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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赫鲁晓夫关于父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第三本回忆录《改革者》在时代出版社面世。似乎是命运的嘲弄,毕生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赫鲁晓夫,其子最终却成为美国公民,从大洋彼岸审视故国和过往的时代……
赫鲁晓夫,是他把苏联拖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泥潭,是他把加加林送入太空,他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并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是他的上台让成千上万无辜者得以离开斯大林集中营,平反昭雪,是他大力进行改革,不顾实际情况在全国掀起“玉米热”,也是他提出要以最快速度实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11年执政对我国历史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即便是专业历史学家,谢尔盖也不可能是自己父亲的“公诉人”,他多半是他的“辩护人”。
专家不把谢尔盖的回忆录看作学术著作,但没有对时代极富鲜明个人色彩的解读,就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历史。让我们跟随一个儿子的眼光,去看看父亲生命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天:
审判开始
1964年10月13日,下午近4时,一架涡轮螺旋桨伊尔-18飞机停靠到伏努科沃二号机场的政府候机厅。这是个晴和的秋日,阳光尚余夏日的灼热,微风轻拂着白桦和山杨正在泛黄的树叶……
舷梯靠近机身,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父亲出现在舱门口,跟在他身后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父亲的朋友和战友,随后鱼贯而出的是助理、保镖,还有我。
在舷梯旁迎接的只有两个人:苏联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推翻父亲阴谋的积极参与者)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米哈伊尔·格奥尔加泽。谢米恰斯内的责任是把父亲和米高扬平安护送到克里姆林宫……
使一个伟大国家的命运发生转变的审判就此拉开帷幕。
勃列日涅夫率先连珠炮般地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指责:为什么把州委员会分成工业和农业两块?五年计划变成八年计划意义何在?为什么向主席团成员发出那么多便函?他在指责完父亲对同事称呼不当后便不再作声。
父亲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哆嗦了一下,抬起头,目光缓缓扫过周围,似乎已没有力气说话:“我一直把你们大家看作朋友,同志,很抱歉,我有时容易发怒。”父亲无意反驳。
第二个发言的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他在自己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对父亲给予了很大的同情,但在10月的那天,他是“鹰派”,对父亲的批评也是一个接一个:“1957年承诺人均肉类、奶及黄油产量赶上美国,没赶上。说要解决住房问题也没解决。1962年承诺要提高低收入者工资也没提高。共和国在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中得到的仅仅是义务……”
“一事无成”
在谢列斯特之后发言的是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根纳季·沃罗诺夫,他也像别人一样抱怨缺乏集体领导,3年半来从来没法向父亲表达个人的意见,指责父亲搞个人崇拜。
紧接着发言的是亚历山大·谢列平,他是父亲提拔起来的,年轻而又积极进取,关系近的人都用小名称他“铁腕舒里克”。他指责父亲时几乎是声嘶力竭。划分州委会、经济管理的职业化不仅被他称作是错误,而且还是理论上的错误。
谢列平也不喜欢父亲的外交政策:“对帝国主义者我们应该更加严厉,‘如果苏美达成一致,一切就将正常’这种提法有失偏颇。对中国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应推行更加灵活的路线。”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克托·格里申想尽量缓和一下气氛。自父亲1949年返回莫斯科后他一直同父亲共事。他感到良心上过不去,但又不敢与其他人背道而驰。他说,“这里在座的有您真正的朋友”,这话让勃列日涅夫为之一震,发言者立刻“言归正传”:“因此我们应该直言不讳地说话,现在所干的事不能再继续了。他一心想好,做了大量工作,但同志们说得对,赫鲁晓夫一事无成。”
格里申起先甚至拿不准怎样称呼父亲,用名和父称,还是用姓,最后他决定保持距离,选择用姓。从会议记录看,他还说:“个人有一些不好的品质,不注重集体,专制,没有集体领导……对工会漠不关心……”
在格里申发言之后,由于时间已晚,而每个人都要一一表态,遂决定会议推迟到第二天继续进行。
回到家后,父亲一人沿着列宁山(现称麻雀山)政府官邸四周狭窄的沥青公路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不知为什么,这次“散步”让我想到动物园笼子里不停奔跑的狼,一圈又一圈。终于进了家门后,父亲拿起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拨了米高扬官邸的号码。他住得不远,就隔两栋房子。
父亲平静地对着电话说:“阿纳斯塔斯,告诉他们,我不反抗,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服从任何决定。”
米高扬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字眼:“尼基塔,你做得对。但我觉得,你还可以做做工作,找到一种折中办法。要知道,大家共事那么多年……”两人都清楚地知道,谢米恰斯内此时正在窃听他们的对话。
父亲没再继续听下去,放下了话筒。几分钟后,谢米恰斯内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向他报告了父亲举手投降的决定。
辞职回家
第二天,10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率先发言。与格里申念旧不同,这位40年代末就被父亲发现并提拔起来的农业专家此时批评起父亲毫不客气……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克拉·波德戈尔内发言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厅的门开了一道缝,勃列日涅夫秘书探进脑袋,随后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耳语了几句。勃列日涅夫用手示意波德戈尔内停止发言,后者不满地嘟囔着坐下。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不合时宜地打破了惯例,因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会向来是非请莫入。原来是因为谢米恰斯内已多次打电话一再要求勃列日涅夫接听。勃列日涅夫提议暂停几分钟,走出会议厅去接电话。
谢米恰斯内在电话中说:“我不能再等一夜了。”
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还没能让所有人都发言,必须让每个人当众表态。”
父亲一直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现在该他发言了,他是最后一个。
“我没法与你们作对”,父亲的嗓音很低沉,“我们共同挫败了反党集团,我们都是同志”。他顿了顿,似乎想找合适的字眼。接着他又说:“我珍重你们的诚实。不同的时候我对在座的各位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我一直都很珍重你们。我请求波利扬斯基和沃罗诺夫原谅我的粗暴。但这没有恶意。我的主要错误是,1958年听从了你们的意见,同意同时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不够坚定,没有反对……”
等他说完坐到椅子上时,仿佛有魔棒挥过,他面前的桌子上出现一张打字机打好的工工整整的辞职声明:“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父亲仔细地看了一遍总共只有几行的文字,嘴角痛苦地抽动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钢笔……
大约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父亲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值班人员打来电话,告知父亲已动身回家。我在门口迎接父亲,他把黑色公文包塞给我,咕哝了一句:“都结束了,辞职了……”
我忍不住问了句:“任命谁了?”“勃列日涅夫——第一书记,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我手中的那个公文包父亲再没打开看过……
(摘自《参考消息》2010.3.31)B②
赫鲁晓夫,是他把苏联拖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泥潭,是他把加加林送入太空,他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并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是他的上台让成千上万无辜者得以离开斯大林集中营,平反昭雪,是他大力进行改革,不顾实际情况在全国掀起“玉米热”,也是他提出要以最快速度实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11年执政对我国历史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即便是专业历史学家,谢尔盖也不可能是自己父亲的“公诉人”,他多半是他的“辩护人”。
专家不把谢尔盖的回忆录看作学术著作,但没有对时代极富鲜明个人色彩的解读,就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历史。让我们跟随一个儿子的眼光,去看看父亲生命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天:
审判开始
1964年10月13日,下午近4时,一架涡轮螺旋桨伊尔-18飞机停靠到伏努科沃二号机场的政府候机厅。这是个晴和的秋日,阳光尚余夏日的灼热,微风轻拂着白桦和山杨正在泛黄的树叶……
舷梯靠近机身,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父亲出现在舱门口,跟在他身后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父亲的朋友和战友,随后鱼贯而出的是助理、保镖,还有我。
在舷梯旁迎接的只有两个人:苏联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推翻父亲阴谋的积极参与者)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米哈伊尔·格奥尔加泽。谢米恰斯内的责任是把父亲和米高扬平安护送到克里姆林宫……
使一个伟大国家的命运发生转变的审判就此拉开帷幕。
勃列日涅夫率先连珠炮般地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指责:为什么把州委员会分成工业和农业两块?五年计划变成八年计划意义何在?为什么向主席团成员发出那么多便函?他在指责完父亲对同事称呼不当后便不再作声。
父亲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哆嗦了一下,抬起头,目光缓缓扫过周围,似乎已没有力气说话:“我一直把你们大家看作朋友,同志,很抱歉,我有时容易发怒。”父亲无意反驳。
第二个发言的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他在自己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对父亲给予了很大的同情,但在10月的那天,他是“鹰派”,对父亲的批评也是一个接一个:“1957年承诺人均肉类、奶及黄油产量赶上美国,没赶上。说要解决住房问题也没解决。1962年承诺要提高低收入者工资也没提高。共和国在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中得到的仅仅是义务……”
“一事无成”
在谢列斯特之后发言的是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根纳季·沃罗诺夫,他也像别人一样抱怨缺乏集体领导,3年半来从来没法向父亲表达个人的意见,指责父亲搞个人崇拜。
紧接着发言的是亚历山大·谢列平,他是父亲提拔起来的,年轻而又积极进取,关系近的人都用小名称他“铁腕舒里克”。他指责父亲时几乎是声嘶力竭。划分州委会、经济管理的职业化不仅被他称作是错误,而且还是理论上的错误。
谢列平也不喜欢父亲的外交政策:“对帝国主义者我们应该更加严厉,‘如果苏美达成一致,一切就将正常’这种提法有失偏颇。对中国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应推行更加灵活的路线。”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克托·格里申想尽量缓和一下气氛。自父亲1949年返回莫斯科后他一直同父亲共事。他感到良心上过不去,但又不敢与其他人背道而驰。他说,“这里在座的有您真正的朋友”,这话让勃列日涅夫为之一震,发言者立刻“言归正传”:“因此我们应该直言不讳地说话,现在所干的事不能再继续了。他一心想好,做了大量工作,但同志们说得对,赫鲁晓夫一事无成。”
格里申起先甚至拿不准怎样称呼父亲,用名和父称,还是用姓,最后他决定保持距离,选择用姓。从会议记录看,他还说:“个人有一些不好的品质,不注重集体,专制,没有集体领导……对工会漠不关心……”
在格里申发言之后,由于时间已晚,而每个人都要一一表态,遂决定会议推迟到第二天继续进行。
回到家后,父亲一人沿着列宁山(现称麻雀山)政府官邸四周狭窄的沥青公路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不知为什么,这次“散步”让我想到动物园笼子里不停奔跑的狼,一圈又一圈。终于进了家门后,父亲拿起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拨了米高扬官邸的号码。他住得不远,就隔两栋房子。
父亲平静地对着电话说:“阿纳斯塔斯,告诉他们,我不反抗,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服从任何决定。”
米高扬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字眼:“尼基塔,你做得对。但我觉得,你还可以做做工作,找到一种折中办法。要知道,大家共事那么多年……”两人都清楚地知道,谢米恰斯内此时正在窃听他们的对话。
父亲没再继续听下去,放下了话筒。几分钟后,谢米恰斯内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向他报告了父亲举手投降的决定。
辞职回家
第二天,10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率先发言。与格里申念旧不同,这位40年代末就被父亲发现并提拔起来的农业专家此时批评起父亲毫不客气……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克拉·波德戈尔内发言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厅的门开了一道缝,勃列日涅夫秘书探进脑袋,随后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耳语了几句。勃列日涅夫用手示意波德戈尔内停止发言,后者不满地嘟囔着坐下。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不合时宜地打破了惯例,因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会向来是非请莫入。原来是因为谢米恰斯内已多次打电话一再要求勃列日涅夫接听。勃列日涅夫提议暂停几分钟,走出会议厅去接电话。
谢米恰斯内在电话中说:“我不能再等一夜了。”
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还没能让所有人都发言,必须让每个人当众表态。”
父亲一直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现在该他发言了,他是最后一个。
“我没法与你们作对”,父亲的嗓音很低沉,“我们共同挫败了反党集团,我们都是同志”。他顿了顿,似乎想找合适的字眼。接着他又说:“我珍重你们的诚实。不同的时候我对在座的各位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我一直都很珍重你们。我请求波利扬斯基和沃罗诺夫原谅我的粗暴。但这没有恶意。我的主要错误是,1958年听从了你们的意见,同意同时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不够坚定,没有反对……”
等他说完坐到椅子上时,仿佛有魔棒挥过,他面前的桌子上出现一张打字机打好的工工整整的辞职声明:“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父亲仔细地看了一遍总共只有几行的文字,嘴角痛苦地抽动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钢笔……
大约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父亲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值班人员打来电话,告知父亲已动身回家。我在门口迎接父亲,他把黑色公文包塞给我,咕哝了一句:“都结束了,辞职了……”
我忍不住问了句:“任命谁了?”“勃列日涅夫——第一书记,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我手中的那个公文包父亲再没打开看过……
(摘自《参考消息》2010.3.31)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