌握天下不择手段。”毛泽东说：“我看曹操胸怀大略，是治国安邦之才。他的《短歌行》《观沧海》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的《龟虽寿》是一篇老人宣言，耐人寻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充满朝气，神勇不减当年啊！”后来，毛泽东写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送给邵华，并说：“对历史人物，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分析，不能人云亦云。”“在爷爷的指点和教诲下，妈妈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66年，妈妈大学毕业。妈妈原随母亲张文秋姓，叫张少华，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取笔名邵华。”毛新宇说。
“在治学方面，从我爷爷到我父母都贯彻一个好的传统：理论联系实际。不单纯地重视应试教育下的那种成绩，而是要把各门学科的一些本质、实质性内容领会了、掌握了，而且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我也经常搞调研，把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毛新宇说。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毛家家风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祖国和人民英勇牺牲的精神。我爷爷在1959年回韶山时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其中一句表现出了这种情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家有6位烈士，加上其他亲属，总共有十几位烈士，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回忆起这些往事，毛新宇时常潸然泪下。
“奶奶杨开慧1930年在湖南长沙就义，墓地在长沙，逝世时只有29岁。爷爷的堂妹、‘菊妹子’毛泽建1929年在湖南衡阳牺牲，安葬于衡阳，时年24岁。叔爷爷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时年47岁。叔爷爷毛泽覃1935年在江西牺牲，时年30岁。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1946年牺牲时年仅19岁，至今不知安葬何处，只知在陕北牺牲，是我们家最年轻的烈士。伯父毛岸英，1950年在朝鲜牺牲，安葬于朝鲜会昌郡，时年28岁。此外，大姨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我的外公陈振亚等也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毛新宇说。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5位亲人。毛泽东断然拒绝。毛岸英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的报告，首先打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考虑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担心这个悲痛的消息会使他的健康雪上加霜，就压下来没有告诉他。直到 1951年1月2日，在朝鲜战场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之后，周恩来才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王均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毛泽东双手颤抖着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眼睛变得湿润了，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摆了摆手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一个多月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到北京，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作了检讨。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年，这是毛泽东对爱子无尽思念的寄托。正如鲁迅写得那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王均伟说。
在火车上拖地，在田间拉石磙
在毛新宇看来，热爱劳动也是毛家的一个优良传统。“爷爷作为党的领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开垦出一亩菜地，栽种辣椒，并坚持自己劳动，不让别人代劳。1946年，伯父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听完了他的学业汇报后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就这样，毛岸英被派到农田里劳动，毛岸青被派到克山搞土改。
“1950年8月，岸英伯父告别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他就像鱼儿入了大海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虽然是领导，但他一到工作时间就到最脏最累的浇铸车间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干笨重的活。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他，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新宇说。
毛新宇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无论在求学还是在参加工作后，他时常借调研的机会参加劳动。2000年5月，他邀请几位朋友到山西大同调研，了解社会。在去大同的火车上，他提议大家到硬座车厢去打扫卫生，为乘客服务，列车员也同意了。
“第一次在火车上为乘客服务，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在我们要进行服务的8号车厢，有乘客认出了我。正当我拿起拖把准备干活时，车厢里突然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赶忙向大家问好，并深深鞠了一躬，乘客再次鼓掌。我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在车厢过道里拖地。当拖到座位底下时，乘客们主动抬起脚。列车员见我笨手笨脚的，要过拖布给我示范。我心想，一个大男人还要让一个小姑娘教自己拖地板，真是羞愧。不过，我马上又想到母亲要我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的教诲，虚心向列车员学习，很快熟悉了这项劳动。”毛新宇回忆说。
那次调研，毛新宇还走访了几户农家，并下田干起农活。“老乡在前边牵着毛驴，边犁地边播种，我就吃力地拉着石磙跟在后面压种。一趟大约是500米，头上满是汗，鞋里满是黄土。我还干了另一道农活——扬粪。起初我以为这个活简单，但扬了几铁锹，都扬不均匀。老乡和我开玩笑说，照你这样撒粪，将来庄稼撑的撑，饿的饿，胖瘦不均，它们会说你偏心眼。我向老乡虚心请教，才干得顺手了。”
从山西回到北京，毛新宇向邵华做了汇报。邵华对毛新宇说：“你能在火车上为旅客打掃卫生，说明你心里确实装着老百姓，把为人民服务变成实际的行动。”毛新宇听母亲这样一说，十分高兴。“我想，当年岸英大伯带着满手的老茧，从边区‘农业大学’毕业回延安，得到爷爷的肯定时，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心情呢？”毛新宇说。
如今，毛新宇有了孩子。儿子毛东东和女儿毛甜懿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生。毛东东喜欢军事，毛新宇常给他讲他的曾祖父当年指挥的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小时候缠着父亲讲爷爷故事的毛新宇，正把毛家的故事传授给毛家第四代。
到毛新宇的住地采访，首先吸引《环球人物》记者的是一只大旅行箱。它已经掉了好几块漆，整体也显得很暗淡。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这衣箱硬塑料材质，虽然不比一些金属材质的，但很结实，毛副部长已经用了17年了。他一直都很简朴。”
从毛新宇口中，记者得到的解答是：“爷爷毛泽东倡导清正廉洁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点是不可分割的。唯有清正廉洁了，才能不脱离人民群眾，才能一心为了人民群众。如果做不到清正廉洁，必然会脱离群众。”
“父亲逝世后我才知道他为国家做了很多事”
今年3月23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次子、毛新宇的父亲毛岸青逝世10周年。如今回忆起父亲的往事，毛新宇首先想到的就是克山土改。毛岸青1947年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被派到黑龙江克山县搞土改。“克山不光有土匪，还有‘克山病’。我父亲在克山搞土改时，就得了这种病，给心脏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到了老年，经常两个手攥着拳头，骨节也很大，手掰都掰不开。”毛新宇说，“虽然条件艰苦，但他取得了突出成绩，克山是受到表彰的东北解放区土改工作先进地区之一。”
“从我爷爷教育我的伯父、父母、姑姑，到我父母教育我，三代人，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无论我到哪里工作，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合格党员，为党、为人民好好工作，时刻想着人民。”毛新宇说。
就在毛岸青病逝后，黑龙江克山县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县委领导还顺应全县人民的要求，做出了修建毛岸青纪念馆的决定，并给我母亲写了慰问信，这封信给病中的母亲以极大的安慰。”毛新宇说。
然而，现在鲜有媒体关注到这个忌日。毛新宇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今年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我的父亲平时默默无闻，但是他确实跟我的伯父毛岸英一样，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他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逝世以后，我们家里人整理各种文字材料时才得知的。”
1930年，杨开慧因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在湖南英勇就义。此后，毛岸英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相依为命，流落上海。“为了买一本《小学生词典》，他们可以勒紧裤腰带，3个月不吃早饭。”毛新宇说。毛岸英有一次在观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说：“我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我都吃了。”1937年初，兄弟俩来到苏联留学，后参加卫国战争。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军上前线，毛岸青积极参加挖战壕、运伤员等支前活动。“伯父对父亲来说，不光是哥哥，还是父亲。”毛新宇说。
毛新宇小时候，经常缠着爸爸讲故事。“在他给我讲的故事中，他投入感情最多、内心铭记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哥哥毛岸英的故事。兄弟俩一起流浪，一起在异国他乡生活，都搞过土改，都翻译过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讲到我伯父的故事，父亲是要掉眼泪的，他感同身受，讲伯父的故事也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
一张两毛钱的欠条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特别推荐《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此文在分析众多诸侯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认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搞特权，一发现这个苗头，就会严厉批评。”毛泽东晚年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曾短暂地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但很快被要求搬到中央机关住。他还问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大声责问道：“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
这种严格要求不是革命年代的特殊产物，而是贯彻始终的家风传承。搬入中南海后，毛泽东一再告诫身边人不能对自己的子女特殊照顾。吴连登说：“李讷是主席最小的女儿，很得主席的疼爱，但她过着的就是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有一次，李讷放学太晚了，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主席派车去接她。主席得知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解释，是怕不安全。主席就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你要不要把全校所有学生都送回家啊！’”
在耳濡目染之下，毛泽东的子女们也自觉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李讷骑车去看电影，结果到了电影院，她把身上的口袋翻了个遍，就是没找到买票的两毛钱。售票员认识她，就招呼她进去，不要她的票。她坚决不同意。售票员就说，钱先欠着，等下次还。她最后坚持写下了一张欠条，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电影院把钱补上了。
毛新宇也向《环球人物》记者交了交“家底”：“我们一家都是依靠工资生活的，没有经商的。我是一名少将级干部，妻子刘滨是副团级干部，两人的工资属于中上水平。母亲邵华生前更是节俭持家，从不肯乱花一分钱，每天的开销都要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我们家没有什么上档次的家具，母亲身上也从没一件上档次的衣服。”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都拢在他的身边，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毛泽东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恋亲’‘念旧’‘济亲’体现的是毛泽东的人情味，不徇私、不谋利、不撑腰，又是毛泽东的原则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王均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三条原则就是他理解的毛泽东的家风。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卢洁在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毛家家风时，提到一个人：杨开智。他是杨开慧的哥哥，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后回湖南工作，早年曾为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活动做过掩护。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为他在北京找个工作。毛泽东不仅回信拒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还给当时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信叮嘱：“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杨开智后来也明白了毛泽东的苦心，安心留在湖南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至亲关系、为革命做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一点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如果开了裙带之门，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这就是大局意识。”王均伟说，“毛泽东虽然没有为他解决工作，但是后来托人给‘老夫人’，也就是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带去一些钱。他做到了人情和原则之间的平衡。”
一件有73块补丁的睡衣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特意强调了家风问题。他说：‘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这些问题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领袖人物身上就不会出现，因为他们这个群体最突出的风范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当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他们很容易做决定。”卢洁说。
毛新宇说：“有一次，在人民利益面前，爷爷和他的弟弟毛泽覃因为工作方法上的不同，还发生了争吵。1930年初，毛泽覃在红三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他要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扩红是一项很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像任弼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都做过。毛泽覃因为任务紧迫，一时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强行拉青年参加红军，家属哭个不停。我爷爷批评了他，两人就扩红方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覃认为，红军面临国民党围剿，强行征兵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哥没必要如此愤怒。爷爷则认为，这会让红军失去民心，情急之下，他甚至想动手打弟弟。毛泽覃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宗祠！’爷爷把举起的拳头放了下来，耐心地谈了红军的纲领和纪律，毛泽覃最终认识到错误，并把强行拉来的青年送回家，赔礼道歉。”
一心为民的同时，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在丰泽园，主席晚上办公时都会抽烟，我们就给他摆了两盒火柴。第二天去打扫卫生时，看到火柴用完了，就把火柴盒扔进焚化炉烧了。结果过了几天，主席突然问我们，那些火柴盒哪儿去了，我们就愣了，说都扔了。主席就严肃地说，多好的火柴盒啊，扔了多浪费啊，你们要想办法把它用起来。后来我们就从火柴厂买来散装火柴装进去。”吴连登说。
据吴连登回忆，毛泽东有一笔稿费是可以支配的，但他从不随便使用，把它视作人民的钱。这笔钱直到毛泽东去世，尚有124万元。毛泽东去世后，吴连登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件睡衣上满是补丁，就数了起来，怎料补丁数竟达73块。吴连登至今牢牢记得这个数字。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也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就连江青的姐姐也带着自己的儿子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时还会有亲戚从湖南来北京看病。
“家里人的生活费，老家来人的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平时来客招待的钱，都是从主席的工资里出的。这就已经是笔不小的费用了。每个月还得交党费、水电费等费用。住的中南海丰泽园是租住的，还要交房租，甚至家里摆的床、衣柜、桌子也都是租来的，要交租金。主席的月工资虽然有400多元，但常常不够花。”吴连登说，“我们就想了些办法。比如主席的鱼没吃完，我就把剩下没动过的卖给中南海里的大食堂，拿这些钱补贴家用。”
“主席从不收礼，也不追求奢侈享受。家里虽然大，但是没什么自己的东西。除了必要的陈设，连一幅名人字画，一件装饰摆设都没有。”吴连登说。
一次，一个农民给毛泽东寄来一些水果，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送到中南海的大食堂卖掉，再把得来的钱给人家寄回去，还附上一封信：我们党，不请客、不收礼，谢谢你们，以后就别再送了。
“流下汗水，才能学到知识”
“爷爷非常爱读书，爱学习。临终前一天，他也一直看书，自己拿不了书了，由工作人员帮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给他读。只要一息尚存，爷爷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爷爷读的最后一本书是中国一本古书，南宋文学家洪迈写的《容斋随笔》。他虽然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但对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情有独钟，这是必要的，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的历史文化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他读得次数最多的史书就是《资治通鉴》。”毛新宇说。
“主席的床上有一大半的地方是用来放书的，床上放不下了就放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放凳子上，凳子上放不下了就放地上……”吴连登说。
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到武汉出差，每天晚上坚持看书。汗水不断地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却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才能学到知识！”
“有时与李敏、李讷见面，主席就会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让她们带回去看，说下次见面时要讲讲感想，这样她们就不得不看。就连我们也会被要求多看书。”吴连登说。
毛泽东还指导子女看书。“爷爷给伯父、父亲开过书单，上面有马哲、自然科学、中国传统文化等很多方面的书，让他们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毛新宇说。
对于如何做学问，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写道：“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頭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
毛新宇的母亲邵华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天，邵华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她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好成绩。毛泽东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学历史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 一个周末，邵华又来到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与毛泽东聊聊“共同语言”。谈到曹操时，毛泽东问：“你对曹操这个人怎么看？”邵华说：“我不喜欢曹操，他是戏曲中的反面人物，利欲熏心，为了掌握天下不择手段。”毛泽东说：“我看曹操胸怀大略，是治国安邦之才。他的《短歌行》《观沧海》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的《龟虽寿》是一篇老人宣言，耐人寻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充满朝气，神勇不减当年啊！”后来，毛泽东写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送给邵华，并说：“对历史人物，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分析，不能人云亦云。”“在爷爷的指点和教诲下，妈妈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66年，妈妈大学毕业。妈妈原随母亲张文秋姓，叫张少华，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取笔名邵华。”毛新宇说。
“在治学方面，从我爷爷到我父母都贯彻一个好的传统：理论联系实际。不单纯地重视应试教育下的那种成绩，而是要把各门学科的一些本质、实质性内容领会了、掌握了，而且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我也经常搞调研，把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毛新宇说。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毛家家风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祖国和人民英勇牺牲的精神。我爷爷在1959年回韶山时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其中一句表现出了这种情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家有6位烈士，加上其他亲属，总共有十几位烈士，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回忆起这些往事，毛新宇时常潸然泪下。
“奶奶杨开慧1930年在湖南长沙就义，墓地在长沙，逝世时只有29岁。爷爷的堂妹、‘菊妹子’毛泽建1929年在湖南衡阳牺牲，安葬于衡阳，时年24岁。叔爷爷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时年47岁。叔爷爷毛泽覃1935年在江西牺牲，时年30岁。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1946年牺牲时年仅19岁，至今不知安葬何处，只知在陕北牺牲，是我们家最年轻的烈士。伯父毛岸英，1950年在朝鲜牺牲，安葬于朝鲜会昌郡，时年28岁。此外，大姨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我的外公陈振亚等也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毛新宇说。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5位亲人。毛泽东断然拒绝。毛岸英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的报告，首先打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考虑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担心这个悲痛的消息会使他的健康雪上加霜，就压下来没有告诉他。直到 1951年1月2日，在朝鲜战场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之后，周恩来才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王均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毛泽东双手颤抖着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眼睛变得湿润了，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摆了摆手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一个多月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到北京，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作了检讨。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年，这是毛泽东对爱子无尽思念的寄托。正如鲁迅写得那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王均伟说。
在火车上拖地，在田间拉石磙
在毛新宇看来，热爱劳动也是毛家的一个优良传统。“爷爷作为党的领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开垦出一亩菜地，栽种辣椒，并坚持自己劳动，不让别人代劳。1946年，伯父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听完了他的学业汇报后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就这样，毛岸英被派到农田里劳动，毛岸青被派到克山搞土改。
“1950年8月，岸英伯父告别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他就像鱼儿入了大海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虽然是领导，但他一到工作时间就到最脏最累的浇铸车间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干笨重的活。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他，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新宇说。
毛新宇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无论在求学还是在参加工作后，他时常借调研的机会参加劳动。2000年5月，他邀请几位朋友到山西大同调研，了解社会。在去大同的火车上，他提议大家到硬座车厢去打扫卫生，为乘客服务，列车员也同意了。
“第一次在火车上为乘客服务，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在我们要进行服务的8号车厢，有乘客认出了我。正当我拿起拖把准备干活时，车厢里突然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赶忙向大家问好，并深深鞠了一躬，乘客再次鼓掌。我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在车厢过道里拖地。当拖到座位底下时，乘客们主动抬起脚。列车员见我笨手笨脚的，要过拖布给我示范。我心想，一个大男人还要让一个小姑娘教自己拖地板，真是羞愧。不过，我马上又想到母亲要我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的教诲，虚心向列车员学习，很快熟悉了这项劳动。”毛新宇回忆说。
那次调研，毛新宇还走访了几户农家，并下田干起农活。“老乡在前边牵着毛驴，边犁地边播种，我就吃力地拉着石磙跟在后面压种。一趟大约是500米，头上满是汗，鞋里满是黄土。我还干了另一道农活——扬粪。起初我以为这个活简单，但扬了几铁锹，都扬不均匀。老乡和我开玩笑说，照你这样撒粪，将来庄稼撑的撑，饿的饿，胖瘦不均，它们会说你偏心眼。我向老乡虚心请教，才干得顺手了。”
从山西回到北京，毛新宇向邵华做了汇报。邵华对毛新宇说：“你能在火车上为旅客打掃卫生，说明你心里确实装着老百姓，把为人民服务变成实际的行动。”毛新宇听母亲这样一说，十分高兴。“我想，当年岸英大伯带着满手的老茧，从边区‘农业大学’毕业回延安，得到爷爷的肯定时，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心情呢？”毛新宇说。
如今，毛新宇有了孩子。儿子毛东东和女儿毛甜懿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生。毛东东喜欢军事，毛新宇常给他讲他的曾祖父当年指挥的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小时候缠着父亲讲爷爷故事的毛新宇，正把毛家的故事传授给毛家第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