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统与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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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阐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时,经常会说绝不能照搬西方体制。那么为什么不能?我们从中国方面讲得多,外国方面讲得少。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基于本国国情和传统选择的政治体制,说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能照搬。今天我们就讲讲英国。英国议会号称“世界议会之母”,我们来看看这个议会“母体”是怎样从英国的历史传统中发展而来的。
  一、英国议会权利的由来与演变
  英国议会制度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起源于英国封建社会。这个封建社会和我们概念中的封建社会不一样。封建制度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很重要。在中国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英国是封土制。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是国王,王室拥有土地,但只留一部分作为自领地直接管理,雇佣劳动力耕种,其产出供王室消费。剩下的土地分封给贵族即伯爵,伯爵拿到土地也不是完全自己经营,也是一部分做自领地,剩下的一部分分封给下一级贵族即男爵,如此层层分封,叫feudalism。最早接触西方制度的东方人——日本人把它译为封建制,我国又从日本把它搬过来用,其实与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大不相同。
  在封建制下,把土地给出去的叫封君,接受封土的是封臣,互相之间都有权利义务。封臣的义务有三:一是在封君打仗时要自己装备一名骑兵去帮忙;二是在封君长子被册封为骑士时要交钱送礼;三是在封君的女儿出嫁时要送礼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义务。封君对封臣也有义务,就是保护封臣安全地使用土地。如果发生纠纷,就由封君召集所有的封臣开会,这个会议也叫封君法庭,有裁断权。封君法庭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如果封君在上面三项权利之外提出额外的资金要求,议决封臣是否缴纳。封臣往往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封君,抱怨封君对他们保护不够等等,封君如不让步就不给钱,称作“金钱换纠错”。以上说的都是“制度设计”,实际运作相当复杂,多数情况下是武力解决问题,无论封君还是封臣,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不讲“理”,但毕竟这种制度是公认的,即所谓“习惯法”。
  封君法庭有不同的层次,国王和伯爵、伯爵和男爵、男爵和骑士分别组成封君法庭,最高层次是国王和伯爵组成的封君法庭。国王的封君法庭为了使全国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能够统一,就以本法庭的判决作为普通法,各个法庭都要参照使用。国王的封君法庭后来发展为议会,所以议会的判决和案例就具有了立法的性质,这就是议会立法权的来源。
  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封建王权有几个特点:一是国王靠自己过活,主要收入靠自领地,而不是拥有所有财富。二是金钱换纠错,前面已经说过。三是封臣不一定很稳定,对国王不满意时可以投奔其他封君,对国王构成威胁,所以国王要尽量维护好自己的封臣。
  在英国议会的产生过程中,国王的封君法庭还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1265年国王为了征税,不仅招来了封臣,还从每个城市和每个郡各选来两名代表参加,以扩大征税面。二是13世纪中叶有了一个新的名称“parliament”,即今天的议会。这个词语来源于法文“Le Parlement”,本义是讨论辩论,也就是说有了纷争,通过讨论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三是1314年parliament发生了体制上的变化,把原来的封臣列为上院,把召来的城市和郡的代表列为下院。上院下院分别开会,最后统一形成议会的立法。演变过程中保留了金钱换纠错的传统,“金钱”演变为“批准赋税”,“纠错”变为满足议员的要求,这就是今天预算制和提案制的来源。同时还保留了封君法庭的特点,即议会裁决具有立法性质。这是议会产生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国王的议会,因为基本上是由国王主持会议。
  议会怎样从国王的议会转变为国家的机构?这个转变发生在16世纪,背景较复杂,如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变化等,简单来说和当时的信仰危机和宗教改革有关。西欧中世纪时期的权力体系是双重的:世俗方面有国王的权力体系,思想精神方面有基督教权力体系,两者交叉。亨利八世因离婚请求遭到罗马教皇拒绝(因婚姻法归教会法庭管),开始了英国宗教改革,即脱离罗马教皇统治。他意识到靠自己的权威进行宗教改革很难令人信服,便想利用议会的权威,因为议会的上院里还有主教,有教会代表。为此他召开了一次延续七年的议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结果是英国最高权力,不管宗教还是世俗都属于议会,议会是国王、上院、下院三位一体,这样国王的议会就变成国家的机构。
  17世纪中到19世纪初,议会发展集中于“三位”内部的权力之争,主要发生在国王和下院之间。核心是对议会的主导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属于国王还是下院?最终以下院的胜利告终。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到1689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正式确立议会在立法方面权威高于国王,表现在:一是国王能否登位是否合法取决于议会主要是下院是否同意;二是议会必须定期召开;三是重申没有议会批准国王不能颁布法律和征税。这样就将立法权从国王转移到议会下院手中。在立法权归议会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行政权由国王说了算。在两个世纪的变革中行政权不断向议会特别是下院转移,标志性事件有:一是乔治一世时让内阁自行其是,国王很少过问;二是1742年首相沃波尔因得不到议会信任而辞职;三是1783年首相威廉皮特因得不到下院信任而内阁整体辞职;四是18世纪末乔治三世不再出席内阁会议,正式退出行政权力。
  这个转移完成后,也就是整个19世纪,是议会的黄金时代。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在议会手中,只要某位议员的意见能够在表决中赢得多数,就可以成为国家法律。但进入20世纪,议会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随着政党的出现和发育成熟,由多数党来决定下院的成分、组成政府,最终决定政策和法律的是政党而不是议会。如果议员所在的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不能成为政府首脑,其意见就不能起决定作用。权力的重心开始向政党转移。
  二、英国两党制的来源与演变
  英国的政党不是哪个人哪个集团创建的,是不同利益集团分化斗争的结果。政党因议会而存在,英国的政党是议会的产物。
  首先政党产生在议会内部,且一产生就是两个,由议会内部的两派演变而来。从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开始,议会中就有两派:一些议员认为除了亨利八世婚姻问题外不应有其他改革,另一些议员主张采取一系列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彻底抛弃天主教,形成倾向保守的国教派和激进的新教派。资产阶级革命时,王室一度复辟,两派发展为保皇党和革命党,接受复辟的保皇党被称为托利党,不接受复辟的革命党叫作辉格党。后来辉格党发展为近代的自由党,托利党发展为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保守党。自由党一度衰落,内部发生转变形成了今天的工党。当然还有其他的党,但都影响很小。   宗教改革时的两派怎样发展为两大政党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过程和19世纪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直接相关。背景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大量产生,社会的组织性提高,人民教育水平和对于民主的诉求提高,选举发生了变化。以前能否进议会由地方贵族精英决定,现在更多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受过教育的人也希望进入议会。所以19世纪连续进行了几次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1832年改革后拥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从3.5%扩大到7%,1867年提升到16%,1884年全体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1918年所有成年女性也拥有了选举权。选举权的扩大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人们逐步适应,研究专家认为这很重要 ;有些国家如西班牙,一下子从5%扩大到普选,出现了很大混乱。选举权扩大后想控制议会,就必须精心组织选举,这样政党的作用就加大了。现代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选举,然后组织议会的会议。保守党和自由党在演变过来之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地方有自己的政治俱乐部,全党有党魁,核心是为了在议会中发挥作用。
  两党之间是什么关系?党章都规定:维护英国既有基本制度。不仅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的反对党同样要维护现有制度,因之称为“忠于女王陛下的反对党”。两党的宗旨区别不是很大。保守党信奉的是著名领袖伯克的观点:任何时候都要尽可能地维持现状,如要改革,一定是渐进的,一定要在保留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来改变;工党首先认定现有制度需要改变,但同样认为变化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在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改良。出发点略有不同,思路和取向上略有不同,但都是要维护现有制度。
  从英国政党的产生发展必须注意到,一是政党是议会的产物,这和我国政党的产生方式不同;二是政党一产生就是两个,并且是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对立的政党,这也是在英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
  一些殖民地在转变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照搬英国政党体制,但都是先成立政党,再组建议会,而且是人为先组建执政党再组建在野党,其结果或是最终变成一党执政,或是一下子出现一百多个党打个不停,最终演变成屠杀,基本没有成功的,因为不是自然形成的。很多非洲国家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例子。
  三、当代英国宪政的运行体制
  一是君主(国王或女王)。君主依然是国家元首,但是超越政治,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受人爱戴,是国家民族的象征,起到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是内阁,也就是政府。由20名左右大臣组成,首相是内阁的主持人,也被称为政府的首脑。议会大选每五年一次,大选中占多数的党组成内阁。这里必须介绍英国的文官制度,因为执政党只有在大选中获胜才能连任,失败的话政府就得换班子,这样国家的政策特别是行政体制很容易断裂。为了避免这一点,就设置了文官制度:二十多个大臣下辖二十多个部,每个部都有一些终身制的文官,按照等级分为常务次官、副常务次官、副次官、助理次官等。这些人员有很高的地位,比大臣内行,更了解政府运转的形式,政府的运转很大程度上操控在他们手里。但也存在弊端:一些大企业家想要为自己谋利,如果不属执政党,无法收买大臣,便和文官保持长期密切的私人关系,通过文官谋利,并且影响大臣。当然,一旦败露,官位不保,损失巨大。可见这个体制表面上虽然是轮流执政,但在实际运转中有漏洞。
  三是政党。政党是全国性组织,有党魁。在实际运转中,起最大作用的实际上是党鞭。党鞭是保持党的一致性、稳定性的监督员,主要任务是在议会开会时,力争本党的党员投票举手一致,有谁不一致,就要记下名字,下次选举时想办法让选民不再推举他为候选人。党内有强硬派和软弱派。软弱派对党的宗旨有点游移,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支持对立党;强硬派则对党绝对忠诚。两派决定了党如何在议会中活动。今天议会起作用的主要是下院。下院开会时议长坐在正中间,两党各在一边,骨干会员在前一二排,称为前排议员。后排的是比较游移的,称之为后排议员。前排议员一旦是执政党的,就是内阁大臣;有时有的后排议员在表决时还会举手投对方的票,叫作“穿过过道的议员”。一般情况下,在讨论无关紧要的问题时议员出席率很低,但在表决重要问题时,由党鞭督促出席,并且密切监视投票,如果不一致下次党就不会推选为议员。但是一旦党的内部分裂,即多数议员都不支持本党党魁的意见,党魁只能自动下台。
  四是立法。今天议会的立法提案多数来自内阁,就像我国人大的议案很多来自部委,因为现代政府运转的专业性很强,一般议员也不是很清楚。在党鞭的监督之下内阁的提案一般都能不加修改地通过。“首相总统化”是英国这种代议体制的普遍趋势,只要本党不分裂,首相的意志都能在议会实现。
  从当今体制看,英国的宪政有这样的趋势:一是行政和立法相合一,所有的议案都来自政府,传统的三权分立在英国不存在。二是首相变总统,个人专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目前两党领袖都很注重党内的统一,技巧高明,个人的意志能很好地转化为政府决策和国家法律。
  在这种体制下两党之间是什么关系?确实有对立的关系,因为两大政党都以执政为目标,而执政的前提是对方下台,反对党党鞭的责任就是尽可能降低政府的支持率。对立还表现在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上,包括议会内的辩论和质询,议会外进行理论宣传,说对方的坏话。此外,不同政党总是控制着不同地方,因为最终统计多数党选票时不是统计总的选票,而是统计每个郡当选的议员属于哪个党,只要本党候选人在郡选中胜出该党就得一票。政策上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福利政策和国有化政策上。工党倾向于国有化、增加福利,保守党倾向自由放任,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不提倡福利社会。
  这是对立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两党都是现存体制的拥护者,主张维护现存体制。合作,一是不代表阶级对抗,没有绝对阶级利益的冲突。二是反对党也是现有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必要条件。开会时执政党的前排议员是内阁,反对党前排议员就是“影子内阁”,分别对应二十个部门来进行监督,监督的过程也有纠正偏差的作用。三是政策趋同,双方都怕丢掉大选,都要尽可能争取民心,所以政策越来越趋同。另外是立法趋同,就算执政党变了,前面那个党所推动的进入立法程序的提案,后面的执政党一定要延续,这是宪政规定的。所以两党之间是竞争而非敌对、后备而非夺权的关系。今天的“影子内阁”,明天就可能成为内阁;今天的在野党,明天就可能成为执政党。同时,也使得地方的利益得到均衡和保护。如果某个郡的利益在现政府下受损了,下一次选举时就会倾向于反对党,利用这个机制维持地区间的平衡。还有一个政策取中原则,政党为了赢得选民,政策上都会尽量取中,不偏激。政策越取中,选民对他们越无所谓,所以现在英国的问题是人们的政治热情越来越低。再有一个弊端就是承诺的竞赛和公共选择的瘫痪,在大选中说得很好,但很少在执政中兑现承诺。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培养的是一流的政客而不是政治家,从赢得选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担当,明知道是对的,但是害怕失去选票,不敢去做。在执行政策中,对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往往有意地“糊弄过去”,muddling-through(糊弄)在英国执政党字典里是一个褒义的策略性词汇。
  总体来看,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一是两党制依托于英国国情,其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不能简单复制;二是在制衡权力方面有优势,也有弊端。
  认真分析、客观评价这种体制,会感到它有一些优势,应该学习这些好的成分和因素,但确实不能全盘照搬。对这种体制越是了解,就越能理解这一点。
  (本文系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于2015年5月25日在河北承德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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