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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是海外华文教师的新生力量和未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根据自身生活经验形成了“嵌入”与“游离”两种主要的生存策略，且呈现出“游离”增强的样态。两种不同策略是新生代为应对复杂的局势、华校的地方性质和管理措施、家庭角色而采取的方式。同时，他们通过与华文的关系定位、同辈群体的参照、自我期待来获得生存的动力和相对稳定的社会联结。他们的生存策略既是自我和家庭的选择，又是特定地方社会及华文教育共同生成的产物，还是其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态度。
关键词：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生存策略;嵌入;游离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059 - 11
一、问题的提出
海外华文教育是传播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程。目前，全球大约有2万多家华文学校，几十万从事华文教育的教师[1]。华文教师则是海外华文教育的培育者和践行者。在“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的背景下，他们对促进我国国际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随着老一辈华文教师“退居二线”，华裔1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所形成的青年群体正走上海外华文学校的讲台，成为海外华文教师的新生力量和未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第一代华文教师出生在国内，从小学习中文，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掌握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他们不同，新生代华文教师生在海外，长在海外，大部分既接受所在国学历教育又接受华文教育。尽管目前海外华文教师构成日益多元化，但华裔教师仍居主体。若没有他们，当下和未来的华文教育将如何传承下去？如果说华文教育一直面临着师资、经费、生源 “危机”[2]，那么这其中的行动者是基于何种考虑以及怎样成为华文教师的？他们如何处理职业与生活？为何师资又成为华文教育“危机”的因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新生代华裔华文教师的生存策略成为透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
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缅甸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国山水相连，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由于缅甸与云南地理接壤，所以缅甸的大部分华侨华人来自云南，总数估计超过200万人，而在缅甸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300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5%，祖籍主要是云南、福建、广东[3]。语言是中缅两地民众沟通的桥梁。华文教育则是中华文化在缅甸传承和延续的主要途径。缅甸华文教育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体制中经历了曲折过程，形成了非官方性质的特殊处境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近年来，尽管新生代华文教师已然成为缅甸华文教育的主要力量，但师资问题依然是困扰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教师的生存状况及应对方式更成为师资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其他国家的华文教育情况各异，但师资同样是绕不开的问题。因此，透过缅甸这一个案，对于深入理解新生代海外华文教师的成长，透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海外华文教育发轫于华侨华人的海外迁移和流动，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国家的华文教育由于住在国的政策、华文教育的性质、华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缅甸华文教育历史悠久，经历了从早期的私塾教育向华文教育、从非正规向正规再向非正规转变的过程，并以补习班的形式出现[4]。1962年，奈温执政之后，缅甸华文教育进入了沉寂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慢慢复苏[5]。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缅甸的逐步开放及华资进入[6]、华人经济、华人社团的发展，缅甸华文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华校、教师、学生的数量都有了较大程度地增长。
目前，学界关于缅甸华文教育的研究主要包括整体性视角和专门化视角两类取向。整体性视角大多从面上探讨华文教育历史和现状，包括区域差异、教学模式、制约因素、师资、经费来源等，以便更好地把握缅甸华文教育的概况。如：林锡星等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缅甸华文教育表现出区域性的发展差异，即上缅甸要好于下缅甸[4 - 5][7]。在现状研究中有的还关注到教师教学水平不高，队伍断层、流动性大等现象明显[5][7 - 8]。邹丽冰认为制约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其“非政府”性质，即政府对华文教学表现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使得华文教育处于“夹缝”境地[9]。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区域上聚焦东枝、腊戌等[10 - 11] 地区，但研究内容上仍集中关注当地华文教育的概况。专门化视角从更为具体的某个面向来深入探讨缅甸华文教育。刘权透过对华人社会地位的关注来分析社会地位与华文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华文教育是当地华人建构集体意识、加强团结的工具，是一种能动性的实践[12]。李春风从缅甸华人母语代际差异出发，指出老年段、青壮年、少年段的华人母语认同在情感和价值上存在差异，进而提出好的本土华文教师是母語在异国“活”下去的重要凭借[13]。齐春红专门探讨了缅甸华文教育的师资问题，指出教师薪酬待遇低、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不高、队伍不稳定、学校管理模式有待更新是师资发展面临的困境[14]。
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缅甸华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看出，在缅甸华文教育的研究中，师资问题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一方面缅甸华文教师的研究往往作为一个部分嵌入到国家或地区华文教育现状的整体论述中加以探讨，进而关注华文教师的历史来源、现状、问题等;另一方面，以华文教师为研究对象，聚焦这一群体的专业性进行分析，涉及教师学历、教学水平、教学方式、教育培训等不同方面的讨论。这类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关注师资培训、专业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即注重该群体的显性条件或者说作为教师的教育资历。
换言之，既往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缅甸华文教师的外部群体特征，但却忽视了行动者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尤其是生活在缅甸这样一个充满巨大张力[15]的社会中，这些“生活经验”往往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行动者在日常实践中的真实处境和行动策略。布迪厄（P. Bourdieu）通过对比安地区农民婚姻的研究关注到了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而是他的生活和家庭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16]。即策略是“个体或群体在文化、生态和社会约束下的能力”[17]。这种能力是人们为了获取或使用资源进行设计、调整，以解决他们当下面临的问题。透过生存策略，可以关注到行动者的“主体性”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策略实践[18]，深入观察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活选择，进而理解行动者思想、行动模式的社会生成过程。当然，行动者也并不是将以往既定的策略作为唯一的轨道，而是裹挟着认知、利弊、兴趣、家庭等多种因素进行抉择和考量。当原有策略不能满足其对生活的现实期望时，行动者就试图寻找其他的方式加以替换、调整，进而在日常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段时期内相对固定的应对策略。 综上，如果要深入理解华文教育中的师资问题，还需要研究者将师资问题带入到教师的日常生活和主体世界中，把握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及行为选择。因此，在流动性成为全球主体的背景下[19]，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为何在职业选择的多种可能下，仍有华裔新生代成为华文教师？他们在面对生活和工作时发展出了怎样的策略性实践？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在处理个人经历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及采取的应对策略，构成笔者探讨新生代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笔者以缅甸腊戌、东枝、曼德勒等地的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于2018年2月、8月，2019年7月、8月对20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平均每人访谈1.5 - 2个小时，有的还进行了几次非正式访谈。我们还与其中3位成为微信好友，通过线下线上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目前，“80后”1、“90后”甚至“00后”的新生代华裔已经成为缅甸华文教育（从幼稚园到高中）的主力军。例如，在缅北华校中，腊戌地区的在校生人数和教师数量居多，教师年龄段集中在20 - 40岁之间[20]。文中所涉及的新生代主要指不同于老一辈的华文教师，主要出生1980年以后（包括“90后”“00后”）的华裔教师，其中20位访谈对象主要为“80后”4位，“90后”11位，“00后”6位;男性6位，女性14位;教龄为19年 - 2个月不等2。
三、“嵌入”： 以华校教师为主要职业
“嵌入”（embedded）是卡尔·波兰尼在论述人的经济行为是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劳动行为本身是作用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身上的，即劳动过程是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信仰关系等生存的“有机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21]。很显然，波兰尼是从社会 - 文化的视角来讨论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借助这一概念，不难发现，作为华裔新生代走向社会的一个主要节点，华文教师这一职业将个体、学校、市场、社会共同串联起来，并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一种“嵌入”状态。同时，“嵌入”在该群体的具体实践中又分为“主动型嵌入”和“被动型嵌入”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缅甸华裔新生代以兴趣为职业选择，从一开始就把华文教师作为一种终身职业付诸实践，主动将华文教师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类型。后者则指迫于现实需要，返乡1后缅甸新生代开始进入华文教师行列，尤其是以女性居多，一般从事幼稚园或者小学华文教育工作。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基于对中文的兴趣还是返乡后的谋生，从教这一行为已经与他们的生计来源、家庭运转、社会关系等紧密相关。
（一）主动型嵌入
缅甸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据有关数据显示，缅甸人口总数超过5 100万，70%的缅甸人生活在农村，女性占总人口的51.78%[22]。如果不外出打工，那么从事农业生产是大多数缅甸人既定的谋生方向。对华人而言，除了经商、外出打工外，华文教师是不同于务农的另一个选择。访谈中遇到教学资历最长的一位“80后”华文教师已经有将近20年的教龄。她工作至今从未换过其他职业，只是在教书的空档充当家庭劳动力。在问到从教经历时，她说到。
我家是祖父一辈到缅甸，当年爷爷和他的叔伯在缅甸做小生意，后来叔伯跑回去了，我爷爷就留在这边了。我从小就在家学中文，讲云南话。初中毕业就在学校教书了。当时学校也缺老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教书，自己也比较感兴趣，特别是给孩子们上课时我有一种快乐和满足的感觉。我没有去外面打过工。学校待遇还可以，现在一个月下来有人民币2 200多，学生比较多，收费也比其他学校高一点。这样的收入在我們那还是不错的，生活也够用。不上课的时候我还可以干些活。
同样，有着10年教学经历的“90后”思云在一次访谈中告诉笔者：“我是第三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就从云南来到缅甸。我高中毕业就在华文学校教书，已经10年了。以前我在缅甸公立学校、华文学校都上过学，缅语、中文都会讲。我比较喜欢中文，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教了这么多年也会一直教下去。我们学校老师收入还不错，每个月折成人民币大概1 700 - 1 800元吧。”
除了在华校教书，思云还用空余时间做家教。思云的家教经历来自一位熟人，后来又通过这位熟人介绍给了其他家庭。请家教的家庭一般经济水平处于当地的中上层，且重视中文的学习。以这位熟人为中心，思云逐渐积累了一个家教关系网，得到了这些家庭的认可。华文学校相对稳定的薪资和家教收入使得思云在同龄人中可以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
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兴趣与职业、亲友关系的高度契合是促使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深植华文教育领域的基础;另一方面，华文教师的职业身份为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尤其是收入的高低也是新生代华裔是否把华文教师这一职业作为志业的重要考量因素。调查发现，新入职的教师大多每月只能获得16万缅币 - 18万缅币之间的薪水（当年折合人民币600 - 800元之间），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师在笔者访谈中最多能到每月420 000 - 450 000缅币1。
除了资历外，华文教师的收入还与地域、华校的运转等有关。由于缅甸华文学校没有被纳入缅甸公立学校的范畴，所以缅甸华校遵循“以校养校”的原则。大体上，华校的经费主要由各校董事会筹措，具体筹措方式有：（1）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学校组织学生到本地或外埠给华侨华人拜年，收取红包以充作经费;（2）董事们利用个人关系，向富有的亲朋好友募捐;（3）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学生人数[23]。实际上，作为核心出资人的董事长的经济实力以及其对华校的倾注程度、学校管理者的理念、学生生源数量等一些因素页会影响教师的收入。
（二）被动型嵌入
对部分缅甸华裔新生代而言，返乡从教2是基于维持现实生活需要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策略实践。这类选择往往是围绕人生不同阶段做出的，比如成家、生育、照护等。家庭是联结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桥梁。作为一种保障社会秩序与种族延续的制度，一经建立便必然会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成为社会个体实际生活的重要结构空间[24]。家庭在很多方面，是作为“策略”的家庭而因应社会经济变动的格局[25]。尤其在面对家庭重要决定时，往往以家庭的最大利益、角色分工作为选择的依据。在缅甸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这一角色分工仍然是家庭的行事准则。对女性而言，职业选择往往与家庭现实需要、性别分工紧密相关。笔者访谈的华文教师云凤和南珠都有在瑞丽打工的经历，在生了孩子之后回到华校当老师。云凤和南珠告诉笔者，她们是第三代，结婚前在瑞丽打工。虽然她们在瑞丽赚得多，但开支也不小。云凤在宾馆、餐馆都做过服务员，南珠则和老公一起在工厂打工。云凤在提到自己做华文教师的经历时说：“我以前在瑞丽打工。我们一般就在宾馆、餐馆做服务员，收入要高一些，开支也不小，有的不管住房，得跟别人合租。后来有了二孩，我就回去了。我现在华文学校幼稚园当老师。收入不高，但有一些，白天学生上缅校的时候还可以带带孩子。” 玉娇与云凤、南珠不同，她在成为华文教师之前曾到泰国打工。出于安全考虑，她和家人一起回到缅甸。尽管1984年出生的玉娇是笔者访谈的华文教师中年龄比较大的，但她的教龄只有3年。玉娇在访谈中讲道：
我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了，老人不在（过世）了，我们也不清楚。我以前在泰国打工，后来觉得不太安全。回来后我们在城里做了点小生意，也不好做。现在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老公在家种种地，我就去华校教了3年书。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呆不住，教两年就不教了。有些女老师成家就不干了，回家做家务带孩子，有的也是因为成家才回来当老师。缅甸这边的女性成了家就以家庭为主。
“成了家就以家庭为主”是新生代缅甸女性华文教师应对生活的基本策略。成家之后基于生育、照料、维系等不同因素的考量，她们有的选择返乡从教，有的则离职回家进而承担起家庭再生产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一方面，伴随着家庭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家庭需求、家庭结构、角色压力也会有所不同，这也成为女性主动调整生计和生活方式以适应不同阶段家庭生活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缅甸华文学校特定的上课时间为新生代缅甸华裔女性决定是否从事教职提供了客观依据。
由于缅甸华文学校是非官方性质，其授课时间往往要与缅校错峰教学。不同地区的上课时候有所差异，一般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即清晨5：30 - 8：00、6：00 - 8：00和16：00 - 18：00，或者18：00 - 20：00等不同时间段教学。华文教师这一职业所具有的特定时间节奏对“一家两界”跨国家庭华裔女性返乡从教尤为重要。这一时间结构弹性化使行动者“根据当下所需要考虑的情况决定工作与自由时间[26]。不仅可以缓解外出教书带来的家务压力，还能为家庭经济的稳定性提供保障。当然，在此过程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维系“两边忙”的持久运转。
以上兩种实践生成了华文教师的“嵌入”策略。一方面，理想、兴趣构成了部分缅甸华裔新生代将华文教师作为终身职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嵌入在特定家庭关系中的华文教师而言，他们生活道路的选择更多来自家庭关系的束缚。只要家务劳动、育儿责任与有薪劳动之间的冲突还不是很明显，或者说家人没有反对意见的时候，她们的职业道路还能在艰辛的付出中继续。反之，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诚然，华文学校相对灵活的教师流动机制为他们提供了这一策略性实践得以实现的场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教师较高的流动性和非专业性对于教学质量的保证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游离”：过渡策略
“游离”是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面对职业的一种过渡策略，这种策略的运用往往集中在刚刚进入教师队伍的新生代群体。他们刚从学生身份转向教师身份，有的还是本校或者其他学校的学生1。笔者发现，尽管对于华文教师的认识不同，但他们往往对于这一职业仅仅有着3年左右的预期。一方面来自华校与新入职教师签订的合同期限一般为两到三年;另一方面，对华裔新生代而言，华文教师这一职业所带来的物质收入和精神世界并不能实现其对未来的期待。缅甸华校按资历来决定教师的上升空间，主要是依据教龄的长短。这一举措对大多数年轻教师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低、没有拼搏的动力。同时，作为新生代的他们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职业形态，而是基于兴趣、收入或技能等尝试不同的工作。其中，若能毕业留校当老师的一般是学业排名靠前或是在校表现优异的学生。外出务工尤其是到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或是边境地区投奔亲朋好友，从事翻译、导游、做生意、服务员等都是他们职业选择的方向。
（一）升学的桥梁
升学与外出务工是缅甸华裔新生代在高中或者初中毕业之后所面对的两条主要出路。在理解他们这一阶段的生存策略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了解缅甸华文教育的学历情况。目前，缅甸华文教育最高学历是高中学历。若要继续求学，缅甸华裔学生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到缅甸的大学求学;其二是到国外求学。然而，去往何处求学的付出与回报、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以及其他国家的奖学金政策等往往是华裔新生代决定是否升学的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达成升学的目的，华裔新生代会选择当华文教师的同时做好升学准备。
茂强在华文学校工作两年，准备申请参加台北的联考。他在访谈中谈道：“我每天都很忙，早上5：30到8：00在华文学校给学生上课，晚上6：00到8：00到华文学校上课。白天要复习考试内容，准备明年考试。毕竟到海外上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收入高啊。台湾有联考，我们可以参加那边的考试，花费也不高，以后再回来缅甸工作。缅甸大学生毕业工作都不太理想。”
相较于茂强，丽青则是另一种情况。她已经在缅文学校上大学，同时在华文学校兼职。以下来自对丽青的访谈。
我在缅文学校上大学，学管理，同时在华文学校教书。每天很充实，把中文学好了，以后想申请到中国读书。我们有前辈成功申请经历，在学校里这类的消息还不少。听说现在可以申请政府奖学金之类的。如果能申请到中国大陆学习，等毕业以后还是会回来缅甸工作，这样收入也高，见识也会广一些。
升学是改变生活状况、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之一。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升学中的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茂强和丽青都认为外出留学能带来高收入。这一认知是基于对市场环境的判断、同辈群体的认知。而语言则是申请出国留学的前提条件。中文的掌握为华文教师申请到大陆或是台湾留学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一方面，缅甸华校的高中毕业生或者初中毕业生是华校教师的重要来源。对于华裔新生代而言，教师收入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华校教学及其所在的场域对于促进中文的提高和收集留学信息都有所裨益。缅甸华文学校教材多元，一般有3类情况：一是简体版;二是繁体版;三是简繁混合版。教师、学生在教学和交流的过程中均使用中文。在这个场域中，中文升学渠道以及相关的中文资讯于第一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因此，华裔新生代要想进一步出国到华语地区深造，选择继续留校教书不免是应对升学考试最为重要的实践策略之一。 （二）外出务工的“前奏”
华文教师这一职业身份，对于不同的社会和个体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进入当代社会，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受社会价值理念、教育机制、个体流动性的三重裹挟，教师这一群体职业流动性增强。对缅甸华裔新生代教师而言，流动性更大。与为了升学前的从教相比，他们更向往到城市寻找高薪工作，很少愿意长期固守华文教师这一职业。作为他们谋生的暂时考量，有的基于回报学校恩情，有的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对华文教师这一职业缺乏持久的动力和激情。访谈发现，以教师作为走向社会的过渡性策略是缅甸华裔新生代尤其是“95后”的选择之一。
“知恩图报”是社会行动者对个体行为动机最基本的解释。尤其是当与同辈群体相比，明知做出某一选择并不能带来与市场相应的回报时最常用的表述。本文所访谈的华裔新生代从对中文的识字、书写等基础教育主要是在华校接受的。他们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并逐渐内化，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社会情境的一致性，并成为他们走向社会的一种生存策略。在对好几位华文教师的访谈中都提到了留校是对华校的一种“回报”。
1997年出生的薇薇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女孩，当笔者问她将来的打算时，她在访谈中说：“我想到外面看看，教两年就去外面打工吧，一般学习好的才能留下。对我来说是回报学校的恩情。我父母都在做生意，我想去仰光找份工作，然后有机会就到处看看。比如北京，昆明之类，我喜欢这些地方。”
2000年出生的志辉在访谈中告诉笔者：“明年毕业了，一般学习成绩好才能边读书边教书哦。我没有想法先读着看吧，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学校对我们很关心，很感谢老师，但我只会教一段时间。以后我要去外面打工。我的哥哥和姐姐都在曼德勒工作。”
事实上，这种一致性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华裔新生代在遭遇具体的职业选择时根据自身情况所做出的决定，并逐渐达成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在于作为组织的学校，学习成绩好是评判新生代是否能留下的重要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成绩好既是客观的评价指标，也是新生代在学校期间对自己学习的主观肯定。行动者学习好来自学校的培养、教育和帮助，而个体在特定场域中力所能及对学校所产生的回馈、感恩之情而催生的行动。
除了对学校的回报外，短暂的过渡还是他们寻找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策略。新生代华文教师对职业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自父辈、同辈等不同关系圈的影响。他们通过对获得“成功”的“熟悉人”的人生经验总结和不断叙述中形成特定的职业想象。这种想象很大程度是由特定的场域或者说生存环境催生而成的。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自幼在家庭和华文学校所形成的具有浓厚中文语境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断将地方性群体的职业选择内化为自我认知结构中的“手头库存知识”，于是“翻译”“中文培训机构”“导游”等与中文有关的职业想象成为新生代日后行动的重要依据。1998年出生的文雅说，“我很喜欢中文，想干跟中文有关的工作。以后想开培训学校教中文。我一个老师就是开了培训学校，既能提高收入又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呀”。1999年出生的强强也没有在华文学校长干的打算，“我们班里有6个同学留下教书，别的都去外面打工了。我打算教个两年，然后去仰光找工作。我哥哥姐姐都在仰光，姐姐做翻译，收入高，还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很有意思，每月有80多万缅币。以后我也要去做翻译。”
缅甸华文学校的教师很大部分来自本校的毕业生。他们熟悉学校的运作模式、人际关系和授课方式。生存策略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在追求个体发展的过程中，赚钱、开阔眼界是华裔新生代最为直接的目标。在“当老师”的过程中，他们积累经验，提高中文水平，通过各自的“朋友圈”了解市场行情，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此，在资本的累积中自己不断再生产习得面对未来的行动策略。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通过一边读书一边教书，获得了教师这个新的社会角色。不仅感受到了“教师”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体悟到教师职业的艰辛与不易，还实现了华文学校的师资传承，为教师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老师”和“做学生”的双重角色中，作为主体的华裔新生代充分利用其中的机会，形成自己应对生活的一套生存策略，逐步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型，在探索人生职业道路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有意思的是，学校所形成的特定场域、互联网的冲击为新生代华文教师提供了更多的生活想象和可能。透过互联网连通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沟壑，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不断被生产和消费。“快手”“抖音”“淘宝”“拼多多”等网络消费、购物风靡校园，“连小学生都做起了代购”。1这些多样的方式使他们认识到生活不再限于某一种固定的状态中，而是有着太多的可能与不确定。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消费主义成为他们化解理想的药方。通过这些消费，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状态，憧憬到外面的世界去开拓新生活。在特定的校园场域中，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状态。
事实上，不管是处于升学前还是务工前的华裔新生代，他们在结构与能动性之间所生成的动态综合促成了对华文教师这一职业的“游离”策略。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却又对自身的处境和社会抱有诸多不满，更无法逃离更大的社会力量所搭建的藩篱。“游离”就是在他们的社会实践及同辈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生成的多元化应对策略，它并非是一种被动选择而是在环境的限制中主动面对。
五、结语
对于海外华文教师的研究不仅要聚焦他们的教学、教法等专业性问题，更要关注该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情境以及自身的主体经验。缅甸复杂、动荡的局势促使华人形成能动、多面、随机应变的应对策略[27]，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也不例外。依其从教原因及发展方向来看，他们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教育传授者和参与者，而是走入教师职业时更加策略性地应对日常生活。
一方面，对部分教师而言，其职业身份深度嵌入到缅甸华裔新生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择业方向。无论是当下华校教师的身份还是为以后开华文培训机构做准备，他们形成了以华文教育为中心的职业选擇。首先，一些华文学校相对稳定的收入为他们的职业理想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虽然待遇不高，但可以维持生活;其次，华文学校的从业经历为其未来继续从事华文教育创造了实践经验和关系网络，进而实现职业与个体的稳定融合，完成传统对教师职业的想象。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流动性的裹挟和缅甸华文教育的非官方性质，“游离”成为新生代华裔华文教师的另一种生存策略。在讲述自己的职业选择、生活情境时，他们最喜欢用“打工”这个词来描述、对比现在的工作状况。打工意味着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28]。华文教师是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职业身份，是“打工”的一种类型。这一职业身份往往被他们拿来与其他的“打工”做对照，意味着这仅仅是一个谋生的选项。华文则为他们求职提供了一种工具性技能。不管基于何种原因，他们不但从入职之初就清晰认识到这一工作仅仅是过渡之选，而且华人家庭大多从商的背景为其未来的谋生之道开辟了更多可能的路径。翻译、代购、做生意等灵活的就业方式常出现在他们的访谈中。
更进一步，“嵌入”与“游离”两种生存策略的形成不只是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应对日常生活的生存策略，它还是华校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将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的“变通之路”。正是在不断地“进出”之间，使得华校师资有了流转和补充。身处其中的普通家庭往往尽可能地将生计来源多渠道化，以应对不确定的时局变化。这种应变策略鲜明地反映在缅甸华裔新生代就职业选择所做出的生存性实践。就新生代华文教师而言，他们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游离”策略，原有的“嵌入”明显减弱。当然这一变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嵌入与游离两种策略可能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当一种策略不能满足行动者某一阶段的需求时，可能会转向另一种实践。例如有的新生代当一段时间的华文教师选择外出务工，成家后又回到华校教书等。
如果置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我们会发现，“嵌入”与“游离”不仅仅是新生代华文教师的生存策略，还是他们面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态度。当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叶生根”的转变，海外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和程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对新生代华文教师而言，当中文在日常生活、地方社会中所带来的生存、发展之路更为稳定、有期待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嵌入”状态就会更为持久和普遍，反之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特殊、复杂的局势存在着很多变量[29]。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后，缅甸陷入近半个世纪的军人统治[30]，其军事专政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地方世界中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多重空间[27]。形势总是在变动之中。2021年缅甸军方以选举舞弊为由发动政变，从而促使缅甸政局紧张[31]。加之，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缅甸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打断。笔者通过对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的线上访谈了解到，华文学校的开课情况各异：有的华文学校转到线上教学，还能维持正常教学;有的断断续续地开展线上教学;有的甚至已经中断教学很长一段时间。与之相关的是，华文教师的生计受到影响，有的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或是处于无薪状态。
换言之，缅甸华文教育又进入新的考验期。华人的选择、华校定位、当地的社会环境、外部关系等多种因素都在不断的变化中。新生代华文教师又将何去何从？在一次线上访谈中，一位在中国读硕士却因为疫情和动乱而被困在缅甸家中曾经的新生代华文教师美玉告诉笔者，她毕业以后还会回到缅甸教中文，或者是到华校教书或者是自己办一个中文培训机构。一方面出于她对缅甸的眷恋和中文的热爱，另一方面作为华人，她受制于当地社会结构，很难谋得公立大学的职位。这也提示我们，虽然缅甸只是一个个案，但要深入认识当下海外华文教育中的师资问题，需要将其置于地方社会的现实背景中，去把握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策略实践、社会联结和情感体验。毕竟，他们是今后和未来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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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健]
关键词：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生存策略;嵌入;游离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059 - 11
一、问题的提出
海外华文教育是传播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程。目前，全球大约有2万多家华文学校，几十万从事华文教育的教师[1]。华文教师则是海外华文教育的培育者和践行者。在“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的背景下，他们对促进我国国际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随着老一辈华文教师“退居二线”，华裔1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所形成的青年群体正走上海外华文学校的讲台，成为海外华文教师的新生力量和未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第一代华文教师出生在国内，从小学习中文，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掌握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他们不同，新生代华文教师生在海外，长在海外，大部分既接受所在国学历教育又接受华文教育。尽管目前海外华文教师构成日益多元化，但华裔教师仍居主体。若没有他们，当下和未来的华文教育将如何传承下去？如果说华文教育一直面临着师资、经费、生源 “危机”[2]，那么这其中的行动者是基于何种考虑以及怎样成为华文教师的？他们如何处理职业与生活？为何师资又成为华文教育“危机”的因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新生代华裔华文教师的生存策略成为透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
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缅甸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国山水相连，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由于缅甸与云南地理接壤，所以缅甸的大部分华侨华人来自云南，总数估计超过200万人，而在缅甸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300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5%，祖籍主要是云南、福建、广东[3]。语言是中缅两地民众沟通的桥梁。华文教育则是中华文化在缅甸传承和延续的主要途径。缅甸华文教育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体制中经历了曲折过程，形成了非官方性质的特殊处境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近年来，尽管新生代华文教师已然成为缅甸华文教育的主要力量，但师资问题依然是困扰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教师的生存状况及应对方式更成为师资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其他国家的华文教育情况各异，但师资同样是绕不开的问题。因此，透过缅甸这一个案，对于深入理解新生代海外华文教师的成长，透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海外华文教育发轫于华侨华人的海外迁移和流动，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国家的华文教育由于住在国的政策、华文教育的性质、华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缅甸华文教育历史悠久，经历了从早期的私塾教育向华文教育、从非正规向正规再向非正规转变的过程，并以补习班的形式出现[4]。1962年，奈温执政之后，缅甸华文教育进入了沉寂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慢慢复苏[5]。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缅甸的逐步开放及华资进入[6]、华人经济、华人社团的发展，缅甸华文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华校、教师、学生的数量都有了较大程度地增长。
目前，学界关于缅甸华文教育的研究主要包括整体性视角和专门化视角两类取向。整体性视角大多从面上探讨华文教育历史和现状，包括区域差异、教学模式、制约因素、师资、经费来源等，以便更好地把握缅甸华文教育的概况。如：林锡星等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缅甸华文教育表现出区域性的发展差异，即上缅甸要好于下缅甸[4 - 5][7]。在现状研究中有的还关注到教师教学水平不高，队伍断层、流动性大等现象明显[5][7 - 8]。邹丽冰认为制约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其“非政府”性质，即政府对华文教学表现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使得华文教育处于“夹缝”境地[9]。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区域上聚焦东枝、腊戌等[10 - 11] 地区，但研究内容上仍集中关注当地华文教育的概况。专门化视角从更为具体的某个面向来深入探讨缅甸华文教育。刘权透过对华人社会地位的关注来分析社会地位与华文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华文教育是当地华人建构集体意识、加强团结的工具，是一种能动性的实践[12]。李春风从缅甸华人母语代际差异出发，指出老年段、青壮年、少年段的华人母语认同在情感和价值上存在差异，进而提出好的本土华文教师是母語在异国“活”下去的重要凭借[13]。齐春红专门探讨了缅甸华文教育的师资问题，指出教师薪酬待遇低、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不高、队伍不稳定、学校管理模式有待更新是师资发展面临的困境[14]。
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缅甸华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看出，在缅甸华文教育的研究中，师资问题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一方面缅甸华文教师的研究往往作为一个部分嵌入到国家或地区华文教育现状的整体论述中加以探讨，进而关注华文教师的历史来源、现状、问题等;另一方面，以华文教师为研究对象，聚焦这一群体的专业性进行分析，涉及教师学历、教学水平、教学方式、教育培训等不同方面的讨论。这类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关注师资培训、专业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即注重该群体的显性条件或者说作为教师的教育资历。
换言之，既往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缅甸华文教师的外部群体特征，但却忽视了行动者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尤其是生活在缅甸这样一个充满巨大张力[15]的社会中，这些“生活经验”往往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行动者在日常实践中的真实处境和行动策略。布迪厄（P. Bourdieu）通过对比安地区农民婚姻的研究关注到了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而是他的生活和家庭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16]。即策略是“个体或群体在文化、生态和社会约束下的能力”[17]。这种能力是人们为了获取或使用资源进行设计、调整，以解决他们当下面临的问题。透过生存策略，可以关注到行动者的“主体性”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策略实践[18]，深入观察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活选择，进而理解行动者思想、行动模式的社会生成过程。当然，行动者也并不是将以往既定的策略作为唯一的轨道，而是裹挟着认知、利弊、兴趣、家庭等多种因素进行抉择和考量。当原有策略不能满足其对生活的现实期望时，行动者就试图寻找其他的方式加以替换、调整，进而在日常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段时期内相对固定的应对策略。 综上，如果要深入理解华文教育中的师资问题，还需要研究者将师资问题带入到教师的日常生活和主体世界中，把握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及行为选择。因此，在流动性成为全球主体的背景下[19]，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为何在职业选择的多种可能下，仍有华裔新生代成为华文教师？他们在面对生活和工作时发展出了怎样的策略性实践？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在处理个人经历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及采取的应对策略，构成笔者探讨新生代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笔者以缅甸腊戌、东枝、曼德勒等地的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于2018年2月、8月，2019年7月、8月对20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平均每人访谈1.5 - 2个小时，有的还进行了几次非正式访谈。我们还与其中3位成为微信好友，通过线下线上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目前，“80后”1、“90后”甚至“00后”的新生代华裔已经成为缅甸华文教育（从幼稚园到高中）的主力军。例如，在缅北华校中，腊戌地区的在校生人数和教师数量居多，教师年龄段集中在20 - 40岁之间[20]。文中所涉及的新生代主要指不同于老一辈的华文教师，主要出生1980年以后（包括“90后”“00后”）的华裔教师，其中20位访谈对象主要为“80后”4位，“90后”11位，“00后”6位;男性6位，女性14位;教龄为19年 - 2个月不等2。
三、“嵌入”： 以华校教师为主要职业
“嵌入”（embedded）是卡尔·波兰尼在论述人的经济行为是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劳动行为本身是作用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身上的，即劳动过程是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信仰关系等生存的“有机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21]。很显然，波兰尼是从社会 - 文化的视角来讨论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借助这一概念，不难发现，作为华裔新生代走向社会的一个主要节点，华文教师这一职业将个体、学校、市场、社会共同串联起来，并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一种“嵌入”状态。同时，“嵌入”在该群体的具体实践中又分为“主动型嵌入”和“被动型嵌入”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缅甸华裔新生代以兴趣为职业选择，从一开始就把华文教师作为一种终身职业付诸实践，主动将华文教师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类型。后者则指迫于现实需要，返乡1后缅甸新生代开始进入华文教师行列，尤其是以女性居多，一般从事幼稚园或者小学华文教育工作。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基于对中文的兴趣还是返乡后的谋生，从教这一行为已经与他们的生计来源、家庭运转、社会关系等紧密相关。
（一）主动型嵌入
缅甸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据有关数据显示，缅甸人口总数超过5 100万，70%的缅甸人生活在农村，女性占总人口的51.78%[22]。如果不外出打工，那么从事农业生产是大多数缅甸人既定的谋生方向。对华人而言，除了经商、外出打工外，华文教师是不同于务农的另一个选择。访谈中遇到教学资历最长的一位“80后”华文教师已经有将近20年的教龄。她工作至今从未换过其他职业，只是在教书的空档充当家庭劳动力。在问到从教经历时，她说到。
我家是祖父一辈到缅甸，当年爷爷和他的叔伯在缅甸做小生意，后来叔伯跑回去了，我爷爷就留在这边了。我从小就在家学中文，讲云南话。初中毕业就在学校教书了。当时学校也缺老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教书，自己也比较感兴趣，特别是给孩子们上课时我有一种快乐和满足的感觉。我没有去外面打过工。学校待遇还可以，现在一个月下来有人民币2 200多，学生比较多，收费也比其他学校高一点。这样的收入在我們那还是不错的，生活也够用。不上课的时候我还可以干些活。
同样，有着10年教学经历的“90后”思云在一次访谈中告诉笔者：“我是第三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就从云南来到缅甸。我高中毕业就在华文学校教书，已经10年了。以前我在缅甸公立学校、华文学校都上过学，缅语、中文都会讲。我比较喜欢中文，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教了这么多年也会一直教下去。我们学校老师收入还不错，每个月折成人民币大概1 700 - 1 800元吧。”
除了在华校教书，思云还用空余时间做家教。思云的家教经历来自一位熟人，后来又通过这位熟人介绍给了其他家庭。请家教的家庭一般经济水平处于当地的中上层，且重视中文的学习。以这位熟人为中心，思云逐渐积累了一个家教关系网，得到了这些家庭的认可。华文学校相对稳定的薪资和家教收入使得思云在同龄人中可以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
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兴趣与职业、亲友关系的高度契合是促使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深植华文教育领域的基础;另一方面，华文教师的职业身份为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尤其是收入的高低也是新生代华裔是否把华文教师这一职业作为志业的重要考量因素。调查发现，新入职的教师大多每月只能获得16万缅币 - 18万缅币之间的薪水（当年折合人民币600 - 800元之间），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师在笔者访谈中最多能到每月420 000 - 450 000缅币1。
除了资历外，华文教师的收入还与地域、华校的运转等有关。由于缅甸华文学校没有被纳入缅甸公立学校的范畴，所以缅甸华校遵循“以校养校”的原则。大体上，华校的经费主要由各校董事会筹措，具体筹措方式有：（1）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学校组织学生到本地或外埠给华侨华人拜年，收取红包以充作经费;（2）董事们利用个人关系，向富有的亲朋好友募捐;（3）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学生人数[23]。实际上，作为核心出资人的董事长的经济实力以及其对华校的倾注程度、学校管理者的理念、学生生源数量等一些因素页会影响教师的收入。
（二）被动型嵌入
对部分缅甸华裔新生代而言，返乡从教2是基于维持现实生活需要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策略实践。这类选择往往是围绕人生不同阶段做出的，比如成家、生育、照护等。家庭是联结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桥梁。作为一种保障社会秩序与种族延续的制度，一经建立便必然会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成为社会个体实际生活的重要结构空间[24]。家庭在很多方面，是作为“策略”的家庭而因应社会经济变动的格局[25]。尤其在面对家庭重要决定时，往往以家庭的最大利益、角色分工作为选择的依据。在缅甸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这一角色分工仍然是家庭的行事准则。对女性而言，职业选择往往与家庭现实需要、性别分工紧密相关。笔者访谈的华文教师云凤和南珠都有在瑞丽打工的经历，在生了孩子之后回到华校当老师。云凤和南珠告诉笔者，她们是第三代，结婚前在瑞丽打工。虽然她们在瑞丽赚得多，但开支也不小。云凤在宾馆、餐馆都做过服务员，南珠则和老公一起在工厂打工。云凤在提到自己做华文教师的经历时说：“我以前在瑞丽打工。我们一般就在宾馆、餐馆做服务员，收入要高一些，开支也不小，有的不管住房，得跟别人合租。后来有了二孩，我就回去了。我现在华文学校幼稚园当老师。收入不高，但有一些，白天学生上缅校的时候还可以带带孩子。” 玉娇与云凤、南珠不同，她在成为华文教师之前曾到泰国打工。出于安全考虑，她和家人一起回到缅甸。尽管1984年出生的玉娇是笔者访谈的华文教师中年龄比较大的，但她的教龄只有3年。玉娇在访谈中讲道：
我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了，老人不在（过世）了，我们也不清楚。我以前在泰国打工，后来觉得不太安全。回来后我们在城里做了点小生意，也不好做。现在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老公在家种种地，我就去华校教了3年书。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呆不住，教两年就不教了。有些女老师成家就不干了，回家做家务带孩子，有的也是因为成家才回来当老师。缅甸这边的女性成了家就以家庭为主。
“成了家就以家庭为主”是新生代缅甸女性华文教师应对生活的基本策略。成家之后基于生育、照料、维系等不同因素的考量，她们有的选择返乡从教，有的则离职回家进而承担起家庭再生产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一方面，伴随着家庭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家庭需求、家庭结构、角色压力也会有所不同，这也成为女性主动调整生计和生活方式以适应不同阶段家庭生活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缅甸华文学校特定的上课时间为新生代缅甸华裔女性决定是否从事教职提供了客观依据。
由于缅甸华文学校是非官方性质，其授课时间往往要与缅校错峰教学。不同地区的上课时候有所差异，一般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即清晨5：30 - 8：00、6：00 - 8：00和16：00 - 18：00，或者18：00 - 20：00等不同时间段教学。华文教师这一职业所具有的特定时间节奏对“一家两界”跨国家庭华裔女性返乡从教尤为重要。这一时间结构弹性化使行动者“根据当下所需要考虑的情况决定工作与自由时间[26]。不仅可以缓解外出教书带来的家务压力，还能为家庭经济的稳定性提供保障。当然，在此过程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维系“两边忙”的持久运转。
以上兩种实践生成了华文教师的“嵌入”策略。一方面，理想、兴趣构成了部分缅甸华裔新生代将华文教师作为终身职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嵌入在特定家庭关系中的华文教师而言，他们生活道路的选择更多来自家庭关系的束缚。只要家务劳动、育儿责任与有薪劳动之间的冲突还不是很明显，或者说家人没有反对意见的时候，她们的职业道路还能在艰辛的付出中继续。反之，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诚然，华文学校相对灵活的教师流动机制为他们提供了这一策略性实践得以实现的场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教师较高的流动性和非专业性对于教学质量的保证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游离”：过渡策略
“游离”是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面对职业的一种过渡策略，这种策略的运用往往集中在刚刚进入教师队伍的新生代群体。他们刚从学生身份转向教师身份，有的还是本校或者其他学校的学生1。笔者发现，尽管对于华文教师的认识不同，但他们往往对于这一职业仅仅有着3年左右的预期。一方面来自华校与新入职教师签订的合同期限一般为两到三年;另一方面，对华裔新生代而言，华文教师这一职业所带来的物质收入和精神世界并不能实现其对未来的期待。缅甸华校按资历来决定教师的上升空间，主要是依据教龄的长短。这一举措对大多数年轻教师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低、没有拼搏的动力。同时，作为新生代的他们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职业形态，而是基于兴趣、收入或技能等尝试不同的工作。其中，若能毕业留校当老师的一般是学业排名靠前或是在校表现优异的学生。外出务工尤其是到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或是边境地区投奔亲朋好友，从事翻译、导游、做生意、服务员等都是他们职业选择的方向。
（一）升学的桥梁
升学与外出务工是缅甸华裔新生代在高中或者初中毕业之后所面对的两条主要出路。在理解他们这一阶段的生存策略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了解缅甸华文教育的学历情况。目前，缅甸华文教育最高学历是高中学历。若要继续求学，缅甸华裔学生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到缅甸的大学求学;其二是到国外求学。然而，去往何处求学的付出与回报、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以及其他国家的奖学金政策等往往是华裔新生代决定是否升学的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达成升学的目的，华裔新生代会选择当华文教师的同时做好升学准备。
茂强在华文学校工作两年，准备申请参加台北的联考。他在访谈中谈道：“我每天都很忙，早上5：30到8：00在华文学校给学生上课，晚上6：00到8：00到华文学校上课。白天要复习考试内容，准备明年考试。毕竟到海外上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收入高啊。台湾有联考，我们可以参加那边的考试，花费也不高，以后再回来缅甸工作。缅甸大学生毕业工作都不太理想。”
相较于茂强，丽青则是另一种情况。她已经在缅文学校上大学，同时在华文学校兼职。以下来自对丽青的访谈。
我在缅文学校上大学，学管理，同时在华文学校教书。每天很充实，把中文学好了，以后想申请到中国读书。我们有前辈成功申请经历，在学校里这类的消息还不少。听说现在可以申请政府奖学金之类的。如果能申请到中国大陆学习，等毕业以后还是会回来缅甸工作，这样收入也高，见识也会广一些。
升学是改变生活状况、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之一。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升学中的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茂强和丽青都认为外出留学能带来高收入。这一认知是基于对市场环境的判断、同辈群体的认知。而语言则是申请出国留学的前提条件。中文的掌握为华文教师申请到大陆或是台湾留学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一方面，缅甸华校的高中毕业生或者初中毕业生是华校教师的重要来源。对于华裔新生代而言，教师收入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华校教学及其所在的场域对于促进中文的提高和收集留学信息都有所裨益。缅甸华文学校教材多元，一般有3类情况：一是简体版;二是繁体版;三是简繁混合版。教师、学生在教学和交流的过程中均使用中文。在这个场域中，中文升学渠道以及相关的中文资讯于第一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因此，华裔新生代要想进一步出国到华语地区深造，选择继续留校教书不免是应对升学考试最为重要的实践策略之一。 （二）外出务工的“前奏”
华文教师这一职业身份，对于不同的社会和个体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进入当代社会，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受社会价值理念、教育机制、个体流动性的三重裹挟，教师这一群体职业流动性增强。对缅甸华裔新生代教师而言，流动性更大。与为了升学前的从教相比，他们更向往到城市寻找高薪工作，很少愿意长期固守华文教师这一职业。作为他们谋生的暂时考量，有的基于回报学校恩情，有的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对华文教师这一职业缺乏持久的动力和激情。访谈发现，以教师作为走向社会的过渡性策略是缅甸华裔新生代尤其是“95后”的选择之一。
“知恩图报”是社会行动者对个体行为动机最基本的解释。尤其是当与同辈群体相比，明知做出某一选择并不能带来与市场相应的回报时最常用的表述。本文所访谈的华裔新生代从对中文的识字、书写等基础教育主要是在华校接受的。他们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并逐渐内化，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社会情境的一致性，并成为他们走向社会的一种生存策略。在对好几位华文教师的访谈中都提到了留校是对华校的一种“回报”。
1997年出生的薇薇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女孩，当笔者问她将来的打算时，她在访谈中说：“我想到外面看看，教两年就去外面打工吧，一般学习好的才能留下。对我来说是回报学校的恩情。我父母都在做生意，我想去仰光找份工作，然后有机会就到处看看。比如北京，昆明之类，我喜欢这些地方。”
2000年出生的志辉在访谈中告诉笔者：“明年毕业了，一般学习成绩好才能边读书边教书哦。我没有想法先读着看吧，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学校对我们很关心，很感谢老师，但我只会教一段时间。以后我要去外面打工。我的哥哥和姐姐都在曼德勒工作。”
事实上，这种一致性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华裔新生代在遭遇具体的职业选择时根据自身情况所做出的决定，并逐渐达成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在于作为组织的学校，学习成绩好是评判新生代是否能留下的重要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成绩好既是客观的评价指标，也是新生代在学校期间对自己学习的主观肯定。行动者学习好来自学校的培养、教育和帮助，而个体在特定场域中力所能及对学校所产生的回馈、感恩之情而催生的行动。
除了对学校的回报外，短暂的过渡还是他们寻找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策略。新生代华文教师对职业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自父辈、同辈等不同关系圈的影响。他们通过对获得“成功”的“熟悉人”的人生经验总结和不断叙述中形成特定的职业想象。这种想象很大程度是由特定的场域或者说生存环境催生而成的。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自幼在家庭和华文学校所形成的具有浓厚中文语境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断将地方性群体的职业选择内化为自我认知结构中的“手头库存知识”，于是“翻译”“中文培训机构”“导游”等与中文有关的职业想象成为新生代日后行动的重要依据。1998年出生的文雅说，“我很喜欢中文，想干跟中文有关的工作。以后想开培训学校教中文。我一个老师就是开了培训学校，既能提高收入又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呀”。1999年出生的强强也没有在华文学校长干的打算，“我们班里有6个同学留下教书，别的都去外面打工了。我打算教个两年，然后去仰光找工作。我哥哥姐姐都在仰光，姐姐做翻译，收入高，还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很有意思，每月有80多万缅币。以后我也要去做翻译。”
缅甸华文学校的教师很大部分来自本校的毕业生。他们熟悉学校的运作模式、人际关系和授课方式。生存策略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在追求个体发展的过程中，赚钱、开阔眼界是华裔新生代最为直接的目标。在“当老师”的过程中，他们积累经验，提高中文水平，通过各自的“朋友圈”了解市场行情，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此，在资本的累积中自己不断再生产习得面对未来的行动策略。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通过一边读书一边教书，获得了教师这个新的社会角色。不仅感受到了“教师”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体悟到教师职业的艰辛与不易，还实现了华文学校的师资传承，为教师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老师”和“做学生”的双重角色中，作为主体的华裔新生代充分利用其中的机会，形成自己应对生活的一套生存策略，逐步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型，在探索人生职业道路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有意思的是，学校所形成的特定场域、互联网的冲击为新生代华文教师提供了更多的生活想象和可能。透过互联网连通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沟壑，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不断被生产和消费。“快手”“抖音”“淘宝”“拼多多”等网络消费、购物风靡校园，“连小学生都做起了代购”。1这些多样的方式使他们认识到生活不再限于某一种固定的状态中，而是有着太多的可能与不确定。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消费主义成为他们化解理想的药方。通过这些消费，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状态，憧憬到外面的世界去开拓新生活。在特定的校园场域中，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状态。
事实上，不管是处于升学前还是务工前的华裔新生代，他们在结构与能动性之间所生成的动态综合促成了对华文教师这一职业的“游离”策略。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却又对自身的处境和社会抱有诸多不满，更无法逃离更大的社会力量所搭建的藩篱。“游离”就是在他们的社会实践及同辈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生成的多元化应对策略，它并非是一种被动选择而是在环境的限制中主动面对。
五、结语
对于海外华文教师的研究不仅要聚焦他们的教学、教法等专业性问题，更要关注该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情境以及自身的主体经验。缅甸复杂、动荡的局势促使华人形成能动、多面、随机应变的应对策略[27]，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也不例外。依其从教原因及发展方向来看，他们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教育传授者和参与者，而是走入教师职业时更加策略性地应对日常生活。
一方面，对部分教师而言，其职业身份深度嵌入到缅甸华裔新生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择业方向。无论是当下华校教师的身份还是为以后开华文培训机构做准备，他们形成了以华文教育为中心的职业选擇。首先，一些华文学校相对稳定的收入为他们的职业理想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虽然待遇不高，但可以维持生活;其次，华文学校的从业经历为其未来继续从事华文教育创造了实践经验和关系网络，进而实现职业与个体的稳定融合，完成传统对教师职业的想象。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流动性的裹挟和缅甸华文教育的非官方性质，“游离”成为新生代华裔华文教师的另一种生存策略。在讲述自己的职业选择、生活情境时，他们最喜欢用“打工”这个词来描述、对比现在的工作状况。打工意味着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28]。华文教师是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职业身份，是“打工”的一种类型。这一职业身份往往被他们拿来与其他的“打工”做对照，意味着这仅仅是一个谋生的选项。华文则为他们求职提供了一种工具性技能。不管基于何种原因，他们不但从入职之初就清晰认识到这一工作仅仅是过渡之选，而且华人家庭大多从商的背景为其未来的谋生之道开辟了更多可能的路径。翻译、代购、做生意等灵活的就业方式常出现在他们的访谈中。
更进一步，“嵌入”与“游离”两种生存策略的形成不只是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应对日常生活的生存策略，它还是华校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将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的“变通之路”。正是在不断地“进出”之间，使得华校师资有了流转和补充。身处其中的普通家庭往往尽可能地将生计来源多渠道化，以应对不确定的时局变化。这种应变策略鲜明地反映在缅甸华裔新生代就职业选择所做出的生存性实践。就新生代华文教师而言，他们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游离”策略，原有的“嵌入”明显减弱。当然这一变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嵌入与游离两种策略可能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当一种策略不能满足行动者某一阶段的需求时，可能会转向另一种实践。例如有的新生代当一段时间的华文教师选择外出务工，成家后又回到华校教书等。
如果置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我们会发现，“嵌入”与“游离”不仅仅是新生代华文教师的生存策略，还是他们面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态度。当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叶生根”的转变，海外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和程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对新生代华文教师而言，当中文在日常生活、地方社会中所带来的生存、发展之路更为稳定、有期待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嵌入”状态就会更为持久和普遍，反之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特殊、复杂的局势存在着很多变量[29]。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后，缅甸陷入近半个世纪的军人统治[30]，其军事专政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地方世界中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多重空间[27]。形势总是在变动之中。2021年缅甸军方以选举舞弊为由发动政变，从而促使缅甸政局紧张[31]。加之，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缅甸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打断。笔者通过对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的线上访谈了解到，华文学校的开课情况各异：有的华文学校转到线上教学，还能维持正常教学;有的断断续续地开展线上教学;有的甚至已经中断教学很长一段时间。与之相关的是，华文教师的生计受到影响，有的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或是处于无薪状态。
换言之，缅甸华文教育又进入新的考验期。华人的选择、华校定位、当地的社会环境、外部关系等多种因素都在不断的变化中。新生代华文教师又将何去何从？在一次线上访谈中，一位在中国读硕士却因为疫情和动乱而被困在缅甸家中曾经的新生代华文教师美玉告诉笔者，她毕业以后还会回到缅甸教中文，或者是到华校教书或者是自己办一个中文培训机构。一方面出于她对缅甸的眷恋和中文的热爱，另一方面作为华人，她受制于当地社会结构，很难谋得公立大学的职位。这也提示我们，虽然缅甸只是一个个案，但要深入认识当下海外华文教育中的师资问题，需要将其置于地方社会的现实背景中，去把握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策略实践、社会联结和情感体验。毕竟，他们是今后和未来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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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