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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年是不幸的，你要承担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都是如此庞大，稍一不慎就沉下去了，谈何沉著痛快？稍一不慎又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而被万千链条困顿，又谈何优游不迫？我们唯一的机遇，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赋予的，一种反思的可能，一种从自己身上革“中年”的命的可能。
“在人生的中途，我在一座幽暗的森林里迷了路。”但丁写下《神曲》这著名的开头时，他才35岁，看来，依他那个世纪人的定义，35岁就可称中年了。
我早闻此道，却心有不甘，当我30岁的时候，我从一本《香港后青年散文选》学到“后青年”一词以自喻，又自创“前中年”一词自嘲，近年又在友人脸书偷得“微中年”一词，聊以自慰——其实，就是不肯承认中年二字。
是啊，在我年少轻狂的年纪，“中年”二字就等于陈腐、保守、迟钝，就像Bob Dylan《瘦子歌谣》中讽刺的那位琼斯先生：“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你对此一无所知/是不是，琼斯先生？”这迟钝于时代之烈风的颟顸先生，和敝国之中年唯一的不同是在于他是瘦子。那时我们还信奉一句话：“永远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但是，我们很快自己就三十岁了，从此活在矛盾中。
第一次意识到这矛盾，是前几年在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演出台下，环顾左右，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是年纪最大的叔叔。慨然又慨然，我当时许下豪言：“我未来将成为万能中年。”实际上万能青年旅店的成员和我年纪差不了多少，同为七零后八零后，书写的都是一个时代走向尾声的苍莽心象。这样一个时代成就的中年，理应饱含青年之锐气和老年之睿智。
可惜，中国诗人多在中年折戟，要么提前进入中年。新时期花样百出的诗歌写作中有所谓“中年写作”一说，是一群在1990年代只有三十多岁的老气横秋的诗人提出的，虽然与年纪不符，却很有他们的意义——他们针对的是中国新诗一直以来的青春期荷尔蒙式写作，尤其是朦胧诗与海子的诗，中国新诗的确需要更成熟更胸有成竹。
但诗歌中的中年写作不是音乐里的“晚期风格”，就像那些青春期写作中也缺乏真正青春的自由，徒有热血与孤绝。大多数的中年写作是对热血、孤绝和自由的抹杀，以求建立一个想象中风雨不动的集大成者，以便指点江山时百毒不侵，只有少数人依靠自身的才情颖异而例外。我寫诗二十多年，几乎就是伴随着对这些师长的景仰、学习与洞察而成长，佩服他们中流砥柱的野心，但觉得这并非我所意愿的中年。
今年我41岁，无论怎么说，也算是站在中年的入口处了。简单说来，我对“中年风格”的期许是四个字：沉著痛快。沉著痛快者，据《法书要录》引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是一种书法的境界;而据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著痛快。”是一种诗的境界，陶明濬《诗说杂记》演义为：“至于沉著痛快，则倾囷倒廪，脱口而出，……为此体也，要使驱驾气势……必使读吾诗者心为之所感，情为之所动，击节高歌，不能自已。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著痛快四字而已。”
沉著源自对自身才能的自信，也因为对自身局限的全面了解，故能按兵不动，亦能大开大阖;痛快源自对自身初心未改的确信，故无顾虑、无拖累，畅言其志，不躲躲闪闪、畏畏缩缩。能做到这两点，中年无论写作不写作，都是敞亮无邪的。
沉著相对的是轻浮，少年轻狂可以，中年轻浮则恶心。写作需情恳意切，为人亦如是，詹幼馨先生析司空图诗品之“沉著”一分为二：“要沉于思，着于情;沉于辞，着于意。一句话：要深沉而有着落。”深得我心，我41岁生日前写《生日诗》明志，中间有一句：
“十岁以后我常剖腹与冬雨，三十年来将心比心
而不顾身在江上海上还是高原之巅，一样风干。”
也是这个意思，司空图说：“所思不远，若为平生。”三十年来一路踌躇眺望，要在世上寻一个着落处，以安身立命。身与命安立之处，就是“诗言志”那个志之所存。四十不惑，于我，也就是明白了“志”，在这个坐标系前面，许多世俗羁绊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实上，在世俗意义里做好一个中年是如此困难，甚于文学中的纸上谈兵。最近几年，中年二字意味着在所有的媒体时评都可以嘲笑的大叔，在输入法里输入“猥琐”就能联想组词的“大叔”，再高端状态，也不过是《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这种状态，一个不惑之人可以避免，而“不惑”与“无欲”密切相关，无欲则刚，我们都挂在口边，但是四十岁仍是壮年，纵可把食色之欲等闲视之，却难以破除“成功”之欲，那样仍然不能不惑。
于是我们在中国各个领域都看到中年人的国师情结，国师者，欲为祭酒至尊也，欲被人称为“牛逼”也。不是只有张艺谋这个级别才可以问鼎，多少以孤独英雄自况的人也逃不过这种幻象。比如说姜文，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他的孤傲明显是中年成功的亢奋所致，而不是少年气血。要面子讲派头，是中年膨胀的结果，与少年的耿介刚烈并非一回事，中国许多在中年陷入固步自封的艺术家，都自以为遭到世人误会而更骄横，在电影界、摇滚界、思想界比比皆是，这样的国师范儿中年比世俗处处的猥琐大叔更显得可怕。
如何面对自己的成就与短板，面对前行者的不可逾越与年轻人咄咄逼人的挑战，在中国，如果不寻找宗教支持，如何不陷入逍遥逃逸或者是进入狂暴出击模式？这两分法之间，很难奢谈清醒的第三条道路，除非真能跳出举国的名利交织之网，秉持古人所谓士的坦荡从容，才能做到前述沉著痛快的同义：优游不迫。
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成为中年是不幸的，你要承担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都是如此庞大，稍一不慎就沉下去了，谈何沉著痛快？稍一不慎又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而被万千链条困顿，又谈何优游不迫？我们唯一的机遇，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赋予的，一种反思的可能，一种从自己身上革“中年”的命的可能。 “访旧半为鬼”，成为中年，意味着无论在我们的前辈中还是当年的同行者中，都已经渐渐越来越多逝者。如此，他们将不再成为我们的扶持、我们的慰安，中年意味着和逝者告别，真正直面生之难——我们必须告别的还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里尔克所谓“何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常常被我国的文青滥用，也被不少文学中年用来自我感动一番。这句诗出自里尔克33岁所写《为沃尔夫伯爵冯·卡尔克罗伊而作》，按德语应该译作“有谁在谈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绿原译本）或者“谁还会说起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陈宁译本）——冯·卡尔克罗伊是里尔克素未谋面的一位早夭的青年诗人，里尔克在33岁、中年的门槛之前写这首挽歌给他，包含着对另一个自己：天才青年诗人里尔克的告别，以及对未来那个中年里尔克的期许。
真正熟习中年写作的英语大诗人奥登，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里尔克这句话以及里尔克本人。奥登在其著名的《战时十四行诗》中写到里尔克：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谬佐显出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堡，像一个庞然大物。”（卞之琳译）
何谓“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里尔克从1912年到1922年，陷入一个表面沉寂的状态，从杜伊诺古堡到谬佐古堡的长期隐居，最后写成他的巅峰之作《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两部。37岁到47岁，他也是这样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中年，“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四年后，1926年12月29日因白血病去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诗是：“来吧你，你最后一个，我所认识的，肉体的无药可救的痛楚。”他不但直面了中年向老年的步伐，也直面了加繆所说的必须清醒进入的死亡。
“忍耐意味着一切”，德语原文为“Wer spricht von Siegen？ überstehn ist alles”，据译者陈宁在豆瓣的一篇小文所辨，关键字überstehn 有“忍耐、隐忍”。译作“忍耐”之意固然比“挺住”更中正，免除了后者想象被打压而反抗的自我感动和自我打气之滥调。但窃以为如果译作“沉著”又何如？这样更为矫健，预知了十年之后中年里尔克在谬佐古堡的魄力所来源的积累。
像里尔克51岁逝世，却仍保有少年般宝贵的气魄的中年诗人，在当代中国很难寻到。除了游离于诗坛外的木心，假如顾城不死，也许近焉，假如穆旦1953年不回国，亦能存也。少年洁净是理直气壮的，中年能洁净则几乎是神话，即便能洁净于声色利欲，儒家阴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不能免于权力的诱惑、“匡国”的诱惑。
能做到“终身不仕”的诗人，我所热爱的有现代的废名、古代的姜夔。废名有孤介不遇的因素，姜夔在较开明的南宋而不出仕，乃是一种自觉。年轻时我耽读姜夔白石词，深被其绵延二十余年的合肥情事感动，后来更钦佩他40岁之后的豁达、豁达又始终情深不悔，中年而赤子，宋以后罕见如此了。
“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姜夔的《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一读一断肠，所谓幽恨难语，所谓寂寞流年，中年滋味。其时姜夔42岁，距永别其合肥情人已五年，之后一年的元夕，他更连作五首怀人词，几成绝唱。
如果终于此，姜夔只是一个优秀的情诗人，但一个朋友的到来使他的境界再次提升。那是南宋与他齐名的辛弃疾，姜夔49岁后写有多首词作唱和辛弃疾，既是惺惺相惜，也是在相同精神高度上难得知音的和鸣，竟融入了辛弃疾的遒劲豪放。《汉宫春·一顾倾吴》把对世事的感叹扩展到一个高广的角度：“大夫仙去，笑人间千古须臾”，又从这俯瞰中落至一个人身上：“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而这个人明显就是诗人自己，他不仅从世事抽脱，还从自身也抽脱了出来，但他又没有就此转身逍遥离去，而是返观之，珍重之。
对于姜夔这样一个深诣中年情怀的诗人来说，人生并无逍遥可言，拯救与逍遥实则一体，都是对由人生之不完全所致的痛苦的较量──在这紧密相拥又猛烈抛掷的较量中，诗人得以深味痛苦。如果说面对的中年之重、中年之难将能带来什么收获给我们，这种经验才是我们需要珍重的。
归根到底，中年是为了进入老年的准备，为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就先得不惑、知天命和耳顺，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起青年时代很喜欢叶芝这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翻译：沈睿）
希望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发觉中年之重本身，既是承担起负重的过程，也是抖掉心中挂累的过程，将如此痛快。
“在人生的中途，我在一座幽暗的森林里迷了路。”但丁写下《神曲》这著名的开头时，他才35岁，看来，依他那个世纪人的定义，35岁就可称中年了。
我早闻此道，却心有不甘，当我30岁的时候，我从一本《香港后青年散文选》学到“后青年”一词以自喻，又自创“前中年”一词自嘲，近年又在友人脸书偷得“微中年”一词，聊以自慰——其实，就是不肯承认中年二字。
是啊，在我年少轻狂的年纪，“中年”二字就等于陈腐、保守、迟钝，就像Bob Dylan《瘦子歌谣》中讽刺的那位琼斯先生：“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你对此一无所知/是不是，琼斯先生？”这迟钝于时代之烈风的颟顸先生，和敝国之中年唯一的不同是在于他是瘦子。那时我们还信奉一句话：“永远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但是，我们很快自己就三十岁了，从此活在矛盾中。
第一次意识到这矛盾，是前几年在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演出台下，环顾左右，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是年纪最大的叔叔。慨然又慨然，我当时许下豪言：“我未来将成为万能中年。”实际上万能青年旅店的成员和我年纪差不了多少，同为七零后八零后，书写的都是一个时代走向尾声的苍莽心象。这样一个时代成就的中年，理应饱含青年之锐气和老年之睿智。
可惜，中国诗人多在中年折戟，要么提前进入中年。新时期花样百出的诗歌写作中有所谓“中年写作”一说，是一群在1990年代只有三十多岁的老气横秋的诗人提出的，虽然与年纪不符，却很有他们的意义——他们针对的是中国新诗一直以来的青春期荷尔蒙式写作，尤其是朦胧诗与海子的诗，中国新诗的确需要更成熟更胸有成竹。
但诗歌中的中年写作不是音乐里的“晚期风格”，就像那些青春期写作中也缺乏真正青春的自由，徒有热血与孤绝。大多数的中年写作是对热血、孤绝和自由的抹杀，以求建立一个想象中风雨不动的集大成者，以便指点江山时百毒不侵，只有少数人依靠自身的才情颖异而例外。我寫诗二十多年，几乎就是伴随着对这些师长的景仰、学习与洞察而成长，佩服他们中流砥柱的野心，但觉得这并非我所意愿的中年。
今年我41岁，无论怎么说，也算是站在中年的入口处了。简单说来，我对“中年风格”的期许是四个字：沉著痛快。沉著痛快者，据《法书要录》引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是一种书法的境界;而据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著痛快。”是一种诗的境界，陶明濬《诗说杂记》演义为：“至于沉著痛快，则倾囷倒廪，脱口而出，……为此体也，要使驱驾气势……必使读吾诗者心为之所感，情为之所动，击节高歌，不能自已。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著痛快四字而已。”
沉著源自对自身才能的自信，也因为对自身局限的全面了解，故能按兵不动，亦能大开大阖;痛快源自对自身初心未改的确信，故无顾虑、无拖累，畅言其志，不躲躲闪闪、畏畏缩缩。能做到这两点，中年无论写作不写作，都是敞亮无邪的。
沉著相对的是轻浮，少年轻狂可以，中年轻浮则恶心。写作需情恳意切，为人亦如是，詹幼馨先生析司空图诗品之“沉著”一分为二：“要沉于思，着于情;沉于辞，着于意。一句话：要深沉而有着落。”深得我心，我41岁生日前写《生日诗》明志，中间有一句：
“十岁以后我常剖腹与冬雨，三十年来将心比心
而不顾身在江上海上还是高原之巅，一样风干。”
也是这个意思，司空图说：“所思不远，若为平生。”三十年来一路踌躇眺望，要在世上寻一个着落处，以安身立命。身与命安立之处，就是“诗言志”那个志之所存。四十不惑，于我，也就是明白了“志”，在这个坐标系前面，许多世俗羁绊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实上，在世俗意义里做好一个中年是如此困难，甚于文学中的纸上谈兵。最近几年，中年二字意味着在所有的媒体时评都可以嘲笑的大叔，在输入法里输入“猥琐”就能联想组词的“大叔”，再高端状态，也不过是《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这种状态，一个不惑之人可以避免，而“不惑”与“无欲”密切相关，无欲则刚，我们都挂在口边，但是四十岁仍是壮年，纵可把食色之欲等闲视之，却难以破除“成功”之欲，那样仍然不能不惑。
于是我们在中国各个领域都看到中年人的国师情结，国师者，欲为祭酒至尊也，欲被人称为“牛逼”也。不是只有张艺谋这个级别才可以问鼎，多少以孤独英雄自况的人也逃不过这种幻象。比如说姜文，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他的孤傲明显是中年成功的亢奋所致，而不是少年气血。要面子讲派头，是中年膨胀的结果，与少年的耿介刚烈并非一回事，中国许多在中年陷入固步自封的艺术家，都自以为遭到世人误会而更骄横，在电影界、摇滚界、思想界比比皆是，这样的国师范儿中年比世俗处处的猥琐大叔更显得可怕。
如何面对自己的成就与短板，面对前行者的不可逾越与年轻人咄咄逼人的挑战，在中国，如果不寻找宗教支持，如何不陷入逍遥逃逸或者是进入狂暴出击模式？这两分法之间，很难奢谈清醒的第三条道路，除非真能跳出举国的名利交织之网，秉持古人所谓士的坦荡从容，才能做到前述沉著痛快的同义：优游不迫。
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成为中年是不幸的，你要承担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都是如此庞大，稍一不慎就沉下去了，谈何沉著痛快？稍一不慎又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而被万千链条困顿，又谈何优游不迫？我们唯一的机遇，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赋予的，一种反思的可能，一种从自己身上革“中年”的命的可能。 “访旧半为鬼”，成为中年，意味着无论在我们的前辈中还是当年的同行者中，都已经渐渐越来越多逝者。如此，他们将不再成为我们的扶持、我们的慰安，中年意味着和逝者告别，真正直面生之难——我们必须告别的还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里尔克所谓“何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常常被我国的文青滥用，也被不少文学中年用来自我感动一番。这句诗出自里尔克33岁所写《为沃尔夫伯爵冯·卡尔克罗伊而作》，按德语应该译作“有谁在谈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绿原译本）或者“谁还会说起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陈宁译本）——冯·卡尔克罗伊是里尔克素未谋面的一位早夭的青年诗人，里尔克在33岁、中年的门槛之前写这首挽歌给他，包含着对另一个自己：天才青年诗人里尔克的告别，以及对未来那个中年里尔克的期许。
真正熟习中年写作的英语大诗人奥登，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里尔克这句话以及里尔克本人。奥登在其著名的《战时十四行诗》中写到里尔克：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谬佐显出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堡，像一个庞然大物。”（卞之琳译）
何谓“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里尔克从1912年到1922年，陷入一个表面沉寂的状态，从杜伊诺古堡到谬佐古堡的长期隐居，最后写成他的巅峰之作《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两部。37岁到47岁，他也是这样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中年，“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四年后，1926年12月29日因白血病去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诗是：“来吧你，你最后一个，我所认识的，肉体的无药可救的痛楚。”他不但直面了中年向老年的步伐，也直面了加繆所说的必须清醒进入的死亡。
“忍耐意味着一切”，德语原文为“Wer spricht von Siegen？ überstehn ist alles”，据译者陈宁在豆瓣的一篇小文所辨，关键字überstehn 有“忍耐、隐忍”。译作“忍耐”之意固然比“挺住”更中正，免除了后者想象被打压而反抗的自我感动和自我打气之滥调。但窃以为如果译作“沉著”又何如？这样更为矫健，预知了十年之后中年里尔克在谬佐古堡的魄力所来源的积累。
像里尔克51岁逝世，却仍保有少年般宝贵的气魄的中年诗人，在当代中国很难寻到。除了游离于诗坛外的木心，假如顾城不死，也许近焉，假如穆旦1953年不回国，亦能存也。少年洁净是理直气壮的，中年能洁净则几乎是神话，即便能洁净于声色利欲，儒家阴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不能免于权力的诱惑、“匡国”的诱惑。
能做到“终身不仕”的诗人，我所热爱的有现代的废名、古代的姜夔。废名有孤介不遇的因素，姜夔在较开明的南宋而不出仕，乃是一种自觉。年轻时我耽读姜夔白石词，深被其绵延二十余年的合肥情事感动，后来更钦佩他40岁之后的豁达、豁达又始终情深不悔，中年而赤子，宋以后罕见如此了。
“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姜夔的《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一读一断肠，所谓幽恨难语，所谓寂寞流年，中年滋味。其时姜夔42岁，距永别其合肥情人已五年，之后一年的元夕，他更连作五首怀人词，几成绝唱。
如果终于此，姜夔只是一个优秀的情诗人，但一个朋友的到来使他的境界再次提升。那是南宋与他齐名的辛弃疾，姜夔49岁后写有多首词作唱和辛弃疾，既是惺惺相惜，也是在相同精神高度上难得知音的和鸣，竟融入了辛弃疾的遒劲豪放。《汉宫春·一顾倾吴》把对世事的感叹扩展到一个高广的角度：“大夫仙去，笑人间千古须臾”，又从这俯瞰中落至一个人身上：“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而这个人明显就是诗人自己，他不仅从世事抽脱，还从自身也抽脱了出来，但他又没有就此转身逍遥离去，而是返观之，珍重之。
对于姜夔这样一个深诣中年情怀的诗人来说，人生并无逍遥可言，拯救与逍遥实则一体，都是对由人生之不完全所致的痛苦的较量──在这紧密相拥又猛烈抛掷的较量中，诗人得以深味痛苦。如果说面对的中年之重、中年之难将能带来什么收获给我们，这种经验才是我们需要珍重的。
归根到底，中年是为了进入老年的准备，为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就先得不惑、知天命和耳顺，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起青年时代很喜欢叶芝这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翻译：沈睿）
希望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发觉中年之重本身，既是承担起负重的过程，也是抖掉心中挂累的过程，将如此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