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沈阳故宫，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大清门东、西两侧的木质结构牌坊。东侧的“文德坊”和西侧的“武功坊”俗称东华门、西华门，这两座牌坊雕饰精美，它们既像两只楚楚动人的眼睛，提升了这座宫殿的颜值，又像门神似的守护着皇宫内苑，给人以威慑感。

牌坊名称有出处

　　“文德”二字出自《诗经·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意为以礼乐教化民众，以文治国，德高望重;“武功”二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王有声……有此武功”，指对外军事上很有成就，以武立功，保家卫国。《礼记·祭法》中也提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治”，由此可见，“文德”和“武功”是清太宗皇太极治理国家的重要策略，文德坊和武功坊的名称体现了当时的执政理念。

候朝广场的一部分

　　文德坊和武功坊的方位，是结合大臣上朝时“文东武西”的排列而设计的。大清门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下马碑，碑面用满、汉、蒙、藏、回5种文字写着：“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清朝初期，候朝制度有相关规定，文官坐轿、武官骑马，上朝前，文武官员要在文德坊、武功坊两侧的下马碑处下轿、下马，然后步行至东、西朝房小憩候旨。官员所乘之轿马皆存放于两座牌楼外（位于沈阳故宫西门的轿马场，就是当时文武官员入阙时的轿马存放之地）。当时，东朝房、文德坊、大清门南、武功坊、西朝房之间的区域构成了宫门前庭格局，相当于当时的候朝广场。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国初定，凡王以下各官升赏，或因事沐恩者，于每月常朝日行谢恩礼;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谢恩者，皆启奏进内行礼;官员为有功升赏谢恩者，亦启奏进内行礼：因事谢恩者于大清门外行礼。”除官员候朝外，因事谢恩者也要在大清门外行礼，可见两座牌坊之间的区域是清初官员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军入关后，每当皇帝东巡时，都要在大清门外举行礼仪活动，文武百官及随行之人需着朝服于大清门外等候。由此可见，两坊之间也是举行皇家礼仪活动的辅助空间。

吴三桂文德坊前钻“刀洞山”

　　传说吴三桂盛京闯刀山的事发之地就在文德坊。当时皇太极征讨辽西节节胜利，因此大设宴席，犒劳三军。一日，皇太极收到一封密信，信中说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想献城投清。为了考验吴三桂的诚意，皇太极特意派人赶制了三座“刀洞山”，每座都用数十把尖刀嵌成直径1.67米的圆形洞，中间刚好能钻过一个人，如果稍不留意，从中钻过的人就会被尖刀划得皮开肉绽。
　　而后，吴三桂果然带着贴身随从来了，刚进抚远门，他们就看见了文德坊前的三座刀洞山。路两旁的清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刀枪如林。尽管当时情况危险，但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吴襄被囚禁、爱妾陈圆圆被掳，吴三桂便脱下衣裳，咬紧牙根，忍痛钻过了这三座刀洞山。穿过刀洞山的他浑身鲜血淋漓，皇太极随即命人取酒，与吴三桂“歃血为盟”。
　　吴三桂在刀伤痊愈后回到了山海关。不久，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看时机已到，立刻派出使者赴清求援。多尔衮在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后，率八旗大军一路浩浩荡荡开进了山海关。

皇家禁地必经之处

　　文德坊和武功坊是两座造型相同的牌坊，为南北方向，距大清门中心线52米，面阔13.47米，建筑总高10.1米，每座占地面积67.25平方米。两坊均为四柱三间三楼柱非冲天式牌楼，三个硬山式屋顶，中间的主间高于两边的次间;屋顶均以黄琉璃瓦为主，近脊、檐处及勾头、滴水为绿瓦件;主间檐下为5组斗拱承托，两次间均为4组斗拱承托，其下的枋、瓜柱、雀替、花板等，都以浮雕为主彩绘为辅，图案为翔龙、飞凤、行云、流水、瑞树、奇花等，显得非常尊贵华丽、气宇轩昂;枋额为蓝底金字，分别以满、蒙、汉三种文字阳刻“文德坊”“武功坊”，末署款“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可知两座坊均建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
　　文德坊和武功坊是沈阳故宫仅有的署有建筑年份的建筑物，两坊是在沈阳故宫主体建筑竣工、使用后，在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的第二年下旨建造的，仅从“文德”“武功”的牌坊名中，也能感受到皇太极炫耀自己的意图。
　　文德坊和武功坊是皇宫前的标志性建筑，是进入皇宫的必经之处，相当于现在的门禁。清军入关前，两坊作为皇宫前庭的左右阙门，只设有可以开合的栅栏门，两坊之间的干道可以说是禁止通行的。坊门外及大清门前设有堆拨房和值房，驻有守值官兵严格把守，王公大臣只有在入宫参朝召对或办理公务时方可由此进入，平时则禁止入内。
　　清军入关后，盛京皇宫变成了陪都，虽然仍处于严格的保护状态，但远不如清初时管理森严。两坊间的干道是城内“井”字形的主要干道，东连大东门，西连大西门，虽然当时这条通道也是禁行的，但因绕道不方便，行人总是趁防守官兵松懈之际偷偷穿行。

门禁制度严格

　　文德坊和武功坊，就像象棋盘中的界河一样，将皇家与平民的生活隔离开来。进入两坊，就步入了皇家禁地。两坊因此成为门禁制度的具体实施地。
　　清初的门禁制度规定：除值日人员外，“定王公以下文武官入朝至下马碑处下轿、下马，停止仪仗，亲王、郡王、貝勒各随护卫二人，贝子随护卫一人，其余官员不许跟随人役入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据《沈阳故宫志》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重建东牌楼内5间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修文德、武功二坊及坊外甬道栅栏并值房14间;嘉庆二年（1797年）重修文德坊外堆拨房。由此可见，文德坊、武功坊两座牌楼下建有杂役人员用的值房和堆拨房，随护人员在牌楼下止步，在值房内休息待命。
　　乾隆东巡盛京期间，“文德、武功二坊，大清门、翊门、过道楼里外俱用木搭垛”（《清帝东巡》），搭垛放在门槛两侧，以方便车轿过门省力之用，这说明当时的文德坊、武功坊门槛较高，并安有木栅栏。这些搭垛，在皇帝巡视结束后，一般要撤掉送盛京工部存放（《清帝东巡》），可见，盛京宫殿平时是不许其他车轿入内的。

历代宫禁门卫制度

　　宫禁制度历代均有严格规定，渐渐发展成门卫制度。早自秦代就已实行凭证通行制度，进入宫殿或是经过关津都要持证通过：至西汉，门卫制度进一步强化，各宫门均悬有“籍”或“门籍”，上面登记了批准进入宫殿者的相关信息，否则不准入内：东汉则设置了宫掖门守卫官;唐朝的门卫制度更为严格，设有宫门警卫，门籍每月换一次，出入宫均需检查，开关城门的时间都有规定：明朝的宫禁门卫制度更加系统化，除了禁军外，宦官也参与宫廷诸门的守卫。《国史馆档案》记载：“紫禁城内非特召官员，不能轻至。即大臣亦只在外听宣，不敢无事辄入。”
　　清朝的宫禁门卫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善、合理，出入禁门有严格的制度：凡王公大臣上朝，至下马碑处必须下马、下轿。唯贝子以上王公，或赏紫禁城骑马官员，入东华门，至箭亭旁必须下马。入西华门，到内务府前必须下马：“凡官员出入，各由其门”（《大清会典》）;王公百官进入紫禁城，随带从人有一定的限制：“凡官役官物，验其门牌而放行焉”，“内阁、内务府及内廷行走各处……皆由内务府给予火烙腰牌。入禁门，令巴克什护军验明放过。其腰牌三年更换一次。不及期而接充者，随时更改，咨报景运门稽核”（《大清会典》）;凡中夜出入禁门，须持有合符。

从百姓禁足之地，到遗产保护之地

　　乾隆四十年（1775年），出于维护皇宫尊严、整肃秩序之目的，盛京发放了禁止通行的布告，规定不戴缨帽，戴白毡帽、草帽及着短布衫、短棉袄和牵马的普通平民百姓和妇女永远禁止通行。尽管如此，仍有大批平民百姓从此通行。嘉庆二十三年（18侣年），嘉庆皇帝第二次东巡之际，盛京内务府再次布告全城官民，禁止从此道通行。
　　两坊虽是平民禁地，却挡不住侵略者的脚步。1900年9月，俄罗斯帝国入侵中国东北，10月进入沈阳，驻兵于沈阳故宫。1926年，东三省博物馆成立，次年正式对外开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行占领沈阳城，盛京宫殿被日本控制，东三省博物馆的馆务被迫停顿。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保护两坊，沈阳市政府将这一路段改为半步行街，两坊自此不再是等级尊卑的划分，而成为平民百姓随意穿梭的阙门。2006年，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沈阳市政府将沈阳路二段改为步行街，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至此，两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从古修到今

　　清朝政府非常重视对牌坊的维修与保护，如崇德二年（1637年）规定：“凡宫殿岁时修理由内务府专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皇帝东巡时看到昔日的宫殿破烂不堪，于是加大了对陪都宫殿的管理及修建，并制定了严格的修缮制度：“嗣后盛京宫殿有应修之处，内务府会同工部择吉修理”，“凡采画油饰需用颜料、桐油及罘罳所用铜丝等项，于盛京工部移取，部委官监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之后又根据各个宫殿的损坏情况小修、大修和每年定期修理。康熙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陪都盛京，乾隆皇帝每次东巡盛京，都要对文德坊、武功坊、清宁宫等宫殿进行修理、粉饰。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中可以查阅到乾隆年间文德坊、武功坊的9条维修记录，由此足见清政府对两坊的重视程度。
　　1974年7月，因无轨电车要从此通过，这两座清初牌坊被迁往昭陵陵寝内。1986年9月，市政府拨专款将两坊又迁回沈阳故宫，建筑设计和施工人员在原基础上对两坊进行了加固和修复，修复后的文德坊与武功坊又恢复了原貌。
　　现如今，两座牌坊仍然屹立如故，但它不再是平民百姓不能驻足的禁地，而是對世界开放的文化遗产胜地。它以亘古不变的威严，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