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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不仅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同时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纳入战略举措。2020年6月，省委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等系列配套文件。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些目标举措是“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具有积极引领作用。
一、以党建为引领
中国共产党是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只有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治理创新各方面、全过程，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把党的领导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才能构筑好基层社会治理“桥头堡”，打通每一个“神经末梢”，使基层社会治理政治方向不偏离、资源能力有保障，才能上下贯通、左右协调，形成社会治理有效合力，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
提升党建引领力和基层治理力，凝聚社会多元共建强大合力。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战斗在约65万个城乡社区抗疫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应坚持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着力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同时，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推进基层治理制度重大改革，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工作者发展，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区工作者制度，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
二、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2020年6月，省委出台关于基层治理的文件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际上回答了社会治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达到什么成效”这三个基本问题。
在这“三共”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关键，共享是目的，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只有在共建中推进共治，进而实现共享，社会治理才会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十四五”时期，要积极顺应亿万群众的期盼，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收入、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问题，继续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群众的协作优势和强大合力;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推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形成一系列破解民生发展及社会治理难题的科学机制，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并且更加公平地享受社会治理成果，实现人民群众的就业质量、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卫生健康水平、养老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三、实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黨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特别强调党组织的领导，重点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
“三治”以“治”为关键词，奉行自治法治德治的相互结合。这“三治”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坚持刚柔并济，软硬兼顾;另一方面，坚持德法并举、共推。法律和道德具有内在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社会治理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最终形成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的耦合结构。
四、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十四五”时期社会领域切实维护好人民利益的主张和要求，提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也将是“十四五”时期处理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
“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深化社会治理实践，持续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内涵。一方面，要密切聚焦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关心的事情抓起，着力解决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问题，做到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实践、评判治理成效、共享治理成果;另一方面，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群众的治理智慧，持续保持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共谋治理的优良传统，理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成功破解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痼疾和难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增进人民福祉。
五、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湖北省相关配套文件也指出，“要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驾马车”自治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近年来，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得到大力加强，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新方法，并取得重要进展。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社区治理建设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弱项，如社区建设中“重区轻社”，社区治理中“区强社弱”，社区成员之间缺少交往交流、缺少相互关心和帮助，缺少社区共同体意识，对社区事务和活动参与不足，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不强等。加强社区治理创新，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坚持重心下移，完善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增强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增进社区内部凝聚力。
一、以党建为引领
中国共产党是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只有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治理创新各方面、全过程，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把党的领导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才能构筑好基层社会治理“桥头堡”，打通每一个“神经末梢”，使基层社会治理政治方向不偏离、资源能力有保障，才能上下贯通、左右协调，形成社会治理有效合力，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
提升党建引领力和基层治理力，凝聚社会多元共建强大合力。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战斗在约65万个城乡社区抗疫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应坚持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着力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同时，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推进基层治理制度重大改革，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工作者发展，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区工作者制度，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
二、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2020年6月，省委出台关于基层治理的文件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际上回答了社会治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达到什么成效”这三个基本问题。
在这“三共”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关键，共享是目的，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只有在共建中推进共治，进而实现共享，社会治理才会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十四五”时期，要积极顺应亿万群众的期盼，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收入、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问题，继续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群众的协作优势和强大合力;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推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形成一系列破解民生发展及社会治理难题的科学机制，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并且更加公平地享受社会治理成果，实现人民群众的就业质量、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卫生健康水平、养老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三、实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黨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特别强调党组织的领导，重点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
“三治”以“治”为关键词，奉行自治法治德治的相互结合。这“三治”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坚持刚柔并济，软硬兼顾;另一方面，坚持德法并举、共推。法律和道德具有内在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社会治理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最终形成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的耦合结构。
四、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十四五”时期社会领域切实维护好人民利益的主张和要求，提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也将是“十四五”时期处理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
“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深化社会治理实践，持续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内涵。一方面，要密切聚焦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关心的事情抓起，着力解决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问题，做到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实践、评判治理成效、共享治理成果;另一方面，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群众的治理智慧，持续保持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共谋治理的优良传统，理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成功破解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痼疾和难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增进人民福祉。
五、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湖北省相关配套文件也指出，“要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驾马车”自治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近年来，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得到大力加强，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新方法，并取得重要进展。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社区治理建设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弱项，如社区建设中“重区轻社”，社区治理中“区强社弱”，社区成员之间缺少交往交流、缺少相互关心和帮助，缺少社区共同体意识，对社区事务和活动参与不足，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不强等。加强社区治理创新，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坚持重心下移，完善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增强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增进社区内部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