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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以画著称于世，但书法作品尤为罕见。中华书局在百年局庆之际，将多年收藏的200余通徐悲鸿书札结集出版。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徐悲鸿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画集》、《悲鸿描集》、《悲鸿近作》等作品集，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这些信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徐悲鸿书法早年学赵孟頫，后学北碑，除书法艺术的价值外，这些信札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内容，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舒新城、吴廉铭等商议画集出版事宜，同时尚有推荐作者、书稿、叙说时事、游历等。
作品出版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徐悲鸿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描集》、《悲鸿画集》等画作，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二人反复通信磋商画集的印刷、排版、销售情况，细到目录的排序，画幅的横直。徐悲鸿作为画家，对自己作品的印制要求极高，“描集纸质亦劣，不识连史纸有更好者否。向例样张均极好，须饬工友细心工作，倘有破纸，或色太淡之页应剔去（常常发现，实属可恶）”。
1937年5月，徐悲鸿赴香港举行画展，在某德国人处以一万元现金加7幅自己作品，购得唐代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视此画若生命，即与舒新城联系，谋求将此画出版，“弟之八十七神仙卷此时尚在港汇丰银行内……定价至少港币四元或国币十元，宣纸精印，以夏布为布套，另印‘仙乐队全部’横幅单片附入，俾可装框。”悲鸿要求将《八十七神仙卷》装帧豪华，印刷精美，并抽印附赠单片。
中华书局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印刷厂，1927年，中华书局承担了为国民政府印刷债券的业务，1931年，技术先进、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九江印刷厂建成投产，还拥有以沈逢吉为代表的一大批凹版雕刻技师。徐悲鸿对此也有关心，因与自己作品的印刷质量相关。如1931年12月23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尊处之凹版设备竣事否？成绩何若？乞示。”
徐悲鸿与舒新城也就其出版画作集的营销方法进行过商讨，如1931年3月3日关于签名售书：“《悲鸿绘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定在两元，精装者‘尚须编号，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贵，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其价至少四元。如散原诗集大可如此做，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由贵局开风气，不亦可乎？’”
这应该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国内尚不普及。以至于需要中华书局“开风气”。也可见在1930年代，我国现代出版的诸多要素已逐渐开始成熟。
人际交流
徐悲鸿交游广泛，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故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书稿、画作、文章。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即有齐白石、杨大金、蒋丹麟、杨度、周涤钦等人。
齐白石的成名，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徐悲鸿不仅在人前称赞齐白石，为其举办画展，亲自上门拜访，还把齐白石的画作推荐给中华书局，寻求出版。1931年前后，徐悲鸿致舒新城的信中，有十余通是为齐白石画集之事。其前后催促安排，详细周密，不啻对待自己的作品。书成之后，徐悲鸿亲自写序，称：“白石翁老矣，其道几矣，由正而变，茫无涯。何以知之？因其艺至广大，尽精微也。”齐白石终于成名，徐悲鸿和中华书局厥功至伟。
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官司，当时曾轰动画坛。二人因理念不同，发生分歧，至于在《申报》上发表公开启事，互相攻讦。1930年4月18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刘海粟亦有一册在尊处付印，如彼所印将先出版，则弟将以此部交中央大学刻入丛书，与尊处所约即须取消。”1932年9月5日致吴廉铭：“又见刘海粟等编之新派画，行见流毒社会。弟之《空青》七年不出，倘谥尊处之于美术为善不足，为恶有余，不能辩矣。”这些材料，对深入研究徐、刘二人之关系，不无补益。
相敬如宾
中华书局一向注重尊重作者，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徐悲鸿书札屡有体现。
《晋祠碑》是书法史上著名碑刻，唐太宗李世民书，存山西太原晋祠。徐悲鸿欲一观而不得，便想到了中华书局遍及全国的分局网点，193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舒新城，要求中华书局太原分局派人为他拓碑，而且注明，“须觅良工精拓，用好纸，不要省钱。”舒新城均遵嘱办理，徐悲鸿在国外，需要用马毛制画笔、书籍等，舒新城也为其邮寄。
1931年9月14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称：“寄上宝物一包，请以一二金得一人连出，须小心工作，粘在一硬币上，兄存而玩之，绝对勿语人以何物，不然即负弟之盛意（因说出便无味，且不妙，至要）。”这件“宝物”到底为何物，今天已经很难知晓了。由于舒新城和徐悲鸿的良好关系，舒新城的《美的西湖》、《美术照相习作集》等摄影集，即请徐悲鸿作序。徐悲鸿托篆刻家、音乐家杨仲子为舒新城刻了一方“新城捉得”印。
中华书局体谅作者的难处，解决作者的困难，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例如四川作家李劫人在计划写《死水微澜》时，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但他是个“出手阔绰的主儿，不可一日无钱，常是一部小说未完，先得预支数百元的稿酬，且因从银行汇兑要打折扣，特意让汇到中华书局的成都分局，以现金支付，免得在银行提款被打了折扣”。对这样烦琐的事，舒新城从不回绝，总是及时加以批示，让相关人员办理。几乎可以说，没有舒新城的支持，中国文坛怕难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样的杰作，至少不会那样顺利地在短时期内完成。
徐悲鸿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稿件。舒新城虽然尊重作者，但并非徐悲鸿所有的推荐都碍于情面毫无拒绝。1931年1月13日、17日，徐悲鸿两次致信舒新城，推荐一部青年翻译家侯某的书稿。信中徐悲鸿再三强调，此人“不识中西文化沟通以来，有一人足以方驾之否”，甚至说：“若侯君且遭摒弃，弟当盱衡四顾，诚欲问兄将从何而得如许人才也？”但舒新城仍然认为不合要求，坚决退稿，最终也获得了徐悲鸿的理解。
（原载于《东方早报》，有删减）
作品出版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徐悲鸿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描集》、《悲鸿画集》等画作，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二人反复通信磋商画集的印刷、排版、销售情况，细到目录的排序，画幅的横直。徐悲鸿作为画家，对自己作品的印制要求极高，“描集纸质亦劣，不识连史纸有更好者否。向例样张均极好，须饬工友细心工作，倘有破纸，或色太淡之页应剔去（常常发现，实属可恶）”。
1937年5月，徐悲鸿赴香港举行画展，在某德国人处以一万元现金加7幅自己作品，购得唐代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视此画若生命，即与舒新城联系，谋求将此画出版，“弟之八十七神仙卷此时尚在港汇丰银行内……定价至少港币四元或国币十元，宣纸精印，以夏布为布套，另印‘仙乐队全部’横幅单片附入，俾可装框。”悲鸿要求将《八十七神仙卷》装帧豪华，印刷精美，并抽印附赠单片。
中华书局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印刷厂，1927年，中华书局承担了为国民政府印刷债券的业务，1931年，技术先进、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九江印刷厂建成投产，还拥有以沈逢吉为代表的一大批凹版雕刻技师。徐悲鸿对此也有关心，因与自己作品的印刷质量相关。如1931年12月23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尊处之凹版设备竣事否？成绩何若？乞示。”
徐悲鸿与舒新城也就其出版画作集的营销方法进行过商讨，如1931年3月3日关于签名售书：“《悲鸿绘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定在两元，精装者‘尚须编号，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贵，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其价至少四元。如散原诗集大可如此做，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由贵局开风气，不亦可乎？’”
这应该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国内尚不普及。以至于需要中华书局“开风气”。也可见在1930年代，我国现代出版的诸多要素已逐渐开始成熟。
人际交流
徐悲鸿交游广泛，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故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书稿、画作、文章。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即有齐白石、杨大金、蒋丹麟、杨度、周涤钦等人。
齐白石的成名，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徐悲鸿不仅在人前称赞齐白石，为其举办画展，亲自上门拜访，还把齐白石的画作推荐给中华书局，寻求出版。1931年前后，徐悲鸿致舒新城的信中，有十余通是为齐白石画集之事。其前后催促安排，详细周密，不啻对待自己的作品。书成之后，徐悲鸿亲自写序，称：“白石翁老矣，其道几矣，由正而变，茫无涯。何以知之？因其艺至广大，尽精微也。”齐白石终于成名，徐悲鸿和中华书局厥功至伟。
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官司，当时曾轰动画坛。二人因理念不同，发生分歧，至于在《申报》上发表公开启事，互相攻讦。1930年4月18日，徐悲鸿致舒新城，“刘海粟亦有一册在尊处付印，如彼所印将先出版，则弟将以此部交中央大学刻入丛书，与尊处所约即须取消。”1932年9月5日致吴廉铭：“又见刘海粟等编之新派画，行见流毒社会。弟之《空青》七年不出，倘谥尊处之于美术为善不足，为恶有余，不能辩矣。”这些材料，对深入研究徐、刘二人之关系，不无补益。
相敬如宾
中华书局一向注重尊重作者，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徐悲鸿书札屡有体现。
《晋祠碑》是书法史上著名碑刻，唐太宗李世民书，存山西太原晋祠。徐悲鸿欲一观而不得，便想到了中华书局遍及全国的分局网点，193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舒新城，要求中华书局太原分局派人为他拓碑，而且注明，“须觅良工精拓，用好纸，不要省钱。”舒新城均遵嘱办理，徐悲鸿在国外，需要用马毛制画笔、书籍等，舒新城也为其邮寄。
1931年9月14日，徐悲鸿致信舒新城，称：“寄上宝物一包，请以一二金得一人连出，须小心工作，粘在一硬币上，兄存而玩之，绝对勿语人以何物，不然即负弟之盛意（因说出便无味，且不妙，至要）。”这件“宝物”到底为何物，今天已经很难知晓了。由于舒新城和徐悲鸿的良好关系，舒新城的《美的西湖》、《美术照相习作集》等摄影集，即请徐悲鸿作序。徐悲鸿托篆刻家、音乐家杨仲子为舒新城刻了一方“新城捉得”印。
中华书局体谅作者的难处，解决作者的困难，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例如四川作家李劫人在计划写《死水微澜》时，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但他是个“出手阔绰的主儿，不可一日无钱，常是一部小说未完，先得预支数百元的稿酬，且因从银行汇兑要打折扣，特意让汇到中华书局的成都分局，以现金支付，免得在银行提款被打了折扣”。对这样烦琐的事，舒新城从不回绝，总是及时加以批示，让相关人员办理。几乎可以说，没有舒新城的支持，中国文坛怕难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样的杰作，至少不会那样顺利地在短时期内完成。
徐悲鸿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稿件。舒新城虽然尊重作者，但并非徐悲鸿所有的推荐都碍于情面毫无拒绝。1931年1月13日、17日，徐悲鸿两次致信舒新城，推荐一部青年翻译家侯某的书稿。信中徐悲鸿再三强调，此人“不识中西文化沟通以来，有一人足以方驾之否”，甚至说：“若侯君且遭摒弃，弟当盱衡四顾，诚欲问兄将从何而得如许人才也？”但舒新城仍然认为不合要求，坚决退稿，最终也获得了徐悲鸿的理解。
（原载于《东方早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