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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主银行制对日本战后经济腾飞起到无可否认的推动作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开始出现不适应，制度的惰性尤其是政府对银行的深度干预最终导致了主银行制的衰弱，且在20世纪90年代酿就了日本金融危机。我国当前的宏观环境类似于日本主银行制鼎盛时期的宏观环境，因此，我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可以部分借鉴、改造日本的主银行制，股份制银行并在我国的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试行主银行制。
关键词：日本；主银行制；银行改革；股份制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5－0064－05
The New Revelation of 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to the Reform of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CHEN Xin-ying
(The Ecnomics Department,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Undoubtedly,the main bank system of Japan had prompted the economy rapidly in Japan.But the system did not fit in with the changes of macro-economy from 1970s’.The inertia of institution,especially the deep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resulted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0s’.The present environment of macro-economy in China resembles the Japan’s at the height of its main bank system.Therefore,we can use for reference the main bank system between stock banks and civil enterprise based on altered.
Key words：Japan;main bank system;reform of banking system;stock bank
日本的主银行制为日本战后重建、经济快速增长、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发挥了无可否认的作用，也赢得了世界的交口称赞。然而，时过境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金融领域险象环生之时，主银行制又受到众口一词的责难。我国理论界在1996-2000年间曾对日本主银行制的利弊及其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做了广泛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宏观环境与当时日本实行主银行制的背景比较相似，中国应学习日本的主银行制，重塑银企关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把日本的主银行制作为银行改革的中期目标，长期来说应和欧美的金融体制接轨；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制度不适合实行主银行制。当时的讨论距今已有八、九年时间，这期间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在积极推进和深化改革，其金融体制、宏观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我们再回首主银行制的兴衰，结合近年来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成效，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或许有新的启示。
一、日本主银行制的形成背景和运行机制
所谓主银行制一般是指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综合的交易关系，并通过银行持有企业股份，使企业接受银行的监督的一种金融制度安排。主银行制最初形成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日本政府为保证战争的物资和资金供应，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尤其是1944年，政府出台“指定银行”政策，即政府指定一家银行为接受军事订单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此举推动了主银行制的演进。[1]到20世纪50年代，处于重建中的日本面临战时“指定银行”制下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不得不通过银行和企业共同合作来解决，双方在这一过程中的紧密合作和信息分享为后来主银行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338；“道奇路线”的出台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和银行间互相持股；此外，战后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主银行制正顺应了当时的需求。因此，可以认为是政府政策作为制度参数变化与当时的宏观制度环境共同催生了主银行制。
日本主银行制中隐含的制度安排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关系型相机治理
该治理方式下，主银行集债权人与投资者双重身份为一体。因此，主银行制将银行和企业结成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强化了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对遏制企业的短期行为、谋求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证。由于长期的合作关系使银行对企业实力、行业的前景有较深入的认识。当企业出现危机时，银行可根据长期以来掌握的“软信息”在核算成本收益后，予以救助，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形成一个贷款辛迪加，有效降低信息成本
多家金融机构共同为一家企业融资，由主银行全权负责监督。在此银团中，各家银行的利益完全一致，由于主办行作为企业的股东，可获取第一手的经营状况以及内部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成本。并且主办行由于融资额最大，要在银团中承担最大风险，因此由主办行来承担监督任务，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带来最有力的监督。对那些给企业贷款的非主办行来说，则大大减少了监督成本，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系统的整体效率。
(三)政府深度干预下的银行治理
日本的主银行制中，政府实施金融约束政策，银行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租”并相应产生扩大分支机构的激励。而银行开设分支机构需得到政府许可，由此，政府就掌握了控制银行的筹码。若主银行愿意救助那些出现困难的企业，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则政府就以许可其增加网点为奖赏。因此，最终能有实力留在银行业的多数是愿意服从政府的银行，政府对他们的利益也予以额外的关照。例如，政府对银行业准入严加控制，防止新的银行进入瓜分现有银行的利润；政府还严格控制企业债券的发行，使企业融资不得不长期依赖主银行。可以认为，政府为银行获得稳定的利润“保驾护航”。这样，政府通过这种“政策诱导性”租金控制银行的金融资源，促使银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时，大臧省作为金融当局代表政府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业实施管理，权限极大。相形之下，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则缺乏独立性，受制于大臧省。并且在人事制度上有一条政策，即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可以到各银行任高管，这也是政府与银行之间暗中有了难以言表的默契。[3]
主银行制跨越了政治、金融和企业三大领域，并将其较好地联结在一起。在该制度下，政府、银行、企业均能从中获益，因而均具维持该制度的激励。企业在主银行制的金融约束下，能以低成本获得资金，还能获得银行长期稳定的支持，甚至在危机时得到银行的帮助。银行在该制度下也取得经济租金，青木昌彦将此类经济租金分为四类：(1)垄断租金，银行即通过政府规制银行的市场进入和债券发行产生的租金；(２)政策诱导性租金，即通过金融约束从居民储蓄转移而来的租金；(3)声誉租金，主银行履行救助承诺带来的声誉；(4)信息租金，主银行因掌握客户企业的意会信息(即软信息)获得的租金。[2]315政府则通过影响银行行为，让银行服从政府而实现其目标函数中最重要一项——稳定大局。因此主银行制的制度安排使得三方都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发现，合作是最优解，而合作产生的最终实际效果是提高了整体经济运行实绩。
二、日本主银行制衰落的原因探析
在实际运行中，从二战后到７０年代主银行制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对日本经济在此期间的飞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主银行制的成功毕竟是基于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从主银行制鼎盛时期的运行环境来看，主银行制的有效性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经济的发展阶段属于经济赶超型，银行和企业的紧密型关系合力推动了经济的增长；(2)金融领域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高度依赖银行；(3)政府对银行具备有效的调控能力；(4)存在金融约束。然而，７０年代中期后，主银行制运行的环境逐步发生改变时，该制度开始从均衡走向不均衡。
首先，宏观环境的变化使企业试图突破主银行制。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融资领域的“脱媒”现象日益显现，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规律。主银行制下，政府、银行、企业三者中，企业受到的约束力最强，因此随着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好企业越来越试图摆脱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纷纷到欧洲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以规避本国政府对企业债券的控制，同时银行贷款的减少，企业的游离导致银行的收益下降。另一方面，基于全球市场化程度加深，政府逐步放开了对存款利率的控制，金融约束转向金融深化，利率放开使银行利润空间大为压缩。随着企业日益逃离银行掌控，关系型相机治理中银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失灵了。
其次，制度惰性导致银行的潜在危机。这里的制度惰性来自主银行制中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主要表现在：
第一，当好企业日益摆脱银行的控制，长期靠信贷传统业务获利的银行面临危机时，银行本应将利润来源转向信息加工处理，以适应通信、信息技术发展产生的新的经济需求，重新吸引优良企业。而这需要银行突破分业经营的壁垒。然而在原有的主银行制下，银行、政府各自享受到巨大的“租”，因此在经济形势转变的情况下，对金融结构的调整犹豫不决，仍幻想能保持旧体制，继续享有原来的丰厚租金。正是这种制度惯性使得金融风险逐步积累，最终总爆发。
第二，政府的对银行的“护航”制度，使银行丧失危机意识。银行在关系型融资日渐式微，银行租金骤减的情况下，并没有积极监督企业，而是卷入高风险业务，把赌注押在抵押贷款的不动产升值上。银行之所以敢涉足高风险业务，与主银行制下政府对银行的庇护不无关系，银行可通过“护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政府。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受到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冲击，政府不得不开始向市场导向型的管理靠拢，“护航”制度开始松动，加上银行长期在政府保护下形成的软的预算约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造就大量坏帐，政府也难以解决。最后政府不得不终结“护航”制度，银行陷入危机，最终引发了金融部门的信用危机。
第三，政府与利益部门的勾结错失改革机遇。在世界经济局势要求银行缩减传统业务逐步转型时，作为金融主管部门的大藏省曾一度想放松分业经营的限制，但当时日本的大藏省本身也受到私人利益部门的影响甚至操纵，因此在诸如证券和长期信用银行等既得利益部门的强烈反对下，分业经营的壁垒未能冲破。银行既未能保住旧的利润，又在政府的严格分业监管下无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总之，日本主银行制在金融管制严格的条件下运作能收到良好效果。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界限日趋模糊，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企业会获取更多直接融资的机会，银行的地位下降，银企关系出现分裂，另一方面，政府的“护航”制度的终结，引起银行的不满，银行也不再象从前那样服从政府的意图，银政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从根本上说，主银行制走向衰弱是因为政府、银行、企业在主银行制下收益率不断下降，维持这一制度的激励大大减弱，三位一体的联盟开始瓦解，主银行制存在的基石动摇了。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银行制的制度安排已受到挑战，但直到1998年才真正开始大力度改革，之前一直是停留在小打小闹上，没有真正触及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拖延使得日本的银行业积弊深重，制度变迁的成本极其高昂，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与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不无关系。
从前文对主银行制出现危机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主银行制的体制与新经济增长体系出现不适应的根源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管制。因此，1998年的金融改革也是以限制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突破口，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解除分业限制，实行混业经营；取消外汇业务限制；取消对企业债券的发行的控制，大力推进直接融资；限制大藏省的权利，成立金融监察厅接管对银行的监管，并保持金融监察厅的独立性；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毋庸置疑，日本金融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目前日本银行业已开始复苏。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率从2002年9月的8.1%下降至2003年3月的7.2%，到2005年3月进一步下降到2.9%。[4]银行业2004年实现2000年以来的首次全年盈利，代表性的11家银行平均的税前利润率达到了0.29%。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已经达到11%，超过了《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8%的要求。[5]日本银行业近来逐步摆脱困境一方面跟日本的宏观面好转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采取的以限制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突破口金融改革措施是有针对性、有效的。
三、我国当前银行业改革借鉴主银行制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曾在1996、1997年前后试行过主办银行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也运用过“债转股”，这些措施都部分借鉴了日本的主银行制，但是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此，当时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主银行制不适合运用于我国。
笔者认为，当时我国施行主银行制的条件确实还不成熟。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项制度要有效运行，必须辅以相关的配套制度。日本的主银行制在我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我国缺乏其有效运行的配套制度有关，其中，最本质的失误是将主银行制运用于我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我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产权上具有同质性，二者都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双方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对银行还是国企来说，欠的都是国家的钱，或者说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从实质上是一种关联贷款。即使让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互相持股，也是如同一家人的钱，即使有了亏损最终会由国家这个家长来买单，因此根本无法产生硬的融资约束机制，主银行制对企业的有效监督的优势得不到施展。
我国主银行制初步试行失败，是否就宣判了主银行制在我国“水土不服”的命运呢？并不尽然，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主银行制试行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1.当前我国施行主银行制的宏观背景大体形成。表1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环境和日本实行主银行制的宏观背景的异同进行对比。
从表1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具备实行主银行制的大部分条件，唯一尚未完全具备的就是主银行制的运行亦需要较成熟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而近年来，我国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据测算，200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73.8％。[6]主银行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大背景基本具备。
2.我国实行主银行制的路径选择。我国的主银行制的试行应首先在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施行。选择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处在攻坚阶段，产权制度改革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主银行制又会重蹈上一轮(20世纪90年代末)试行时失败的覆辙。而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则产权较为清晰，尤其是我国的民营企业已成为比较独立的市场主体，银企双方的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是主银行制实行的基本前提。日本的主银行制虽然政府干预色彩浓，但是主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仍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即便日本的主银行对企业负有救助承诺，该承诺也是一种有限责任，主银行并不对困难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若主银行对救助的成本收益比核算后，发现救助成本过高，那么主银行是不会出手相助的。因此，日本的主银行制银企关系仍然体现的是市场行为。
日本的主银行制虽发端于战前，但在战后得到巩固主要是由于当时企业正需要大量的资金，主银行制正是顺应了这个需求，为企业成长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推动企业的迅速成长。反观我国，当前民营企业也正处于成长期，资金需求量大，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大，而银行囿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手段的有限，在民营企业的借贷上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很高，这也是我国民营企业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利用主银行制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建立起银行对民营企业监督的长效机制，遏止民营企业的短期行为，真正实现国家“坚定不移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目标，使银企合力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借此契机培育民营企业的信用意识，有助于国家的信用建设。
3.扬长避短，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主银行制。我国尝试实行主银行制要格外注意克服主银行制的弱点，万不能全盘照搬，必须对日本主银行制加以改造。
首先，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造。从上文分析可知，导致日本主银行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过当，导致体制僵化，不能适应新变化。而我国曾经是计划经济国家，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度已很深，若政府不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遏制“管制冲动”，那么主银行制的推行很可能最终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此，要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尽可能排除政府的行政干预，使商业银行独立自主面向市场。这是日本主银行制衰落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
其次，强化金融监管，逐步实现混业经营。日本主银行制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不力，权利过于集中，缺乏透明度和清晰的规则，最终导致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当前我国已加入WTO，国内金融市场必然要跟国际金融市场对接，我们要顺应金融自由化大潮，抓住有利契机，实行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更需要金融当局具备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手段和能力，提高银行业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能力。
再次，信用建设、法制建设的配套跟进。由于我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信用建设和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主银行制属于银企紧密型制度，若在信用缺失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情况下贸然实施主银行制，一旦出现企业银行串谋的道德风险，那么很容易演化为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因此，主银行制在我国的顺利实施还需要整个社会信用、法制建设的跟进。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日本的主银行制与英美的金融制度相比，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日本相似，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虽已有长足发展，但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经济中储蓄率较高，在一定时期内间接金融仍要发挥主要作用，因此日本的主银行制在我国更具可操作性。但在移植过程中一定要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改造其不足之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要避免政府的过多干扰，确立银行、企业的独立市场地位。因此，笔者认为近期可以考虑在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中试行主银行制。
参考文献：
[1] 于潇.日本主银行制演变的路径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3(6):42-46.
[2]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 戴金平.主银行制与日本金融危机[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2):60.
[4] 日本：大银行钟情“小”业务[EB/OL].[2006-01-13].中经网.
[5]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新动向[EB/OL].[2006-03-03].中经网.
[6]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3.
关键词：日本；主银行制；银行改革；股份制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5－0064－05
The New Revelation of 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to the Reform of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CHEN Xin-ying
(The Ecnomics Department,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Undoubtedly,the main bank system of Japan had prompted the economy rapidly in Japan.But the system did not fit in with the changes of macro-economy from 1970s’.The inertia of institution,especially the deep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resulted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0s’.The present environment of macro-economy in China resembles the Japan’s at the height of its main bank system.Therefore,we can use for reference the main bank system between stock banks and civil enterprise based on altered.
Key words：Japan;main bank system;reform of banking system;stock bank
日本的主银行制为日本战后重建、经济快速增长、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发挥了无可否认的作用，也赢得了世界的交口称赞。然而，时过境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金融领域险象环生之时，主银行制又受到众口一词的责难。我国理论界在1996-2000年间曾对日本主银行制的利弊及其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做了广泛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宏观环境与当时日本实行主银行制的背景比较相似，中国应学习日本的主银行制，重塑银企关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把日本的主银行制作为银行改革的中期目标，长期来说应和欧美的金融体制接轨；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制度不适合实行主银行制。当时的讨论距今已有八、九年时间，这期间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在积极推进和深化改革，其金融体制、宏观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我们再回首主银行制的兴衰，结合近年来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成效，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或许有新的启示。
一、日本主银行制的形成背景和运行机制
所谓主银行制一般是指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综合的交易关系，并通过银行持有企业股份，使企业接受银行的监督的一种金融制度安排。主银行制最初形成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日本政府为保证战争的物资和资金供应，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尤其是1944年，政府出台“指定银行”政策，即政府指定一家银行为接受军事订单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此举推动了主银行制的演进。[1]到20世纪50年代，处于重建中的日本面临战时“指定银行”制下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不得不通过银行和企业共同合作来解决，双方在这一过程中的紧密合作和信息分享为后来主银行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338；“道奇路线”的出台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和银行间互相持股；此外，战后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主银行制正顺应了当时的需求。因此，可以认为是政府政策作为制度参数变化与当时的宏观制度环境共同催生了主银行制。
日本主银行制中隐含的制度安排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关系型相机治理
该治理方式下，主银行集债权人与投资者双重身份为一体。因此，主银行制将银行和企业结成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强化了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对遏制企业的短期行为、谋求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证。由于长期的合作关系使银行对企业实力、行业的前景有较深入的认识。当企业出现危机时，银行可根据长期以来掌握的“软信息”在核算成本收益后，予以救助，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形成一个贷款辛迪加，有效降低信息成本
多家金融机构共同为一家企业融资，由主银行全权负责监督。在此银团中，各家银行的利益完全一致，由于主办行作为企业的股东，可获取第一手的经营状况以及内部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成本。并且主办行由于融资额最大，要在银团中承担最大风险，因此由主办行来承担监督任务，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带来最有力的监督。对那些给企业贷款的非主办行来说，则大大减少了监督成本，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系统的整体效率。
(三)政府深度干预下的银行治理
日本的主银行制中，政府实施金融约束政策，银行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租”并相应产生扩大分支机构的激励。而银行开设分支机构需得到政府许可，由此，政府就掌握了控制银行的筹码。若主银行愿意救助那些出现困难的企业，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则政府就以许可其增加网点为奖赏。因此，最终能有实力留在银行业的多数是愿意服从政府的银行，政府对他们的利益也予以额外的关照。例如，政府对银行业准入严加控制，防止新的银行进入瓜分现有银行的利润；政府还严格控制企业债券的发行，使企业融资不得不长期依赖主银行。可以认为，政府为银行获得稳定的利润“保驾护航”。这样，政府通过这种“政策诱导性”租金控制银行的金融资源，促使银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时，大臧省作为金融当局代表政府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业实施管理，权限极大。相形之下，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则缺乏独立性，受制于大臧省。并且在人事制度上有一条政策，即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可以到各银行任高管，这也是政府与银行之间暗中有了难以言表的默契。[3]
主银行制跨越了政治、金融和企业三大领域，并将其较好地联结在一起。在该制度下，政府、银行、企业均能从中获益，因而均具维持该制度的激励。企业在主银行制的金融约束下，能以低成本获得资金，还能获得银行长期稳定的支持，甚至在危机时得到银行的帮助。银行在该制度下也取得经济租金，青木昌彦将此类经济租金分为四类：(1)垄断租金，银行即通过政府规制银行的市场进入和债券发行产生的租金；(２)政策诱导性租金，即通过金融约束从居民储蓄转移而来的租金；(3)声誉租金，主银行履行救助承诺带来的声誉；(4)信息租金，主银行因掌握客户企业的意会信息(即软信息)获得的租金。[2]315政府则通过影响银行行为，让银行服从政府而实现其目标函数中最重要一项——稳定大局。因此主银行制的制度安排使得三方都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发现，合作是最优解，而合作产生的最终实际效果是提高了整体经济运行实绩。
二、日本主银行制衰落的原因探析
在实际运行中，从二战后到７０年代主银行制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对日本经济在此期间的飞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主银行制的成功毕竟是基于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从主银行制鼎盛时期的运行环境来看，主银行制的有效性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经济的发展阶段属于经济赶超型，银行和企业的紧密型关系合力推动了经济的增长；(2)金融领域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高度依赖银行；(3)政府对银行具备有效的调控能力；(4)存在金融约束。然而，７０年代中期后，主银行制运行的环境逐步发生改变时，该制度开始从均衡走向不均衡。
首先，宏观环境的变化使企业试图突破主银行制。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融资领域的“脱媒”现象日益显现，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规律。主银行制下，政府、银行、企业三者中，企业受到的约束力最强，因此随着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好企业越来越试图摆脱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纷纷到欧洲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以规避本国政府对企业债券的控制，同时银行贷款的减少，企业的游离导致银行的收益下降。另一方面，基于全球市场化程度加深，政府逐步放开了对存款利率的控制，金融约束转向金融深化，利率放开使银行利润空间大为压缩。随着企业日益逃离银行掌控，关系型相机治理中银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失灵了。
其次，制度惰性导致银行的潜在危机。这里的制度惰性来自主银行制中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主要表现在：
第一，当好企业日益摆脱银行的控制，长期靠信贷传统业务获利的银行面临危机时，银行本应将利润来源转向信息加工处理，以适应通信、信息技术发展产生的新的经济需求，重新吸引优良企业。而这需要银行突破分业经营的壁垒。然而在原有的主银行制下，银行、政府各自享受到巨大的“租”，因此在经济形势转变的情况下，对金融结构的调整犹豫不决，仍幻想能保持旧体制，继续享有原来的丰厚租金。正是这种制度惯性使得金融风险逐步积累，最终总爆发。
第二，政府的对银行的“护航”制度，使银行丧失危机意识。银行在关系型融资日渐式微，银行租金骤减的情况下，并没有积极监督企业，而是卷入高风险业务，把赌注押在抵押贷款的不动产升值上。银行之所以敢涉足高风险业务，与主银行制下政府对银行的庇护不无关系，银行可通过“护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政府。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受到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冲击，政府不得不开始向市场导向型的管理靠拢，“护航”制度开始松动，加上银行长期在政府保护下形成的软的预算约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造就大量坏帐，政府也难以解决。最后政府不得不终结“护航”制度，银行陷入危机，最终引发了金融部门的信用危机。
第三，政府与利益部门的勾结错失改革机遇。在世界经济局势要求银行缩减传统业务逐步转型时，作为金融主管部门的大藏省曾一度想放松分业经营的限制，但当时日本的大藏省本身也受到私人利益部门的影响甚至操纵，因此在诸如证券和长期信用银行等既得利益部门的强烈反对下，分业经营的壁垒未能冲破。银行既未能保住旧的利润，又在政府的严格分业监管下无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总之，日本主银行制在金融管制严格的条件下运作能收到良好效果。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界限日趋模糊，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企业会获取更多直接融资的机会，银行的地位下降，银企关系出现分裂，另一方面，政府的“护航”制度的终结，引起银行的不满，银行也不再象从前那样服从政府的意图，银政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从根本上说，主银行制走向衰弱是因为政府、银行、企业在主银行制下收益率不断下降，维持这一制度的激励大大减弱，三位一体的联盟开始瓦解，主银行制存在的基石动摇了。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银行制的制度安排已受到挑战，但直到1998年才真正开始大力度改革，之前一直是停留在小打小闹上，没有真正触及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拖延使得日本的银行业积弊深重，制度变迁的成本极其高昂，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与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不无关系。
从前文对主银行制出现危机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主银行制的体制与新经济增长体系出现不适应的根源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管制。因此，1998年的金融改革也是以限制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突破口，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解除分业限制，实行混业经营；取消外汇业务限制；取消对企业债券的发行的控制，大力推进直接融资；限制大藏省的权利，成立金融监察厅接管对银行的监管，并保持金融监察厅的独立性；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毋庸置疑，日本金融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目前日本银行业已开始复苏。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率从2002年9月的8.1%下降至2003年3月的7.2%，到2005年3月进一步下降到2.9%。[4]银行业2004年实现2000年以来的首次全年盈利，代表性的11家银行平均的税前利润率达到了0.29%。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已经达到11%，超过了《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8%的要求。[5]日本银行业近来逐步摆脱困境一方面跟日本的宏观面好转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采取的以限制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突破口金融改革措施是有针对性、有效的。
三、我国当前银行业改革借鉴主银行制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曾在1996、1997年前后试行过主办银行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也运用过“债转股”，这些措施都部分借鉴了日本的主银行制，但是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此，当时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主银行制不适合运用于我国。
笔者认为，当时我国施行主银行制的条件确实还不成熟。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项制度要有效运行，必须辅以相关的配套制度。日本的主银行制在我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我国缺乏其有效运行的配套制度有关，其中，最本质的失误是将主银行制运用于我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我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产权上具有同质性，二者都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双方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对银行还是国企来说，欠的都是国家的钱，或者说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从实质上是一种关联贷款。即使让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互相持股，也是如同一家人的钱，即使有了亏损最终会由国家这个家长来买单，因此根本无法产生硬的融资约束机制，主银行制对企业的有效监督的优势得不到施展。
我国主银行制初步试行失败，是否就宣判了主银行制在我国“水土不服”的命运呢？并不尽然，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主银行制试行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1.当前我国施行主银行制的宏观背景大体形成。表1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环境和日本实行主银行制的宏观背景的异同进行对比。
从表1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具备实行主银行制的大部分条件，唯一尚未完全具备的就是主银行制的运行亦需要较成熟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而近年来，我国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据测算，200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73.8％。[6]主银行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大背景基本具备。
2.我国实行主银行制的路径选择。我国的主银行制的试行应首先在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施行。选择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处在攻坚阶段，产权制度改革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主银行制又会重蹈上一轮(20世纪90年代末)试行时失败的覆辙。而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则产权较为清晰，尤其是我国的民营企业已成为比较独立的市场主体，银企双方的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是主银行制实行的基本前提。日本的主银行制虽然政府干预色彩浓，但是主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仍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即便日本的主银行对企业负有救助承诺，该承诺也是一种有限责任，主银行并不对困难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若主银行对救助的成本收益比核算后，发现救助成本过高，那么主银行是不会出手相助的。因此，日本的主银行制银企关系仍然体现的是市场行为。
日本的主银行制虽发端于战前，但在战后得到巩固主要是由于当时企业正需要大量的资金，主银行制正是顺应了这个需求，为企业成长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推动企业的迅速成长。反观我国，当前民营企业也正处于成长期，资金需求量大，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大，而银行囿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手段的有限，在民营企业的借贷上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很高，这也是我国民营企业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利用主银行制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建立起银行对民营企业监督的长效机制，遏止民营企业的短期行为，真正实现国家“坚定不移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目标，使银企合力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借此契机培育民营企业的信用意识，有助于国家的信用建设。
3.扬长避短，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主银行制。我国尝试实行主银行制要格外注意克服主银行制的弱点，万不能全盘照搬，必须对日本主银行制加以改造。
首先，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造。从上文分析可知，导致日本主银行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过当，导致体制僵化，不能适应新变化。而我国曾经是计划经济国家，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度已很深，若政府不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遏制“管制冲动”，那么主银行制的推行很可能最终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此，要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尽可能排除政府的行政干预，使商业银行独立自主面向市场。这是日本主银行制衰落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
其次，强化金融监管，逐步实现混业经营。日本主银行制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不力，权利过于集中，缺乏透明度和清晰的规则，最终导致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当前我国已加入WTO，国内金融市场必然要跟国际金融市场对接，我们要顺应金融自由化大潮，抓住有利契机，实行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更需要金融当局具备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手段和能力，提高银行业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能力。
再次，信用建设、法制建设的配套跟进。由于我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信用建设和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主银行制属于银企紧密型制度，若在信用缺失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情况下贸然实施主银行制，一旦出现企业银行串谋的道德风险，那么很容易演化为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因此，主银行制在我国的顺利实施还需要整个社会信用、法制建设的跟进。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日本的主银行制与英美的金融制度相比，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日本相似，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虽已有长足发展，但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经济中储蓄率较高，在一定时期内间接金融仍要发挥主要作用，因此日本的主银行制在我国更具可操作性。但在移植过程中一定要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改造其不足之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要避免政府的过多干扰，确立银行、企业的独立市场地位。因此，笔者认为近期可以考虑在股份制银行和民营企业中试行主银行制。
参考文献：
[1] 于潇.日本主银行制演变的路径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3(6):42-46.
[2]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 戴金平.主银行制与日本金融危机[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2):60.
[4] 日本：大银行钟情“小”业务[EB/OL].[2006-01-13].中经网.
[5]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新动向[EB/OL].[2006-03-03].中经网.
[6]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