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半生缘》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睡在床上，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进到妹妹房里来看望，看见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左边的那人比右边的好，家底厚。
　　 “家底厚”指的不只是有钱，还是有根基。这“家底厚”的人是黎明演的世钧。他有些木，为了抢上班车，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把曼桢挤落了下来。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叔惠伶俐得多，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他交际要比世钧广，人头也熟。世钧客居他家，倒比他还待得住，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開水。这种“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他带叔惠回自己家，饭桌上同他妈妈讲话，微微蹙着眉。吃空了碗时等女佣添饭，就露出了尊严。而此时，叔惠则瑟缩起来，他的“活络”在这个阴森的大家里施展不开。再看世钧的“木”，其实是包含了大家庭教养的安静的气质，还有一种寂寞的心境。
　　 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闺秀。她虽然多愁善感，性子乖张，但形态上却不失持重。她声调低低的，回眸转身都有些“慢”，这就是有规矩，稳重。贾母经常夸薛宝钗，说她“敦厚”，可见“敦厚”是大家风范里的上品。电视剧《红楼梦》里那一群小姐，说话尖起嗓子，眼睛活动游转，神情又娇嗔任性。大家闺秀一般由青衣来扮，电视剧的这群小丫头应归作花旦。中国戏曲是真正了不得的，它将日常生活的形态总结归纳为类型，一下子就抓住了实质。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民常说的“不像”。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像”。导演和演员显然对上海舞女这行当缺乏了解。小金宝只会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我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声色场，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的。看史料上写，有一个时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学生的装束，素色衣裙，齐耳短发，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在开放的上海，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影响社会的时尚。可见这一行里，并不是那样娼门气毕露的。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饭吃的，是要比常人更解风情。什么是风情呢？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列数名妓，形态各异。有一个“汤二官”，特质是“善谐谑”。“钱三官”，姿色一般，“而豪迈有气”。“杨高三”，其描写大有深意，是“无门户习气”。什么意思？就是不像妓女。
　　 《儿女情长》为什么好看？就是有常识。父亲病了，大哥回来裁决谁出多少钱，没人反对，只是沉默着。各人回到家都有一些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还是服从。《哎哟，妈妈》里面，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肖雄”作女儿，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张闽”，也对了。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像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
　　 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现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不止是她，剧中大凡勤劳的人，总是弄得很狼狈。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还有说话，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决不是出言粗鲁，内容单调。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这孩子真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像！”《走出冬天的女人》里，女主角和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像，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她们不是那一派情调的。那女主角怀了心事，在沙发上和衣坐了一夜，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道，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过去的电影好像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老电影《乌鸦与麻雀》，黄宗英演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那么开心，不知自己的处境和悲惨。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饮食男女》里，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也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现在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
　　 （李红军摘自东方出版社《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