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相识甚早，始于各自风华正茂时。
　　1920年至1922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先后乘邮船走出国门，赴法国、苏俄、德国探寻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则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选择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五大书记中唯一一位参加了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次会议的人。
　　殊途同归，中国的革命事业把五人紧紧联系在一起。1922年起，旅欧四人陆续回国，和毛泽东有了交集。他们个性迥异，工作作风各不相同，从挥斥方遒的青年到气吞山河的壮年，他们之间有过分离、有过分歧，更有过重聚、有过默契。他们始终把自己绑定在“中国这个地盘”上，共同开创了一代伟业。

“毛刘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过百里。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922年夏，刘少奇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回来，受陈独秀委派，把党的二大文件带到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传达。在清水塘，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毛泽东和杨开慧。毛刘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刘少奇当即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在中共湘区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组织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他派李立三、刘少奇到安源去领导。刘少奇去后，作为工人代表和安源路矿当局进行面对面谈判。有人威胁他：“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回击说：万余工人的要求不满足，“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后来安源罢工取得重大胜利，持续时间也较长。此后，当毛泽东等人集中精力领导农民斗争时，刘少奇则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积累经验;当毛泽东等人建立、巩固、开拓苏区时，刘少奇则在工人较多的城市，如东北、华北等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秋，刘少奇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的杨尚昆回忆：“少奇同志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但在当时，刘少奇的意见与奉行“左”倾路线的上海临时中央不一致。1932年3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工会问题。博古认为工会没有做什么工作，康生说刘少奇自担任职工部部长开始“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还有的常委认为刘少奇的错误是一贯的。于是，会议撤销了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
　　刘少奇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于1932年冬前往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这时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也因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被解除军权。他和刘少奇都受了临时中央‘左’的错误批评，都受到压制和排挤。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支持的，两人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35年，日本的侵略扩大到华北地区，“一二·九”运动发生了。随着抗日形势的高涨，党中央决定派一名“得力的同志”到华北领导白区党的工作，这个人就是刘少奇。他出发时，有人对他说：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刘少奇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
　　此时，就全党来说，冒险主义等错误路线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处于华北的北方局早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还在执行以前的错误指导思想，一有机会就搞集会游行、撒传单。刘少奇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容易成为反动派攻击的目标，应注意隐蔽。他把北平进步青年“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激发了二十九军官兵的爱国热情，使他们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又秘密派人到二十九军上层军官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使宋哲元站到了抗日群众一边。
　　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近3年，使华北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最大的政党。毛泽东称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即“十二月会议”。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系统阐述了他自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他的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石仲泉说：“大部分人慢慢倾向于共产国际、王明的意见，而刘少奇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这一点让毛泽东印象很深。” 　　“在日本占领的地方，华北的局面让刘少奇打开了，但长江流域的局面没打开。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派刘少奇前往河南组建中原局，与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一起去打开局面。江南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项英在独立自主抗战和维护统一战线之间摇摆不定，致使新四军总部偏居皖南，在江淮大地没能开辟出令中央滿意的局面。摇摆不定的结果，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扣押，项英等人遇害。善于打开局面的刘少奇在江苏盐城重组新四军，任新四军政委，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苏皖根据地不断扩大，江淮一带的局面很快有了起色。在整个抗日游击战争中，刘少奇把华北、华东、华中的局面都打开了，立了大功。这时毛泽东非常欣赏刘少奇。”石仲泉说。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期间，有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以前的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博古等人相继发言，不同意这是路线错误。“毛泽东觉得，要搞整风，得把刘少奇调回来。刘少奇于是离开新四军，走了一次‘小长征’，经过103道封锁线，历时9个多月，于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日后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助手。”石仲泉说。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对党章修改中最大的一个历史特点，是七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成果。
　　石仲泉说：“从革命经历可以看出，刘少奇的性格刚强，和毛泽东一样善于独立自主开拓局面。他们很容易互相欣赏。但刘少奇有时的讲话尖锐鲜明，一如他平素的个性那样，个别用语可能说过了点头，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难免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产生分歧。”

毛周互信互补，终生的战友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中，有一场重要战役和一次重要会议不能不提——漳州战役和宁都会议。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空降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那时中央苏区最重要的工作是军事问题。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 “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所以周恩来到了瑞金，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
　　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还是反对。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而且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守城兵力虽然相对薄弱，但其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所以还是不打为好。但周恩来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进攻途中还有人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结果，1.4万红军攻打了33天，陈诚部队入城驰援，赣州未破，红军伤亡达3000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红三军团被困之围。
　　经此一役，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这一次，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还率部到长汀给毛泽东做“后卫”。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10天后攻占闽东南重镇漳州。“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的胜利，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毛泽东）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漳州战役的胜利政治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石仲泉说。
　　然而，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说他是“上山主义”。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而周恩来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并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毛泽东则认为，既然自己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自己“负指挥战争全责”。结果，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通过了第一种方案，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又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交由周恩来兼任。
　　“从宁都会议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性格特点是强烈的独立自主，而周恩来的特点是纪律性很强，既服从组织，又善于协调。两人的性格互补已经体现出来。”石仲泉说，宁都会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毛泽东专事政府工作，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军权。这导致了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面对军事的极大困难，毛周的互信反而加强了。毛泽东去养病前，跟周恩来说：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湘江战役失败，渡江时，周恩来一直焦急地等待毛泽东，请他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战略层面，周恩来也在焦急地等待毛泽东回归红军高层。“周恩来感到还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指挥战斗，这就有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本来是政治局会议，军团领导人不能参加，但他们知道这个信息后纷纷要求参加。组织工作是周恩来做的，他同意了，会议就扩大了。这些军团领导人对博古、李德意见很大，都支持毛泽东回来。周恩来也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石仲泉说。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被取消，周恩来成了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被确定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他后来说，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2月，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后，周恩來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参与军事领导。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

　　周恩来这一席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尽管遵义会议后相当长时间，中央政治局的军事决策由周恩来全权负责，但他放手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他去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毛泽东指挥了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并最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石仲泉说。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革命友谊和工作关系，使毛周在治国理政中肝胆相照、通力合作。但在具体工作中，也难免会有分歧。1956年，农业合作化、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使经济建设更快地发展，一些指标随即被定得过高，导致经济失衡，多方面物资紧缺。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主张要实事求是，应该“反冒进”。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胡乔木回忆道：“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此后，周恩来一再做检讨。
　　尽管在工作中难免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和党的声誉方面，周恩来是党内的楷模。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一天，苏联赫鲁晓夫下台。为了改善与苏共的关系，争取扭转中苏交恶的态势，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几杯酒下肚，就当着周恩来、贺龙等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的面，攻击污辱毛泽东，叫嚣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的关系”，“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面对这一挑衅，周恩来当面予以驳斥，并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愤然离场，以示抗议。后来虽然苏方领导人正式表示了歉意，但周恩来经过审时度势，决定提前回国。代表团专机于当地时间11月13日深夜冒雪起飞，次日下午4时许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毛泽东率党政负责同志等数千人亲到机场迎接。在即将走出飞机舱门的一刹那，当周恩来看到没穿大衣的毛泽东，冒着寒风向飞机走来时，立即脱去大衣，健步走下舷梯，快步迎向毛泽东。俩人热烈寒暄后，周恩来跟随毛泽东绕场一周，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此时，“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和锣鼓声响彻云霄。
　　“周恩来的人格力量很强大，相忍为党，相忍为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为国家做工作，始终对毛泽东很尊重。即使有分歧意见，也主要从自己方面严格要求，不去顶撞毛泽东。毛泽东也很注意维护他，‘文革’期间‘四人帮’一度大搞‘批周公’，毛泽东马上批评了‘四人帮’。”石仲泉说，“毛泽东刚强，周恩来温和;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周恩来维系了新中国;毛泽东战略眼光过人，周恩来一点一滴把它实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造成十年内乱。周恩来尽其所能，努力解放干部，稳定国家大局，减少各方面的破坏和损失。这就是毛周关系，他们合作始终，是终生的战友。”

“没有朱，哪有毛”

　　毛泽东和朱德则是在相识之初，就在具体问题上发生过分歧。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着朱德从旧军队里走出来、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他们和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队伍不完全一样，战斗力要强一些。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军委，这就发生了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即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在1929年春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闽西过程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石仲泉说。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反对‘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而反对成立军委的一方认为，“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即可，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 　　1924年8月，任弼时学成回国。“他的起点很高，回国后不久即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1925年任团中央总书记。”蔡庆新说。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任弼时以共青团负责人身份参加。他和毛泽东等都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任弼时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委员。
　　宁都会议上，任弼时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任弼时是1931年4月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也就是周恩来的副手。193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任弼时屡次提到“狭隘的经验论”，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因为一年多前，毛泽东刚写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任弼时的批评就是针对此文。第二年的宁都会议，受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成员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反对“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当时许多同志批评毛泽东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后来，任弼时多次对此进行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期间，他说：“我……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
　　其实，任弼时对事不对人，并不总站在“左”倾的临时中央一边。1931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和朱德的主张占了上风。任弼时就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发文章指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文中写道：“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蔡庆新说：“任弼时通常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如果认识到错了就会改。”

　　1933年5月，博古等人认为任弼时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把他调离中央苏区，外放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1934年8月，中央苏区面对蒋介石指挥的第五次‘围剿’，处于危险境地，准备长征了，想让湘赣苏区西征为中央苏区探路。这个命令下给了任弼时。8月7日，任弼时等带领红六军团出发了。但这个意图被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就没有跟进。红六军团带出去后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后来就有了红二方面军的组建。”蔡庆新说，“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跟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这时任弼时的态度就成为一个很关键的砝码：是支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北上抗日，还是支持张国焘呢？他坚决地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在会师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他抑制了张国焘的分裂企图，促进了三军大会师，有力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也是他后来进入了最高军事领导层的一个重要原因。”1936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

　　全面抗战开始后第二年，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接替王稼祥。1938年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递交了1.5万字的关于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大纲。“他肯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对中国抗战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蔡庆新说。7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成了核心，但那是自然形成的，这次是共产国际认可了，是组织认可了。”石仲泉说。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了近两年。1940年3月，他回到延安，毛泽东去机场迎接。这是很少见的。”蔡庆新说，“随后，任弼时参与主持中央工作。当时，周恩来在重庆，朱德在抗战前线。毛泽东抓总，刘少奇负责整风、理论工作，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不论在理论探索、组织管理方面，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他都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承担起延安时期党中央的大部分‘家务’，为毛泽东摆脱事务性工作、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叶剑英曾称他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胡耀邦在世时，曾对我们说过一句话：我还没听说过党内有谁说任弼时不好。”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1947年，面对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转战，刘少奇和朱德则领导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周恩来和刘少奇交替在延安、陕北工作，而那时一直陪伴毛泽东的就是任弼时。从1940年回国到1949年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八九年里任弼时始终和毛泽东在一起。”蔡庆新说。
　　1950年10月，重病缠身的任弼时去世，是五大书记中走得最早的一位。其他四位书记都给他题了词。毛泽东题道：“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他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黨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
　　“在革命与建设生涯中，合作是主要的，分歧、委屈都是小事。他们为什么想得开？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革命这么漫长，多少烈士都牺牲了，我们都是幸存者，受点委屈算什么呢？”石仲泉说，“五大书记性格各异，却能一起成就开天辟地的伟业，为什么呢？对于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来说，是因为他发扬了民主，团结了大家;而对于大家来说，是因为心中真正有大局意识、核心意识，所以他们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四位书记都敬佩毛泽东，毛泽东也对他们相敬有加。”五大书记的互信互敬、分工合作，开辟了党史、国史上一段星光灿烂的时期，70年的大国之路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