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人们的住房差别很大，苦乐不均。一些皇室权臣，他们的住宅甲第连云，堂皇富丽，有的竟然多得数不胜数。与此相反，一些平头百姓，他们中有许多人则居无定所，头无片瓦，没有立锥之地。
　　 唐代也有“候鸟族”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防止达官显贵过分奢侈，对他们的住宅、车马、服饰等，都按照官职大小作了严格规定，“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这个规定的意思是说：官府给百姓划拨宅基地，其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如果是良民家庭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地，如果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地。此外，还规定，“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也就是说，建房不按规定，宅基地超过一亩，就得挨十大板。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唐玄宗后期，由于承平日久，国家富裕，以皇帝为首，一些达官显贵开始相互攀比，大兴土木，住宅越盖越大，装饰越来越豪华。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建造新居时，仅修中堂就耗费二百多万贯。中唐时期，虽然国力开始衰微，但大造住宅之风，仍是有增无减。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为自己身居陋室寻找慰藉。其实，诗人孟郊的住宅，那才是真正的“漏室”呢。且看他那首让人十分同情的《秋怀》诗：“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寒风吹。”这间住宅既遮不住雨，也挡不住风，这样的“漏室”，可让诗人怎么住啊！
　　另一位饱受住房之苦的是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当时他刚考中进士不久，在京城做“校书郎”，正九品，与一个县令差不多。他的薪俸虽然不算少，却买不起住房，只能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几间茅屋居住，因为这里离衙门远，又不得不买了匹马代步。后来他节衣缩食，才在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的卫星城，买了一处宅子。平时住在京城衙门，每逢假期和休息日，方能回到渭南的家。可见，当时的白居易虽有官职在身，却也只能当个“候鸟族”吧！
　　 宋代的“问账”制
　　 比起唐代来，宋朝的住房也好不到哪里去，依然是相差悬殊，苦乐不均。不过，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对卖房的规定，倒还是颇为温馨的，那就是“凡卖房，均须以账问取”。大意是说：谁要是卖房，必须建立一个账本，把亲族和四邻的名字，依次列入，要征得他们的意见。具体步骤是：先问房亲，房亲不买，再问四邻，四邻不买，然后才能轮到与他人交易。买与不买，亲族和四邻都须在账本上签名，以做备考。若是卖房者不“问账”，亲族与四邻则有权向官府提出控告。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因卖房而引起的纠纷，使亲族和四邻能够和谐相处。
　　 大文学家苏轼也曾遭遇过“私宅”的苦恼。他在做地方官时，曾买过住房，而一旦调任就得卖掉，始终没能在首都开封买到房舍。儿子在开封结婚时，苏轼很是犯愁，最后是借朋友的宅子办的婚事。他弟弟苏辙七十岁在许昌买了房子，离开封较近，也是个卫星城吧，苏轼写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寸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惭愧、遗憾之情，跃然纸上。
　　 古代也有“分期付款”
　　 古时候，借钱买房也大有人在，和今天的贷款买房，分期还债差不多。因之我们可以称这些人为古代“房奴”。宋人张仲文《白獭髓》一书有这样的记载：宋朝时，浙江地方有人借钱买房，结果为了还钱，不得不过起房奴生活。因为挣来的钱都还债了，妻儿老小都穿着破衣服，光着脚，连被子都是租来的，比当年杜甫“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要悲惨得多。
　　 房屋租赁，这在古代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不仅平头百姓租房，一些官吏也租房。据史料记载，有些名人，在其踏入仕途之前，或者刚踏入仕途之际，往往租房而居。唐宋两代的廉租房是佛寺道观，很受参加科考者的欢迎。《旧唐书·王播传》载：王播早年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曾在扬州惠照寺租房读书，常遭僧众的白眼，写了诗也没人看。后来当了宰相回寺视察，发现昔日读书时所写的诗，都被寺僧用碧纱罩上，珍重备至，他有感写了两首《碧纱笼》诗，讥讽世俗，流传至今。
　　编辑/王洪丽
　　
　　衣殿臣 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诗词协会、文学学会、杂文学会、楹联协会会员，哈尔滨市诗词楹联家协会顾问，哈尔滨市终身优秀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