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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总领事馆发生毒酒案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晚７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在官邸举行盛大宴会，招待９日赶到南京的日外务省次官清水、随员三重以及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长官铃木、泽田、田中等。另外，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南京市长高冠吾等也应邀参加。总领事馆方面作陪的，除堀公一外，还有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以及有关工作人员。
堀公一对这次宴会的筹备十分小心，当确信安全措施万无一失时，才下令“开宴”。不料宴会刚开始，忽闻有人怪叫：“不好，酒里有毒！”立时众人皆惊，宴会嘎然而止。掘公一当即命取老陈酒二瓶，倒杯内，神色紧张而又小心翼翼地观察，并用舌头舔了舔，细细品味。同时，他令书记官船山、警察署署长内藤对本次宴用的老陈酒彻底检验，又电令同仁会、有安、金城、慈惠等有关医院速派医务人员赶来，准备抢救。约过了１５分钟，便陆续有人喊身体不适，且口齿不清，步履蹒跚。继而有人栽倒，赴宴的人几乎都呕吐不止。内藤入席晚，饮酒偏少中毒较轻，别人东倒西歪时他还算清醒，坚持指挥警署人员封锁官邸，全方位警戒并组织抢救。然而不久他也栽倒在地。在医院，两个贪杯的书记官船山和宫下中毒甚重，当晚死亡。余者经抢救活了下来，几天后分批出院。
出事的第二天，日方即开始了野蛮的侦破。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仆役詹氏兄弟身上。那么，詹氏兄弟何许人也？
选择当卧底为抗日效力
詹长麟１９１３年出生在南京，１５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当时的８８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１９３４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８块银元。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４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的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４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外事情报的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６５，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１０元薪金。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好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
１９３６年２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
在忍耐中寻找机会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总领事馆改设在鼓楼旁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詹氏兄弟又进入日本总领馆做仆役。白天，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的眼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１９３９年６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６月９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６月８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６月１０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买回４坛老酒准备投毒
１９３９年６月８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本人同归于尽。
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６月９日通过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ＵＳＡ（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６月９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１１９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４坛绍兴老酒。
６月１０日一早，詹家所有人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饭后，家里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６时左右，宴会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他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才缓缓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事馆人员补充。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致信总领馆说明真相
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
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这里早已人去搂空。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和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从６月１０日到７月１０日这１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１０００多人次。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
６月２５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法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示对此事负责，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还说他们即将从上海前往香港。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在上海和香港布上暗哨，定下抓捕詹氏兄弟行动方案，但一无所获。
实际上，詹氏兄弟并没有前往香港，这封信不过是烟幕弹，用来迷惑日军。詹氏兄弟离开南京后，全家逃到浙江、福建，藏身偏远山区中，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晚７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在官邸举行盛大宴会，招待９日赶到南京的日外务省次官清水、随员三重以及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长官铃木、泽田、田中等。另外，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南京市长高冠吾等也应邀参加。总领事馆方面作陪的，除堀公一外，还有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以及有关工作人员。
堀公一对这次宴会的筹备十分小心，当确信安全措施万无一失时，才下令“开宴”。不料宴会刚开始，忽闻有人怪叫：“不好，酒里有毒！”立时众人皆惊，宴会嘎然而止。掘公一当即命取老陈酒二瓶，倒杯内，神色紧张而又小心翼翼地观察，并用舌头舔了舔，细细品味。同时，他令书记官船山、警察署署长内藤对本次宴用的老陈酒彻底检验，又电令同仁会、有安、金城、慈惠等有关医院速派医务人员赶来，准备抢救。约过了１５分钟，便陆续有人喊身体不适，且口齿不清，步履蹒跚。继而有人栽倒，赴宴的人几乎都呕吐不止。内藤入席晚，饮酒偏少中毒较轻，别人东倒西歪时他还算清醒，坚持指挥警署人员封锁官邸，全方位警戒并组织抢救。然而不久他也栽倒在地。在医院，两个贪杯的书记官船山和宫下中毒甚重，当晚死亡。余者经抢救活了下来，几天后分批出院。
出事的第二天，日方即开始了野蛮的侦破。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仆役詹氏兄弟身上。那么，詹氏兄弟何许人也？
选择当卧底为抗日效力
詹长麟１９１３年出生在南京，１５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当时的８８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１９３４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８块银元。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４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的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４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外事情报的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６５，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１０元薪金。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好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
１９３６年２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
在忍耐中寻找机会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总领事馆改设在鼓楼旁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詹氏兄弟又进入日本总领馆做仆役。白天，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的眼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１９３９年６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６月９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６月８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６月１０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买回４坛老酒准备投毒
１９３９年６月８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本人同归于尽。
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６月９日通过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ＵＳＡ（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６月９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１１９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４坛绍兴老酒。
６月１０日一早，詹家所有人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饭后，家里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６时左右，宴会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他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才缓缓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事馆人员补充。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致信总领馆说明真相
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
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这里早已人去搂空。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和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从６月１０日到７月１０日这１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１０００多人次。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
６月２５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法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示对此事负责，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还说他们即将从上海前往香港。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在上海和香港布上暗哨，定下抓捕詹氏兄弟行动方案，但一无所获。
实际上，詹氏兄弟并没有前往香港，这封信不过是烟幕弹，用来迷惑日军。詹氏兄弟离开南京后，全家逃到浙江、福建，藏身偏远山区中，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