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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的三轮车车夫载着游客游览时，总会热情地向他们推荐：“参观完凯旋门，顺道去我们的‘批发街’看看吧!”车夫说的，正是凯旋门附近一条长达1300米的商业街，其中大部分店铺由华人经营。琳琅满目、物美价廉的商品，吸引着大量当地人和外来游客。华人商户不仅深深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更成为巴塞罗那移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2009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约有4800万人。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以吃苦耐劳、进取敢拼的精神，为自己赢得财富的同时，也助推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曾这样赞赏华商：“正是由于你们的努力，我们才能在经济危机中复苏。”她说，华商不仅具有捕捉商机的智慧，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使命感，为当地的社会及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作出贡献的除了有华商企业，自然也包括众多的个体商户，他们大多以开办服装厂、中餐馆、洗衣店为主。然而，由于他们赤手空拳、独自打拼，一旦得不到政治上的包容与扶持，就很容易成为“弱势群体”。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的有关海外华商的遭遇，多是发生在个体商户身上的“事故”。
在津巴布韦遭遇“逐客令”
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每年9月，遍布全城的蓝花树扬花吐艳，蓝水晶般的花朵竞相开放，整座城市成了蓝色海洋。然而，在哈拉雷经营着一家商店的杨俊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他已经为“政府正在考虑停止向外国人发放零售许可证”的消息烦恼了几天。
2008年，津巴布韦大选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许多在津巴布韦生活了十几年的华商都心灰意冷地回了国。然而第二年，随着津巴布韦联合政府的成立，政治斗争宣告结束，经济恢复成为头等大事。杨俊随一位多年在非洲做生意的同乡来到了哈拉雷。
虽然杨俊很早就听说，外国人是不被允许进入当地零售业的，只有在当地拥有工厂的外商才能开店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是当时的哈拉雷，大多店面的货架都空空如也，景象一片萧条，政府不是不管，而是不想管。杨俊趁此在哈拉雷南部的商业街租下一间店面，做起了生意，当时政府对此也就睁一只限闭一只眼。一套餐具以50元从浙江进到，运到哈拉雷就可以卖3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元)，而这个价格依然很受欢迎，一些当地商人甚至从杨俊手中批发餐具，再运到其他城市转卖，还能赚不少钱。对于如此惊人的收益，杨俊不以为意，他说：“那些卖服装、日用百货的，比我赚得多多了!”
就在杨俊犹豫着要不要在明年再租一间店面扩大销售规模的时候，津巴布韦经济部门的高官向媒体证实：政府正在考虑出台规章制度，正式停止向外国人发放零售许可证。规定虽然还没有正式出台，但这个消息立即在当地华商中引起很大反响，这意味着，像杨俊一样的华人商户今后将无法生存，而在整个津巴布韦，共有一万多名华商，其中60％～70％都在开商店，津巴布韦政府一旦作出决定，华商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外国人来繁荣市场的时候，我们吃尽了善头才走到今天，可经济稍稍有一点好转，政府就反过头来整顿我们!”杨俊至今都记得，初到哈拉雷时，他不得不皱着眉头吃当地食品——玉米粉调成糊糊再浇上肉汁。除了生活上的不便，他还面对着经商十余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清洗钞票。津巴布韦央行不能发行美元，对破旧美元的处理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当地有一部分人习惯把钱塞在袜子里，杨俊拿到的美元经常是又脏又旧。生性爱干净的他，只能白天卖货、晚上“洗钱”，把钞票用水洗干净再用夹子夹起来晾干。两年来，杨俊习惯了津巴布韦的生活，也拥有了一批固定客户，正因如此，这个突如其来的“逐客令”，令他一筹莫展。
在南非累积“生意经”
杨俊一度想转战南非发展。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约有30万华人在南非创业。然而，当初带杨俊来津巴布韦的那位同乡却不建议他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在南非经商太危险。
众所周知，南非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国商人习惯进行现金交易，会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南非的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将华商称为“流动取款机”。商店遭窃贼光顾，家里被持枪者闯入，在交款的途中遭犯罪团伙洗劫……这种倒霉事，几乎每个华人商户都经历过不止一次。
杨俊曾听一位姓刘的同乡讲过“南非生意经”：在南非，“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咱们留个电话吧”、“你准备哪天回国”，这些平常的交谈居然是禁忌话题，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歹徒实施犯罪，在南非，绿灯一亮就必须猛踩油门向前冲，因为在等红灯时很容易被抢劫，在南非，警察动不动就把人拦下来搜身，搜到钱就拿走……刘先生如今已在南非开起服装厂，他说：“其实南非的生产成本并不比国内低，他们的工资水平高，原材料价格也不低。但是我们(生产)的服装并不是在南非销售，而是销往欧洲，欧洲对南非的纺织品出口没有配额限制，而且还有关税方面的优惠，所以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十几年的异乡生活，刘先生经常走动的华人朋友不超过十个，每次进行大额交易时，他都会雇佣保镖。
在吉尔吉斯斯坦可谓“刀尖上行走”
如果说在非洲的华商印证着“富贵险中求”，那么在一些政局不稳、战乱频仍的地区，华商们的“淘金”之路就可谓“刀尖上的行走”。
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爆发骚乱。在奥什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的林先生好几天没敢出门。躲在家里的他也不敢开任何电器，因为有传言说：骚乱者一进入住宅楼就看电表，哪家的电表在走字，就到哪家抢劫。6月13日，一位与他同在一条街经营店铺的朋友打来电话：“一群人到你店里，正在砸东西!”林先生顾不上危险，连忙跑到自己的小超市，等待他的已是满室狼籍……在这场骚乱中，林先生损失了40多万元人民币，然而和准备回国的华人在当地宾馆汇合时，他才知道自己竟然还算“幸运”，毕竟仓库得以保全。位于市中心的中国商品贸易城，二十多位华商的全部家当被一把火烧光。还有一些家中没有储备食物的华商。是挨了几天的饿，才盼来祖国包机。
自从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以来，政局一直不稳，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儿，这让华商有苦难言。自今年4月政局动荡之后，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卡拉苏市的批发市场销售额下降30％～70％，而奥什市的零售市场销售额也下降20％～30％。奥什骚乱后，局势更加混乱，周边国家纷纷关闭了对吉国的贸易口岸，运到吉国的货物，每立方米的运费上涨到500美元，成本翻了十倍。
在这样一个持续动荡的国家。商人们的财产没有保障，甚至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几乎每位在吉华商都有这种切 肤之痛。
在罗马尼亚转型中接连“接招”
转眼已是10月，哈拉雷已经成了凤凰树的天下，火焰般的花朵就像当地华商不安的心。据说，已经有一些华商放弃开商店，转而投资自行车装配厂、餐饮连锁店或服装加工厂了。面对这样的情景，杨俊只得自嘲般地把自己称为“夹心饼干”。他解释道：“如果就这样回国了，会觉得很可惜，但是产业就这么一点，也不可能考虑投资办厂。”
事实上，像他这样的“夹心饼干”绝不是少数。他们获得利润的方式是以压低成本、透支体力换来“量”的提升，这种既原始又单一的盈利模式，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十分奏效，然而一旦走过初级阶段，他们的命运就将变得捉摸不定。而这，也是困扰了海外华商多年的问题。
去年11月，一个令人称奇的倡议出现在罗马尼亚的尼罗市场中：“每个商店自带一桶水，用以消防及冲厕，每个商店要将纸箱和垃圾自行带回处理……”
尼罗市场在布加勒斯特的东北郊，所谓“店铺”其实是用铁皮围起来的露天售货亭，十分简易。不过这样的店铺很便宜，只要花一万美元就能得到一个店铺的“永久使用权”。1999年市场落成时，许多中国商人大胆出手，买下了其中2000多间店铺，并开始源源不断地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运到这里。短短几年间，尼罗市场就成了中东欧最大的中国小商品批发中心。
从2003年起，在尼罗市场的旁边陆续建起七座“红龙”商城，不仅外观气派，各种设施也一应俱全。这样的现代化商城，“身价”自然很高，每年的租金要3万～4万欧元。2007年红龙市场的竣工，打破了尼罗市场原有的平静——尼罗市场的商人们不愿意另租昂贵的店铺，造成红龙市场的商铺大量空置，红龙市场的开发商也是尼罗市场的开发商，也因此迟迟无法收回投资。
为了逼商人离开尼罗市场、进入红龙市场，2009年，市场管理方撤了物业管理，使尼罗市场陷入停水、停电、没有保洁、没有保安的窘境。自带水、自收垃圾，就是华商被这个“损招儿”逼出来的无奈之举。出人意料的是，“损招儿”过后竟有另一招“釜底抽薪”——今年4月21日，市场管理方直接将尼罗市场给“强拆”了。大型挖掘机一发动，几个小时就把整个市场夷为平地。闻讯赶来的华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私有财产被毁于一旦，无能为力。
旅罗华商的露天集散式经营，曾铸就了尼罗市场的辉煌。然而，当“穷人市场”(当地报纸语)向现代化商厦转型的时候，华商的“贡献”显然敌不过发展的需要。
在俄罗斯经济起飞中黯然离场
如果说尼罗市场中的一幕还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那么俄罗斯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则是国家行为。
从1996年开始，至少有三万名华商逐步进入切尔基佐沃市场。切尔基佐沃市场因谐音而被华人昵称为“一只蚂蚁”，它曾给俄罗斯人带来了稀缺的生活必需品。然而随着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人均收入在十年间增加了逾十倍，人均GDP达到11806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数据)，华商的噩梦就是从俄罗斯经济起飞的那一刻开始的。
2004年，俄罗斯规定对“灰色清关”行为予以惩处，此后，大规模查抄华商货物的事件屡屡发生，每次华商都血本无归，几年间，仅温州鞋就被查扣了20多次。十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对“灰色清关”毫无动作，突然间要华商来承担损失，这种不公平，俄罗斯人心如明镜，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根纳季·古德科夫就曾对媒体说：“不要把切尔基佐沃市场变成万恶之源，它不过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幸和问题、蕴藏着巨大的腐败，同时充当官员摇钱树的经商场所，造成这一切的是当局。”
即便如此，华商仍难免面对黯然离场的结局。正如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所说：现在不需要“一只蚂蚁”了。
提起“贸易保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这些专业名词，而对于在海外经商的普通商户来说，“贸易保护”没有这么复杂——一场突如其来的检查，一条苛刻的新法规，一个更高额度的罚款，尤其是在当地经济转轨的“整顿”中，都可能让海外华人商户身陷窘境。
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商，有华商的地方就有传奇。然而在哈拉雷，杨俊已不再梦想自己能够创造传奇，他决定耐心等待最终的命运，而扩大销售规模的计划，已经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2009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约有4800万人。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以吃苦耐劳、进取敢拼的精神，为自己赢得财富的同时，也助推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曾这样赞赏华商：“正是由于你们的努力，我们才能在经济危机中复苏。”她说，华商不仅具有捕捉商机的智慧，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使命感，为当地的社会及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作出贡献的除了有华商企业，自然也包括众多的个体商户，他们大多以开办服装厂、中餐馆、洗衣店为主。然而，由于他们赤手空拳、独自打拼，一旦得不到政治上的包容与扶持，就很容易成为“弱势群体”。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的有关海外华商的遭遇，多是发生在个体商户身上的“事故”。
在津巴布韦遭遇“逐客令”
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每年9月，遍布全城的蓝花树扬花吐艳，蓝水晶般的花朵竞相开放，整座城市成了蓝色海洋。然而，在哈拉雷经营着一家商店的杨俊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他已经为“政府正在考虑停止向外国人发放零售许可证”的消息烦恼了几天。
2008年，津巴布韦大选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许多在津巴布韦生活了十几年的华商都心灰意冷地回了国。然而第二年，随着津巴布韦联合政府的成立，政治斗争宣告结束，经济恢复成为头等大事。杨俊随一位多年在非洲做生意的同乡来到了哈拉雷。
虽然杨俊很早就听说，外国人是不被允许进入当地零售业的，只有在当地拥有工厂的外商才能开店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是当时的哈拉雷，大多店面的货架都空空如也，景象一片萧条，政府不是不管，而是不想管。杨俊趁此在哈拉雷南部的商业街租下一间店面，做起了生意，当时政府对此也就睁一只限闭一只眼。一套餐具以50元从浙江进到，运到哈拉雷就可以卖3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元)，而这个价格依然很受欢迎，一些当地商人甚至从杨俊手中批发餐具，再运到其他城市转卖，还能赚不少钱。对于如此惊人的收益，杨俊不以为意，他说：“那些卖服装、日用百货的，比我赚得多多了!”
就在杨俊犹豫着要不要在明年再租一间店面扩大销售规模的时候，津巴布韦经济部门的高官向媒体证实：政府正在考虑出台规章制度，正式停止向外国人发放零售许可证。规定虽然还没有正式出台，但这个消息立即在当地华商中引起很大反响，这意味着，像杨俊一样的华人商户今后将无法生存，而在整个津巴布韦，共有一万多名华商，其中60％～70％都在开商店，津巴布韦政府一旦作出决定，华商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外国人来繁荣市场的时候，我们吃尽了善头才走到今天，可经济稍稍有一点好转，政府就反过头来整顿我们!”杨俊至今都记得，初到哈拉雷时，他不得不皱着眉头吃当地食品——玉米粉调成糊糊再浇上肉汁。除了生活上的不便，他还面对着经商十余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清洗钞票。津巴布韦央行不能发行美元，对破旧美元的处理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当地有一部分人习惯把钱塞在袜子里，杨俊拿到的美元经常是又脏又旧。生性爱干净的他，只能白天卖货、晚上“洗钱”，把钞票用水洗干净再用夹子夹起来晾干。两年来，杨俊习惯了津巴布韦的生活，也拥有了一批固定客户，正因如此，这个突如其来的“逐客令”，令他一筹莫展。
在南非累积“生意经”
杨俊一度想转战南非发展。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约有30万华人在南非创业。然而，当初带杨俊来津巴布韦的那位同乡却不建议他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在南非经商太危险。
众所周知，南非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国商人习惯进行现金交易，会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南非的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将华商称为“流动取款机”。商店遭窃贼光顾，家里被持枪者闯入，在交款的途中遭犯罪团伙洗劫……这种倒霉事，几乎每个华人商户都经历过不止一次。
杨俊曾听一位姓刘的同乡讲过“南非生意经”：在南非，“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咱们留个电话吧”、“你准备哪天回国”，这些平常的交谈居然是禁忌话题，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歹徒实施犯罪，在南非，绿灯一亮就必须猛踩油门向前冲，因为在等红灯时很容易被抢劫，在南非，警察动不动就把人拦下来搜身，搜到钱就拿走……刘先生如今已在南非开起服装厂，他说：“其实南非的生产成本并不比国内低，他们的工资水平高，原材料价格也不低。但是我们(生产)的服装并不是在南非销售，而是销往欧洲，欧洲对南非的纺织品出口没有配额限制，而且还有关税方面的优惠，所以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十几年的异乡生活，刘先生经常走动的华人朋友不超过十个，每次进行大额交易时，他都会雇佣保镖。
在吉尔吉斯斯坦可谓“刀尖上行走”
如果说在非洲的华商印证着“富贵险中求”，那么在一些政局不稳、战乱频仍的地区，华商们的“淘金”之路就可谓“刀尖上的行走”。
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爆发骚乱。在奥什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的林先生好几天没敢出门。躲在家里的他也不敢开任何电器，因为有传言说：骚乱者一进入住宅楼就看电表，哪家的电表在走字，就到哪家抢劫。6月13日，一位与他同在一条街经营店铺的朋友打来电话：“一群人到你店里，正在砸东西!”林先生顾不上危险，连忙跑到自己的小超市，等待他的已是满室狼籍……在这场骚乱中，林先生损失了40多万元人民币，然而和准备回国的华人在当地宾馆汇合时，他才知道自己竟然还算“幸运”，毕竟仓库得以保全。位于市中心的中国商品贸易城，二十多位华商的全部家当被一把火烧光。还有一些家中没有储备食物的华商。是挨了几天的饿，才盼来祖国包机。
自从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以来，政局一直不稳，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儿，这让华商有苦难言。自今年4月政局动荡之后，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卡拉苏市的批发市场销售额下降30％～70％，而奥什市的零售市场销售额也下降20％～30％。奥什骚乱后，局势更加混乱，周边国家纷纷关闭了对吉国的贸易口岸，运到吉国的货物，每立方米的运费上涨到500美元，成本翻了十倍。
在这样一个持续动荡的国家。商人们的财产没有保障，甚至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几乎每位在吉华商都有这种切 肤之痛。
在罗马尼亚转型中接连“接招”
转眼已是10月，哈拉雷已经成了凤凰树的天下，火焰般的花朵就像当地华商不安的心。据说，已经有一些华商放弃开商店，转而投资自行车装配厂、餐饮连锁店或服装加工厂了。面对这样的情景，杨俊只得自嘲般地把自己称为“夹心饼干”。他解释道：“如果就这样回国了，会觉得很可惜，但是产业就这么一点，也不可能考虑投资办厂。”
事实上，像他这样的“夹心饼干”绝不是少数。他们获得利润的方式是以压低成本、透支体力换来“量”的提升，这种既原始又单一的盈利模式，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十分奏效，然而一旦走过初级阶段，他们的命运就将变得捉摸不定。而这，也是困扰了海外华商多年的问题。
去年11月，一个令人称奇的倡议出现在罗马尼亚的尼罗市场中：“每个商店自带一桶水，用以消防及冲厕，每个商店要将纸箱和垃圾自行带回处理……”
尼罗市场在布加勒斯特的东北郊，所谓“店铺”其实是用铁皮围起来的露天售货亭，十分简易。不过这样的店铺很便宜，只要花一万美元就能得到一个店铺的“永久使用权”。1999年市场落成时，许多中国商人大胆出手，买下了其中2000多间店铺，并开始源源不断地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运到这里。短短几年间，尼罗市场就成了中东欧最大的中国小商品批发中心。
从2003年起，在尼罗市场的旁边陆续建起七座“红龙”商城，不仅外观气派，各种设施也一应俱全。这样的现代化商城，“身价”自然很高，每年的租金要3万～4万欧元。2007年红龙市场的竣工，打破了尼罗市场原有的平静——尼罗市场的商人们不愿意另租昂贵的店铺，造成红龙市场的商铺大量空置，红龙市场的开发商也是尼罗市场的开发商，也因此迟迟无法收回投资。
为了逼商人离开尼罗市场、进入红龙市场，2009年，市场管理方撤了物业管理，使尼罗市场陷入停水、停电、没有保洁、没有保安的窘境。自带水、自收垃圾，就是华商被这个“损招儿”逼出来的无奈之举。出人意料的是，“损招儿”过后竟有另一招“釜底抽薪”——今年4月21日，市场管理方直接将尼罗市场给“强拆”了。大型挖掘机一发动，几个小时就把整个市场夷为平地。闻讯赶来的华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私有财产被毁于一旦，无能为力。
旅罗华商的露天集散式经营，曾铸就了尼罗市场的辉煌。然而，当“穷人市场”(当地报纸语)向现代化商厦转型的时候，华商的“贡献”显然敌不过发展的需要。
在俄罗斯经济起飞中黯然离场
如果说尼罗市场中的一幕还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那么俄罗斯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则是国家行为。
从1996年开始，至少有三万名华商逐步进入切尔基佐沃市场。切尔基佐沃市场因谐音而被华人昵称为“一只蚂蚁”，它曾给俄罗斯人带来了稀缺的生活必需品。然而随着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人均收入在十年间增加了逾十倍，人均GDP达到11806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数据)，华商的噩梦就是从俄罗斯经济起飞的那一刻开始的。
2004年，俄罗斯规定对“灰色清关”行为予以惩处，此后，大规模查抄华商货物的事件屡屡发生，每次华商都血本无归，几年间，仅温州鞋就被查扣了20多次。十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对“灰色清关”毫无动作，突然间要华商来承担损失，这种不公平，俄罗斯人心如明镜，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根纳季·古德科夫就曾对媒体说：“不要把切尔基佐沃市场变成万恶之源，它不过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幸和问题、蕴藏着巨大的腐败，同时充当官员摇钱树的经商场所，造成这一切的是当局。”
即便如此，华商仍难免面对黯然离场的结局。正如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所说：现在不需要“一只蚂蚁”了。
提起“贸易保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这些专业名词，而对于在海外经商的普通商户来说，“贸易保护”没有这么复杂——一场突如其来的检查，一条苛刻的新法规，一个更高额度的罚款，尤其是在当地经济转轨的“整顿”中，都可能让海外华人商户身陷窘境。
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商，有华商的地方就有传奇。然而在哈拉雷，杨俊已不再梦想自己能够创造传奇，他决定耐心等待最终的命运，而扩大销售规模的计划，已经被彻底搁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