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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钱袋子,向来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改革”首超反腐败成为热议话题之首。
从去年开始就吸引了众多关注的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成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标志。那么,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文件出台过程中传递出的种种信号?每个人又该如何从个人角度理解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职业》杂志专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专家组成员杨宜勇,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解读被大众寄予希望的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认为方案单纯聚焦在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上是有偏差的,那些被人遗忘、少有发声的群体,更需要政府在改革中加以关注
谈到收入分配,就不得不提到基尼系数,它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0.17～0.18上升至现在的0.47左右,收入差距在扩大,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职业》: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杨宜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三分法”,即政府、居民、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近两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致情况是,政府占24%,企业占17%,居民占59%。这些统计数字包括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这一比例维持几年不变,说明它有一定理由,但又不可能百分之百合理,因为现在意见不少。
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出现混乱,比如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职业》: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和以前相比,基调有何不同?
杨宜勇:纵观这么多年党代会的报告,十三大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则进一步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了十七大就已经变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提法的变迁很容易看出,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公平问题。
《职业》:那么此次改革和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杨宜勇:这一次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关系,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
制定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做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但认为方案单纯聚焦在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上是有偏差的,那些被人遗忘、少有发声的群体,更需要政府在改革中加以关注。重点还是在“提低”,比如涵盖更多需要增加福利的人群,800万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每年100万有缺陷的儿童、7800万残疾人等;又比如最低工资标准还会调高。
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必须出台。但是最后出台的只能说是一个原则性的意见,不要寄期望于一个文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其中的各种曲折也时常见诸报端。而作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标志性文件,其出台过程正好折射出改革的矛盾纠结和阻力重重。
《职业》: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早就采取了一些举措来调节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感受却是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扩大,对于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老百姓的信心又从哪里来呢?
杨宜勇:收入分配问题得到了从上到下的关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收入分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当然,改革收入分配说了很多年,问题却不断出现,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是事实。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有难度的,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如何找准关键再切入改革也很不容易。
但是老百姓应该抱有信心。无论是十七大的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政府官员的讲话,从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到政府改革的决心很大。
《职业》:您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要取得初步成效,还需要多长时间?
杨宜勇:应该说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必须出台。但是最后出台的只能说是一个原则性的意见,不要寄期望于一个文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大,情况复杂,具体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还不好说。虽然大家都说收入分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这个共识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改革涉及全民和所有经济体,而各个利益群体对改革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想法不同,国税和地税也有矛盾,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胃口不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态度也不一致,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的立场也不一样。所以,难度很大。
《职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推动力量是什么?
杨宜勇:改革的主体是多样的,除了政府,还有企业,还有个人。比如大家说的灰色收入,医生、记者不拿红包,能做得到吗?不送红包,行不行?工人要涨工资,那自身也要付出努力,学会运用集体谈判。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垄断行业、非垄断行业,穷人、中等收入者、富人都参与其中,大家对收入分配问题都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共同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每个人要参与行动,要较真,才能有力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除了目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的客观原因外,每个微观个体思考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不只关注个体生存和利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公务员的工资、垄断企业的员工收入,夹心层、伪中产,个人所得税,灰色收入,同工不同酬……这些都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热门话题,每个老百姓每天都会或多或少地被冲击着、刺激着,有所感受,有所评论。蛋糕怎么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都各有诉求。
几乎每个人都曾抱怨过,自己干得多挣得少。杨宜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除了目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的客观原因外,每个微观个体思考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不只关注个体生存和利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职业》:现在夹心层、伪中产认为自己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压力很大,但又 “没爹疼没娘亲”,不属于社会保障、国家政策照顾的对象,这次收入分配改革会惠及他们吗?
杨宜勇:在中国,有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判断标准,虽然目前这个标准还存在很多争议。按照财政部的标准,三口之家户均年收入(税前)六万就属于中等收入,这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正好吻合,八亿从业者中那10%缴纳个税的群体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我们在国外调研的时候发现,对于自己是否是中产阶级的判断,个体主观认同比例都高于按客观标准划分的比例,但中国却正好相反。我认为这就是不知足,没有看到中国到底还有多少低收入甚至零收入者。我觉得不要把中产阶级的生活想得过于轻松浪漫,肯定都是有经济压力的。
说日子难过的,发出声音的都是强势群体,真正的弱势群体连声音都没有。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就是“限高、促中、提低”,但政策不可能扶持、照顾所有人,重在全面“提低”,中间的群体主要靠自力更生。例如要使企业职工的工资能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提高工资,改善福利,更主要的还是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每个人都应该付出努力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处境。
《职业》:灰色收入、公务员工资、同工不同酬、垄断企业高收入等一直颇受诟病,不少人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对于这些现象,在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中会有所涉及和规范吗?
杨宜勇:先说公务员工资,我们要反腐败,要高薪养廉,适当高点没什么不好,要动态、全面地看,更何况不是全国所有公务员的工资都很高。
其次,体制内体制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由来已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会涉及,可以说这一问题到2020年将会而且必须得到基本解决。在垄断行业高收入方面,这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会有相关的内容。但我认为,垄断企业不会自觉改革的,只能靠打破垄断,在收入方面才可能出现公平的局面。
灰色收入,本来就不好界定,是文学化的概念。我认为合法获得的、并且依法纳税的收入就是白色的,非法获得的或者没有依法纳税的收入就是黑色的,非黑即白,没有“灰色”的收入。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现在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觉得别人比自己拿得多,觉得别人拿的钱自己不知道的,就是灰色的、隐形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又在抬头,这对收入分配改革是不利的。
《职业》: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现在,民众普遍认为税负过高,认为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应该再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很高。这一提议会推动个人所得税方面政策的松动吗?
杨宜勇:中国现在有八亿从业者,但其中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不到10%,个税起征点还要怎么提高?个人的社会责任又在哪里?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在国外调研的时候,一位外国人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对个人纳税责任的理解,很朴素直白,却让我很受触动,他说:“富人交税,穷人才有体面和尊严,富人才安全。” 个人所得税就是劫富济贫税,全世界都一样,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功能,社会各阶层都能获得发展,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
在国外个人所得税是平民税,但在中国是精英税。所以我觉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趋势,是从精英税向平民税过渡。而国家未来在个人所得税上的政策趋向,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不调或缓调,另一方面是可能通过制度设计、具体操作,适当降低税率,或实行差别化税率,来适当减低税负。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改革的方向,比如征收模式是采用分类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每个人一定要有纳税意识。我们说收入分配改革,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企业有企业的责任,每个公民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从去年开始就吸引了众多关注的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成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标志。那么,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文件出台过程中传递出的种种信号?每个人又该如何从个人角度理解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职业》杂志专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专家组成员杨宜勇,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解读被大众寄予希望的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认为方案单纯聚焦在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上是有偏差的,那些被人遗忘、少有发声的群体,更需要政府在改革中加以关注
谈到收入分配,就不得不提到基尼系数,它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0.17～0.18上升至现在的0.47左右,收入差距在扩大,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职业》: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杨宜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三分法”,即政府、居民、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近两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致情况是,政府占24%,企业占17%,居民占59%。这些统计数字包括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这一比例维持几年不变,说明它有一定理由,但又不可能百分之百合理,因为现在意见不少。
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出现混乱,比如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职业》: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和以前相比,基调有何不同?
杨宜勇:纵观这么多年党代会的报告,十三大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则进一步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了十七大就已经变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提法的变迁很容易看出,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公平问题。
《职业》:那么此次改革和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杨宜勇:这一次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关系,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
制定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做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但认为方案单纯聚焦在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上是有偏差的,那些被人遗忘、少有发声的群体,更需要政府在改革中加以关注。重点还是在“提低”,比如涵盖更多需要增加福利的人群,800万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每年100万有缺陷的儿童、7800万残疾人等;又比如最低工资标准还会调高。
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必须出台。但是最后出台的只能说是一个原则性的意见,不要寄期望于一个文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其中的各种曲折也时常见诸报端。而作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标志性文件,其出台过程正好折射出改革的矛盾纠结和阻力重重。
《职业》: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早就采取了一些举措来调节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感受却是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扩大,对于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老百姓的信心又从哪里来呢?
杨宜勇:收入分配问题得到了从上到下的关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收入分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当然,改革收入分配说了很多年,问题却不断出现,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是事实。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有难度的,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如何找准关键再切入改革也很不容易。
但是老百姓应该抱有信心。无论是十七大的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政府官员的讲话,从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到政府改革的决心很大。
《职业》:您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要取得初步成效,还需要多长时间?
杨宜勇:应该说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必须出台。但是最后出台的只能说是一个原则性的意见,不要寄期望于一个文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大,情况复杂,具体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还不好说。虽然大家都说收入分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这个共识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改革涉及全民和所有经济体,而各个利益群体对改革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想法不同,国税和地税也有矛盾,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胃口不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态度也不一致,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的立场也不一样。所以,难度很大。
《职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推动力量是什么?
杨宜勇:改革的主体是多样的,除了政府,还有企业,还有个人。比如大家说的灰色收入,医生、记者不拿红包,能做得到吗?不送红包,行不行?工人要涨工资,那自身也要付出努力,学会运用集体谈判。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垄断行业、非垄断行业,穷人、中等收入者、富人都参与其中,大家对收入分配问题都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共同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每个人要参与行动,要较真,才能有力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除了目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的客观原因外,每个微观个体思考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不只关注个体生存和利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公务员的工资、垄断企业的员工收入,夹心层、伪中产,个人所得税,灰色收入,同工不同酬……这些都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热门话题,每个老百姓每天都会或多或少地被冲击着、刺激着,有所感受,有所评论。蛋糕怎么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都各有诉求。
几乎每个人都曾抱怨过,自己干得多挣得少。杨宜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除了目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的客观原因外,每个微观个体思考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不只关注个体生存和利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职业》:现在夹心层、伪中产认为自己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压力很大,但又 “没爹疼没娘亲”,不属于社会保障、国家政策照顾的对象,这次收入分配改革会惠及他们吗?
杨宜勇:在中国,有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判断标准,虽然目前这个标准还存在很多争议。按照财政部的标准,三口之家户均年收入(税前)六万就属于中等收入,这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正好吻合,八亿从业者中那10%缴纳个税的群体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我们在国外调研的时候发现,对于自己是否是中产阶级的判断,个体主观认同比例都高于按客观标准划分的比例,但中国却正好相反。我认为这就是不知足,没有看到中国到底还有多少低收入甚至零收入者。我觉得不要把中产阶级的生活想得过于轻松浪漫,肯定都是有经济压力的。
说日子难过的,发出声音的都是强势群体,真正的弱势群体连声音都没有。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就是“限高、促中、提低”,但政策不可能扶持、照顾所有人,重在全面“提低”,中间的群体主要靠自力更生。例如要使企业职工的工资能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提高工资,改善福利,更主要的还是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每个人都应该付出努力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处境。
《职业》:灰色收入、公务员工资、同工不同酬、垄断企业高收入等一直颇受诟病,不少人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对于这些现象,在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中会有所涉及和规范吗?
杨宜勇:先说公务员工资,我们要反腐败,要高薪养廉,适当高点没什么不好,要动态、全面地看,更何况不是全国所有公务员的工资都很高。
其次,体制内体制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由来已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会涉及,可以说这一问题到2020年将会而且必须得到基本解决。在垄断行业高收入方面,这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会有相关的内容。但我认为,垄断企业不会自觉改革的,只能靠打破垄断,在收入方面才可能出现公平的局面。
灰色收入,本来就不好界定,是文学化的概念。我认为合法获得的、并且依法纳税的收入就是白色的,非法获得的或者没有依法纳税的收入就是黑色的,非黑即白,没有“灰色”的收入。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现在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觉得别人比自己拿得多,觉得别人拿的钱自己不知道的,就是灰色的、隐形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又在抬头,这对收入分配改革是不利的。
《职业》: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现在,民众普遍认为税负过高,认为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应该再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很高。这一提议会推动个人所得税方面政策的松动吗?
杨宜勇:中国现在有八亿从业者,但其中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不到10%,个税起征点还要怎么提高?个人的社会责任又在哪里?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在国外调研的时候,一位外国人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对个人纳税责任的理解,很朴素直白,却让我很受触动,他说:“富人交税,穷人才有体面和尊严,富人才安全。” 个人所得税就是劫富济贫税,全世界都一样,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功能,社会各阶层都能获得发展,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
在国外个人所得税是平民税,但在中国是精英税。所以我觉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趋势,是从精英税向平民税过渡。而国家未来在个人所得税上的政策趋向,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不调或缓调,另一方面是可能通过制度设计、具体操作,适当降低税率,或实行差别化税率,来适当减低税负。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改革的方向,比如征收模式是采用分类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每个人一定要有纳税意识。我们说收入分配改革,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企业有企业的责任,每个公民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