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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其萎，巨星殒落。随着以“三钱”为代表的一代学界泰斗的渐次乘箕归去，也再三引发国人对钱学森大师暮年多次提问“我们何以培养不出大师”的思考。钱老之间，反映着钱老的忧切和焦虑，同样，这也是整个民族的忧虑与关切。钱老之问，必有他的心底之答，但他没有明言，留白于人间，也就成了国人共同企求、探寻的谜底。
在思答钱老之问时，人们不约而同地以西南联大为参照系。当年，战火纷飞，灾难频仍，侷处西南边陲，除了聚集一批大师级的教师和火热救国情怀的青衿学子之外，就其校舍、经费、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物质条件与外界交流空间而言，都远不及当今的三类、四类院校。但是，西南联大却诞育了像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等精英式的人物，犹如璀璨的繁星，支撑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术星空。而我们长达几十年的教育，培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各行各业的人才，但精英级的大师却寥若晨星。
温总理在回答钱老之问时说过，其中有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让人民完全满意。我们身为从教者更应该思问教育自身的原因。
我们自知浅陋，也一陈浅见，参与对“钱老之问”的索解。
其一，我们曾迷信科学技术能成就一切，而轻忽了人文精神的培育。
我们的教育弱化了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培育功能，偏离了教育应以科技与人文同向并举，并以人文统率科技的正确航向，我们倚重于科学精神而轻忽了人文精神的灵魂统率。重“成才”而轻“成人”。
独木不成林，独脚难致远。人原本就是两脚行走的生物，靠一左一右均衡互动才能行远；人类社会的前进也需“双腿”的互动，这就是科技和人文。科技为造福人类提供物质基础，人文为造福人类提供精神支柱。人是灵肉统一、肉体和精神依存、不可分割的存在。按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其价值取向是重人文而轻科技的，但随着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追求现代化，我们的价值取向也悄然地变成了重科技而轻人文，成了一种新的不均衡。
精神支柱的组成是价值、意义、信仰和道德。价值和意义孕育信仰，信仰是道德的源泉，道德是人文的基石。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道德底线，就没有真正的正义感、责任感，就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没有廉耻，造成道德失范、信仰缺位、价值沦丧，就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
只有具有坚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凝聚力，民族才有脊梁，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这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也只有具备坚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凝聚力，才能进发强大的创造力，才能孕育各种类型的时代精英。
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说失误，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寥然一语，入木三分。时至今日，我们才真正开始感知其深刻。伟人毕竟是伟人!我们应当深刻反思教育的失误，努力打造在主流价值观统领下的社会精神支柱。
其二，我们的教育重视了“共性”人才的培养。但对富有创新精神的“个性”人才的培育重视不足。
举世瞩目，我们的教育培养了数量庞大的人才队伍，为国家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人才大国，但不可否认，我国还不能称作人才强国，因为能引领世界文化、科技潮流的精英式人才还不多。即以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人才而言，多数也是得益于西方教育和前苏联的教育。这也可以说是“借鸡生蛋”吧!
索解其缘由，我们的教育是否存在培育“共性”的普通人才与培育富有“个性”的创新人才之间还缺乏有机的张力和弹性，倚重于“共性”的培育，而倚轻于“个性”的培育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望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认为，理想的社会将使人们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据此，我们也可以推知教育的旨归与功能，也应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掘出人的多种潜能，才能进发人类的丰富而无穷的创造性。
这也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古圣先贤早在《左传》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遵循着这样一个生存发展规律：只有各种不同的事物和合相处、相互融合，才能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新生事物，世界才会绚烂多姿；如果只是单一的事物积累在一起，那仍然是单一的事物，势必难以为继，走向灭亡了。孔子则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准则，他所肯定的是不同事物与人的和谐相处，相互包容，而不赞成党同伐异。这些名言是否值得我们从教者认真思考呢?就价值取向而言，“共性”的指向是从众、求同；“个性”才指向求异和创造。共性孕育在个性之中，没有个性也没了共性。教育不仅是求同，更应求异，既要培育“共性”，也不能轻忽培育“个性”。
最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新理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长思之。
其三，我们囿于现行的教育模式而轻忽了教育要从“因材施教”上下工夫。
“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的教育模式，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时代需要而形成的，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也类同于工厂。尤其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试教育风生水起，而且成为学校教育的潮流。它以传授知识为主业，以知识多寡为标准而一考定终身。这种模式绝不是完美的，有它先天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按学生不同的才具、才器、才识，甚至性情，分别施以针对性的教育，助其成才；不能使不同禀赋和才学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地发展。孔子的私学之所以能成就“贤者七十二”，西方的常青藤大学之所以培育精英人才的概率要高得多，盖由“因材施教”，使不同禀赋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展。
要承认，地球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片，这是生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人作为地球上发展程度最高的生物，其体貌、性情、禀赋、才具千差万别。人之相异，各如其面，“我就是我”，独一无二。以潜质言，有的善文艺，有的善体能运动，有的善观察，有的善思考，偏爱也各有不同；就性情说，或捷敏，或愚钝，或率真，或含蓄，或夙慧，或老成，或豪放，或婉约；即使就思维而言，有偏于形象感性的，有偏于抽象理性的，有的则偏于直觉、灵感与顿悟。“天生我材必有用”，这话没错，但必须有个前提，要你的才能能够展现并为人赏识，不然也只能终老无成，默默凡庸。我们的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和另类的人才。当孔子贫困潦倒、被阳货拒之于门外时，谁知他是“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的世界文化伟人?当李白小时候读书逃学、顽皮无度时，谁识他是中国诗坛未来的耀眼巨星?当爱因斯坦上小学老坐“红椅子”时，谁识他将成为不世出的科学伟人?难怪韩愈要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知多少千里马被当作驽马而遭埋没，岂不痛哉、惜哉!
因此，对教育改革，我们所憧憬的，是“破除迷信，伯乐识才，因材施育，成就人才”。我们教育改革所遇的瓶颈，主要原因仍是思想的禁锢，被各种迷信所缚。鹏飞万里，有待于扶摇羊角。1978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所以，我们呼告，教育改革仍须解放思想。让我们的思想灵动透亮，没有屏蔽，没有浑沌。伯乐识才，是说我们必须懂得，人各有才，而且才能各异，所以，从教者的首位本领，是像相马的伯乐一样，善于发现潜质各异的人才苗子，而不要泯灭、封杀这些可爱的幼苗。发现了各异的苗子，要因材施育，要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成就人才，自然是教育达成的最终目标，像百花园中，繁花似锦，争奇斗艳；像广袤的天宇，群星闪耀!
我们坚信，“钱老之问”的答案，终将清晰；我们的教育终将繁荣；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中兴，是必然的历史潮流!
值此新年开刊，坦陈心言，就教于同仁，并祝新年快乐!
责任编辑：王颖
在思答钱老之问时，人们不约而同地以西南联大为参照系。当年，战火纷飞，灾难频仍，侷处西南边陲，除了聚集一批大师级的教师和火热救国情怀的青衿学子之外，就其校舍、经费、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物质条件与外界交流空间而言，都远不及当今的三类、四类院校。但是，西南联大却诞育了像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等精英式的人物，犹如璀璨的繁星，支撑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术星空。而我们长达几十年的教育，培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各行各业的人才，但精英级的大师却寥若晨星。
温总理在回答钱老之问时说过，其中有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让人民完全满意。我们身为从教者更应该思问教育自身的原因。
我们自知浅陋，也一陈浅见，参与对“钱老之问”的索解。
其一，我们曾迷信科学技术能成就一切，而轻忽了人文精神的培育。
我们的教育弱化了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培育功能，偏离了教育应以科技与人文同向并举，并以人文统率科技的正确航向，我们倚重于科学精神而轻忽了人文精神的灵魂统率。重“成才”而轻“成人”。
独木不成林，独脚难致远。人原本就是两脚行走的生物，靠一左一右均衡互动才能行远；人类社会的前进也需“双腿”的互动，这就是科技和人文。科技为造福人类提供物质基础，人文为造福人类提供精神支柱。人是灵肉统一、肉体和精神依存、不可分割的存在。按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其价值取向是重人文而轻科技的，但随着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追求现代化，我们的价值取向也悄然地变成了重科技而轻人文，成了一种新的不均衡。
精神支柱的组成是价值、意义、信仰和道德。价值和意义孕育信仰，信仰是道德的源泉，道德是人文的基石。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道德底线，就没有真正的正义感、责任感，就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没有廉耻，造成道德失范、信仰缺位、价值沦丧，就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
只有具有坚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凝聚力，民族才有脊梁，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这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也只有具备坚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凝聚力，才能进发强大的创造力，才能孕育各种类型的时代精英。
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说失误，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寥然一语，入木三分。时至今日，我们才真正开始感知其深刻。伟人毕竟是伟人!我们应当深刻反思教育的失误，努力打造在主流价值观统领下的社会精神支柱。
其二，我们的教育重视了“共性”人才的培养。但对富有创新精神的“个性”人才的培育重视不足。
举世瞩目，我们的教育培养了数量庞大的人才队伍，为国家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人才大国，但不可否认，我国还不能称作人才强国，因为能引领世界文化、科技潮流的精英式人才还不多。即以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人才而言，多数也是得益于西方教育和前苏联的教育。这也可以说是“借鸡生蛋”吧!
索解其缘由，我们的教育是否存在培育“共性”的普通人才与培育富有“个性”的创新人才之间还缺乏有机的张力和弹性，倚重于“共性”的培育，而倚轻于“个性”的培育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望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认为，理想的社会将使人们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据此，我们也可以推知教育的旨归与功能，也应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掘出人的多种潜能，才能进发人类的丰富而无穷的创造性。
这也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古圣先贤早在《左传》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遵循着这样一个生存发展规律：只有各种不同的事物和合相处、相互融合，才能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新生事物，世界才会绚烂多姿；如果只是单一的事物积累在一起，那仍然是单一的事物，势必难以为继，走向灭亡了。孔子则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准则，他所肯定的是不同事物与人的和谐相处，相互包容，而不赞成党同伐异。这些名言是否值得我们从教者认真思考呢?就价值取向而言，“共性”的指向是从众、求同；“个性”才指向求异和创造。共性孕育在个性之中，没有个性也没了共性。教育不仅是求同，更应求异，既要培育“共性”，也不能轻忽培育“个性”。
最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新理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长思之。
其三，我们囿于现行的教育模式而轻忽了教育要从“因材施教”上下工夫。
“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的教育模式，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时代需要而形成的，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也类同于工厂。尤其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试教育风生水起，而且成为学校教育的潮流。它以传授知识为主业，以知识多寡为标准而一考定终身。这种模式绝不是完美的，有它先天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按学生不同的才具、才器、才识，甚至性情，分别施以针对性的教育，助其成才；不能使不同禀赋和才学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地发展。孔子的私学之所以能成就“贤者七十二”，西方的常青藤大学之所以培育精英人才的概率要高得多，盖由“因材施教”，使不同禀赋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展。
要承认，地球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片，这是生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人作为地球上发展程度最高的生物，其体貌、性情、禀赋、才具千差万别。人之相异，各如其面，“我就是我”，独一无二。以潜质言，有的善文艺，有的善体能运动，有的善观察，有的善思考，偏爱也各有不同；就性情说，或捷敏，或愚钝，或率真，或含蓄，或夙慧，或老成，或豪放，或婉约；即使就思维而言，有偏于形象感性的，有偏于抽象理性的，有的则偏于直觉、灵感与顿悟。“天生我材必有用”，这话没错，但必须有个前提，要你的才能能够展现并为人赏识，不然也只能终老无成，默默凡庸。我们的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和另类的人才。当孔子贫困潦倒、被阳货拒之于门外时，谁知他是“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的世界文化伟人?当李白小时候读书逃学、顽皮无度时，谁识他是中国诗坛未来的耀眼巨星?当爱因斯坦上小学老坐“红椅子”时，谁识他将成为不世出的科学伟人?难怪韩愈要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知多少千里马被当作驽马而遭埋没，岂不痛哉、惜哉!
因此，对教育改革，我们所憧憬的，是“破除迷信，伯乐识才，因材施育，成就人才”。我们教育改革所遇的瓶颈，主要原因仍是思想的禁锢，被各种迷信所缚。鹏飞万里，有待于扶摇羊角。1978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所以，我们呼告，教育改革仍须解放思想。让我们的思想灵动透亮，没有屏蔽，没有浑沌。伯乐识才，是说我们必须懂得，人各有才，而且才能各异，所以，从教者的首位本领，是像相马的伯乐一样，善于发现潜质各异的人才苗子，而不要泯灭、封杀这些可爱的幼苗。发现了各异的苗子，要因材施育，要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成就人才，自然是教育达成的最终目标，像百花园中，繁花似锦，争奇斗艳；像广袤的天宇，群星闪耀!
我们坚信，“钱老之问”的答案，终将清晰；我们的教育终将繁荣；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中兴，是必然的历史潮流!
值此新年开刊，坦陈心言，就教于同仁，并祝新年快乐!
责任编辑：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