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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同性恋弱势群体的反叛和皈依，探究白先勇写作此小说的意图是揭出问题引起疗救，还是规劝同性恋者浪子回头皈依正途？！
关键词 白先勇 《孽子》 隐喻 写作立场
《孽子》系白先勇迄今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性恋题材的代表作。因其写作题材的敏感性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多变等，自小说发表至今，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和热议，对小说及作者的褒贬毁誉沸沸扬扬，从未间断。
《孽子》描写了一群同性恋青少年的异质生活。作家白先勇不止一次说过：“在《孽子》中，我主要写父子关系，而父子又扩大为：父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对待下一辈，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父子之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1。《孽子》塑造了一系列传统伦理道德神鞭式的父亲形象。他们在作品中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他们已然成为传统伦理观念和准则的信奉者与捍卫者。如果将“父亲”这一隐喻主体的所指扩大化，那么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对“青春鸟”的威胁抓捕和国家喉舌的“媒体”对“安乐乡”的曝光干预，就可以视为政府在对待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时亦充当了“父亲”这一角色。社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对立中运作，而且始终如一地将异性恋者视为正常，而把同性恋看作既存谱系中应当消灭的异类。
“孽子”们的生命史是由“不从”开始的。《孽子》，单从题目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就已经显现为父子两代人的矛盾纠葛；不仅如此，“孽子”这一题目本身已经将问题的症结归罪于儿子对父亲的不从。小说主要写的是一群“不从”的儿子们的生活：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有着“叛逆”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性向选择；他们是一群被父亲放逐，被社会遗弃的“无所依归”的边缘人；他们的身体在肉欲中沉沦毁灭，他们的心灵在痛苦中焚烧煎熬；他们是一群被爱拒绝的可怜的孩子，饱受他人的歧视和侮辱；他们不被家人理解，更不为社会承认；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在一个男权、父权社会里，父亲永远是不可撼动的精神立法者。
白先勇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在这一寻父皈依的过程中，德高望重的傅崇山傅老爷子成为沟通父子两代人的一座桥梁。“傅”取“父”的谐音，“崇”乃崇高、敬重之意。傅崇山是作者塑造的父权社会中理想父亲的代表。他熟知父子两代人的代沟，并努力填平两代人的心理沟壑；他以自己的行动努力架设一座宽容与理解的桥梁；他不属“圈”内之人，却是这个“黑暗王国”子民的救星。傅老爷子的儿子傅卫是一个争强好胜、心性极为高傲的孩子，因在军中与他的下属“干那不可告人的事情”，不仅受到军法处置而且不被父亲原谅，即使生命中最后一丝请求——见父亲最后一面也被拒绝，傅卫最终在老爷子五十八岁寿辰之日自杀，儿子的死预示着父亲的“生”，唤醒了父亲。傅老爷子对儿子的愤怒、绝望渐渐转变为怜悯、同情、爱护，最终把这份爱辐射给每一个儿子，成为李青们躲避风雨苦难的温暖港湾。但极具隐喻性的是，代表父权社会来承认与接纳孽子的傅老爷子的死亡，又告诉他们不要盲目的乐观。
小说中的李青们是被放逐的边缘人，不受尊重，遭受践踏与抛弃。他们在父权社会中始终处于弱者、边缘人的悲惨境地，始终在一种有心逃离却无力反击的姿态中同既定秩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白先勇在接受刘俊的采访时说：“《孽子》那本书一直是我要写的，我觉得有一群孩子需要我替他们说话……我想任何时候，妓女已经遭人歧视，如果沦为男妓，更是低之又低。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人，要恢复他们人的身份。”2以此可以看出白先勇有意利用《孽子》引起人们对这群孩子的同情与帮助，揭露病态社会造成的现实悲剧。小说的后半部分傅老爷子对阿青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可也曾想过，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么？”这显然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为父亲为父权社会申辩，希望李青们能理解与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小说最后一部分“那些青春鸟的行旅”中小玉、阿青、吴敏、老鼠都以主流社会圈成员的身份安分守己维持生计。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在规劝叛逆如李青们放弃自己的坚守回归到所谓主流话语认同的生活中来。这些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文化之外的他者只有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身份和性向才能维持生存。
笔者认为白先勇在《孽子》中表现出的立场是暧昧和矛盾的。一方面，作者从个人生活的特异性与人类生活的群体性为坐标轴，不断地思考着弱势如李青们在强势文化规范中的生存处境及生存方式，并努力地为他们正名；但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让这一社会的独特存在隐藏了真实的自己才得以生存，对主流话语趋向认同。这种矛盾的出现可能有作者自身的原因，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深切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承担社会舆论导向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原因可能是白先勇深知在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不具有让同性恋者获得正常的生存空间和权利的条件。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亦有属于自己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这一群青春鸟，他们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在晴日白天作真实的自己。但要使他们获得作为真实的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荆棘路要走。只有回归人性，人的本位，中心与边缘才能和谐的共处，诗意地生活。而这需要时间，而且时间可能会很长很长。
参考文献：
[1]王晋民.一篇多层血的小说[J]﹒华人世界，1987（3）.
[2]刘俊﹒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J]﹒东方丛刊，2007（1）：246-247.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白先勇 《孽子》 隐喻 写作立场
《孽子》系白先勇迄今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性恋题材的代表作。因其写作题材的敏感性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多变等，自小说发表至今，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和热议，对小说及作者的褒贬毁誉沸沸扬扬，从未间断。
《孽子》描写了一群同性恋青少年的异质生活。作家白先勇不止一次说过：“在《孽子》中，我主要写父子关系，而父子又扩大为：父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对待下一辈，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父子之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1。《孽子》塑造了一系列传统伦理道德神鞭式的父亲形象。他们在作品中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他们已然成为传统伦理观念和准则的信奉者与捍卫者。如果将“父亲”这一隐喻主体的所指扩大化，那么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对“青春鸟”的威胁抓捕和国家喉舌的“媒体”对“安乐乡”的曝光干预，就可以视为政府在对待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时亦充当了“父亲”这一角色。社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对立中运作，而且始终如一地将异性恋者视为正常，而把同性恋看作既存谱系中应当消灭的异类。
“孽子”们的生命史是由“不从”开始的。《孽子》，单从题目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就已经显现为父子两代人的矛盾纠葛；不仅如此，“孽子”这一题目本身已经将问题的症结归罪于儿子对父亲的不从。小说主要写的是一群“不从”的儿子们的生活：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有着“叛逆”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性向选择；他们是一群被父亲放逐，被社会遗弃的“无所依归”的边缘人；他们的身体在肉欲中沉沦毁灭，他们的心灵在痛苦中焚烧煎熬；他们是一群被爱拒绝的可怜的孩子，饱受他人的歧视和侮辱；他们不被家人理解，更不为社会承认；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在一个男权、父权社会里，父亲永远是不可撼动的精神立法者。
白先勇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在这一寻父皈依的过程中，德高望重的傅崇山傅老爷子成为沟通父子两代人的一座桥梁。“傅”取“父”的谐音，“崇”乃崇高、敬重之意。傅崇山是作者塑造的父权社会中理想父亲的代表。他熟知父子两代人的代沟，并努力填平两代人的心理沟壑；他以自己的行动努力架设一座宽容与理解的桥梁；他不属“圈”内之人，却是这个“黑暗王国”子民的救星。傅老爷子的儿子傅卫是一个争强好胜、心性极为高傲的孩子，因在军中与他的下属“干那不可告人的事情”，不仅受到军法处置而且不被父亲原谅，即使生命中最后一丝请求——见父亲最后一面也被拒绝，傅卫最终在老爷子五十八岁寿辰之日自杀，儿子的死预示着父亲的“生”，唤醒了父亲。傅老爷子对儿子的愤怒、绝望渐渐转变为怜悯、同情、爱护，最终把这份爱辐射给每一个儿子，成为李青们躲避风雨苦难的温暖港湾。但极具隐喻性的是，代表父权社会来承认与接纳孽子的傅老爷子的死亡，又告诉他们不要盲目的乐观。
小说中的李青们是被放逐的边缘人，不受尊重，遭受践踏与抛弃。他们在父权社会中始终处于弱者、边缘人的悲惨境地，始终在一种有心逃离却无力反击的姿态中同既定秩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白先勇在接受刘俊的采访时说：“《孽子》那本书一直是我要写的，我觉得有一群孩子需要我替他们说话……我想任何时候，妓女已经遭人歧视，如果沦为男妓，更是低之又低。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人，要恢复他们人的身份。”2以此可以看出白先勇有意利用《孽子》引起人们对这群孩子的同情与帮助，揭露病态社会造成的现实悲剧。小说的后半部分傅老爷子对阿青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可也曾想过，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么？”这显然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为父亲为父权社会申辩，希望李青们能理解与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小说最后一部分“那些青春鸟的行旅”中小玉、阿青、吴敏、老鼠都以主流社会圈成员的身份安分守己维持生计。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在规劝叛逆如李青们放弃自己的坚守回归到所谓主流话语认同的生活中来。这些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文化之外的他者只有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身份和性向才能维持生存。
笔者认为白先勇在《孽子》中表现出的立场是暧昧和矛盾的。一方面，作者从个人生活的特异性与人类生活的群体性为坐标轴，不断地思考着弱势如李青们在强势文化规范中的生存处境及生存方式，并努力地为他们正名；但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让这一社会的独特存在隐藏了真实的自己才得以生存，对主流话语趋向认同。这种矛盾的出现可能有作者自身的原因，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深切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承担社会舆论导向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原因可能是白先勇深知在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不具有让同性恋者获得正常的生存空间和权利的条件。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亦有属于自己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这一群青春鸟，他们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在晴日白天作真实的自己。但要使他们获得作为真实的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荆棘路要走。只有回归人性，人的本位，中心与边缘才能和谐的共处，诗意地生活。而这需要时间，而且时间可能会很长很长。
参考文献：
[1]王晋民.一篇多层血的小说[J]﹒华人世界，1987（3）.
[2]刘俊﹒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J]﹒东方丛刊，2007（1）：246-247.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