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此其差异耳。”这是王闿运的中的之言。不论放到何种时代，也不论今人昔人所指何人，这番话往往都还适用。
　　当今社会陷入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给了人们“博览”的无尽可能与条件，而事实是人们的阅读量大幅下降。每年都能见到一份榜单，上面统计的是各国每人每年的平均阅读量，中国在上面的排名总是比较靠后，也就因此引起了阵阵轩然大波。然而我所在意的是，阅读量可以成为衡量个人甚至民族的文化标准之一，但它是否全面而可靠？换言之，当统计学可以帮助人们计量“博览”的程度时，“熟读”的程度又该如何计量？今人的“博览”“熟读”较昔人又如何呢？
　　至于事实是否真如王闿运所言，还得搬出古人来两相比较。古有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又有科举制度划定了“必读书目”和“考试范围”。《红楼梦》里边，贾政也曾吩咐过：“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把一个人的眼界拘囿了。于是士子皓首穷经、焚膏继晷，以至熟读，再至烂熟于胸的境界。借此，有人识句读通文法，有人拔擢升迁，有人明彻悟道，这又是“熟读”所结的不同果实了。
　　我笼统地将昔人划为长于“熟读”一类，又笼统地将今人划为长于“博覽”一类，只是粗略比较之后的结果，并不确切。陆游有“万卷虽多当具眼”，杜甫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有“男儿须读五车书”，这就是在强调“博览”的重要性了。现今也有不少学者仍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古老的典籍。红学是20世纪三大显学之一，红学研究有不同派别，也有不同时期，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当代红学，不断有学者为之提供不同的观点与研究方向。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在熟读原作的基础上，又研读了大量清人笔记、年谱、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鉴赏派，在细读文本后升华出个人感悟;又有后人如刘心武，另辟蹊径，续写红楼。
　　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解“读书破万卷”的“破”字，其中一解曰：“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援引了孔子读《周易》的典故，恰恰结合了“博览”与“熟读”。而在红学研究的漫漫长路上，“博览”与“熟读”将人们引向了不同的终点，也有学者将两者结合，不断辟出新路。梁启超可谓是继往开来的人，他对于读书的观点，也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部分，他曾说“书宜杂读”，在自身治学读书上，他又践行着自己的一套规则，即按“鸟瞰”“解剖”“会通”的顺序读上三遍。“书宜杂读，业宜精钻”，这是他的创见，是读书治学的智慧，也是为人行事的一种准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以至为人行事，都需要有一种广阔的胸襟，不被拘囿的眼界。孔子于师襄子处学鼓琴，虽“已习其曲”，但“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为人”，反复练习《文王操》数十日，不但“得其数”“得其志”，甚至“得其为人”。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以至为人行事，都必须有一种不仅仅满足于“习其曲”的精神，要一直钻研到“得其为人”为止。
　　迂腐如范进之流，亦有一颗笃志之心，在碎片信息的洪流中漂浮的现代人，倘若偶然抓住了吉光片羽，也能作为谈资聊以撑持。如果古代有更开明的政治环境和更合理的选才制度，也许“熟读”能更好地与“博览”结合;如果现代人在才智有加的基础上保持认真笃行的态度，也许“博览”能更好地与“熟读”结合。
　　将“博览”与“熟读”融合的过程，也正是修炼心境和考验眼界的过程，不管是心境还是眼界，要改变都是困难的事，而阅读恰是使其得以改变的途径之一。这条困难的路我们走了千百年，此后仍将走下去。刘小枫在他的书中说：“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我希望有一天，“支离破碎”不再总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中国学术思想会更安稳地落脚，每个人的心也会更安稳地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