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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中国人眼里，为他人修路建桥是大善事；在他眼里，为需要的人建桥，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
建桥是“爱情故事”
老挝南部色拉湾市近郊，有将近80人弓着身，赤着脚，在夏日中午的毒太阳下，沿着滑溜溜的河边，奋力要把一个钢桥支架拖上陡峭的泥坡。但支架有1100公斤，长9米，非常沉重，几乎动都不动。
这时，像有人施展魔法一样，附近树林里、稻田间的村民都纷纷跑来援手。他们呼喊着，一起用力，巨大的H型桥架开始慢慢移动。村民大为鼓舞，力气陡增，齐声高喊：“一，二，三!”一个枯瘦老妇人喊道：“在动了，不要停下来!”
那队临时集合的村民终于把钢架拖到堤岸最高处，下面就是色拉湾河，浊浪滔滔。村民松弛下来，倒在地上，嘻嘻哈哈，纷纷挥手，拍拍同伴的背部。
随后几天，他们会按照汤尼·雷提曼的指导，架起105米长的钢桥，跨过色拉湾河，而所用工具最复杂的不过是一台人手操作的缆索牵引机。村民将不用再涉水过河，或付钱给船夫，载他们的农作物到色拉湾市出售。
“这是人民力量。”汤尼说。他脱下破旧的白色帽子，抹去额上汗水：“这些村民证明有信心就可以成功。”
汤尼很有资格说这句话。他是瑞士人，今年39岁，个子修长，穿着牛仔裤，20多年来，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帮助过无数人建造桥梁。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受过什么工程训练。
“汤尼先生”、“瑞士人汤尼”、“上天来的造桥人”，这些都是汤尼的绰号。他以“爱情故事”四字形容他的工作：“我爱世界，我爱世人。为穷人建筑桥梁，是表达这爱意的方法。”
善举可以很节俭
汤尼以桥梁改变穷人的命运，在济贫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1987年，他在厄瓜多尔尔建了第一道人行桥，继而在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阿根廷、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地，帮助村民架起了差不多350道吊桥，长度由30米到264米不等。
汤尼建的桥，有些是取代洪水、地震等损毁的旧桥，但大多数是在原本没有桥的地方，兴建跨越险恶河流或偏僻山谷的桥。
汤尼建桥的原则，是尽可能朴实、省钱。他用的钢缆、钢管都是募捐得来的，所有经费差不多都由瑞士善心人士捐赠。他不接受政府资助或捐款，自己也不拿薪水。他没有秘书，没有自己的网页或办公室，没有汽车，甚至无以为家。
汤尼随身带着三个黑色小袋子。问他家在哪里，他会笑着做个鬼脸，举起其中一个，里面有五条裤子(其中两条是牛仔裤)、四件衬衫、两件T恤、一双工作时穿的靴子，还有一条特别场合用的领带——这是他所有的衣物。问他的办公室在哪里，他会举起另一个袋子，里面有计算机、接通全球的行动电话、电子记事簿和几个活页夹。他搭飞机或车、船时，都是买最便宜的票。汤尼还有一条原则：要建桥的农人，必须自己动手，负责建桥的大部分工程。英国石油公司油田监督艾尔·赖特说：“和他相比，不少慈善组织和援助机构似乎是过分挥霍了。”汤尼在拉丁美洲建筑第一道桥时，结识了赖特，获赖特以剩余的油管相赠。“汤尼可以点铁成金，把无用的缆索、油管等化作漂亮实用的桥梁。”
成就于年轻梦想
汤尼成长于瑞士庞特仙娜这个山谷小镇，小时生活舒适平稳。1987年春天，他高中将毕业，厄瓜多尔发生大地震，死亡和丧失家园者数以千计。汤尼以前只是听过厄瓜多尔这个国家，这次在电视上看见灾情，不禁惊心动魄。
汤尼的同学毕业后，须服6个月兵役；汤尼则因患皮肤病，无法入伍。他盼望“做点事情”，决定前往厄瓜多尔。
他爸爸乔治对儿子的计划嗤之以鼻：“你可以做什么?你连西班牙文都不懂!”乔治是一家药房的经理。汤尼回答：“你说得对，但我还是要去。”
他向朋友、邻居筹得将近7500美元，并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张去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机票。他怀着19岁年轻人的热诚出发，钱包里满是瑞士法郎，但没想过这笔钱该怎么用。
他花了三天，有时坐公交车，有时搭便车，有时乘筏子渡河，有时徒步走，终于来到亚马逊东北部的地震灾区。他发觉，当地弗洛德谷的村民急需一道新桥。地震造成的坍方，把他们和外界隔绝了。不少村民无法及时前往医院或者找到医生，只有等死。 他走进索尔·李普的办公室问：“你们有没有多余的管子?”索尔是美国来的油田工程师，在丛林里工作，从来不感情用事，但看见这个少年那么有头脑，那么热心助人，不禁有点动心，答应提供汤尼管子、缆索，足够建造一道桥，两人商谈时间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索尔如今谈起这件事，说：“这些年来，不少人都发觉，要拒绝汤尼的要求并不容易。”
汤尼还得到一个荷兰籍油田工程师的协助，学会了造桥的基本技术。他用自己的瑞士法郎买了水泥和其它物料，并获得村民和附近油田义工的帮助，在安第斯山脚下建成了他的第一座吊桥，长55米。工程共耗时5个月。
桥建成后，汤尼回到瑞士，上大学研习土木工程。但他忘不了厄瓜多尔的贫困村民：“我们那么富裕，他们却是那么贫乏。”汤尼上课才6个星期，就决定退学，重返厄瓜多尔。他已经找到了终身的职志。
他建了一道又一道的桥，每建一道，对造桥技术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他更加懂得怎样筹募物料，鼓励大家出力。汤尼没有钱，但穷则变，变则通。筑桥一般要用起重机或重型机械，把缆索拉过河，并把桥架吊到固定位置。汤尼则靠几百个村民的气力。村民还会从河里采沙石，到树林伐木材，甚至用手拌和三合土。
不久，亚马逊区的村民都知道：“要建桥，找瑞士人汤尼可也。”厄瓜多尔焊工沃尔特·殷尼兹和汤尼志同道合，于是，过去10多年，两人合力为拉丁美洲最偏远穷困的小区筑桥，足迹遍及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
为汤尼的桥梁演奏
2000年，柬埔寨首相洪森听闻汤尼在拉丁美洲的工作，答应让他到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一展所长。几个月后，汤尼和沃尔特来到柬埔寨乡间，四处找寻建桥地点。然后沃尔特回到拉丁美洲，在汤尼指导下，继续建桥；汤尼则在柬埔寨、越南、老挝建造了100多座桥。
每个建桥的地方，汤尼通常会去3次。第一次是去选定位置，测量地势，计算清楚，然后要求村民帮忙。第二次是去监督村民打好桥塔的三合土地基。最后一次是去竖立桥塔，以及铺设缆索和人行道。架一道桥平均要花5个星期，费用不一，但多数不会超过3000美元。假如聘请商业机构建桥，费用则动辄要10倍以上。
汤尼经常东奔西跑，据他 自己说，过去20年，未尝在同一张床上连续睡三晚以上。他同时监督的筑桥工程，多不胜数。
这天，他坐在丰田汽车上，沿着崎岖的道路飞驰，也不看窗外柬埔寨的景色，却打开手提电脑，接上行动电话，下载沃尔特在拉丁美洲筑桥的资料，边看边说：“我们在厄瓜多尔有21道桥正在兴建。”一大群水牛这时慢慢走到路上来，司机连忙猛按喇叭。
汤尼没有多少休息时间。每天晚上，他会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并察看各项筑桥工程的进度。他获瑞士缆车公司捐赠旧钢缆，得安排运到柬埔寨；阿根廷一家钢铁厂也捐了几千公斤钢管给他，得妥善分配，供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筑桥工程使用。汤尼还要发薪给两个地区的焊工和其他工人，工作没完没了。
汤尼接到一封十分动人的电邮：瑞士一对新婚夫妇要求出席婚礼的亲友不要送贺礼，改为捐钱给汤尼；他们寄来一张1000瑞士法郎(约800美元)的银行汇票。这件事令汤尼想起有一次在瑞士达沃斯市街头，看到一个10岁的孩子演奏小提琴，孩子脚边有一个告示：“我为汤尼的桥梁演奏。”汤尼说：“那孩子名叫丹尼尔，捐了400瑞士法郎(约315美元)给我们。”
将来会怎么样?汤尼苦笑道：“我所见不远，只看到下一道桥。我没有将来，甚至不应有现在。”
2002年春天，汤尼在柬埔寨筑桥时染上吉兰巴雷综合症。这疾病会令人瘫痪，而且往往致命。他到达医院时，医生说他“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汤尼在泰国一所复健中心经过一年的治疗，才恢复活动能力，现在走路仍然有点蹒跚。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就算半瘫痪卧病在床时，仍执笔写道：“总有一天，我的肉体会随着我的精神，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回到贫苦大众身边，回到河边，回到要兴建的桥边。”
到了周末，色拉湾河上那道桥已经建成。数以千计的农民从此可以把蔬果、家禽、自己编织的篮子等等运到色拉湾市出售，无须涉水渡河或付钱搭船了。也许，他们将来会有钱买脚踏车或摩托车，带更多东西到市场贩卖。家在色拉湾的娜·泰花蓬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汤尼先生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永远感激他。”
(责任编辑/王克峰)
建桥是“爱情故事”
老挝南部色拉湾市近郊，有将近80人弓着身，赤着脚，在夏日中午的毒太阳下，沿着滑溜溜的河边，奋力要把一个钢桥支架拖上陡峭的泥坡。但支架有1100公斤，长9米，非常沉重，几乎动都不动。
这时，像有人施展魔法一样，附近树林里、稻田间的村民都纷纷跑来援手。他们呼喊着，一起用力，巨大的H型桥架开始慢慢移动。村民大为鼓舞，力气陡增，齐声高喊：“一，二，三!”一个枯瘦老妇人喊道：“在动了，不要停下来!”
那队临时集合的村民终于把钢架拖到堤岸最高处，下面就是色拉湾河，浊浪滔滔。村民松弛下来，倒在地上，嘻嘻哈哈，纷纷挥手，拍拍同伴的背部。
随后几天，他们会按照汤尼·雷提曼的指导，架起105米长的钢桥，跨过色拉湾河，而所用工具最复杂的不过是一台人手操作的缆索牵引机。村民将不用再涉水过河，或付钱给船夫，载他们的农作物到色拉湾市出售。
“这是人民力量。”汤尼说。他脱下破旧的白色帽子，抹去额上汗水：“这些村民证明有信心就可以成功。”
汤尼很有资格说这句话。他是瑞士人，今年39岁，个子修长，穿着牛仔裤，20多年来，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帮助过无数人建造桥梁。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受过什么工程训练。
“汤尼先生”、“瑞士人汤尼”、“上天来的造桥人”，这些都是汤尼的绰号。他以“爱情故事”四字形容他的工作：“我爱世界，我爱世人。为穷人建筑桥梁，是表达这爱意的方法。”
善举可以很节俭
汤尼以桥梁改变穷人的命运，在济贫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1987年，他在厄瓜多尔尔建了第一道人行桥，继而在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阿根廷、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地，帮助村民架起了差不多350道吊桥，长度由30米到264米不等。
汤尼建的桥，有些是取代洪水、地震等损毁的旧桥，但大多数是在原本没有桥的地方，兴建跨越险恶河流或偏僻山谷的桥。
汤尼建桥的原则，是尽可能朴实、省钱。他用的钢缆、钢管都是募捐得来的，所有经费差不多都由瑞士善心人士捐赠。他不接受政府资助或捐款，自己也不拿薪水。他没有秘书，没有自己的网页或办公室，没有汽车，甚至无以为家。
汤尼随身带着三个黑色小袋子。问他家在哪里，他会笑着做个鬼脸，举起其中一个，里面有五条裤子(其中两条是牛仔裤)、四件衬衫、两件T恤、一双工作时穿的靴子，还有一条特别场合用的领带——这是他所有的衣物。问他的办公室在哪里，他会举起另一个袋子，里面有计算机、接通全球的行动电话、电子记事簿和几个活页夹。他搭飞机或车、船时，都是买最便宜的票。汤尼还有一条原则：要建桥的农人，必须自己动手，负责建桥的大部分工程。英国石油公司油田监督艾尔·赖特说：“和他相比，不少慈善组织和援助机构似乎是过分挥霍了。”汤尼在拉丁美洲建筑第一道桥时，结识了赖特，获赖特以剩余的油管相赠。“汤尼可以点铁成金，把无用的缆索、油管等化作漂亮实用的桥梁。”
成就于年轻梦想
汤尼成长于瑞士庞特仙娜这个山谷小镇，小时生活舒适平稳。1987年春天，他高中将毕业，厄瓜多尔发生大地震，死亡和丧失家园者数以千计。汤尼以前只是听过厄瓜多尔这个国家，这次在电视上看见灾情，不禁惊心动魄。
汤尼的同学毕业后，须服6个月兵役；汤尼则因患皮肤病，无法入伍。他盼望“做点事情”，决定前往厄瓜多尔。
他爸爸乔治对儿子的计划嗤之以鼻：“你可以做什么?你连西班牙文都不懂!”乔治是一家药房的经理。汤尼回答：“你说得对，但我还是要去。”
他向朋友、邻居筹得将近7500美元，并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张去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机票。他怀着19岁年轻人的热诚出发，钱包里满是瑞士法郎，但没想过这笔钱该怎么用。
他花了三天，有时坐公交车，有时搭便车，有时乘筏子渡河，有时徒步走，终于来到亚马逊东北部的地震灾区。他发觉，当地弗洛德谷的村民急需一道新桥。地震造成的坍方，把他们和外界隔绝了。不少村民无法及时前往医院或者找到医生，只有等死。 他走进索尔·李普的办公室问：“你们有没有多余的管子?”索尔是美国来的油田工程师，在丛林里工作，从来不感情用事，但看见这个少年那么有头脑，那么热心助人，不禁有点动心，答应提供汤尼管子、缆索，足够建造一道桥，两人商谈时间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索尔如今谈起这件事，说：“这些年来，不少人都发觉，要拒绝汤尼的要求并不容易。”
汤尼还得到一个荷兰籍油田工程师的协助，学会了造桥的基本技术。他用自己的瑞士法郎买了水泥和其它物料，并获得村民和附近油田义工的帮助，在安第斯山脚下建成了他的第一座吊桥，长55米。工程共耗时5个月。
桥建成后，汤尼回到瑞士，上大学研习土木工程。但他忘不了厄瓜多尔的贫困村民：“我们那么富裕，他们却是那么贫乏。”汤尼上课才6个星期，就决定退学，重返厄瓜多尔。他已经找到了终身的职志。
他建了一道又一道的桥，每建一道，对造桥技术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他更加懂得怎样筹募物料，鼓励大家出力。汤尼没有钱，但穷则变，变则通。筑桥一般要用起重机或重型机械，把缆索拉过河，并把桥架吊到固定位置。汤尼则靠几百个村民的气力。村民还会从河里采沙石，到树林伐木材，甚至用手拌和三合土。
不久，亚马逊区的村民都知道：“要建桥，找瑞士人汤尼可也。”厄瓜多尔焊工沃尔特·殷尼兹和汤尼志同道合，于是，过去10多年，两人合力为拉丁美洲最偏远穷困的小区筑桥，足迹遍及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
为汤尼的桥梁演奏
2000年，柬埔寨首相洪森听闻汤尼在拉丁美洲的工作，答应让他到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一展所长。几个月后，汤尼和沃尔特来到柬埔寨乡间，四处找寻建桥地点。然后沃尔特回到拉丁美洲，在汤尼指导下，继续建桥；汤尼则在柬埔寨、越南、老挝建造了100多座桥。
每个建桥的地方，汤尼通常会去3次。第一次是去选定位置，测量地势，计算清楚，然后要求村民帮忙。第二次是去监督村民打好桥塔的三合土地基。最后一次是去竖立桥塔，以及铺设缆索和人行道。架一道桥平均要花5个星期，费用不一，但多数不会超过3000美元。假如聘请商业机构建桥，费用则动辄要10倍以上。
汤尼经常东奔西跑，据他 自己说，过去20年，未尝在同一张床上连续睡三晚以上。他同时监督的筑桥工程，多不胜数。
这天，他坐在丰田汽车上，沿着崎岖的道路飞驰，也不看窗外柬埔寨的景色，却打开手提电脑，接上行动电话，下载沃尔特在拉丁美洲筑桥的资料，边看边说：“我们在厄瓜多尔有21道桥正在兴建。”一大群水牛这时慢慢走到路上来，司机连忙猛按喇叭。
汤尼没有多少休息时间。每天晚上，他会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并察看各项筑桥工程的进度。他获瑞士缆车公司捐赠旧钢缆，得安排运到柬埔寨；阿根廷一家钢铁厂也捐了几千公斤钢管给他，得妥善分配，供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筑桥工程使用。汤尼还要发薪给两个地区的焊工和其他工人，工作没完没了。
汤尼接到一封十分动人的电邮：瑞士一对新婚夫妇要求出席婚礼的亲友不要送贺礼，改为捐钱给汤尼；他们寄来一张1000瑞士法郎(约800美元)的银行汇票。这件事令汤尼想起有一次在瑞士达沃斯市街头，看到一个10岁的孩子演奏小提琴，孩子脚边有一个告示：“我为汤尼的桥梁演奏。”汤尼说：“那孩子名叫丹尼尔，捐了400瑞士法郎(约315美元)给我们。”
将来会怎么样?汤尼苦笑道：“我所见不远，只看到下一道桥。我没有将来，甚至不应有现在。”
2002年春天，汤尼在柬埔寨筑桥时染上吉兰巴雷综合症。这疾病会令人瘫痪，而且往往致命。他到达医院时，医生说他“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汤尼在泰国一所复健中心经过一年的治疗，才恢复活动能力，现在走路仍然有点蹒跚。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就算半瘫痪卧病在床时，仍执笔写道：“总有一天，我的肉体会随着我的精神，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回到贫苦大众身边，回到河边，回到要兴建的桥边。”
到了周末，色拉湾河上那道桥已经建成。数以千计的农民从此可以把蔬果、家禽、自己编织的篮子等等运到色拉湾市出售，无须涉水渡河或付钱搭船了。也许，他们将来会有钱买脚踏车或摩托车，带更多东西到市场贩卖。家在色拉湾的娜·泰花蓬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汤尼先生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永远感激他。”
(责任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