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
　　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
　　就，作品有《异秉》《受戒》《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汪朗：汪曾祺长子。1951年生于北京。散文作家、美食家、资
　　深媒体人。作品有《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等。与
　　两个妹妹汪明、汪朝合写《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
　　5月16日，是“老头儿”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日子。
　　彼时的汪朗，人在高邮。汪曾祺文学馆准备扩建，汪朗和两个
　　妹妹商量，准备把“老头儿”在北京的书房原样搬过来。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三个儿女这样叫，
　　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在汪朗看来，这是老头儿“自找”的。
　　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写道：我觉得一个
　　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
　　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人们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家里应该藏书甚丰。
　　其实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
　　废名，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
　　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废名的一本没有。他是个特别懒的人，
　　看书没有系统，就和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朗对《环
　　球人物》记者说起父亲，把头一歪，慢悠悠地笑起来。
　　在汪家人眼中，这个60岁后大放异彩的“老作家”，始终只是
　　个平平常常、随随便便的“好老头儿”。
　　西南联大的散淡人
　　汪家这种“没大没小”的家风，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他
　　是一位眼科大夫，年轻时是运动员，而且能诗能画，会摆弄各
　　种乐器，经常给孩子们做灯笼、扎風筝。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
　　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也给他倒上一杯；抽烟时一次抽出两
　　根，老子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
　　父亲就在一旁瞎出主意。
　　这种怪异而活泼的父子关系，使汪曾祺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个性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有兴趣的课便上，听不下
　　去的课就逃。教体育的马约翰教授，要求学生列队时必须站直
　　：“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孩子们，站
　　直了！）”汪曾祺年轻时就有些驼背，始终未能straight起来
　　，上了几次课就逃之夭夭了。
　　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但有些汪曾祺就不敢接近，比如朱自清
　　，上课时带着一沓卡片，一张张地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
　　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闻一多则很随意，上课时激情
　　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
　　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
　　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同在中文
　　系的刘文典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警报响起，学生教授一道
　　跑出校园，快到郊外时，他看到人群里也有沈从文，便上前呵
　　斥：“陈先生（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
　　《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什么用都
　　没有，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的课程没有系统，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这一点很投汪
　　曾祺的胃口。一次，他写了篇小说，里面的对话都经过精心设
　　计。沈从文看后批评他：“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
　　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的文风受其影响极深。他晚年
　　写《受戒》时，脑子常常想的正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女性：三
　　三、翠翠、夭夭。
　　沈从文对这个学生也格外赏识。汪曾祺在昆明写的稿子，无一
　　篇不是他寄出去帮忙发表的。1946年，汪曾祺来到上海，找不
　　到工作，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一顿，
　　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
　　么！”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读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作品，追求新
　　奇和抽象，比较“朦胧”，被班里的同学戏称为“写那种别人
　　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有人给
　　他看那时的新潮小说，他看后淡淡的，挺不以为意——“意识
　　流”之类的写法，他几十年前就用过了。
　　随遇而安的右派
　　1948年，解放战争战事正酣。28岁的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帮助下
　　，进入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年的办事员，白天检查仓库
　　，下班后到筒子河边看人算卦、叉鱼，晚上就在宿舍里看书。
　　几十年后，他在《午门忆旧》里写到了紫禁城的夜晚：“站在
　　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
　　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命运弄人。汪曾祺前脚离开午门，沈从文后脚也来到了这里，
　　他也喜欢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心境却苍
　　凉、孤单得多。
　　上世纪50年代，是火热的建设时代，沈从文和汪曾祺，却都坐 　　上了冷板凳。一个被斥为“反动文人”，从此割舍了文学，在
　　库房里与各种文物打交道；一个收敛起小说家的锋芒，做着安
　　分规矩的文学编辑，不前不后，不高不低，随着大流走。
　　1958年夏天，一直随着大流走的汪曾祺，突然发现单位过道里
　　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判会后，结论下来了：
　　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汪朗说，对于当右派，汪曾祺后来说起，居然很得意。他写过
　　一篇《随遇而安》，第一句话便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
　　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汪曾祺下放的地方是张家口沙岭子的一个农业科研所。这个地
　　名汪朗记得很牢，那时他刚学会汉语拼音，不知天高地厚地给
　　爸爸写了封信，逼得汪曾祺连忙现学拼音，好写回信。
　　在沙岭子，汪曾祺扎扎实实地劳动了两年。白天插秧、锄地、
　　割稻子，给果树喷波尔多液，晚上就和农业工人被窝挨着被窝
　　，睡在一铺大炕上，听他们说心里话。
　　劳动之外，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所里演戏，汪曾祺就去给他们
　　化妆，用戏剧油彩，勾出来的脸谱比专业剧团的还讲究；有时
　　也亲自上阵，演演汉奸特务一类的角色。
　　他还负责所里的美术工作，画过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
　　每天蹚着露水到地里掐一把花，插在玻璃瓶里，照着画。等到
　　花一落，就开始画薯块，画完就随手扔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
　　人。”许多右派回忆流放的日子都是凄风苦雨，汪曾祺笔下却
　　是诗情画意。每次回京探亲，他总是兴奋地说个不停，或是乐
　　此不疲地鼓捣从沙岭子带回的野兔子和甜菜。
　　“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
　　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这是汪曾祺的哲学，风来草倒，雨
　　泄泥下，不退缩，也不偏执，从逆境里发现人生的快乐和亮色
　　。
　　“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个老头儿如是说。
　　“样板团”里的书生
　　1962年，汪曾祺调回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一年
　　后，北京京剧团开始接受京剧现代戏的演出任务，汪曾祺参与
　　了《芦荡火种》的编剧工作，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沙家浜》，
　　从此进入了样板戏的创作班子。
　　当时，江青的意见是整个剧团的生死簿，大到砍掉一场戏，小
　　到改写一句对白，都必须照办。尽管写得战战兢兢，但汪曾祺
　　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点空间。《沙家浜》里《智斗》那一场，
　　写得婉转有趣，阿庆嫂的一段唱词更是生动：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
　　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
　　凉……
　　血与火的场景，到了汪曾祺笔下，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这段
　　唱词当时差点被江青“枪毙”，理由是“江湖口太多”，后来
　　竟瞒天过海地保留下来，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在政治的大潮里，汪曾祺总想隐藏点非同寻常的东西，骨子里
　　是一腔坚守底线的傲气。后来，于会泳接替江青，负责《杜鹃
　　山》的改编。有一次，他说汪曾祺写的一句词“谨防隔山烟尘
　　涨”不通。汪曾祺二话没说，回家从《杜工部诗集》中翻出了
　　杜甫的诗，在于会泳面前一放，说：“你看看！”
　　身为“样板团”的战士，汪曾祺的待遇不错。夏天、春秋天各
　　一套样板服，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身军大衣，式样、料
　　子都是江青亲自定的。但他自认是个无名书生，不去凑热闹，
　　有时为了交差难免胡编乱造，精神上饱受折磨。
　　1975年秋天，汪曾祺奉命去了一趟西藏，寫一个反映高原测绘
　　队先进事迹的戏。在拉萨，他有点高原反应，鼓着肿得老高的
　　腮帮子在街上乱转。在一家卖藏药的铺子里，他买回了一只拇
　　指大的、金红色的小螃蟹。多年后，他把这只螃蟹写进了一篇
　　短文中，里面有这样几句：
　　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
　　螃蟹的样子很凶恶，很奇怪，也很滑稽。
　　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
　　“爸爸当时买这个小螃蟹，是有一些感慨的。”汪朗说。
　　一年后，“四人帮”倒台，大乱十年成一梦。那段时间，汪曾
　　祺十分活跃，写大字报，写标语。他觉得自己憋屈太久了，终
　　于可以痛快说话了；但在外人看来，他在“文革”中得意得很
　　，如果不是卖身投靠，哪会如此风光？结果，在举国欢欣的时
　　候，汪曾祺又一次被“挂”了起来。
　　在汪朗的记忆中，老头儿一向随遇而安，那段时间却闹腾得厉
　　害。白天在单位受审查，回家后喝了酒，嚷嚷着要把手指头剁
　　下来以“明志”。酒足饭饱后，便开始胡涂乱抹，画瞪眼睛的
　　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还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
　　“我们当时不知道八大山人是何方神圣，后来明白了，才发现
　　他是拿这样一个大画家说事儿，这个老头儿，实在是有点狂。
　　”
　　老头儿成了“下蛋鸡”
　　知道汪曾祺的人，基本都知道《受戒》。 　　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当时的文坛
　　，幽怨的小说和愤怒的诗歌风行，汪曾祺的出现，有一点旁门
　　左道的意味。《受戒》写的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其间点
　　染着高邮的风土人情，描画出一个充满诗意的水乡。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受戒》写成后，汪曾祺好
　　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
　　“当时我们家住在甘家口，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
　　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
　　儿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
　　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他‘噌’
　　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他这样
　　，我们就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
　　回下个大蛋！’”
　　80年代的汪曾祺，一反往日的沉寂，下了不少“蛋”。《异秉
　　》《大淖记事》《陈小手》……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
　　，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
　　深的思想，只是充盈着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与暖意。
　　这些文章的发表，让汪曾祺成了“著名作家”——前面还要加
　　上一个“老”字。家里人还是常常拿他打岔、开涮。“他在我
　　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文字，我们就逗他：‘老头儿，别臭美了！
　　’他就颠儿颠儿地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是闹了情
　　绪。我们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
　　安，又出来和我们闲扯了。”
　　如今的汪朗，倒是越来越能领会父亲文字的功夫。他提起了《
　　异秉》的结尾。小说的主人公是卖熏烧的王二，生意红火，引
　　人羡慕。一天晚上人们聚在保全堂药店闲聊，当地一个“侃爷
　　”张汉说，凡是成就大事业的，都有特殊的禀赋。于是大家让
　　王二说说有什么“异秉”。他的回答是：“大小解分开。”闲
　　聊结束，各人回家，保全堂两个地位最低的伙计，40多岁还没
　　娶亲的“痰篓子”陶先生，和总是被先生拿门闩痛打的陈相公
　　，在厕所遇上了，“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小说就此打住。
　　“有一个评论家和我说，他把这句话看了三遍，才大笑出来，
　　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头儿说，文章贵在含藏，如果说破了，再
　　发一通议论，就全完了。”汪朗说，“老头儿有一股‘坏劲儿
　　’，讽刺老辣，入木三分，但他用清淡的笔触点到为止，其中
　　有一种大的悲悯和同情。”
　　散文家·美食家
　　“在老头儿心里，我们都不是干这行的料，借用他评论别人的
　　话——不是嗑这棵树的虫。”汪朗上大学那会，抒情散文风靡
　　一时，汪曾祺却颇为厌恶。“有一次，电台正在播配乐散文《
　　荔枝蜜》，我在大屋里听得起劲，老头儿从小屋里‘噌’一下
　　窜过来，把收音机关上，甩出一句话：‘散文配乐，一大恶俗
　　。写文章最忌无病呻吟。’”
　　汪曾祺也写散文，而且自视颇高。他精通杂学，尤其爱看古人
　　的笔记，岁时风土、野史传说、草木虫鱼、文化掌故都包罗在
　　文章中。他甚至还写菜谱，拌菠菜、拌萝卜丝、松花拌豆腐，
　　题目就叫《家常酒菜》。
　　汪曾祺是个公认的美食家，也是厨房的一把好手。他写过很多
　　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得有滋有味。这其实也
　　是他的人生态度：不管遇到什么坎坷，都不忘記生活的情趣。
　　1977年，尽管还在接受审查，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汪曾祺
　　却觉得日子“颇不恶”。他在给老友朱德熙的信中说，“我最
　　近发明了一种吃食”，并详细列出了做法：“买油条两三根，
　　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葱
　　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顺带也提到了儿子，“汪朗
　　前些日子在家，有一天买了三只活的笋鸡，无人敢宰。结果是
　　我操刀而割。生来杀活物，此是第一次，觉得也无啥。”
　　子承父趣，汪朗也烧得一勺子好菜，据林斤澜评判，大有“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准。有一道四川的夹沙肉，是他的拿手
　　菜。用肥膘肉，半煮熟，切大片，中间夹上红豆沙，上面再盖
　　上拌好红糖的糯米，然后上笼屉蒸。“菜一上桌，老头儿一边
　　嚷着：‘不能吃了，再吃我就要死了！’一边又用筷子对着一
　　块肥肉扎下去。”
　　“老头儿”去世后，自嘲“不是那块料”的汪朗，也像父亲一
　　样写起了吃吃喝喝的文章，从帝王高官到文人百姓，从猪头火
　　腿到萝卜白菜，相比父亲的单纯，汪朗的笔触里多了些借古讽
　　今的微言大义，但意趣、幽默和对生活的一腔热忱，还是打上
　　了“汪氏出产”的烙印。
　　在父亲走后的20年里，他也渐渐活成了另一个“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