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就指出，语言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形式。
　　按照校园欺凌的方式进行分类，语言欺凌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关系、身体以及网络欺凌行为，占23.3%。
　　2018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组委会发布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语言伤害”“同伴暴力”“运动伤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三大校园伤害问题。
　　其中，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新京报》就举例说，语言欺凌的情况在现实中不罕见：有的孩子身体矮小，就被取了“小矮子”的外号；有的孩子腿脚不便，被取了“铁拐李”的外号……这里面，有些绰号或许是无心之举的闹着玩，但有的就是故意为之的羞辱。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都对被起“绰号”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伤害。
　　在校园中，言语欺凌和暴力并不只存在于学生和学生之间，也会存在于教师和学生之间。
　　2018年6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的“教师语言暴力调研报告”显示，48%的小学生、36%的初中生、18%的高中生表示，老师在批评自己或者同学时使用语言暴力。
　　比如“你吃得这么肥，怎么连一个问题也不会回答？”；“不学习就滚出去”；“不好好听课，你以后就是废人！”；再比如“你真笨，我是没办法教你了”……
　　相信，这些话语，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听到过。如此这般采用讽刺、挖苦、揭短、当众出丑等手段对学生进行冷暴力或者“心理惩罚”的，都属于言语欺凌。
　　无论是美国、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台湾，都将言语欺凌列为校园欺凌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香港地区，明确列出，“起花名”“叫花名”也属于言语欺凌的一种。
　　言语欺凌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由于言语欺凌多半是从受害者自身的样貌、行为习惯、家庭背景、学习成绩等进行“攻击”，这对身心尚不成熟的孩子来说，会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
　　而且，言语欺凌具有隐蔽性，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于自尊心较之成人更为敏感、细腻、脆弱的孩子来说，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有可能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留下灰色的印记，影响其一生。
　　例如，《武汉晚报》在2017年初采访了一位退休教师，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曾经有一个学生，就是因为头发干枯、卷曲，总是被班上的好事者嘲笑，还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这些学生每天以喊这个外号为乐。原本以为是学生之间相互玩闹取乐，结果事情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
　　有一次那名学生被刺激之后，用凳子把其中一个嘲笑他的学生脑袋砸成重度脑震荡，以至于这名原本被欺负的学生要被公安机关拘留。最终的结果是，这名被欺凌的学生被迫转学，并且对校园和学习产生抗拒，初中毕业之后就没再上学；而那个欺负别人反被打的学生，留下了终身后遗症。
　　如果实施言语欺凌的人由学生变成了教师，那么对于学生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江南时报》曾报道，2003年4月，重庆市渝中区初三女生丁某因为上学迟到，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其间班主任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赤裸裸地贬损丁某：“你学习不好，长得也不漂亮，连‘坐台’的资格都没有。”丁某遭此侮辱，一时想不开，写下遗书后跳楼自杀身亡。
　　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少年时就曾因为数学不好而被教师责骂，敏感而自尊心强的三毛因此患了自闭症，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呆就是七年，再也不愿去学校。直到成年，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俗话说，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欺凌往往伤害人的自尊，伤及对方心理上最脆弱的地方。
　　很多网民就在“辱人绰号属欺凌”这条新闻评论中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最常见的就是，遭遇了言语欺凌，却只能忍气吞声，直到升学，换了环境，才摆脱了噩梦。
　　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人皆渴望得到他人对自我的爱护与肯定，特别是得到自己生活中重要人物（通常包括父母、师长、领导、朋友、恋人等人物）的爱护与肯定。这是人性之本，也是人格成长的需要。
　　虽然摆脱了言语欺凌的环境，但曾经的经历也有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受到语言暴力伤害的学生，首先容易出现成绩下降、失眠、心跳加快、情绪不稳等现象，随即就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紧张等心理症状，再接下来容易出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
　　新加坡理工大学的研究就指出，在134名曾在校园被欺凌的青少年中，六成人患上思觉失调，九成思觉失调个案遭遇被人嘲笑、起“绰号”等言语欺凌。而“思觉失调”是指一种可能发生于一些人士身上的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
　　不能放过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包括言语欺凌
　　最近两年，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校园欺凌案件，让人明白，所谓“打打闹闹”“带血青春”并不应该是成长的必然，而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同理，教师使用过激的刺激性语言以及同学间看似“开玩笑”的花名，很多也不是正常的状态，而是藏匿着一种隐性伤害。
　　所以说，此番广东省细化了校园欺凌的类别，提出了预防、治理的诸般措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以发现起侮辱性绰号、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侮辱诽谤等，都被归入了校园霸凌的范围，这也是与全球通行的反校园霸凌的标准一致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反霸凌标准，正在与全球实践相接轨，扩宽了反霸凌的外延。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的落实。
　　首先，反校园言语欺凌，必须提高学校和老师的专业度。现实情况中，相当多的老师没有能力去发现孩子中存在的欺凌现象，如何把防欺凌文件落到实处，怎么判断欺凌、怎么帮助学生走出欺凌，事后有没有修复机制去修复孩子与同学之间、学生家庭与学校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专业培訓的。
　　同时，老师也应该受到指导和培训，提高教学专业程度，避免有意或者无意的话语，对学生形成言语欺凌。
　　其次，在广东的文件中也提到，学校应根据本校实际成立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委员会，对学生欺凌事件进行认定和处置。教育学者熊丙奇就对此发表评论说：“要让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切实发挥作用，需要欺凌治理委员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委员会。不能像有的学校的家委会那样沦为摆设，形同虚设。”
　　比如，委员应该由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适合高中阶段学校）、法律人士、教育专家等共同组成，既有代表性，又具有专业性；委员会应该拥有独立进行调查、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权力，而不是由学校行政布置工作。
　　同时也要改变目前对于校园欺凌“重平息、轻教育”的现状。在给各方一个“满意”的说法的同时，无论是事前的防范教育还是事后的惩戒教育都应当做到位，否则就丧失对实施欺凌学生的教育契机和教育责任。
　　不放过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以最快的速度和解决校园欺凌，“对症下药”，分级治之，这对于学生和教育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