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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刷屏的反性骚扰事件是一面照妖镜，一些前现代的落后的对待女性的观念通通被照了出来。
7月25日前后，匿名或实名的受害者们纷纷站出来指认自己曾经遭受的性侵或性骚扰行为。这些天里，我在大大小小的激进派女权、中产阶级女权和学术界女权的群里参与探讨，群友甩出一个接一个的截图，在有的事件里，性方面的越界清晰可辨，背后那些真实的长期被压抑着的女性经验，激起了大家“同仇敌忾”的参与感、某种情感共同体的诞生;而在另一些故事里，性方面的越界面目模糊、故事中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恶棍，受害一方甚至无法强硬地声称自己的意愿被违背了，因此也常常激起观点的碰撞。
女性的感受被诉说
这次刷屏的反性骚扰事件是一面照妖镜，一些前现代的落后的对待女性的观念通通被照了出来。例如，章文在回应中企图对受害者进行年龄歧视、婚姻情况歧视等等，都被解读为“教科书级别的受害者羞辱”，评论人鄢烈山对作家蒋方舟“邪恶”“不纯洁”的评论也饱受批判。
看到包括被控诉人雷闯、章文在内的回应文，他们自以为的“两情相悦”和“恋人关系”里，其实完全忽略了女方的感受。在他们的头脑中，女性们由于长期被父权社会文化所驯服，理应把顺从和宜人性当作美德。这次通过该事件，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认为的愉悦，他们定义的浪漫，却不一定是女性的感受，这一点在2017年末美国纽约客一篇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爱猫人》小说里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流行小说里出于白人男性视角的描述过多，而《爱猫人》则提供了丰富的女性视角。这个故事是当年纽约客最高阅读量的短篇小说，让很多西方女性读者产生了共鸣，她们纷纷转发推特表示自己有相似的经历。虽然情节本身很难被法律界定为性侵，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一个男性视角中毫无争议的性活动里，一个女性竟然可以经历如此多的复杂感受：被动、顺从、取悦、恐惧、进退两难……
有一些法律人士强调定义性侵必须有暴力胁迫关系，可是他们却忽略了社会文化对女性造成的结构性暴力本身。现实中大部分的性侵，基于体力悬殊、封闭无法呼救的环境，大部分女性会选择妥协。在不少案例中，性行为过程中也找不到“暴力”发生的证据，但基于恐惧，女性往往屈服顺从。有的人说这种恐惧是受害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可是在一个对女性极其不友好的社会，表面的“自愿选择”背后可能是极大的心理挣扎。《爱猫人》里的玛克丽特甚至恐惧一旦反抗可能被殺害，这种恐惧如此真实，而故事里的男性却可以如此自大和自我。
对年轻的涉世未深的女性来说，成年男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是深不可测的，而同时，她们强烈地渴望成为礼貌的、美好的、被认可的女性。有点讽刺的是，玛格丽特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喜欢”的好女孩的想法是最终和罗伯特上床的原因。
波伏娃早就指出过，女人成长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放弃主体性的过程，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也是如此。她认为，男孩取悦他人的方式是良性循环，他们被鼓励创造，承担责任，战胜他人;而女人却被培养取悦他人，把自己确立为客体，并接受被动性的过程。因为不断的被动，女人很容易放弃主动性。
好在，这次反性骚扰事件是对女性重塑主体性的一场启蒙。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意识到，以往完全由男性主导和定义的性别关系必须要松动了。女性教育水准的提高，以及她们经济实力的提升都让中国的现代性中必然包含女权。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反性骚扰运动一方面离不开这些勇敢的女性，一方面也是一种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昭示着一种社会进步。今天的女性们逐渐意识到，她们的意志和男性的意志同样重要，她们的“自尊”和男性的“自尊”同样重要，她们的感受和男性的感受同样重要。她们实无必要继续扮演前现代社会期待的“女性美德”，实无必要继续出让自己的主体性和选择权。
现代心理学作为分析工具也帮助了女性主体性和自信心的重塑。在《南方人物周刊》一篇名为《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的文章中，遭遇强奸和家暴的主人公伊婷引用心理学的概念“煤气灯操纵”（Gaslighting）诉说自己是被操纵了，在心理咨询师和国外女教授的帮助下，她逐渐意识到对方通过不断打压她的自尊心而达到“操控”她的目的。施害者的“自恋型人格”等这样的词汇也被主人公反复提及。
激进派女权主义者认为，就是要砸碎男性主导的性别政治旧秩序。专栏作家李思磐在《强奸案发生后，为什么兄弟会敢辱骂受害者》中说，“时代变了。经过社交媒体的联结和女权社群的赋权，年轻一代要改变规则。以前的规则是没有激烈反抗的性关系都被算进亲密关系;而现在，任何没有积极同意的性关系都要被算进性侵。历史债务会被一一清偿：以前是男人们控场的位置就是公共领域，他们不愿意提及自己作为的地方是私领域。而社交媒体已经不问公私。”
女性的自我赋权
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往往权力不对等，社会经验不对等，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也不对等，性侵和性骚扰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的滥用。欧美的Me too运动波及瑞典甚至导致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取消的新闻中，我注意到《瑞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对该事件的报道。嫌疑人阿尔诺是现年71岁的瑞典文化名人，并长期接受来自瑞典学院的资助，而18名女性指控阿尔诺，她们分别在公开场合和私密空间遭到了阿尔诺的性骚扰或性侵，时间跨度始于1996年至2017年。控告人加比瑞拉（Gabriella H?kansson）提到，阿尔诺在一次派对上，突然摸了她的屁股。她说：“我当时整个人都呆住了，并且当即说了，不要碰我。”阿尔诺则毫无悔意地答道：“如果不呢，会怎么样？”这个报道说明了即使在男女平等据信为世界前列的瑞典，性骚扰背后的权力滥用也不时发生。
作为局外人，对受害者报以同情毫不为过。我十分赞同腾讯“大家”作者周韵的呼吁，拒绝消极旁观，分散注意、寻求帮助、直接制止、事后声援……选择相信幸存者、声援幸存者，而不是惋惜施暴者被毁了前途、不是羞辱发声者“苍蝇不叮无缝蛋”、不是质疑幸存者站出来一定是别有用心。 但是，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当有人说出一句“她可以不去男领导的家”，或者“她到底要还是不要似乎表意不明”的时候，往往会被认为是对受害者的责怪。这样的言论和“荡妇羞辱型”“受害者阴谋论”等应该被严格区分。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固然要被改变、“荡妇羞辱”的社会文化固然要被肃清。我反对的，是一种将受害者弱势化的倾向。在不丢失对当事人的同情和声援的情况下，我希望表达，女性并非仅仅作为性的客体或者受害者存在，即使在他强你弱、男强女弱的文化建构之下，作为客体的女性也仍然具备主观能动性，也可以拥有性的平等权和主动权。
在有些媒体报道中，将受害人描述成完全弱者化的白莲花实无必要，因为客观一些其实并不影响事情性质的恶劣，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事件中的女性报以同情，不影響性侵或性骚扰行为的定义。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对性的理解和关系也一直很复杂。在1980年代前后，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比如说麦金农，德沃金，认为性都不可能让女性从令人窒息的男权社会的压抑中找到片刻的快乐。但同时，性的积极分子的女权主义者，如Ellen Willis、Susie Bright则把前者视作清教徒。不出意外，对性比较积极的女权主义者赢得了更多认同，也许因为她们的观点比较积极乐观吧。
我同意这些对女性的“主动性”看法比较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只有树立这样的认知，只有这样自我赋权，才能像艺术家王嫣芸那样，面对章文的猥亵，毫不犹豫地还击。
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也不断强调自我赋权的重要性，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她说，“在具体生活中，个人的生活策略是很重要的，哪怕结构会发生改变，那也需要时间。在法律、男女不平等的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你让她们怎么活？她们要等你解放完了才活吗？ 她每天都面临着风险，那她当然要发展策略，而她的那种草根力量马上就可以帮她处理好身边的事情。”
除了期待改变这一种男性主导的权力关系，在权力关系尚未得以改变的时候，女性不应内化弱势地位，默许那些让她们感到虚弱的强势力量固然不值得提倡，对那些让她们感到虚弱的力量的不断控诉也可能进一步强化自己是“弱者”的认知模式。强调大的社会结构是男强女弱，男性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力，批评他们对自己的“优势地位”毫无反思固然没错，但在日常生活层面，没有必要鼓励女性不断强调自己是弱势，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正如公益人雷闯案的受害人所说的这样，她也不希望不断被看成受害者。在接受Vista看天下智库采访时，她说：“我是那个扳倒雷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性侵的人。”
失去“暧昧空间”？
如果说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也受到了一些质疑的话，那就是有人已开始担心这一运动会形成新的“霸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治学研究者对我说，他对受害者的叙述保持高度警惕，并认为这种直接曝光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话语霸权，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教授黄盈盈也认为，反性骚扰运动缺乏权力的制衡。
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女性和男性都开始重新讨论并改变他们对性行为的期待，讨论如何定义“同意”及如何定义性关系中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对错判断，例如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LiSA Damour认为普遍存在的勾搭文化需要被反思，她认为是勾搭文化强化了男女之间的不尊重。脱口秀明星阿兹·安萨里就在被约会对象公开抱怨有强迫行为的时候及时道歉，并取得了真诚的原谅。
一言以蔽之，这场女性主导的指认和诉说的运动一方面让很多男性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害怕失去曾经的所谓“暧昧空间”，他们以为的那些暧昧、所谓“勾搭的乐趣”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女性内在的经验如此被重视，如此被认为是值得探讨的。很多女性更加直言不讳地探讨对女性的冒犯行为，也有一些男性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对女性的冒犯。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
7月25日前后，匿名或实名的受害者们纷纷站出来指认自己曾经遭受的性侵或性骚扰行为。这些天里，我在大大小小的激进派女权、中产阶级女权和学术界女权的群里参与探讨，群友甩出一个接一个的截图，在有的事件里，性方面的越界清晰可辨，背后那些真实的长期被压抑着的女性经验，激起了大家“同仇敌忾”的参与感、某种情感共同体的诞生;而在另一些故事里，性方面的越界面目模糊、故事中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恶棍，受害一方甚至无法强硬地声称自己的意愿被违背了，因此也常常激起观点的碰撞。
女性的感受被诉说
这次刷屏的反性骚扰事件是一面照妖镜，一些前现代的落后的对待女性的观念通通被照了出来。例如，章文在回应中企图对受害者进行年龄歧视、婚姻情况歧视等等，都被解读为“教科书级别的受害者羞辱”，评论人鄢烈山对作家蒋方舟“邪恶”“不纯洁”的评论也饱受批判。
看到包括被控诉人雷闯、章文在内的回应文，他们自以为的“两情相悦”和“恋人关系”里，其实完全忽略了女方的感受。在他们的头脑中，女性们由于长期被父权社会文化所驯服，理应把顺从和宜人性当作美德。这次通过该事件，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认为的愉悦，他们定义的浪漫，却不一定是女性的感受，这一点在2017年末美国纽约客一篇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爱猫人》小说里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流行小说里出于白人男性视角的描述过多，而《爱猫人》则提供了丰富的女性视角。这个故事是当年纽约客最高阅读量的短篇小说，让很多西方女性读者产生了共鸣，她们纷纷转发推特表示自己有相似的经历。虽然情节本身很难被法律界定为性侵，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一个男性视角中毫无争议的性活动里，一个女性竟然可以经历如此多的复杂感受：被动、顺从、取悦、恐惧、进退两难……
有一些法律人士强调定义性侵必须有暴力胁迫关系，可是他们却忽略了社会文化对女性造成的结构性暴力本身。现实中大部分的性侵，基于体力悬殊、封闭无法呼救的环境，大部分女性会选择妥协。在不少案例中，性行为过程中也找不到“暴力”发生的证据，但基于恐惧，女性往往屈服顺从。有的人说这种恐惧是受害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可是在一个对女性极其不友好的社会，表面的“自愿选择”背后可能是极大的心理挣扎。《爱猫人》里的玛克丽特甚至恐惧一旦反抗可能被殺害，这种恐惧如此真实，而故事里的男性却可以如此自大和自我。
对年轻的涉世未深的女性来说，成年男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是深不可测的，而同时，她们强烈地渴望成为礼貌的、美好的、被认可的女性。有点讽刺的是，玛格丽特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喜欢”的好女孩的想法是最终和罗伯特上床的原因。
波伏娃早就指出过，女人成长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放弃主体性的过程，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也是如此。她认为，男孩取悦他人的方式是良性循环，他们被鼓励创造，承担责任，战胜他人;而女人却被培养取悦他人，把自己确立为客体，并接受被动性的过程。因为不断的被动，女人很容易放弃主动性。
好在，这次反性骚扰事件是对女性重塑主体性的一场启蒙。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意识到，以往完全由男性主导和定义的性别关系必须要松动了。女性教育水准的提高，以及她们经济实力的提升都让中国的现代性中必然包含女权。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反性骚扰运动一方面离不开这些勇敢的女性，一方面也是一种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昭示着一种社会进步。今天的女性们逐渐意识到，她们的意志和男性的意志同样重要，她们的“自尊”和男性的“自尊”同样重要，她们的感受和男性的感受同样重要。她们实无必要继续扮演前现代社会期待的“女性美德”，实无必要继续出让自己的主体性和选择权。
现代心理学作为分析工具也帮助了女性主体性和自信心的重塑。在《南方人物周刊》一篇名为《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的文章中，遭遇强奸和家暴的主人公伊婷引用心理学的概念“煤气灯操纵”（Gaslighting）诉说自己是被操纵了，在心理咨询师和国外女教授的帮助下，她逐渐意识到对方通过不断打压她的自尊心而达到“操控”她的目的。施害者的“自恋型人格”等这样的词汇也被主人公反复提及。
激进派女权主义者认为，就是要砸碎男性主导的性别政治旧秩序。专栏作家李思磐在《强奸案发生后，为什么兄弟会敢辱骂受害者》中说，“时代变了。经过社交媒体的联结和女权社群的赋权，年轻一代要改变规则。以前的规则是没有激烈反抗的性关系都被算进亲密关系;而现在，任何没有积极同意的性关系都要被算进性侵。历史债务会被一一清偿：以前是男人们控场的位置就是公共领域，他们不愿意提及自己作为的地方是私领域。而社交媒体已经不问公私。”
女性的自我赋权
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往往权力不对等，社会经验不对等，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也不对等，性侵和性骚扰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的滥用。欧美的Me too运动波及瑞典甚至导致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取消的新闻中，我注意到《瑞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对该事件的报道。嫌疑人阿尔诺是现年71岁的瑞典文化名人，并长期接受来自瑞典学院的资助，而18名女性指控阿尔诺，她们分别在公开场合和私密空间遭到了阿尔诺的性骚扰或性侵，时间跨度始于1996年至2017年。控告人加比瑞拉（Gabriella H?kansson）提到，阿尔诺在一次派对上，突然摸了她的屁股。她说：“我当时整个人都呆住了，并且当即说了，不要碰我。”阿尔诺则毫无悔意地答道：“如果不呢，会怎么样？”这个报道说明了即使在男女平等据信为世界前列的瑞典，性骚扰背后的权力滥用也不时发生。
作为局外人，对受害者报以同情毫不为过。我十分赞同腾讯“大家”作者周韵的呼吁，拒绝消极旁观，分散注意、寻求帮助、直接制止、事后声援……选择相信幸存者、声援幸存者，而不是惋惜施暴者被毁了前途、不是羞辱发声者“苍蝇不叮无缝蛋”、不是质疑幸存者站出来一定是别有用心。 但是，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当有人说出一句“她可以不去男领导的家”，或者“她到底要还是不要似乎表意不明”的时候，往往会被认为是对受害者的责怪。这样的言论和“荡妇羞辱型”“受害者阴谋论”等应该被严格区分。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固然要被改变、“荡妇羞辱”的社会文化固然要被肃清。我反对的，是一种将受害者弱势化的倾向。在不丢失对当事人的同情和声援的情况下，我希望表达，女性并非仅仅作为性的客体或者受害者存在，即使在他强你弱、男强女弱的文化建构之下，作为客体的女性也仍然具备主观能动性，也可以拥有性的平等权和主动权。
在有些媒体报道中，将受害人描述成完全弱者化的白莲花实无必要，因为客观一些其实并不影响事情性质的恶劣，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事件中的女性报以同情，不影響性侵或性骚扰行为的定义。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对性的理解和关系也一直很复杂。在1980年代前后，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比如说麦金农，德沃金，认为性都不可能让女性从令人窒息的男权社会的压抑中找到片刻的快乐。但同时，性的积极分子的女权主义者，如Ellen Willis、Susie Bright则把前者视作清教徒。不出意外，对性比较积极的女权主义者赢得了更多认同，也许因为她们的观点比较积极乐观吧。
我同意这些对女性的“主动性”看法比较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只有树立这样的认知，只有这样自我赋权，才能像艺术家王嫣芸那样，面对章文的猥亵，毫不犹豫地还击。
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也不断强调自我赋权的重要性，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她说，“在具体生活中，个人的生活策略是很重要的，哪怕结构会发生改变，那也需要时间。在法律、男女不平等的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你让她们怎么活？她们要等你解放完了才活吗？ 她每天都面临着风险，那她当然要发展策略，而她的那种草根力量马上就可以帮她处理好身边的事情。”
除了期待改变这一种男性主导的权力关系，在权力关系尚未得以改变的时候，女性不应内化弱势地位，默许那些让她们感到虚弱的强势力量固然不值得提倡，对那些让她们感到虚弱的力量的不断控诉也可能进一步强化自己是“弱者”的认知模式。强调大的社会结构是男强女弱，男性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力，批评他们对自己的“优势地位”毫无反思固然没错，但在日常生活层面，没有必要鼓励女性不断强调自己是弱势，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正如公益人雷闯案的受害人所说的这样，她也不希望不断被看成受害者。在接受Vista看天下智库采访时，她说：“我是那个扳倒雷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性侵的人。”
失去“暧昧空间”？
如果说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也受到了一些质疑的话，那就是有人已开始担心这一运动会形成新的“霸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治学研究者对我说，他对受害者的叙述保持高度警惕，并认为这种直接曝光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话语霸权，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教授黄盈盈也认为，反性骚扰运动缺乏权力的制衡。
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女性和男性都开始重新讨论并改变他们对性行为的期待，讨论如何定义“同意”及如何定义性关系中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对错判断，例如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LiSA Damour认为普遍存在的勾搭文化需要被反思，她认为是勾搭文化强化了男女之间的不尊重。脱口秀明星阿兹·安萨里就在被约会对象公开抱怨有强迫行为的时候及时道歉，并取得了真诚的原谅。
一言以蔽之，这场女性主导的指认和诉说的运动一方面让很多男性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害怕失去曾经的所谓“暧昧空间”，他们以为的那些暧昧、所谓“勾搭的乐趣”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女性内在的经验如此被重视，如此被认为是值得探讨的。很多女性更加直言不讳地探讨对女性的冒犯行为，也有一些男性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对女性的冒犯。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