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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并引发人们探究和思考的影像艺术。
在大部分人眼里,纪录片可能是平淡、冷静、缺乏戏剧性的,有时还喜欢说教。可是,在苏家铭看来,纪录片却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刚满21岁的苏家铭喜欢拍纪录片。他说,镜头给了自己另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也让他学会了安静和沉淀。虎年春节,苏家铭“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山西农村拍了一部特殊的纪录片。
追梦之旅
腊月二十二,浙江工业大学广电专业大三学生苏家铭,踏上了从杭州开往山西的K907次列车,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
随苏家铭一起西行的,还有好友海峰,以及一台从学校借出来的摄像机。临近年关,既非探亲,也非旅游,在苏家铭看来,山西之行更像是一次“追梦之旅”——去拍摄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纪录片。
实际上,在去山西之前,接触摄像机不久的苏家铭就在 “2009南方多媒短片节”上,凭借《吃铁的人》拿到了纪录短片类的金奖,“片子讲的是一群处理废弃金属民工的事。电视台的金老师拍的素材,我负责剪辑。颁奖的时候,著名导演贾樟柯还特别走过来鼓励我。”
这次来山西,苏家铭的镜头对准的是一户特殊的“家庭”——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的普通夫妇陈天文、郭改然,他们用21年时间,相继收养了38个弃婴。“去年9月,偶然看到这则报道,特别震撼。当时就有冲动去山西。”苏家铭告诉记者。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两人出发了。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漫山遍野的大雪,一下火车,苏家铭就傻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足有10厘米厚,公交车都走不了。”两人包了一辆“黑车”,几经辗转,终于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赶到了陈天文家中。
这是一个还算宽敞,但是极其陈旧、简陋的小四合院。尽管之前未曾谋面,苏家铭却觉得夫妇俩有一种别样的亲切,“听说以前有很多记者承诺要来,但是最后来的却没几个。我们这回没让夫妇俩失望。”
“摄制组”在夫妇俩事先收拾好的一间土坯房里住下。房间很简陋,一个大炕,一个火炉子,一盏需要用手拧亮的灯,没有充电插头。对早已在城市生活惯了的两个小伙子来讲,这样的条件实在算不上好。不过,苏家铭挺满足,“再差的条件都可以克服。我们又不是来玩儿的。呵呵!”
“他们没把我们当外人”
“来之前担心他们对我们多少会产生一点排斥心理,事实证明,这些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大叔大妈没把我们当外人。”苏家铭说,“他们虽然穷,但是很满足,也很愿意跟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生活。”
稀粥,米糕,馒头,自己种的蔬菜,偶尔会有一两个带肉的荤菜——这是陈天文夫妇家每天的菜单。从小生活在南方、家境殷实的苏家铭倒是很快适应了这些,“我爸妈最担心我的身体,毕竟那儿的饮食、生活习惯跟家里太不一样了。结果,回来一称居然还重了6斤!”
没过几天,开朗健谈的苏家铭就跟孩子们熟络了。讲故事,做游戏……孩子们喜欢上了苏家铭,也喜欢上了苏家铭身边的摄像机。“跟孩子们打成一片,镜头前他们才不会拘束。”苏家铭告诉记者。拍摄间隙,孩子们还经常会“肆无忌惮”地扑到两人身上来。
让苏家铭印象最深的,还是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当地人有个风俗,喜欢在包饺子时放进一两个硬币,吃到硬币,便预示着好彩头。结果,苏家铭很幸运,吃到了一枚硬币。“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这代表他们把我跟海峰当成了自己人。”
镜头下的一大家子
除了偶尔去外面采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是两人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你永远都不知道好镜头会在哪一刻出现,值得拍摄的场景可能转瞬即逝。必须全天候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苏家铭说。
陈天文家这时有8个小孩。他们都曾是可怜的弃婴。在这些孩子里头,苏家铭最喜欢“爱明”。“爱明是个唇腭裂的孩子,他最懂事了。除夕那天上坟,我看到爱明扑到大妈的怀里,那么伤心地哭着。他们虽然身体有些残缺,但其实跟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每当摄像机对准纯朴的陈天文夫妇,对准那些纯真得像白纸一样的孩子,苏家铭说他的心里总会百感交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
除夕夜,苏家铭用镜头记录了这一家子既朴素又丰盛的年夜饭,记录了大伙儿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其乐融融,还记录了孩子们隔着窗户看外面烟花绽放时的欢呼和雀跃——小家伙们彼此紧紧地挤靠着,趴在窗棂上,瞪大眼睛,手舞足蹈,笑着,喊着……
“当烟花结束的时候,孩子们的神情显得有点儿落寞。之前一直不能理解当时陈天文夫妇为什么会抚养这些孩子,但在那个瞬间,我有点懂了。其实,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家。”
“纪录片我学会了安静和沉淀”
从山西回来后,苏家铭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一项主持人大赛(最终获得全国第二名),同时还要忙着考驾照。不过,纪录片对于苏家铭而言,总是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尽管,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2007年,在经过一次并不完美的高考之后,苏家铭考进了浙江工业大学广播电视专业。大一刚开学,迫切希望从压抑的高中氛围释放出来的苏家铭,马上成了班里最为忙碌的一个:辩论队主力辩手、篮球队顶梁柱、晚会主持人、十佳歌手、校报编辑……崭新的大学生活让这个从嵊州来的小伙子兴奋不已,“我是双鱼座,可我觉得更像处女座,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
那时,苏家铭的脑海中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梦想”:当个记者,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见多识广,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用文字影响周围的人……
大二的专业课上,苏家铭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像机。很快,他就爱上了这种有点笨重且需要一定操作技术的“机器”。“说不清是什么道理,就是喜欢。可能相对于文字来说,镜头更容易表达人的思想吧。”
从此,系里为数不多的几台摄像机找到了新“主人”。苏家铭每次借的时间都很长。平日里不玩网游的苏家铭很是认真地“玩”起了摄像机:下载资料,去图书馆查阅摄像机操作技术,一空下来,便扛着摄像机到处跑——宿舍里发生的各种琐事,朴实的农民工和他们的生活,一片经历过几十年风雨的社区篮球场……“菜鸟”苏家铭不断尝试着用镜头记录身边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从大二下半学期开始,也就一年多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纪录片扯上了关系,看纪录片让我很享受。尤其喜欢贾樟柯那种纪录片式电影,《小武》《站台》《三峡好人》……”
像贾樟柯那样,就意味着必须把镜头沉到社会的最底层,用社会责任感记录最普通的人群的生活。无论是《吃铁的人》里那些纯朴、憨厚的农民工,还是山西那对善良、从容的夫妇,都是这样的“普通群体”。苏家铭告诉记者,促使他行动的,只有一个词——感动,“他们的生活其实每天都发生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既真实,又震撼,可是人们并不曾用心去关心过他们,包括以前的我。”
用心去看这个世界,这正是纪录片人的最大特质。“拍纪录片,就是要心思简单,一有复杂的心绪,拍出来的东西就会有痕迹,就会丧失应有的真实。纪录片让我学会了安静和沉淀。而且,通过记录别人的生活,让我能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生活。”
苏家铭的偶像、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曾说:“制作纪录片很有趣。如果有一天觉得没有兴趣了我会放弃的。到底哪点有趣,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和人邂逅。”
邂逅是幸福的,对苏家铭而言,纪录片是否也同样给予了他这样的幸福?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苏家铭说他会一直坚持,“无论以后从事什么行业,我都会把纪录片一直拍下去。”
2009年下半年,苏家铭放弃了在学生会的职务,通过自己的努力办起了“先锋影像”社。他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进来。
在大部分人眼里,纪录片可能是平淡、冷静、缺乏戏剧性的,有时还喜欢说教。可是,在苏家铭看来,纪录片却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刚满21岁的苏家铭喜欢拍纪录片。他说,镜头给了自己另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也让他学会了安静和沉淀。虎年春节,苏家铭“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山西农村拍了一部特殊的纪录片。
追梦之旅
腊月二十二,浙江工业大学广电专业大三学生苏家铭,踏上了从杭州开往山西的K907次列车,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
随苏家铭一起西行的,还有好友海峰,以及一台从学校借出来的摄像机。临近年关,既非探亲,也非旅游,在苏家铭看来,山西之行更像是一次“追梦之旅”——去拍摄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纪录片。
实际上,在去山西之前,接触摄像机不久的苏家铭就在 “2009南方多媒短片节”上,凭借《吃铁的人》拿到了纪录短片类的金奖,“片子讲的是一群处理废弃金属民工的事。电视台的金老师拍的素材,我负责剪辑。颁奖的时候,著名导演贾樟柯还特别走过来鼓励我。”
这次来山西,苏家铭的镜头对准的是一户特殊的“家庭”——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的普通夫妇陈天文、郭改然,他们用21年时间,相继收养了38个弃婴。“去年9月,偶然看到这则报道,特别震撼。当时就有冲动去山西。”苏家铭告诉记者。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两人出发了。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漫山遍野的大雪,一下火车,苏家铭就傻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足有10厘米厚,公交车都走不了。”两人包了一辆“黑车”,几经辗转,终于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赶到了陈天文家中。
这是一个还算宽敞,但是极其陈旧、简陋的小四合院。尽管之前未曾谋面,苏家铭却觉得夫妇俩有一种别样的亲切,“听说以前有很多记者承诺要来,但是最后来的却没几个。我们这回没让夫妇俩失望。”
“摄制组”在夫妇俩事先收拾好的一间土坯房里住下。房间很简陋,一个大炕,一个火炉子,一盏需要用手拧亮的灯,没有充电插头。对早已在城市生活惯了的两个小伙子来讲,这样的条件实在算不上好。不过,苏家铭挺满足,“再差的条件都可以克服。我们又不是来玩儿的。呵呵!”
“他们没把我们当外人”
“来之前担心他们对我们多少会产生一点排斥心理,事实证明,这些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大叔大妈没把我们当外人。”苏家铭说,“他们虽然穷,但是很满足,也很愿意跟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生活。”
稀粥,米糕,馒头,自己种的蔬菜,偶尔会有一两个带肉的荤菜——这是陈天文夫妇家每天的菜单。从小生活在南方、家境殷实的苏家铭倒是很快适应了这些,“我爸妈最担心我的身体,毕竟那儿的饮食、生活习惯跟家里太不一样了。结果,回来一称居然还重了6斤!”
没过几天,开朗健谈的苏家铭就跟孩子们熟络了。讲故事,做游戏……孩子们喜欢上了苏家铭,也喜欢上了苏家铭身边的摄像机。“跟孩子们打成一片,镜头前他们才不会拘束。”苏家铭告诉记者。拍摄间隙,孩子们还经常会“肆无忌惮”地扑到两人身上来。
让苏家铭印象最深的,还是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当地人有个风俗,喜欢在包饺子时放进一两个硬币,吃到硬币,便预示着好彩头。结果,苏家铭很幸运,吃到了一枚硬币。“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这代表他们把我跟海峰当成了自己人。”
镜头下的一大家子
除了偶尔去外面采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是两人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你永远都不知道好镜头会在哪一刻出现,值得拍摄的场景可能转瞬即逝。必须全天候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苏家铭说。
陈天文家这时有8个小孩。他们都曾是可怜的弃婴。在这些孩子里头,苏家铭最喜欢“爱明”。“爱明是个唇腭裂的孩子,他最懂事了。除夕那天上坟,我看到爱明扑到大妈的怀里,那么伤心地哭着。他们虽然身体有些残缺,但其实跟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每当摄像机对准纯朴的陈天文夫妇,对准那些纯真得像白纸一样的孩子,苏家铭说他的心里总会百感交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
除夕夜,苏家铭用镜头记录了这一家子既朴素又丰盛的年夜饭,记录了大伙儿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其乐融融,还记录了孩子们隔着窗户看外面烟花绽放时的欢呼和雀跃——小家伙们彼此紧紧地挤靠着,趴在窗棂上,瞪大眼睛,手舞足蹈,笑着,喊着……
“当烟花结束的时候,孩子们的神情显得有点儿落寞。之前一直不能理解当时陈天文夫妇为什么会抚养这些孩子,但在那个瞬间,我有点懂了。其实,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家。”
“纪录片我学会了安静和沉淀”
从山西回来后,苏家铭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一项主持人大赛(最终获得全国第二名),同时还要忙着考驾照。不过,纪录片对于苏家铭而言,总是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尽管,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2007年,在经过一次并不完美的高考之后,苏家铭考进了浙江工业大学广播电视专业。大一刚开学,迫切希望从压抑的高中氛围释放出来的苏家铭,马上成了班里最为忙碌的一个:辩论队主力辩手、篮球队顶梁柱、晚会主持人、十佳歌手、校报编辑……崭新的大学生活让这个从嵊州来的小伙子兴奋不已,“我是双鱼座,可我觉得更像处女座,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
那时,苏家铭的脑海中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梦想”:当个记者,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见多识广,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用文字影响周围的人……
大二的专业课上,苏家铭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像机。很快,他就爱上了这种有点笨重且需要一定操作技术的“机器”。“说不清是什么道理,就是喜欢。可能相对于文字来说,镜头更容易表达人的思想吧。”
从此,系里为数不多的几台摄像机找到了新“主人”。苏家铭每次借的时间都很长。平日里不玩网游的苏家铭很是认真地“玩”起了摄像机:下载资料,去图书馆查阅摄像机操作技术,一空下来,便扛着摄像机到处跑——宿舍里发生的各种琐事,朴实的农民工和他们的生活,一片经历过几十年风雨的社区篮球场……“菜鸟”苏家铭不断尝试着用镜头记录身边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从大二下半学期开始,也就一年多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纪录片扯上了关系,看纪录片让我很享受。尤其喜欢贾樟柯那种纪录片式电影,《小武》《站台》《三峡好人》……”
像贾樟柯那样,就意味着必须把镜头沉到社会的最底层,用社会责任感记录最普通的人群的生活。无论是《吃铁的人》里那些纯朴、憨厚的农民工,还是山西那对善良、从容的夫妇,都是这样的“普通群体”。苏家铭告诉记者,促使他行动的,只有一个词——感动,“他们的生活其实每天都发生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既真实,又震撼,可是人们并不曾用心去关心过他们,包括以前的我。”
用心去看这个世界,这正是纪录片人的最大特质。“拍纪录片,就是要心思简单,一有复杂的心绪,拍出来的东西就会有痕迹,就会丧失应有的真实。纪录片让我学会了安静和沉淀。而且,通过记录别人的生活,让我能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生活。”
苏家铭的偶像、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曾说:“制作纪录片很有趣。如果有一天觉得没有兴趣了我会放弃的。到底哪点有趣,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和人邂逅。”
邂逅是幸福的,对苏家铭而言,纪录片是否也同样给予了他这样的幸福?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苏家铭说他会一直坚持,“无论以后从事什么行业,我都会把纪录片一直拍下去。”
2009年下半年,苏家铭放弃了在学生会的职务,通过自己的努力办起了“先锋影像”社。他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