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一个人想要好好瞧瞧从前的“南斯拉夫”长什么样，可又不愿碰触那些最让人心碎的部分，那么我很想建议他去亚得里亚海东海岸走一走，那里有个达尔马提亚。它曾经属于南斯拉夫，现在属于克罗地亚，但也永远属于蔚蓝的亚得里亚海。
当“南斯拉夫主义”的理念遁入历史深处，而我对达尔马提亚海岸与日俱增的想念，也似乎带上了对一种另类乌托邦图景的不真切的向往—达尔马提亚，从前是“海边的南斯拉夫”，是作为旅游胜地的独特存在，散发着地中海地带所拥有的一切好的和坏的气味：混杂，喧闹，懒散，平民，活力，明亮，贫瘠，丰沛。
我从首都萨格勒布出发，坐上了传说中足可修炼心性的缓慢列车。四月的克罗地亚内陆笼罩在毛毛雨里，一切都显得暧昧不清，欲说还休，月台上等车旅客的表情都很克制。火车开了没多久就贴着峭壁蜿蜒而行，在很长一段距离内，我们几乎和海平面是垂直的，至少也几乎用如过山车的倾斜幅度在行进，难怪开不快了。隧道和弯道不计其数，五个小时的火车之旅让我想晕车。
好在，当夕阳消失在海平面时，火车抵达了斯普利特。在穿过了成片的桃金娘、野莓树和欧石楠后，我已经克服了将前南斯拉夫内陆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地形和气候一分为二的喀斯特地貌的重重难关。此刻深吸一口傍晚的空气，棕榈树叶和鸢尾花的混合香味四处弥漫。黄昏里，亚得里亚海闪着波纹的褶皱，扑面而来。
眼前宽阔平坦的海滨大道里瓦（Riva），大理石地面犹如洁白的象牙棋盘，其上遍布花花绿绿的酒吧和餐厅，斯普利特洋溢着一种典型的地中海享乐主义气息，我很难将眼前的现代时髦和前人作家笔下那个贫瘠的达尔马提亚联系起来。半个多世纪前，来过这儿的人回去抱怨：达尔马提亚不过是一片裸露荒凉的海边乱石岗。光秃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一贫如洗。可这不全是真的。达尔马提亚也曾绿树成荫，而它之所以遭遇不幸，是因为人类的愚蠢和贪婪 。
据史学考证，亚得里亚东海岸最早的定居者是史前一个说古印欧语的民族伊利里亚人（Illyria），他们以部落联盟形式散居。公元前三三年左右，伊利里亚被罗马征服，罗马帝国遂把此地叫作伊利里亚行省。然而，要厘清古伊利里亚人的历史很困难，它的定居边界也一直有争议。 我们只知道，这个省在公元五三五年被查士丁尼征服，直到一一0二年名义上都归拜占庭统治。在此期间，斯拉夫人陆续抵达巴尔干半岛，他们也大批去往达尔马提亚。此后，崛起的中世纪克罗地亚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频繁插手达尔马提亚的事务。于是，这条海岸线就逐渐成为拉丁人（意大利）和斯拉夫人的混居地带，变成了“一块带着意大利镶边的斯拉夫土地”。
自匈牙利国王科洛曼于一一0二年被立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国王”后，拜占庭的名义宗主权也寿终正寝，而达尔马提亚的中世纪史，主要是匈牙利和威尼斯争夺亚得里亚海统领权的历史。匈牙利和威尼斯是天生的对手，一一一五至一四二0年间两边发生了二十一次战争。最终，威尼斯获得了达尔马提亚的所有城市。
从一四二0年至十八世纪，达尔马提亚的历史，是威尼斯的统治史和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反抗史。四百多年里，因土耳其入侵而逃往沿海地区的巴尔干内陆斯拉夫人，和在威尼斯统领下在此生活的拉丁人，可以说在根本上形塑了达尔马提亚文明的性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相结合，既优雅又充满激情。据巴尔干问题专家塞顿-沃森爵士的描述，这一时期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情势——“错综复杂的战争，入侵的土耳其人和城市居民的冲突，一对一的挑战和决斗，双方男女间的谈情说爱，以及两大敌对宗教的信徒之间的任侠尚义，粗而有礼。”
在精神生活方面，威尼斯统治时期的达尔马提亚诸城市艺术一片繁榮，沿海城市的教堂和民居建筑风格，保留了浓重的威尼斯烙印。此时亦涌现大批作家和学者，如享誉欧洲的人文学家马尔科·马路利奇、剧作家伊凡·贡杜里奇和一流的科学家鲁杰尔·博什科维奇。然而，在政治建树和物质建设上，威尼斯却自私又狡诈。他们把达尔马提亚当成原料地，无节制地砍伐森林，将木材运回去建造宫殿和舰船;他们砍掉橄榄树和桑树，毁掉了本地的榨油业和丝织业;他们让各城市的议会充当威尼斯代理人的工具，同时抑制公共教育，剥夺此地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公民权。
大规模的乱砍滥伐让重新种植变得十分困难。一七九七年威尼斯统治结束时，把达尔马提亚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采石场，连雨水都不能愈合它，只能滚滚地卷走仅剩的泥土，让贫瘠变得更贫瘠。
南斯拉夫国家（第一南斯拉夫）建立后，达尔马提亚居民雄心再起，他们扮演了西西弗的角色——一次次把被冲走的泥土捡回来，放到梯田里，然后眼睁睁看着泥土再度被冲走。达尔马提亚人是一群乐观的农民，和他们在克罗地亚内陆的兄弟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喀斯特地貌上重现原始森林，是这些南斯拉夫人的野心。当爱尔兰学者休伯特·巴特勒一九三七年夏天来这里时，他提起那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我总是看见放暑假的孩子们在村庄附近的丘陵上奔忙，辛勤地灌溉着云杉的小幼苗。”
看似连绵的岩石带，并不意味着全然无望的贫瘠。这些乱石小岗像一条灰色的蛇，从北部的里耶卡一路蜿蜒到南部的科托尔海湾，形成一道天然的分界线——把达尔马提亚和内陆的南斯拉夫隔离，使它面向海洋，而非陆地。于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那些城镇——扎达尔、希贝尼克、特罗吉尔、斯普利特、杜布罗夫尼克，得以摆脱忧郁症的困扰，习得一种机敏的生存技巧，它们是如此健康，很少会感染政治剥削和奴役的毒液。
这些城镇不仅保留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气息，而且在巴尔干半岛近代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掌握了一种出色的平衡术—面对四周虎视眈眈的强悍邻居（威尼斯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他们来回周旋，维护着事实意义上的自治。在一八0六年拿破仑打败奥地利、接管达尔马提亚并派马尔蒙元帅来治理这片土地之前，这块狭长的海岸版图一直都有自己长达千年的贵族议会自治传统。
那些半拉丁半斯拉夫血统的当地贵族之家从来都是这里真正的统治者。不过，达尔马提亚人深谙人际关系的奥秘。为了糊弄殖民者，防止不该有的政治倾轧的出现，他们都觉得很有必要让“外来的老大”做一名“名誉领袖”，没有人会觊觎他的地位，也没有人会信任他，这样的领袖会相安无事地更换，如同四季更替，而达尔马提亚人则获得一种不需要用书面文字确认的自治。这是海边生活的智慧——一种斯多葛学派精神的遗产，不正面反抗外来的统治者，尊敬他们，以此交换我们的自由。
在这些城镇中，位于达尔马提亚中部的斯普利特，却是一座失落之城。它曾有帝王之气，但已近黄昏，只好遁入黑暗。等再次现身时，斯普利特已是平民之城。
千年以来，斯普利特就是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的宫殿。他是一位不在罗马的罗马皇帝，罗马史上第一位主动隐退的皇帝，一个爱种卷心菜的农民。后世关于其容貌的石像，把这个曾经位于世界权力巅峰的男人雕刻得一脸苦相，他法令纹深重，脸上布满了心力交瘁的模样。
晚上八点，我走到戴克里先宫殿的石墙脚下，站在一排打烊商店前的空地上，棕榈树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在下大雨。只要伸出手，我就能抚摸这座千年宫殿。意大利建筑思想大师阿尔多·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曾赞美斯普利特是一座“触觉之城”，“似乎所到之处都在双手就能够建造的尺度之内，一切均被触摸”。这种建立在感官之上的城市印象，在这个夜晚，显得让人信服。
阿尔多·罗西所说的“触觉之城”，我认为并不只是触觉意义上的，反而可以携带更抽象的感官体验。我当然可以抚摸到那些宫殿主体的断壁残垣，抠一抠粗大的米色毛石，用手指划过光洁的大理石廊柱，可是绝不止于此。千百年来，斯普利特人对古建筑并无“供奉”之心，不曾划定界限，把罗马皇帝的宫殿当作“历史文化遗产”那样隔绝于现实生活，他们也许真的理解“文化遗产”就是“民产”的含义，没有什么比生活下去更能延续历史。
戴克里先宫殿已经和现代沿海城市的布局融合在一起，这是斯普利特出色的适应力的象征。巴特勒先生甚至认为一个人想要真的弄懂什么是最初意义上的“南斯拉夫”理想，斯普利特才是最适合的基地。它以自己的传统为傲，又不会在现代性面前退缩。
十八世纪临近尾声时，达尔马提亚谱写了一段短暂的“拿破仑插曲”。法国的占领昙花一现，但对达尔马提亚来说却是一段光明的历史。在深爱斯拉夫人的马尔蒙元帅的治理下，达尔马提亚摆脱了威尼斯时期的贫瘠，物质状况大大改善，正教居民地位提高，农业复苏，商业复兴，土匪绝迹，道路重开。不仅如此，法国占领期给达尔马提亚乃至整个南部斯拉夫人都留下一种强力记忆：在未来，将有这样一种试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可以联合在一个“伊利里亚”共同体里。而这也是最初的“南斯拉夫”理想的雏形。
拿破仑的败北换来了奥地利人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年的百年占领。奥地利人和从前的威尼斯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继续漠视逐渐斯拉夫化的达尔马提亚人的民族情感。不幸的是他们赶上了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的十九世纪，“伊利里亚”的印象依旧在海岸边回响。此时达尔马提亚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自治派”和“联合派”的激烈斗争。“自治派”倒向意大利文化，“联合派”主张实现伊利里亚理想，同克罗地亚联合。政治精英和平民不断的反抗让维也纳心生畏惧，他们答应了“联合派”的请求。 然而，这只是含糊的允诺，很快，一八六七年的“奥匈协定”击垮了达尔马提亚的希望。新出现的二元君主国的均势统治，让达尔马提亚与巴尔干内地斯拉夫人联合的努力化为泡影。直到最后，达尔马提亚和他们内地的亲人克罗地亚的联合，在一九一八年南斯拉夫国家建立时才真正实现。
今日斯普利特，旅游业是中心的中心。大部分游客都是来参观戴克里先宫殿遗址的。但讽刺的是，看上去几乎没什么游客会流连千年以前老皇帝的寝宫和陵墓——他们大多鱼贯而入，蜂拥而出，走过场一般从正门涌向地宫，再绕出来，跑到空地上去拍照。他们似乎有更感兴趣的事要做，而这也是在整个游览中我觉得最好笑的部分，整件事就是一件类似于祈福的迷信行为：摸一摸皇家宫殿内院矗立的一座青铜雕像人物的大脚趾，因为传说这会带来好运。 于是我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乱哄哄的男男女女，呼朋引伴，在空地上排长队，等待轮到自己接受好运的高光一刻。他们一个接一个往前走，到了雕像面前，就露出如愿以偿的笑容，那模样好像等待救济热粥的难民。
这么说有些刻薄，考虑到此雕像对全体南部斯拉夫人有非凡的意义—这座身形足有六米之巨的塑像，雕刻的是中世纪克罗地亚地区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的大主教（Gregorius of Nin）。这位主教敢于反抗罗马教皇权威，为斯拉夫人赢得了在礼拜仪式上使用斯拉夫语的权利。须知当时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拉丁语是唯一的弥撒语言。正是格雷戈里主教，在这种拉丁文化的主导环境中，为海岸线上的斯拉夫人争取了文化尊严。
今天的大主教犹如一个通天守护神，耸立在宫殿金门（正门）正前方，他左手执《圣经》，右手高扬，竖起食指，脸部表情激昂，神采奕奕。他正在讲道， 全身已然黯淡，唯有左大脚趾闪闪发亮—当然是游客的功劳。这座雕像让来到这里的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感觉怪异，“没有谁见过比这更不虔敬、更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它打乱了这宫殿建筑的比例，让人觉得宫殿建筑矮小而凌乱”。
然而，我却觉得这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最可爱的一个地方。格雷戈里主教塑像的存在，可算得上是一种象征。在罗马帝国气质的建筑面前安放一座达尔马提亚本土气质的塑像，类似的让步，鼓励了一种在沿海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之间具有容忍度的文化关系。而这种具有包容和融合意味的文化多元主义，也正是“南斯拉夫主义”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结出的果实。
一八六七年奥匈帝国出现后，奥地利辖下的达尔马提亚，以及匈牙利势力范围内的克罗地亚内陆，同时受到统治当局的民族压迫，由此变本加厉激发了两个地区的斯拉夫人的联合意识。另一位“主教”在历史中降临—被誉为“南斯拉夫主义之父”的克罗地亚天主教的主教尤瑟普·斯特罗斯迈尔，与他的亲密朋友、牧师弗兰约·拉基奇一道，寻求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他们的理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复兴上的努力，即想要通过教育、语言和文字上的统一来消除南部斯拉夫人（尤以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分歧为主）的分歧。
可惜，至九十歲高龄谢世，斯特罗斯迈尔主教也没看到他的理想实现。而另一个克罗地亚人梅什特洛维奇接过了他的火把，在文化领域点燃了南斯拉夫的理念之火。他是农民之子，一八八三年出生在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附近的乡村，当时那里是欧洲最贫瘠的地方。梅什特洛维奇童年时代喜欢玩泥巴，最终成了巴尔干半岛最响当当的雕塑艺术家。而前述的格雷戈里主教塑像，就出自他之手。 很少会有哪个艺术家，对他的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一个热心的南斯拉夫主义者，一个了不起的欧洲人。他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全体人类都是同一个精神家园的成员。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泛泛而谈的国际主义者，他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知我职责所在——就是尽力在我的国家的荒土上播撒一些种子。”
梅什特洛维奇的横空出世，被奥古斯特·罗丹称作“雕塑界中最伟大的现象”。他十三岁就已经是一名大理石切割师，后来受到奥地利一名富裕矿主的资助，前往维也纳学习。二十二岁时这个天才就在维也纳举办了分离主义风格的雕塑展览。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后，他回萨格勒布定居，担任萨格勒布艺术学院院长，并成为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密友。“二战”期间，他被萨格勒布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投进监狱，后来在梵蒂冈的影响下才获释。梅什特洛维奇被逮捕的罪名是：当局担心他会移民。
这个有诸多争议的天才，早年长相酷似列宁，后来因为留长胡子而越长越像托尔斯泰。他一生被体内无法控制的激情和冲突驱使，留下了好几百件作品，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最能体现他艺术理念的作品几乎全献给了巴尔干。
二十世纪初，塞尔维亚以向死而生的力气赢得了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这不仅震撼和激励了克罗地亚内陆和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兄弟，而且使得南斯拉夫文化复兴事业成为更大的可能。斯拉夫文化学者安德鲁·巴鲁克·瓦赫特尔（Andrew Baruch Wachtel）写道：“南斯拉夫化的尝试——把塞尔维亚文化传统（民间史诗）和欧化形态结合起来——这方面克罗地亚艺术家贡献最大……在‘一战’之前和期间，伊万·梅什特洛维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崭新的南斯拉夫文化形态的领军人物。当时，雕塑是新南斯拉夫综合体（the new Yugoslav synthesis）的完美选项之一……它在达尔马提亚的诸多城镇中发展迅速。当他选择史诗中的人物来雕刻时，梅什特洛维奇自动获得了一种将文化传统‘强力焊接 ’的技能。”因此，在二十世纪早期，即便是最激进的南斯拉夫主义者，也承认南部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融合，只有借助部分“欧洲力量”的支持才能实现，而雕塑艺术的成功十分关键。
直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占领达尔马提亚之前，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居民依然生活在一种“混合的和谐”之中。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不需要受到背叛自己种族的良心拷问，也可以自然地承認古伊利里亚、古罗马、威尼斯、奥斯曼、奥地利等诸种多元文化对整个沿海文化社区的积极影响。诚然，威尼斯的影响在此盘踞最久，沿海城镇的旧城墙和石门上，圣马可雄狮高高踞于众人之上，但不能就此说，意大利文化垄断了达尔马提亚。
巴特勒教授充满深情地写道：“南斯拉夫因为拥有梅什特洛维奇的伟大的欧洲雕塑，依然是个幸运儿。盘踞在杜布罗夫尼克中世纪旧城城门上的塞尔维亚彼得国王的精美雕像，察夫塔特（?avtat）的拉契奇陵墓建筑，斯普利特的格雷戈里大主教巨型雕塑……这些梅什特洛维奇的作品，是南斯拉夫对意大利式吹嘘的最好回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二战”正酣，纳粹的铁蹄伴随着南斯拉夫王国内部已然千疮百孔的民族矛盾，加速了这个仓促成立的共同体的毁灭。此前，发生了对克罗地亚声望最高的农民党领袖斯蒂芬·拉迪奇的暗杀、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刺杀，诸多暗流涌动的黑色血液，渐渐完全腐蚀了南斯拉夫主义文化理想那本就孱弱的肌体。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矛盾，再一次成为南斯拉夫问题中的问题，而梅什特洛维奇，成了一个尴尬人：这位用雕塑表达一种英雄主义气质的多元文化图景的艺术家，非但没有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反而落得一个对于两边来说都是异类的下场——克罗地亚人说他亲塞，可塞尔维亚人却嫌他过于“欧化”。
斯普利特海湾的最北面，坐落着梅什特洛维奇的故居。想要抵达那里，你必须要步行长长的距离——要走完成片被棕榈树环绕的海岸线，到达海港最北，接着走上一条布满冬青树的石子路，直到爬上小丘。梅什特洛维奇的故居俯瞰着海洋。房子门口，伫立着用八根爱奥尼亚风格石柱装饰的门廊。与其说这是乡村别墅，不如说是他用来存放雕塑作品的仓库。房间里摆放着若干没能展出的作品：一匹正在撕扯自己胸膛的罗马狼，一个正被村妇抬走的受伤的战士……梅什特洛维奇留下了这些洋溢民族热情与想象的大胆切割物。高大结实的斯拉夫人的身体，无论是青铜还是石膏材质，无一不散发出肉感而真实的光泽，而脸部塑造却极度简约，他曾深刻地受到米开朗琪罗的影响。
“二战”爆发时，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的头子帕维利奇试图赢得他的支持，未果。梅什特洛维奇设法从梵蒂冈那里拿到了通往瑞士的签证，一去不回，死于美国。
海边的南斯拉夫，可能只剩下斯普利特海港北面这栋梅什特洛维奇的旧居了。它孤零零地听着亚得里亚海的低吟，寂寥地回忆着过去。那时候，达尔马提亚有一位被沿海地带层层叠叠的多元文化所养育的艺术之子，正在用泥巴和石块，朦胧地创造着他心中的英雄。那时候，混合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礼物。
当“南斯拉夫主义”的理念遁入历史深处，而我对达尔马提亚海岸与日俱增的想念，也似乎带上了对一种另类乌托邦图景的不真切的向往—达尔马提亚，从前是“海边的南斯拉夫”，是作为旅游胜地的独特存在，散发着地中海地带所拥有的一切好的和坏的气味：混杂，喧闹，懒散，平民，活力，明亮，贫瘠，丰沛。
一
我从首都萨格勒布出发，坐上了传说中足可修炼心性的缓慢列车。四月的克罗地亚内陆笼罩在毛毛雨里，一切都显得暧昧不清，欲说还休，月台上等车旅客的表情都很克制。火车开了没多久就贴着峭壁蜿蜒而行，在很长一段距离内，我们几乎和海平面是垂直的，至少也几乎用如过山车的倾斜幅度在行进，难怪开不快了。隧道和弯道不计其数，五个小时的火车之旅让我想晕车。
好在，当夕阳消失在海平面时，火车抵达了斯普利特。在穿过了成片的桃金娘、野莓树和欧石楠后，我已经克服了将前南斯拉夫内陆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地形和气候一分为二的喀斯特地貌的重重难关。此刻深吸一口傍晚的空气，棕榈树叶和鸢尾花的混合香味四处弥漫。黄昏里，亚得里亚海闪着波纹的褶皱，扑面而来。
眼前宽阔平坦的海滨大道里瓦（Riva），大理石地面犹如洁白的象牙棋盘，其上遍布花花绿绿的酒吧和餐厅，斯普利特洋溢着一种典型的地中海享乐主义气息，我很难将眼前的现代时髦和前人作家笔下那个贫瘠的达尔马提亚联系起来。半个多世纪前，来过这儿的人回去抱怨：达尔马提亚不过是一片裸露荒凉的海边乱石岗。光秃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一贫如洗。可这不全是真的。达尔马提亚也曾绿树成荫，而它之所以遭遇不幸，是因为人类的愚蠢和贪婪 。
据史学考证，亚得里亚东海岸最早的定居者是史前一个说古印欧语的民族伊利里亚人（Illyria），他们以部落联盟形式散居。公元前三三年左右，伊利里亚被罗马征服，罗马帝国遂把此地叫作伊利里亚行省。然而，要厘清古伊利里亚人的历史很困难，它的定居边界也一直有争议。 我们只知道，这个省在公元五三五年被查士丁尼征服，直到一一0二年名义上都归拜占庭统治。在此期间，斯拉夫人陆续抵达巴尔干半岛，他们也大批去往达尔马提亚。此后，崛起的中世纪克罗地亚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频繁插手达尔马提亚的事务。于是，这条海岸线就逐渐成为拉丁人（意大利）和斯拉夫人的混居地带，变成了“一块带着意大利镶边的斯拉夫土地”。
自匈牙利国王科洛曼于一一0二年被立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国王”后，拜占庭的名义宗主权也寿终正寝，而达尔马提亚的中世纪史，主要是匈牙利和威尼斯争夺亚得里亚海统领权的历史。匈牙利和威尼斯是天生的对手，一一一五至一四二0年间两边发生了二十一次战争。最终，威尼斯获得了达尔马提亚的所有城市。
从一四二0年至十八世纪，达尔马提亚的历史，是威尼斯的统治史和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反抗史。四百多年里，因土耳其入侵而逃往沿海地区的巴尔干内陆斯拉夫人，和在威尼斯统领下在此生活的拉丁人，可以说在根本上形塑了达尔马提亚文明的性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相结合，既优雅又充满激情。据巴尔干问题专家塞顿-沃森爵士的描述，这一时期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情势——“错综复杂的战争，入侵的土耳其人和城市居民的冲突，一对一的挑战和决斗，双方男女间的谈情说爱，以及两大敌对宗教的信徒之间的任侠尚义，粗而有礼。”
在精神生活方面，威尼斯统治时期的达尔马提亚诸城市艺术一片繁榮，沿海城市的教堂和民居建筑风格，保留了浓重的威尼斯烙印。此时亦涌现大批作家和学者，如享誉欧洲的人文学家马尔科·马路利奇、剧作家伊凡·贡杜里奇和一流的科学家鲁杰尔·博什科维奇。然而，在政治建树和物质建设上，威尼斯却自私又狡诈。他们把达尔马提亚当成原料地，无节制地砍伐森林，将木材运回去建造宫殿和舰船;他们砍掉橄榄树和桑树，毁掉了本地的榨油业和丝织业;他们让各城市的议会充当威尼斯代理人的工具，同时抑制公共教育，剥夺此地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公民权。
大规模的乱砍滥伐让重新种植变得十分困难。一七九七年威尼斯统治结束时，把达尔马提亚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采石场，连雨水都不能愈合它，只能滚滚地卷走仅剩的泥土，让贫瘠变得更贫瘠。
南斯拉夫国家（第一南斯拉夫）建立后，达尔马提亚居民雄心再起，他们扮演了西西弗的角色——一次次把被冲走的泥土捡回来，放到梯田里，然后眼睁睁看着泥土再度被冲走。达尔马提亚人是一群乐观的农民，和他们在克罗地亚内陆的兄弟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喀斯特地貌上重现原始森林，是这些南斯拉夫人的野心。当爱尔兰学者休伯特·巴特勒一九三七年夏天来这里时，他提起那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我总是看见放暑假的孩子们在村庄附近的丘陵上奔忙，辛勤地灌溉着云杉的小幼苗。”
看似连绵的岩石带，并不意味着全然无望的贫瘠。这些乱石小岗像一条灰色的蛇，从北部的里耶卡一路蜿蜒到南部的科托尔海湾，形成一道天然的分界线——把达尔马提亚和内陆的南斯拉夫隔离，使它面向海洋，而非陆地。于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那些城镇——扎达尔、希贝尼克、特罗吉尔、斯普利特、杜布罗夫尼克，得以摆脱忧郁症的困扰，习得一种机敏的生存技巧，它们是如此健康，很少会感染政治剥削和奴役的毒液。
这些城镇不仅保留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气息，而且在巴尔干半岛近代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掌握了一种出色的平衡术—面对四周虎视眈眈的强悍邻居（威尼斯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他们来回周旋，维护着事实意义上的自治。在一八0六年拿破仑打败奥地利、接管达尔马提亚并派马尔蒙元帅来治理这片土地之前，这块狭长的海岸版图一直都有自己长达千年的贵族议会自治传统。
那些半拉丁半斯拉夫血统的当地贵族之家从来都是这里真正的统治者。不过，达尔马提亚人深谙人际关系的奥秘。为了糊弄殖民者，防止不该有的政治倾轧的出现，他们都觉得很有必要让“外来的老大”做一名“名誉领袖”，没有人会觊觎他的地位，也没有人会信任他，这样的领袖会相安无事地更换，如同四季更替，而达尔马提亚人则获得一种不需要用书面文字确认的自治。这是海边生活的智慧——一种斯多葛学派精神的遗产，不正面反抗外来的统治者，尊敬他们，以此交换我们的自由。
二
在这些城镇中，位于达尔马提亚中部的斯普利特，却是一座失落之城。它曾有帝王之气，但已近黄昏，只好遁入黑暗。等再次现身时，斯普利特已是平民之城。
千年以来，斯普利特就是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的宫殿。他是一位不在罗马的罗马皇帝，罗马史上第一位主动隐退的皇帝，一个爱种卷心菜的农民。后世关于其容貌的石像，把这个曾经位于世界权力巅峰的男人雕刻得一脸苦相，他法令纹深重，脸上布满了心力交瘁的模样。
晚上八点，我走到戴克里先宫殿的石墙脚下，站在一排打烊商店前的空地上，棕榈树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在下大雨。只要伸出手，我就能抚摸这座千年宫殿。意大利建筑思想大师阿尔多·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曾赞美斯普利特是一座“触觉之城”，“似乎所到之处都在双手就能够建造的尺度之内，一切均被触摸”。这种建立在感官之上的城市印象，在这个夜晚，显得让人信服。
阿尔多·罗西所说的“触觉之城”，我认为并不只是触觉意义上的，反而可以携带更抽象的感官体验。我当然可以抚摸到那些宫殿主体的断壁残垣，抠一抠粗大的米色毛石，用手指划过光洁的大理石廊柱，可是绝不止于此。千百年来，斯普利特人对古建筑并无“供奉”之心，不曾划定界限，把罗马皇帝的宫殿当作“历史文化遗产”那样隔绝于现实生活，他们也许真的理解“文化遗产”就是“民产”的含义，没有什么比生活下去更能延续历史。
戴克里先宫殿已经和现代沿海城市的布局融合在一起，这是斯普利特出色的适应力的象征。巴特勒先生甚至认为一个人想要真的弄懂什么是最初意义上的“南斯拉夫”理想，斯普利特才是最适合的基地。它以自己的传统为傲，又不会在现代性面前退缩。
十八世纪临近尾声时，达尔马提亚谱写了一段短暂的“拿破仑插曲”。法国的占领昙花一现，但对达尔马提亚来说却是一段光明的历史。在深爱斯拉夫人的马尔蒙元帅的治理下，达尔马提亚摆脱了威尼斯时期的贫瘠，物质状况大大改善，正教居民地位提高，农业复苏，商业复兴，土匪绝迹，道路重开。不仅如此，法国占领期给达尔马提亚乃至整个南部斯拉夫人都留下一种强力记忆：在未来，将有这样一种试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可以联合在一个“伊利里亚”共同体里。而这也是最初的“南斯拉夫”理想的雏形。
拿破仑的败北换来了奥地利人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年的百年占领。奥地利人和从前的威尼斯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继续漠视逐渐斯拉夫化的达尔马提亚人的民族情感。不幸的是他们赶上了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的十九世纪，“伊利里亚”的印象依旧在海岸边回响。此时达尔马提亚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自治派”和“联合派”的激烈斗争。“自治派”倒向意大利文化，“联合派”主张实现伊利里亚理想，同克罗地亚联合。政治精英和平民不断的反抗让维也纳心生畏惧，他们答应了“联合派”的请求。 然而，这只是含糊的允诺，很快，一八六七年的“奥匈协定”击垮了达尔马提亚的希望。新出现的二元君主国的均势统治，让达尔马提亚与巴尔干内地斯拉夫人联合的努力化为泡影。直到最后，达尔马提亚和他们内地的亲人克罗地亚的联合，在一九一八年南斯拉夫国家建立时才真正实现。
三
今日斯普利特，旅游业是中心的中心。大部分游客都是来参观戴克里先宫殿遗址的。但讽刺的是，看上去几乎没什么游客会流连千年以前老皇帝的寝宫和陵墓——他们大多鱼贯而入，蜂拥而出，走过场一般从正门涌向地宫，再绕出来，跑到空地上去拍照。他们似乎有更感兴趣的事要做，而这也是在整个游览中我觉得最好笑的部分，整件事就是一件类似于祈福的迷信行为：摸一摸皇家宫殿内院矗立的一座青铜雕像人物的大脚趾，因为传说这会带来好运。 于是我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乱哄哄的男男女女，呼朋引伴，在空地上排长队，等待轮到自己接受好运的高光一刻。他们一个接一个往前走，到了雕像面前，就露出如愿以偿的笑容，那模样好像等待救济热粥的难民。
这么说有些刻薄，考虑到此雕像对全体南部斯拉夫人有非凡的意义—这座身形足有六米之巨的塑像，雕刻的是中世纪克罗地亚地区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的大主教（Gregorius of Nin）。这位主教敢于反抗罗马教皇权威，为斯拉夫人赢得了在礼拜仪式上使用斯拉夫语的权利。须知当时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拉丁语是唯一的弥撒语言。正是格雷戈里主教，在这种拉丁文化的主导环境中，为海岸线上的斯拉夫人争取了文化尊严。
今天的大主教犹如一个通天守护神，耸立在宫殿金门（正门）正前方，他左手执《圣经》，右手高扬，竖起食指，脸部表情激昂，神采奕奕。他正在讲道， 全身已然黯淡，唯有左大脚趾闪闪发亮—当然是游客的功劳。这座雕像让来到这里的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感觉怪异，“没有谁见过比这更不虔敬、更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它打乱了这宫殿建筑的比例，让人觉得宫殿建筑矮小而凌乱”。
然而，我却觉得这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最可爱的一个地方。格雷戈里主教塑像的存在，可算得上是一种象征。在罗马帝国气质的建筑面前安放一座达尔马提亚本土气质的塑像，类似的让步，鼓励了一种在沿海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之间具有容忍度的文化关系。而这种具有包容和融合意味的文化多元主义，也正是“南斯拉夫主义”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结出的果实。
一八六七年奥匈帝国出现后，奥地利辖下的达尔马提亚，以及匈牙利势力范围内的克罗地亚内陆，同时受到统治当局的民族压迫，由此变本加厉激发了两个地区的斯拉夫人的联合意识。另一位“主教”在历史中降临—被誉为“南斯拉夫主义之父”的克罗地亚天主教的主教尤瑟普·斯特罗斯迈尔，与他的亲密朋友、牧师弗兰约·拉基奇一道，寻求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他们的理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复兴上的努力，即想要通过教育、语言和文字上的统一来消除南部斯拉夫人（尤以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分歧为主）的分歧。
可惜，至九十歲高龄谢世，斯特罗斯迈尔主教也没看到他的理想实现。而另一个克罗地亚人梅什特洛维奇接过了他的火把，在文化领域点燃了南斯拉夫的理念之火。他是农民之子，一八八三年出生在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附近的乡村，当时那里是欧洲最贫瘠的地方。梅什特洛维奇童年时代喜欢玩泥巴，最终成了巴尔干半岛最响当当的雕塑艺术家。而前述的格雷戈里主教塑像，就出自他之手。 很少会有哪个艺术家，对他的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一个热心的南斯拉夫主义者，一个了不起的欧洲人。他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全体人类都是同一个精神家园的成员。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泛泛而谈的国际主义者，他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知我职责所在——就是尽力在我的国家的荒土上播撒一些种子。”
四
梅什特洛维奇的横空出世，被奥古斯特·罗丹称作“雕塑界中最伟大的现象”。他十三岁就已经是一名大理石切割师，后来受到奥地利一名富裕矿主的资助，前往维也纳学习。二十二岁时这个天才就在维也纳举办了分离主义风格的雕塑展览。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后，他回萨格勒布定居，担任萨格勒布艺术学院院长，并成为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密友。“二战”期间，他被萨格勒布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投进监狱，后来在梵蒂冈的影响下才获释。梅什特洛维奇被逮捕的罪名是：当局担心他会移民。
这个有诸多争议的天才，早年长相酷似列宁，后来因为留长胡子而越长越像托尔斯泰。他一生被体内无法控制的激情和冲突驱使，留下了好几百件作品，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最能体现他艺术理念的作品几乎全献给了巴尔干。
二十世纪初，塞尔维亚以向死而生的力气赢得了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这不仅震撼和激励了克罗地亚内陆和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兄弟，而且使得南斯拉夫文化复兴事业成为更大的可能。斯拉夫文化学者安德鲁·巴鲁克·瓦赫特尔（Andrew Baruch Wachtel）写道：“南斯拉夫化的尝试——把塞尔维亚文化传统（民间史诗）和欧化形态结合起来——这方面克罗地亚艺术家贡献最大……在‘一战’之前和期间，伊万·梅什特洛维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崭新的南斯拉夫文化形态的领军人物。当时，雕塑是新南斯拉夫综合体（the new Yugoslav synthesis）的完美选项之一……它在达尔马提亚的诸多城镇中发展迅速。当他选择史诗中的人物来雕刻时，梅什特洛维奇自动获得了一种将文化传统‘强力焊接 ’的技能。”因此，在二十世纪早期，即便是最激进的南斯拉夫主义者，也承认南部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融合，只有借助部分“欧洲力量”的支持才能实现，而雕塑艺术的成功十分关键。
直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占领达尔马提亚之前，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居民依然生活在一种“混合的和谐”之中。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不需要受到背叛自己种族的良心拷问，也可以自然地承認古伊利里亚、古罗马、威尼斯、奥斯曼、奥地利等诸种多元文化对整个沿海文化社区的积极影响。诚然，威尼斯的影响在此盘踞最久，沿海城镇的旧城墙和石门上，圣马可雄狮高高踞于众人之上，但不能就此说，意大利文化垄断了达尔马提亚。
巴特勒教授充满深情地写道：“南斯拉夫因为拥有梅什特洛维奇的伟大的欧洲雕塑，依然是个幸运儿。盘踞在杜布罗夫尼克中世纪旧城城门上的塞尔维亚彼得国王的精美雕像，察夫塔特（?avtat）的拉契奇陵墓建筑，斯普利特的格雷戈里大主教巨型雕塑……这些梅什特洛维奇的作品，是南斯拉夫对意大利式吹嘘的最好回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二战”正酣，纳粹的铁蹄伴随着南斯拉夫王国内部已然千疮百孔的民族矛盾，加速了这个仓促成立的共同体的毁灭。此前，发生了对克罗地亚声望最高的农民党领袖斯蒂芬·拉迪奇的暗杀、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刺杀，诸多暗流涌动的黑色血液，渐渐完全腐蚀了南斯拉夫主义文化理想那本就孱弱的肌体。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矛盾，再一次成为南斯拉夫问题中的问题，而梅什特洛维奇，成了一个尴尬人：这位用雕塑表达一种英雄主义气质的多元文化图景的艺术家，非但没有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反而落得一个对于两边来说都是异类的下场——克罗地亚人说他亲塞，可塞尔维亚人却嫌他过于“欧化”。
斯普利特海湾的最北面，坐落着梅什特洛维奇的故居。想要抵达那里，你必须要步行长长的距离——要走完成片被棕榈树环绕的海岸线，到达海港最北，接着走上一条布满冬青树的石子路，直到爬上小丘。梅什特洛维奇的故居俯瞰着海洋。房子门口，伫立着用八根爱奥尼亚风格石柱装饰的门廊。与其说这是乡村别墅，不如说是他用来存放雕塑作品的仓库。房间里摆放着若干没能展出的作品：一匹正在撕扯自己胸膛的罗马狼，一个正被村妇抬走的受伤的战士……梅什特洛维奇留下了这些洋溢民族热情与想象的大胆切割物。高大结实的斯拉夫人的身体，无论是青铜还是石膏材质，无一不散发出肉感而真实的光泽，而脸部塑造却极度简约，他曾深刻地受到米开朗琪罗的影响。
“二战”爆发时，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的头子帕维利奇试图赢得他的支持，未果。梅什特洛维奇设法从梵蒂冈那里拿到了通往瑞士的签证，一去不回，死于美国。
海边的南斯拉夫，可能只剩下斯普利特海港北面这栋梅什特洛维奇的旧居了。它孤零零地听着亚得里亚海的低吟，寂寥地回忆着过去。那时候，达尔马提亚有一位被沿海地带层层叠叠的多元文化所养育的艺术之子，正在用泥巴和石块，朦胧地创造着他心中的英雄。那时候，混合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